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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的1972年，中美两国签署《上海公报》，中美两国结束对抗走向对话；1978年底美国进一步断绝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中美两国关系、中美两国围绕中国台湾地区之间产生的三边互动关系（以下简称“中美台”三边关系）并不平顺。美国依然深度介入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互动关系，美国继续扮演阻碍两岸中国人结束敌对关系的“破坏者”角色。祖国大陆学者论及中美关系时，总是将台湾问题视为中美关系“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美国因素是各界公认的阻挠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相比之下，美国因素对台湾当局的影响力更加显着，美台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一边倒的不对称关系（注：施正锋：《台中美三角关系》台湾前卫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在“中美台”三边关系中，台湾处于被美国支配地位，美国对台政策的走向攸关台湾的前途命运。30年后的今天，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的成长都呈现出不可遏制的趋势，笔者认为，为了使“三边关系”朝着更加建设性的、正确的方向发展，两岸中国人和美国方面都必须重新反思以下五大问题：第一，如何辩证解读美国因素对两岸关系互动的重要性？第二，如何全面评估“中美台”三边互利的利益结构？第三，如何正确看待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第四，如何准确认识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底线”？第五，如何从发展的眼光评估“中美台”三边关系的未来？
　　　　一、美国因素重要性再解读
　　在“中美台”三边关系中，美国因素对两岸关系互动的影响力之大不言自明。1950年，美国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中国统一进程受到严重影响；1995-1996年间美国再次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台湾周边水域，严重干扰中国政府的“反分裂、反台独”斗争。但笔者所要指出的是，美方的介入只能暂时阻挠两岸统一进程，美国因素无法根本解决两岸之间的问题。笔者认为，两岸学术界和舆论界都存在过度夸大美国因素影响力的现象，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相对于敌对中的两岸双方来说，美国因素只是一种外部因素；根据马克思主义内因与外因相互关系的原理，外部因素只能透过内因起作用，如果两岸双方能够自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美国因素就很难产生作用。也就是说，两岸双方关系越紧张，美国因素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反之，两岸关系越是缓和，美国因素的影响力就越小。无论从历史、法理还是政治现实来说，两岸敌对关系的解决是两岸中国人之间的内部事务，而美国因素在两岸关系互动过程中只是居于外在的、次要的地位。台湾作为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不容分割，外力因素可能延缓两岸问题的解决时程，却难以从根本上撼动中国人民维护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因此，两岸中国人自身的意志和努力才是两岸关系互动的决定性力量，不能盲目夸大美国因素的影响。
　　美国因素之所以显得特别重要，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两岸双方没能建立最基本的政治共识，缺少制度规范的两岸关系存在极大的“外部性”，双方无法降低成本进行有效的谈判“交易”，这就使得少数美国利益集团有可能利用居于强权地位的美国因素获取不当的超值利益，两岸双方也不得不长期向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支付庞大的交易成本。但是，对于美国方面来说，这种个别的不当利益的获取也必然会损及美国与两岸中国人之间的整体利益，两岸中国人早日实现政治关系制度化才能实现美国的最大利益。对“中美台”三边关系中美国的角色定位，一些美国学者似乎更清醒：“北京与台北的关系仍居关键。如果双方之间不存在一个彼此过得去的过渡协议，势必很难维持台海的长久和平与安全，这样看来，传统的预防外交似乎比较插不上手，主要得看两岸领导人能不能明智而务实的彼此沟通。台海问题当然也不是美国能够或应该解决的‘问题’。”（注：美国兰德公司国际政策组资深研究员波瑞克＜Jonathan,Pollack＞：《台北、北京、华府应速寻求新平衡点》，台湾《中国时报》译文，1996年8月31日。）在过去的30年里，少数美国利益团体以所谓的“和平稳定”为借口，大肆干涉中国内政，大大延缓了两岸敌对关系的和解进程，这已经给“中美台”三边关系造成严重破坏，两岸中国人和美国社会都应引以为戒。
　　　　二、“中美台”三边关系再评估
　　“中美台”三方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赖的利益关系，30年来，三方之间的利益冲突虽然未见缓和，但利益依赖关系却在明显加深之中。美国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存在广泛而重大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商业利益、军事利益以及政治利益等多方面。美国不仅对两岸消费市场的兴趣很高，而且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价格低廉的日用品、高科技企业的零部件采购都相当依赖两岸中国人的劳动。中国大陆对美国资金、高科技以及消费市场的依存，台湾对美国的军品采购、高科技及消费市场的依存度都相当高。至于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政治、军事等利害关系联结更是剪不断，理还乱。在三边关系中，两岸民间关系的成长速度远远高出其他任何两边关系，而另两边关系中的中美关系成长也大幅超过美台关系的成长，美台关系成长早已进入“高原期”，美台关系是三边关系中最疲弱的一组。
