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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12-0082-09
　　本文的东北亚地区，主要是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从西方战略概念上来讲，一般把台湾地区也视为东北亚的一个组成成员[1]。东北亚区域合作问题尽管早已提出，但实际进展却比较缓慢。在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诸多因素中，美国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虽然美国并不是东北亚国家，但由于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巨大的经济潜力，美国一直利用其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的力量对该地区的国家施加影响，一些国家成为受美国控制的盟友，另一些国家则与美国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态度和立场直接制约着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进程。如果不排除或规避这些因素，化解或缓和美国的影响，东北亚区域整体性合作将难有重大的实质性的进展。
　　一、从美国东亚战略的演进看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东北亚地区始终是其战略核心的地区之一，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列举了美国实施其全球战略必须面对欧亚大陆的5个“地缘战略棋手”，其中有两个在东北亚地区，即中国和俄罗斯。5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中，有一个在东北亚地区，即韩国。而日本则早已是美国在欧亚大陆东端的最忠实的盟友。尽管从美国现有的外交和安全文件中来看，美国没有或很少直接使用“东北亚”这个词汇，而更多使用的是“亚太”、“东亚”等字样，但从内容上看，“东亚”战略的核心就在东北亚，而“亚太”的范围则要比“东亚”广泛得多[2]。因此，本文所称的美国“东亚战略”，其实质就是指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层面的战略、政策及措施。
　　在冷战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有二：第一是遏制苏联及“共产主义”的全球“扩张”；第二是确保石油安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由于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保持稳定，因此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战略的内容也基本保持稳定。欧洲和中东一直是美国地缘战略的核心，而当时的东北亚则是处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的辅助地位（或称作战略边缘地带）。长期以来，美国的东亚战略一直是“现实主义”的稳步推进战略，其中出现的退让或是激进要么是对苏联压力的一种直接的反应，要么就是对欧洲和中东地区形势在战略上的策应。20世纪60年代的为保障石油交通线的安全而进行的越南战争、70年代尼克松总统为借助中国的力量抗衡苏联而做出的“断交”、“撤军”、“废约”的对台三原则都是这一战略的直接表现。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战略进入了调整期。原有威胁的改变和对立面的消失使得美国大战略的指导思想、地缘战略的重心和战略目标、外交布局和策略手段等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东亚地区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美国全球战略的东移。笔者将先从时间的维度来考察冷战后出现的这种变化。
　　1.“世界新秩序”战略[3]
　　1991年由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后文称布什）提出并强调：“政治和经济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健康发展的稳定而安全的新世界秩序”[3]。对东亚而言主要包括：(1)强调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中心地位。(2)减少海外所承担的义务，主要内容是承认朝鲜半岛的现状，缓和南北局势，减少驻韩美军人数。(3)认识自身地位的相对衰落，在东亚战略甚至是亚洲安全上更加借重于日本的力量，尤其是日本的经济力量①。
　　2.“有选择介入”战略[4]
　　1992年3月，比尔·克林顿总统将经济安全、军事实力和促进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其中又把振兴经济、扩大外贸、拓展国际市场作为施政的重点和内外政策的核心。主要采取“东攻西守”的方针，在欧洲静观待变，采取有限介入和有选择介入的方针，同时积极向东北亚倾斜，把对日关系放在美国东亚政策的首位。
　　3.“扩展战略”[5]
　　美国在“有选择战略”实施中遭遇了重重困难，1993年5月，美国正式推行所谓的“扩展战略”，战略的重心仍向亚太倾斜。对于东北亚而言，主要包括：正式放弃对华政策的模糊地位，加强对日关系，与日本联手制衡中国，中国成为美国的“未来十五年的战略性竞争对手”；继续维持朝鲜半岛的现状，放任韩国的统一政策。
　　4.再次重申“有选择介入”战略[6]
　　随着美国在亚太目标的受阻和欧洲盟国离心力的增强，1994年，随着克林顿总统三次对西欧盟国的访问，美国开始减缓外交向亚太倾斜的力度，将战略的钟摆摆向欧洲。在东北亚，随着美国进一步加强APEC作用的进程受阻以及美国“太平洋共同体”的计划遭到抵制，美国的东亚战略进入了后冷战时期难得的平静期。