　　在美台利益联结方面。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的观察值得重视。黎安友曾指出：“美国在台湾的利益是相当大，但此种利益尚不足以说是不能取代的。美国在台湾的利益有几方面，主要是经济方面，而且利益相当大。经济上台湾从美国的进口两倍于中国大陆从美国的进口，是美国的第七大贸易对象，尤其是军售。另外是文化交流上的利益，这比较抽象，但确实存在，台湾在大中国文化领域中，代表资本主义发展可能性的角色。第三是战略方面的利益，在南中国海域，为美国军队提供各种方面的利益。而且如果台湾问题并未能和平解决，而是以武力收场，这将影响及美国承诺的可信度，并且对日本和菲律宾造成冲击。但美国不希望因台湾而妨碍与大陆的关系。而且事实上，台湾在潜在上还是可能提供基地供美国使用的。我认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美国而言，绝非口号，而是具有实际的利益。美国在台湾具有重大利益，如果此一问题能和平解决，则这许多利益将可以保持。而且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利益。”（注：北京市台湾事务办公室等编：《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237页。）
　　黎安友分析的是90年代中期的三方利益结构状况，今天中美之间的利益联结已有大幅提升。相较于在台湾的利益，或许一时的数据并不足以说明美国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中美间利益联结的重要性更应该从双方快速增长的经济关系中去体会。资料显示，1994年中国对美出口就已占总出口的四分之一，2000年更达到40%；2000年中国对美出超达840亿美元以上，已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逆差国，这说明目前美国已是中国数一数二的贸易伙伴。而且中国也已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总额已超过600亿美元，中国大陆庞大的人口数量更是维持美国经济长久繁荣巨大的潜在市场。相对地，美国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存在已远逊于美国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利益，目前美台间的利益联结更突出地表现在文化价值以及军事战略考虑层面。
　　美国在台湾的利益与在中国大陆利益是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原因在于两岸敌对关系的持续。美台间的利益关系之所以没有随着经济利益关系的弱化而弱化，则是因为美国与中国大陆之间公开的政治歧见、潜在的军事对抗还很突出。在这两组的冲突结构中，台湾为了对抗中国大陆不惜牺牲经济利益，甚至在政治上被美国当筹码用，美国为了制衡中国大陆也自然不会轻易放弃台湾这张牌。在三边利益关系中，虽然中国大陆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但台湾与美国的利益联结也是三组关系中最脆弱的一组，台湾的命运也因此注定，台湾仅仅是别人手里的一张牌。
　　我们要注意的是，美国与两岸间的利益关系辩证性并非一成不变，此一利害辩证关系的解读者是美国。笔者认为，美国方面对于两岸各自的政治利益没有兴趣，美国的最终目标是使其整体利益要求最大化——美国希望的是鱼与熊掌兼得，这就是美国人一再强调两岸问题和平解决的真正原因。对于美国来说，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在于将整体中国纳入美国的利益和价值体系中，美台关系必须为美中关系服务，为了美国在整体中国的利益，美台间的局部利益是可以被忽略的。正如史文所说的：“我不认为美国可以或应该给予台湾任何明显的安全保证。在当前这种中国大陆的地位与台湾的情势下，我看不出给予台湾这安全保证的价值。”（注：记者孙扬明专访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史文，台湾《联合报》1996年11月4日第9版。）在三边不对称的利益结构下，美国曾经多次牺牲“台湾的利益”，再牺牲一次也不足为奇。
　　　　三、中美关系大局再思考
　　中美两国同为国际社会主要成员，共同利益是主要的、全局性的；矛盾冲突是次要的、局部性的。台湾问题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的、核心的问题，应归咎于历史原因造成的错误的认知、情感和意识形态对抗，以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干扰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策略是“一叶障目，不识泰山”的短视行为。
　　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社会长期存在对海峡两岸两个中国人政权错误的政治认知和政治偏好，加上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特别是台湾问题近乎无知的了解（既有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台湾在哪里，大多数美国人不知李登辉是谁，更不知陈水扁是谁……），美国民间社会至今存在一股不容忽视的反华势力，他们热衷于“以台制华”政策。美国政界、学界一些人不仅暗中支持“台湾独立”，甚至公开要求中国政府改变主权观念。如前美国驻北京大使李洁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仍抱持18世纪过时的主权观念。“美国企业研究所”(AIE)中国部主任罗宾逊也认为“中共也应对主权观念重作界定”（注：《美国与中共均应节制其对台政策》，台湾《中国时报》1993年1月16日。）。这些人的观点并没有什么说服力，不仅其他国家接受不了，连他们的美国同胞也会嗤之以鼻。摩根索在他的《国际纵横策论》一书中写道：“主权可分的信念是政治现实与政治偏好之间这种矛盾的思想表现。主权可分论不仅使逻辑上证明不能并存的事物——放弃主权同时又保留主权——在思想上有可能调和起来，而且使现代文明条件下经验证明不可调和的事物——国家主权与国际秩序——在思想上有可能调和起来。为了维护和平而放弃‘部分国家主权’的劝告，远非表达一种理论上的真理或反映政治经验的实在性，等于劝告人们闭上双眼去做吃掉蛋糕而仍保存蛋糕的两全其美的好梦。”（注：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卢华明等译，上海序译文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09页。）