　　5.新《东亚战略》报告[7]
　　1995年，为了应付朝核危机和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导弹试射，美国的战略重心又开始向东北亚地区偏移，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东亚战略》报告，主要内容是：(1)强化美、日安全保障同盟体系，强调对日关系是美国亚洲外交安全战略的关键，确保美、日贸易摩擦不对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产生不利影响。(2)介入韩、朝统一，加强在韩军事存在。(3)强调亚太多边安全对话是辅助性的，不能取代和削弱双边安全同盟。(4)确保中国不进行核扩散，减弱在特定地区问题上的独断专行，改善人权，增加军事透明度。
　　6.混合战略[8]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日本不负责任的表现和中国勇于承担责任的大国形象的确立，1997年的美国开始在东北亚地区实施所谓的混合战略，即：一方面采用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的观点，对华实施“全面接触”；另一方面奉行基辛格所重视的均势理论（平衡战略），努力使中、日两国的力量均衡。在军事安全上，加强同日本之间的同盟关系，以牵制中国的崛起；同时，又通过加强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关系，迫使日本对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
　　7.“单极”战略[9]
　　1997年末，为确保全球战略优势，克林顿政府加紧实施以加强美国经济安全和军事实力为基础，并以“领导、参与和扩展”为核心内容的“单极”战略。相继出台了《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东亚安全战略报告》等纲领性文件。主要内容包括：(1)明确提出把中、俄视为未来可能会对美国霸权地位挑战的“潜在对手”。(2)推动日本通过《日美防卫新指针》，支持日本在亚太地区安全体系中发挥更多的作用。(3)对华政策从“全面接触”后退，转而推行较为保守的“有限接触”，压迫中国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取消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将中国更紧密的融入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4)把南沙问题视为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之一，增强对台军售、密切美台军事关系，竭力拉拢印度，使之成为抗衡中国、俄罗斯的战略力量。
　　8.“单边主义”战略[10]
　　乔治·W.布什（后文称小布什）总统上台后，为改变自己弱势总统的形象，一方面不能完全抛弃民主党的外交遗产，另一方面又要凸显共和党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优势，制定了以“现实主义”理论为核心的“单边主义”战略。在东北亚地区，一方面美国致力于进一步加强美日安保同盟，共同实施TMD建设，并妄图囊括台湾地区；另一方面，利用政治、贸易、军事等一切手段来钳制中国的崛起，确保台海均势，还公然把朝鲜等国列为“无赖国家”和“邪恶轴心”，并威胁使用武力，加之中美在贸易领域的摩擦日甚，美国的东亚战略更加趋于强硬。
　　9.“新保守主义”战略[11]
　　“9·11事件”改变了小布什总统的外交路线，反恐成为美国头等重大的任务，安全战略的核心也从全球关键利益地区的安全转变成国内的绝对安全。在外交战略中，放弃意识形态和“潜在对手”的划线标准，转而以反恐为标准划线，把中亚和中东地区列为美国全球安全的关键地带。而在东北亚地区，因为反恐战争的需要，为借助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力量，开始执行后冷战时期最为平和的政策。第一，谋求对华缓和，放松对中国庞大贸易顺差的关注，对台独、藏独势力实施压制，把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来看待；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同盟，突出同盟的进攻性，借助日本的力量来对抗东亚地区的伊斯兰的极端势力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第三，谋求俄罗斯在中亚反恐战争的支持，对车臣问题的态度缓和，不干预西伯利亚石油管道的设置；第四，放弃对朝的强硬政策和武力威胁，转而采用政治解决，举行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
　　10.“新帝国”战略[12]
　　随着反恐战争的深入，小布什开始进入国际战略的中期调整阶段，美国进入了“新帝国主义”战略时期。所谓“新帝国”战略，是指利用美国冷战以后政治、经济、军事最好的历史时期，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寻求美国的最大利益，维护美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在东北亚地区，这一战略的核心内容是控制“广阔的弧形不稳定区域”，并应对“拥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大国”的挑战。具体表现包括：第一，对华政策重趋强硬，以汇率、纺织品和知识产权等经济问题为核心向中国施压；第二，抛出“南海地位未定论”，明确介入南海纠纷；第三，加强日美和韩美安保体系，增强驻日美军的装备和兵力；第四，介入台海问题，并在东南亚地区推广“无障碍进入”的菲律宾模式。
　　11.“为应对共同挑战而合作”战略[13]
　　2005年2月，小布什为了修补伊战给传统盟国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减轻美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的压力，提议并倡导这个旨在以合作来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和挑战的新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向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盟国提供援助，尤其是军事装备援助，以保证其在支持美国行动时的行动力和协同力；第二，向盟国开放其政策讨论和制订过程，倾听盟国对于美国未来安全、政治和军事战略的意见，努力做到美国利益与盟国利益的兼容性和一致性。具体到东北亚地区，表现为2005年以来，美国对日军售出现明显增长，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相关决策人员频繁访问日本，以及在美军冲绳基地调整过程中开出的260亿美元的大单，极有可能会向日本保留驻冲绳基地的大量尖端武器。与此同时，美国对华接触频繁，在重要的国际问题、战略性产业乃至航空技术等方面与中国展开合作，表现出和解和相融的一面。
　　12.“反伊斯兰法西斯”战略[14]
　　这一战略是由小布什在2006年“9·11”五周年前夕所阐明和引发的，从目前来看，尚处于构想阶段，没有形成有针对性和成系统性的战略措施，其主要构想包括：(1)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对抗“基地组织”及其追随者。(2)反恐阵营的非中间路线。(3)美国将提出一个大胆的、新的“自由纲领”，以战胜这些“邪恶的意识形态敌人”。这个“自由纲领”将得到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自由力量”的支持。在这种战略的指导下，笔者预测的美国东亚战略的内容可能是：(1)继续谋求对华的战略缓和，对台独和疆独势力的支持减弱，强调在处理“朝核问题”时的“克制”，对日本东亚外交政策开始重视并给予批评。(2)继续巩固美日、美韩同盟，加强东亚地区美军的装备质量。(3)由美国的忠实盟友以色列来代替美国处理东亚的一些敏感事务和问题②，一方面转移以色列对中东问题的注意力，另一方面缓和美国与东亚区域大国间的利益冲突。
　　我们把上面历数的各个时期进行归纳，从中可以更直观地看到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东亚战略的一般特点和规律，尽管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北亚地区的定位和政策尚未成形，内容多变，但其中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共同点：(1)日本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首要战略伙伴，美国与东北亚地区的非盟国战略都是依赖美—日—中、美—日—俄这样一种形式来构建，从而确保对华和对俄力量上的优势。(2)中国是美国最看重的东北亚力量，既是伙伴也是对手，既倚重又遏制。(3)朝鲜半岛、台湾海峡的局势维持现状最为有利，既可以形成“安全困境”③(Security dilemma)，以牢牢地拖住日、韩，使之留在美国联盟的阵营中，又可以掣肘中国，使之难以在亚太区域和全球事务中与美国直接对抗。(4)石油安全一直是美国东亚战略的一条看不见的主线，只要危及到这一主线，美国便不惜采用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手段来进行干预和保证。而从未来的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层面来看，尽管美国对东北亚区域合作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战略规划，但实际上，美国东亚政策中的共同点已经概括了美国对东北亚合作的基本政策框架，即未来的东北亚区域合作：①不能削弱日本的核心地位；②区域内要有对中国进行制约的力量；③确保朝韩问题和台湾问题的现状；④不涉及石油安全，尤其中国要搁置南沙问题。
　　二、美国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因素
　　美国为贯彻实施其全球战略，无疑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以便对其战略指向地区施加影响。一般说来，这种影响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即文化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安全因素。而在不同地区或不同的时期则有不同的影响因素的组合。与针对欧洲盟国的重视共同价值观取向的战略不同，在美国对东北亚的影响因素中，更加偏重的是硬力量因素的支配和主导作用，而软力量（如文化因素）则处于次要和辅助的地位。
　　1.文化因素
　　在美国的东北亚战略体系中，文化一直被看作是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安全因素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15]，因此，美国的文化影响力并不会左右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方向，只会对具体进程产生推进或是阻碍的影响。美国的文化可以分为两个组成部分：第一是传统文化，即美国文化的基督教文明的属性；第二是当代文化，即美国文化的资产阶级文明属性。在美国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这两部分文化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力。从美国传统文化来看，基督教文明起源于地中海沿岸的希腊和罗马，而希腊文明是讲究协作主义的，希腊最初是由一些城邦国家组成的松散体系，根据《荷马史诗》对特洛伊战争的描述，当面临外部文明（波斯帝国）的入侵时，希腊各城邦国家能够通过必要的条约和协定迅速的形成同盟，共同履行责任和义务，并以弱胜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从美国自身文化发展的进程来看，协作和同盟也一直是美国文化的主题，不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国组织还是冷战时期的北约直至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构建都蕴含着这一文化的影响。