　　更有欺骗性的观点是一些妖魔化中国的言论，他们把中国的成长视作对美国的重大威胁。若干年后，或许中国的防卫力量会有明显增强，但这些力量可能仅止于应对吓阻外来侵略上的需求而已。实际上，中国与美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相当大，根据《解放军报》2002年7月10日题为《综合国力评估系统（第一期工程）研究报告》的分析报告，“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大约等于美国的四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国力远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资料显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要动员他的盟国来对付中国仍是轻而易举的事。1991年11月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在《外交事务季刊》中提出了针对中国的“扇形战略论”：以双边军事盟约为基础的扇形安全体系，包括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向美国提供后勤与港湾设施支持的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笔者认为，即便中美两国综合国力旗鼓相当，中国人也不会非理性地与美国打个你死我活。何况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也不可能对美国构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奈伊1995年12月12日在华盛顿亚洲协会的讲话中公开表示：“美国基于本身的强大和泱泱风范，对中国的兴起无需反应过度。我们在‘沙漠风暴’军事行动中的胜利，证明美国在传统军事能力上无与伦比。尽管中国的军费增长快速，经济亦一日千里，但中国要对美国构成威胁，还早得很。”
　　我们必须从发展的眼光看中美关系，冲突只会造成两败俱伤，合作才能共存共荣。过去的30年，中美两国虽然在台湾问题上风波不断，但双方的关系并没有越走越远，反而变得越来越难分难舍。这说明台湾问题虽然成为影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但并非两国互动关系之本质；两国之间包涵经济的、文化的、安全的关系在内的整体利益联结才是两国关系之主轴。以中国现在的开放和发展速度，未来的30年，经济循环将更进一步把中美两国联成一体，政治与社会的差距将变得微不足道，到那时，即使还有些人想制造对立也对立不起来，伤了中国也就伤了美国自身。30年后，作为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的合作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和谐，两国人民因此将受惠无穷。有学者说：“在一个相互依存逐渐加深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作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中美都有必要和责任为稳定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作出努力，并使其自身从中获取根本利益。”（注：奈伊1995年12月12日在华盛顿亚洲协会上的讲话。）
　　随着中美两国民间关系和政治沟通的日益密切，中美两国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必将缩小，中美两国势将形成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少数美国人对中国的政治偏向也会改变。中国人基本上是一个相当温和、善于学习的民族，在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下，中国不必去挑战美国的超强地位，中国人只希望在本国尊严与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与美国合作，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冷战已经结束十多年，意识形态的差异己越来越不重要，未来30年，美国文化的精华将更多地透过大批中国留学生为中国大陆所吸引，中国文化的价值也将随着中国的繁荣昌盛而为更多美国人所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过去的意识形态已崩溃，而为新的宗教与种族问题所取代，不管在亚洲、非洲所发生的内战，无一不是与这些问题有关，共产主义问题反而已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注：沈丁立：《迈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文见《美国问题研究》第一辑，时事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6页。）中国大陆的政治模式对美国不具任何威胁，“9·11事件”的发生已生动地证明这样的判断。一旦中美两国政治上的歧见得以化解，美国政府“以台制华”的策略也将成为多余，台湾作为中美关系核心问题的历史也将终结，两岸和解的外部条件将因此完全成熟。
　　　　四、美国对台政策及其底线再认识