美国的当代文化是资产阶级文明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渗透着浓郁的美利坚精神，其核心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思维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浪漫理想。从美国文化的内容来看，不论是传统文化还是当代文化都没有对国与国之间的协作与联合的排斥性。而且，从东北亚核心国家的文化传统来看，同属儒家伦理文明的范畴，其既与基督教文明存在相和谐的一面，又保有自身迥异于基督教文明的独立性，因此，除非美国的价值观已经完全融入东北亚国家民族文化的内涵，否则其影响力就只能是间接的、有限的。
　　2.经济因素
　　经济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基石，美国是第一经济大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资本大国，通过商品和资本的纽带，美国的经济影响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北亚国家自然不能超然于美国的经济影响力之外。经济因素影响力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部分：贸易、投资、经济形态（结构）、多边经济协调能力。从美国与东北亚的经济关系来看，美国对于东北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举足轻重。
　　(1)贸易。贸易是商品流通超越国界的一种结果，贸易的影响通过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而传递到其每一个贸易伙伴，从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国家的贸易条件、国际分工的地位、国内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根据表1提供的相关信息来看，在总量上，美国与东北亚国家间尤其是中、日、韩成员间的贸易规模非常庞大，而且东北亚国家对美贸易几乎都存在巨额顺差；从双方商品的结构上看，美国与日、韩间的主要产品表现出很强的产业内贸易的特征，但在具体产品的技术水平、制造工序和产品类型上存有差距，东北亚国家的产业已经成为美国全球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而在与中、俄的贸易中，则表现出很强的互补性，而且必需品构成贸易的主要部分，需求弹性小，卖方（美国）更易控制交易的条件和方式。因此，美国在贸易层面上对于东北亚国家和地区拥有很强的影响力。
　　
　　(2)投资。投资是资本的运动超越国界的一种结果，投资对一国经济的影响要比贸易更直接、更有效，与分析贸易的影响力一样，对于投资影响力的考察也将分为两个方面：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一般来讲，投资的影响力是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的正比函数，而投资结构则是投资所含科技水平的正比函数。根据表2中的数据，美国在东北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而且投资产业以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制造业为主。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美国在各国投资的主要产业恰恰是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要扶持和壮大的产业，因此，美国的投资也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
　　
　　(3)经济形态（结构）。经济形态（结构）指的是一国经济的主要构成以及在现有结构下经济各个部分的发展和变化的趋势。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信息经济的国家，在其经济形态中，信息产业逐步成长并且发展壮大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力量之一，知识已经成为最为关键的要素并进入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先进经济形态的形成和完善使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一方面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找到了方向，另外一方面也为其他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提供了空间和市场。具体到东北亚的国家来看，美国这种先进的经济形态也将对东北亚地区的大国产生深刻的影响：既成为东北亚国家学习的榜样，又将为东北亚国家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契机，可以给日本提供产业升级的空间，对韩国实施产业转移和资本支持，为中国提供先进的应用技术和广大的产品市场；既超然于产业结构引起的贸易摩擦之外，又掌控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于股掌之中。从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美国也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力。
　　(4)多边经济协调能力。多边经济协调能力来源于三个方面：国家的单边行动能力、国际间协调与谈判能力、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能力。国家的单边行动能力是指国家在实施自主行动时给其他国家甚至是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美国在行使单边行动能力上不乏例证，从动辄使用301条款的“大棒”对日本和中国进行恫吓，到实施《赫尔姆斯—伯顿法》对古巴及其贸易伙伴实施明目张胆的限制都表现出美国拥有的强大的单边行动能力；国际间协调与谈判能力是指一国为实现本国利益而操纵或是诉求国际间进行利益协调的能力，美国在贸易领域中迫使日本等国家实施“自动出口限额”等作法、联合主要的西方盟国组建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贸易禁运的“巴统”组织、构建并主导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都是美国具有较强国际间协调与谈判能力的体现；国际组织的控制能力是指一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国际组织管辖框架和运行机制上的影响能力，美国一手缔造了战后世界三大经济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三大组织之中，美国无一不是居于绝对的控制和主导地位。而中国是世界银行贷款的最首要的受益者，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日、韩也有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俄罗斯正在积极地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大陆和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即台湾）也正处于与国际贸易通则和惯例的磨合之中，美国对于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和影响能力也必将转化为对东北亚国家具体的主导和控制能力，也即，美国对于东北亚区域多边经济协调能力十分显着。
　　3.政治因素
　　美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也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其“民主”理念和政治思想一直主导着联合国宗旨、原则和行为。美国左右着世界现行政治格局的走向和价值判断标准，掌握着地区冲突和民族争端的性质和处理原则，支配着国际政治领域内的奖惩勋罚的标准和对“主权”等重要概念诠释的权利，毫无疑问，美国具有全球性的政治影响力。在东北亚地区，美国还介入中国的台海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人权问题、法轮功问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和平演变”，插手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操纵日本和平宪法的修正和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控制着“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走向和进程，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具有很强的政治斡旋能力和影响力。
　　4.安全因素
　　安全因素的主要的分析指标是军事能力和联盟能力。从军事能力上看，美国拥有140万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和核武器库，美国的洲际导弹可以从本土打击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庞大的海军舰队游弋在浩渺的大洋之上，2006年美国的国防预算达到了4108亿美元，占全世界军费开支的50%!美国还在致力于向太空发展武装力量，NMD和TMD把战争决胜的关键引入外层空间；在“9.11”事件之后，美军接连取得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胜利，旋即在与东北亚临接的西太平洋展开代号为“夏季脉动04”的军事演习，7大航母战斗群齐集亚太，规模空前。而自联盟能力上看，美欧的“北约”组织将世界上最强大的两大力量集团联系在一起，至今仍以“东扩”和“南进”的方式拓展自身的势力范围；在亚太，美国始终保持三大军事安全同盟，即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澳同盟，另外还与东盟国家大搞军事合作，直接或间接地控制马六甲海峡、龙目海峡等海上生命线；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甚至为国际社会所怀疑的伊拉克战争，美国都能找到恰当的利益支点，组建合乎需要的同盟力量。同时，美国还左右和支配着世界对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基本观念，一方面美国带领世界进入以反恐为核心的后安全时代，另一方面美国在使用传统安全力量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从目前来看，美国的安全因素的影响力无论是在东北亚还是对全世界都构成了支配性的力量。
　　综上所述，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影响力的四个方面之中，除了文化因素的作用稍逊以外，其余三个方面都拥有着强大的支配力量，也就是说，美国的东亚战略对于东北亚区域合作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路径也必须考虑美国在东北亚区域的政策框架。
　　三、基于美国因素考量的东北亚区域合作路径选择