　　维持海峡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是美国的最大利益，美国的官方政策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但不愿意对两岸政治关系的未来表明立场。30年来，尽管风波不断，但美国台海政策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美国的政策立场越来越明晰：美国既反对中国大陆以武力方式改变两岸关系现状，也反对台湾以宣布“法理独立”的方式改变现状。中国政府虽然不能接受美国所谓“维持现状”的政策，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会无视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对于与海峡两岸都存在密切利益关系的美国来说，两岸任何一方的突袭行动都必然波及美国利益。从美方政界和学界代表性人士的历次讲话可以发现，美国对两岸未来政治关系的结果没有定见，美国要的是她所单方面认定的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秩序”，如果改变两岸现状的过程危及美国的“和平与秩序”，美国必然要以某种方式表示他们的关切。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底线是维持海峡两岸“和平稳定”的所谓现状，而且这一立场和态度几十年来没有明显变化。早在50年代，国民党当局还有心“反攻大陆”时期，美国就已经形成这样的政策立场。1951年4月30日，美国远东军司令李奇微将军在写给远东海军司令的指示信中写到：“应保证福摩萨（即台湾——作者注）不被中国国民党作为反攻中国大陆之基地。”（注：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施伯乐演说全文，台湾《中国时报》1993年3月18日第6版。）“总统在台湾问题上还不想超越保护者的角色，他还不愿以武力帮助蒋介石实现‘解放’大陆的宏愿。”（注：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76页。）1958年8月两岸发生“8·23炮战”，10月下旬，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台北与蒋介石进行会谈，杜勒斯向蒋介石指出：分裂的德国、韩国、越南均放弃以武力达成统一，“中华民国”是唯一的例外。美国舆论认为蒋介石的这种做法会把美国拖进战争，甚至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注：I·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68页。）
　　美国政府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体现在中美两国的“三项公报”中，同时也体现在美国政治领袖的相关讲话中。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上，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1978年12月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前，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深信，台湾人民将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在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中，美方表示：“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9月30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中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1997年3月30日，美国众院议长金里奇在上海与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会晤时声称：如果中国攻击台湾，美国将会保卫台湾。“我们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不应该对台湾采取军事强制手段”。4月2日，金里奇在台北表示：“万一北京企图以武力或恫吓方式使台湾与大陆统一，美国将使用一切必要方式加以阻止，而明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台湾表达此立场是很重要的事。”现任美国总统布什上台以来，也曾经多次表明美国“防卫台湾”的立场。美国方面为了表达“防卫台湾”的决心，也曾经在1996年的“台海危机”期间派遣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水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台湾未来前途问题上的底线是“和平解决”：美国不反对两岸统一，但统一的方式必须是和平的；台湾可以以某种方式维持“事实独立”的状态，但不得宣布“法理独立”。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史卡拉皮诺(R·A·Scalapino)曾表示：“无论如何，我看不出任何迹象显示克林顿政府将会支持台湾从事实独立的国家进展到法理上独立的国家。”（注：傅建中：《还叶公超以清白》，参见台湾《中国时报》，1997年3月2日第4版。）1993年1月14日“美国企业研究所”(AlE)的研究报告也认为：美国必须谨慎不去鼓励台北走向“正式宣布独立”之途，因为那将带来灾难，亦即由于北京必将采取军事行动之故。就连向来比较同情台湾的美国国会也在1996年3月通过的所谓“协防台湾”的决议案中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专家高立夫（约翰·霍普金斯学院）、华尔中（布朗大学）、康培庄（东亚研究院）、恒安石（前驻华大使）、鲍大可（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中心）、何汉理（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李侃如（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等人曾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向“台独”活动人士转达美国不支持台湾寻求法理独立的立场。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近期关于美国反对“台独”的讲话，以及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麦考马克有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态，都一再确认美国在此问题上的底线。