　　从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战略的演进中，可以明显看出美国对东北亚地区的关注，这里既包括美国长期以来在东北亚地区政策上形成的四个基本点，也包括一些过去所没有的内容。如对中国和俄罗斯政策的变化。特别是“9·11”事件以后，无论是在谋求对华政策的缓和方面，还是在中亚地区寻求来自俄罗斯支持方面，都表现出了积极主动的态度。这无疑对于东北亚区域合作是有利的，或者说东北亚区域合作进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期。
　　但是，即便如此，东北亚区域合作仍然不能超越美国东亚战略的基本框架，美国给予东北亚国家的正是这样一个“霍布森选择”，一旦超越，美国将会利用其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影响力实施强大的干预，从而为东北亚合作的进程带来严重的阻碍。基于这种判断，笔者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东北亚区域合作可以定义和可供选择的路径只能是：
　　1.合作中确保朝韩问题和台海问题的现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并不急于解决朝鲜问题，尽管存在朝鲜重新启用宁边石墨反应堆和远程导弹试射等危险行为，美国也仍然坚持在政治对话的框架中解决问题。而韩国虽然立志于和平解决统一问题，但从目前的进程来看，无论是官方的卢武铉还是民间的现代集团都处于一个接触阶段，没有明确的统一纲领和核心政策体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尚无法取得有效的进展。而由于美国在韩国的重要军事存在，以及韩朝力量对比的明显失衡，朝鲜的武力统一也只能是梦想。朝韩问题的现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会出现重大的突破，即使开始了区域合作的进程，也不会对此问题带来什么根本的影响。
　　而台海问题则一波三折，继2004年台海危机之后，2005年随着连战、宋楚瑜、郁慕明等泛蓝阵营的领导人接连访问大陆，成为了大陆与台湾的对话之年、破冰之年与和平之年。而至2006年，陈水扁等频繁在统一的问题上制造事端，又将处于上升期的两岸局势推向复杂化。中国大陆并非一定要在近期解决台湾问题，只要台湾各派政治力量坚持国家统一的道路、只要没有外来势力插手台湾事务，中国政府还是有信心、有耐心对待台湾问题的。从两岸的政治诉求和力量对比的现状来看，只要美国一如既往的信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减少对台独势力的支持，维持台海两岸的现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不涉及石油安全，尤其中国要搁置南沙问题
　　中、日、韩三国都是世界上的能源消费大国，但是，由于日、韩两国是美国的盟国，其对美国石油安全不仅不会削弱，而恰恰是美国在东北亚维护石油安全的重要依赖力量，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美国对中国威胁石油安全的担心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自2003年起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石油第二消费大国，也是世界石油的第二进口大国，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威胁美国石油利益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第二，中国岛屿扼守马六甲海峡和龙目海峡的咽喉地带，直接危及美国石油运输生命线的安全。而从中国的立场来看，首先，中国政府强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崛起，对世界资源的分配更主要的是依赖于经济力量实现获取，对依赖大量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增长进行限制；其次，中国政府一方面注重对国内石油的勘探和开发，另一方面拓宽石油进口渠道，在与俄罗斯谈判的安大线艰难脱困后，积极与哈萨克斯坦接触，筹建新的石油来源基地，并没有与美国核心的中东和北非利益相冲突；第三，对于南沙群岛的问题，中国的一贯政策是搁置争议、合作开发，这一点也并没有与美国的政策相悖驰。而在东北亚区域合作完成后，随着中、日、韩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对于区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区外资源的合作开发都将取得新的突破，对某些战略性区域的问题在政治协商和经济协调上也将更有效率。因此，东北亚区域合作也不会给美国的石油安全带来新的隐患。
　　3.不能削弱日本的核心地位
　　这个问题是一个相对棘手的问题。从经济实力上看，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技术力量先进、资本充裕、拥有强大的跨国公司力量，应该是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核心国家。但是，由于日本在对待二战历史上的态度、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不负责任的表现以及自1991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经济衰退使日本在充当核心国家可能性上大为削弱。而中国，由于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人权”状况和政治民主化的进一步改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强大政治影响、具有高度国际责任感的民族情节使之更加具有充当核心国家的实力。韩国政府也明确提出了要做未来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导国家，其依据是与美国及区内国家良好的关系、经济结构上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以及高度的国际责任感。在这样一个情势下，日本要想成为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惟一核心，事实上已经变得不可能，未来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将极有可能是中、日、韩三国核心的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
　　4.区域内存在对中国进行制约的力量
　　这种力量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制度力量，构建东北亚区域合作，必然要订立国家间的大量的经济贸易一体化的条约与协定，组建超国家的共同意志机构，也必然要让渡部分自身的经济主权，每一个区域一体化的成员都有义务来遵守这些制度，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可以在具体制度的安排上参考来自美国的意见，但制度的主要框架要由东北亚国家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合作目标来予以设立，从而在保持区域合作动力的前提下减少来自美国的担心和阻力。其次是实体力量，即通过区域内的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来制约中国，结合第3个原则笔者认为，美国最理想的实体力量就是日本，因此，未来区域合作中，中日关系既统一又对立也将是一个长期的主题。同时，综合第3与第4个原则，笔者可以进一步推论，未来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中、日、韩三个核心的关系也并不是并列的，而是以美国为核心、日本为结点的两个独立三角形的组合。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基于美国政策框架的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基本路径。与此同时，为了促进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长期和稳定发展，还有必要做好如下两方面的事情：
　　其一，减少美国在东北亚战略具体政策上的不稳定性。美国对外战略的变化来源于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和要求，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利益集团是由那些拥有相同或相似经济、政治利益的且在外部条件变化时而致使既得利益遭受损害的群体或阶层。而同时由于公共选择悖论④，使得仅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集团的意志上升为公众或是国家的意志，从而导致美国东亚战略的具体政策出现了摇摆和背离。在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触动美国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也间接地促使美国的某些政策走向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反面。如何能够兼顾美国每一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制度体系和浩繁的政策措施的组合。从原则上看，在我们的总体合作方案上可以整理出四条思路：
　　(1)从个别商品的自由化开始，渐次发展到整体自由化的思路。在东北亚的区域合作中选择个别的、对于区域合作存有重要价值但是对区外影响较小的商品开始，既能较快地取得区域合作的突破，为合作的深化积累必要的信任和经验，也可以减少外部的阻力和干扰，防止在合作中成员优势的增强而在短期内吸收大量的美国产业，而招致美国产业“空心化”的恐慌。从国际上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来看，大约也都是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欧盟从煤钢联营和原子能合作开始，北美自汽车及零配件起步，而在东北亚地区比较适合的产业是钢铁、交通工具和机械设备。
　　(2)自核心国家间的合作开始，渐次扩大为整个区域合作的思路。三个核心国家都与美国经济有着重要的联系，根据美国商务部的2005年统计资料，中美、日美、韩美双边的贸易额分别达到了2 853亿美元（美出口418亿美元）、1 935亿美元（美出口554亿美元）、715亿美元（美出口277亿美元），如果不计算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的国家，中国、日本、韩国分别成为美国的第一、第二和第七大贸易伙伴，经济发展紧密联系、休戚相关。因此，自与美国矛盾较少而且存在巨大经济利益的核心国家首先起步，然后在与美国逐步协调的基础上，把成员扩展俄、蒙、朝等外围国家，从而实现东北亚整体区域的合作。
　　(3)立足于推进区域内合作的发展，但着力于区域外的组织和机制的思路。东北亚国家在积极准备推进区域合作的同时，还必须借助区域外的组织和机制来消除误解、取得共识、打开局面。如东盟10国与中、日、韩3国的“10+3”机制，在为东北亚国家与东南亚国家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同时，还为中、日、韩三国提供很好的会晤机会，“10+3”组织的早餐会已经成为东北亚核心国家间交流信息、沟通思想的重要机制，而且并没有受到美国的指责和干扰。类似的组织和机制还有很多，如APEC组织、亚欧会议，等等，都可以提供一个合作交流的平台，也可以成为东北亚经济合作获得国际支持的重要力量。