　　　　五、“中美台”三边关系的前景
　　在两岸互动过程中，美国因素对两岸双方的政策作为都有相当大的牵制或影响力。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与美国建立和谐友好关系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指标，但美国因素无疑也是阻挠中国统一的最大外部障碍；对于台湾方面来说，美国因素是台湾当局抗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武力统一的保护伞，与此同时美国“反对台独”的警告也让台湾当局不得不有所收敛。现阶段美国可能的军事介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最头疼的干扰因素，美国这种强力介入中国人内部事务的姿态势将延续两岸敌对关系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中国人的苦难对于部分美国人来说却是他们向两岸双方进行“强权寻租”或政治勒索的最佳条件。这些美国人了解台湾当局急于拓展国际空间、且在安全上有求于美国的心理，因此在军售、经贸利益上对台湾当局巧取豪夺，台湾方面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当一位台湾的“立法委员”向某美方人员质问F16战机交易过程中美方提出的种种条件的合理性时，这位美方人士竟然答道：不能只看表面的条件，这项交易至少已经突破当初中美上海公报的精神。90年代以来，部分美国人在利用海峡两岸敌对关系方面更是“尽情挥洒”，他们在台美知识产权谈判、开放农产品进口等问题上占尽优势，台湾方面对美方要求几近照单全收。“当在座委员对有关禁止真品平行输入或是开放农产品进口问题表示反对意见时，AlT官员曾经以一种‘谆谆善诱’的语气对委员说：‘看问题要有前瞻性，难道你们不希望加入GATT吗？你们不希望台湾能有独立的国格吗？’”（注：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施伯乐演说全文，台湾《中国时报》1993年3月18日第6版。）
　　正因为美国国内有一些利益集团需要利用两岸紧张和对立寻求超额利润，未来的两岸互动仍难免美国因素的介入，而且这些干扰性介入往往出现在两岸政治互动最关键的时刻。1993年两岸“汪辜会谈”前后，1995年5月唐树备访台的时候，1996年春“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方面都出台了一些介入两岸关系互动的政策作为。近期以来，两岸“三通热”再起，美国国内一些别有用心人士适时推出了所谓的《中国军事力量评估报告》，企图以此激化、强化两岸敌对气氛。
　　整体来看，美国对华政策的摆动都有一定的极限性，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趋势仍将朝有利于两岸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美国对台政策最终必须服务于美国在整体中国的利益要求。美国政界及商界存在所谓“亲中”、“亲台”两大利益集团，这两个利益集团为了各自局部利益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分别施加影响，这是造成美国对华政策摇摆动荡的重要原因。相对来说，美国国务院、美国的经贸部门官员对中美关系大局是比较理性的，他们对少数利益集团的短视作为保持高度戒备。“作为美国最高外交机构，国务院最讨厌外人告诉他们外交政策应该如何执行，而他们最忌惮的‘外人’就是国会。国务院认为他们今后‘应当护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防止美国的重大利益因台湾的游说而有所损失’”。（注：《美国亚太政策动向，立委关切》，参见台湾《联合报》1993年3月29日第4版）美国国内多元化的利益结构、美国的政党轮替也都是造成美国对华政策摆动的重要原因，但这些因素都是暂时性的，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基本框架影响有限。即使美国新总统上任初期一段时间内会出现“荒腔走板”的演出，但用不了多久往往都会回到发展中美关系的正轨上来。美国前国务次卿哈比比曾对何汉理说：“美国每一个新政府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总要到四年任期的后半才会出现。每一个新政府的前一半总要去试些新东西，通常，这些都行不通；然后，他们才再回传统的老路子来。”（注：费浩伟，台湾《中国时报》1995年6月2日第9版。）在各种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当中，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选择，在此意义上，快速成长的中美利益联结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美国在台湾有很大的利益存在，但相比于近千亿美元的贸易总量，几十亿美元的对台军火超值贸易撼动不了中美关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卜睿哲曾经把中美经济合作喻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物’。他认为，正是这个压舱物使得中美关系的大船历经30年的风雨，而没有大幅度地偏离航向。”（注：专访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台湾《联合报》1996年11月3日第9版。）