　　(4)推行经济合作优先发展的跛行战略，搁置对美国利益触动较大的政治和安全合作的思路。在欧盟的发展史上，在其前30年里，欧盟国家一直专注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既没有推行政治一体化，也没有开展安全一体化，但其对成员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却成就斐然。东北亚国家目前最重要的是从其合作中获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而并非要形成什么实力集团来争做多极世界的一极，因此，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应专注于经济合作的发展，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必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刺激美国右翼势力的敏感神经，徒生麻烦。
　　其二，降低美国因素对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力。根据第二部分对于影响力的分析，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安全因素都存在有各自特定的作用区域和作用效果，但还存在许多共同的边界甚或是力量叠加的区间⑤，因此，这三大因素的并集构成了对影响力总体作用。而文化影响力作用是对其他因素在自身特定领域内作用的复合。这样，最有效的降低美国影响力的方法既不是降低美国在东北亚的经济影响力，也不是刻意摒除美国的政治影响和削弱美国的军事安全同盟的力量，恰恰是原来我们在研究和实践中最为忽略的部分——文化因素影响力。这样一个结果的出现，使我们对降低美国影响力如此棘手问题的解决难度大大减弱了。一方面，东北亚地区主要国家拥有极深的文化渊源，在文化传统上基本上属于儒家伦理文明的范围，与基督教文明既不像伊斯兰教那样严格对立，又不像犹太教那么融入，在文明的和谐共处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为东北亚国家有效地摆脱美国的文化影响准备了很好的基础；另一方面，文化影响力的降低或是说文化利益的减少并不像经济、政治、安全等实体利益减少那样会直接触动美国国内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文化影响力的降低更多的是一种虚拟的感受，而不会产生具体利益分配方面的纠葛和问题。这样我们有效地降低美国影响力的核心方案就是：通过培养共同的文化理念、文明礼教和哲学思潮来创造东北亚的文化核心，在对美国和其他文化进行扬弃的基础上，来降低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样的东北亚区域合作路径，既能够满足美国东亚战略对于东北亚合作的要求，又可以规避和超越美国在战略方向和具体政策上对于东北亚合作的限制，不失为一个兼具现实性和应用性的合作之路。
　　总之，美国是一个拥有全球战略的国家，而东北亚则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东北亚的区域合作，是一个始终受到美国因素影响的区域合作，正确的考量美国对东北亚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取向，是我们规避和超越美国因素的重要前提，而深入地分析美国影响力及其作用机理，则是我们推行正确的策略和方案，取得区域合作突破和成功的重要保证。当然，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关键仍然在于区域内国家间的彼此互信和团结努力。
　　收稿日期：2006-10-20
　　注释：
　　①美国对日本经济力量的借重尤其表现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日本独立为战争承担了1/3的军费，但同时也使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东亚走向亚洲。
　　②如根据美国2006年度的对台军售案，所出售武器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台军售明显增加，甚至能“完全抵消美国军售不足的负面影响”。
　　③也称做安全与权力的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即一国为了自身的安全，需要获得越来越强大的力量来抗拒外来国家的威胁，而国家自身的强大又会给别国带来安全上的不确定性，也迫使其加强自身力量或投靠某种联盟来进行抗拒，这样一种有害于世界安全的恶性循环竞争即为安全困境。
　　④即在条件变化时，有可能给全体公众带来的福利增加远大于小部分利益集团所遭受的损失，但由于利益优化公众的搭便车心理，并不会给该项条件的变动决策提供支持，反而最后由小部分人（利益集团）意志左右了决策的方向。
　　⑤这种共同边界或是力量叠加的区间的表现有很多，譬如经济问题政治化，在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中，美国转而诉求在台海问题、人权问题上施加压力；或是政治问题经济化，如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或是政治问题安全化，如美国的在政治上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实际上美国却在军事安全上大力扶持台湾，推行两岸的均势战略，等等。
财经问题研究大连82～90F8世界经济导刊何剑/姜周20072007
东北亚/区域合作/美国因素
在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诸多原因之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影响。本文从探讨美国东亚战略的演进着手，归纳出在后冷战时期多变的东亚战略中所坚持的主线。然后分析了美国因素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基于美国因素考量的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路径选择。
作者：财经问题研究大连82～90F8世界经济导刊何剑/姜周20072007
东北亚/区域合作/美国因素

网载 2013-09-10 20: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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