　　从中国大陆现阶段的对台战略安排来看，台湾问题虽然重要，但中美关系更是大局，两岸互动关系必须服从于中美两国关系这一主轴。在三边关系格局上，美台关系的位阶低于两岸关系，更低于中美关系，台湾的实力和政治地位决定了他只能在“中美台”三边关系中充当配角。从原则上说美国倾向于维持台湾海峡的均势，但是，美国人最终不会僵化和孤立地看待这一局部性均势，而是根据三方力量的消长、根据国际均势的变动修正他们对均势的理解。“维持现状政策的目的，在于维持一个特定历史时刻所存在的强权分配状况。这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政策必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任何变更。它不反对变更本身，而是反对任何将等于根本把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的强权关系颠倒过来的变更，例如使A国从一流国家降为二流国家，而使B国上升到A国先前所处的显赫地位。然而，强权分配的小调整并不改变有关国家的相对强权地位，因而是和维持现状的政策完全相容的。”（注：韦弦：《谈中美关系的几大悬疑》，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转引自“凤凰网”2002年6月22日。）美国因素对两岸双方的利弊影响最终取决于两岸综合实力的较量，1949年新中国政府成立前后，美国就曾经有过放弃国民党旧政府的计划。到了70年代初，当中国大陆的综合实力已大到无法继续忽视时，以反共急先锋着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主动登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改善两国关系；1979年元旦前夕，美国人更是毅然决然地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这一政策调整使台湾当局不少人如丧考妣。笔者相信，只要时机和条件成熟，美国就必须接受中国最终完成统一的现实。
　　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中美之间透过耐心的沟通、对话完全可以在台湾问题上找到共识。从90年代以来的两岸互动情形来看，挑战“中美上海公报”载明的一个中国原则、急于改变现状的并非中国大陆而是台湾方面，其结果虽然给中美关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台湾方面受伤更重。美国在外交上的政策选择最终是基于国际政治现实，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大陆综合实力，尤其是经济力量的快速成长，一个统一的、负责任的中国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中国政府必须继续以最大的耐心说服美国政府，继续对台军售，甚至以军事介入方式干扰两岸关系无助于海峡的和平统一，只会助长“台独”冒险行动，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笔者相信，随着两岸融合进程给“中美台”三方带来的利益极大化，会有更多美国人支持这样的观点：“和平统一对美国也有一个莫大的好处：消除此一战争爆发点将大幅减少中美摩擦及意外冲突的危险。”本着这样的目的，中国政府也必将以自身的实力，越来越成功地向美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以进一步在国际社会确立“一个中国原则”，抑制不负责任的“台独”分裂行动。笔者奉劝台湾当局：放弃不切实际的“台独”分裂立场，回过头来与中国大陆寻求两岸共同发展的政治框架，建立两岸均能接受的制度框架，这才是摆脱少数美国利益集团政治勒索，顺应中美关系发展潮流，维护台湾民众长远利益的最佳选择。
台湾研究集刊厦门41～48D6中国外交刘国深20032003中美《上海公报》签署30年来，“中美台”三边关系互动的曲折历程留给人们许多有待深入反思的问题。作者认为：第一，不能盲目夸大美国因素对两岸关系互动的影响力，两岸中国人的意志才是两岸关系互动的决定性力量；第二，“中美台”三边关系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美台关系必须服从于中美关系及两岸关系的利益要求；第三，中美对抗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随着中美共同利益的深化，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歧见将趋于淡化；第四，“反对台湾独立，反对武力解决”，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是当前美国对台政策的“底线”；第五，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寻求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政治基础是台湾民众利益之归宿。两岸关系/互动/美国因素刘国深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作者：台湾研究集刊厦门41～48D6中国外交刘国深20032003中美《上海公报》签署30年来，“中美台”三边关系互动的曲折历程留给人们许多有待深入反思的问题。作者认为：第一，不能盲目夸大美国因素对两岸关系互动的影响力，两岸中国人的意志才是两岸关系互动的决定性力量；第二，“中美台”三边关系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美台关系必须服从于中美关系及两岸关系的利益要求；第三，中美对抗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随着中美共同利益的深化，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歧见将趋于淡化；第四，“反对台湾独立，反对武力解决”，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是当前美国对台政策的“底线”；第五，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寻求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政治基础是台湾民众利益之归宿。两岸关系/互动/美国因素

网载 2013-09-10 20: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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