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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诗回顾与展望
　　龙泉明
　　诗歌作为心灵的艺术，在几千年的古代中国，一直倍受重视，在诸种文体中，诗是发展得最为充分的一个文体。中国传统文体历来以诗为中心，诗是最显赫的文体，诗的显赫，甚至于使白话小说和戏曲等文体长期处于不被认可的卑微地位。诗的显赫，也使一切非诗文体无不被诗所笼罩，无不透射出诗性的光辉。诗在古代之所以如此发达，一直居于文学的正宗地位，是因为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古代社会，经济的落后，物质的匮乏，使人们注重从精神上求生存，注重修身养性，所以“不学诗，无以言”、“以诗名世”，等等，成为人们的普遍观念。加之诗歌以抒情言志、陶冶性情、平衡内心为审美的标准和规范，正能满足人们的某种精神需求。在那普遍重义轻利、重内轻外、重精神轻物质的社会，诗能得到奇特的发展，并形成悠久的诗骚传统，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公认的“诗国”。
　　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从经济结构上看，还是一个农业型社会。中国诗歌虽然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即在语言上由文言变成了白话，在形式上由格律体变成了自由体，但在诗的基本品格上仍承续着古诗抒情言志的传统。在中国现代社会，诗所受重视的程度不亚于古代，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诗是炸弹，是旗帜”，成为响亮的口号，正如诗人魏巍回忆当时创作情景时所说：“尽管战争频繁，生活艰苦，有时连桌子、凳子也没有，肚子也不太饱，可是写诗的劲头倒足得很，简直是充满了诗的灵感，直到现在想起来，还使人精神振奋”。（《晋察冀诗抄·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50、60、70年代，不但诗歌所受重视的程度有增无减，而且群众性的诗歌创作热潮不断涌现。1958年的大跃进民歌运动就是一个典型。在这一年里，全国各省都出现了不少诗歌县、诗歌乡、诗歌社，村村都有“诗台”和“诗歌园地”，全国许多地方都形成了“千人唱、万人和”的诗歌创作局面，甚至出现了“一夜东风吹，跃进诗满城”的景象。精神意志的高涨，使人们出言吐语即成为诗。“要问民歌有几何，挤满高山填满河。”在那疯狂的年代，人们制造了诗的神话，尽管不无荒唐，但没有诗国的先前的优越条件决不可能达到如此程度。到思想解放的8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一个诗的迷狂期，在那时，诗派众多，旗号林立。诸如“海上诗群”、“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撒娇派”、“野牛诗”、“特种兵”、“霹雳诗”、“边缘诗群”……，这足以看出诗人对诗的热衷和对创新的热切追求。诗人于坚在几年后回忆说：“八十年代，中国热爱文学的人多到不正常的地步，写诗的朋友可谓是浩浩荡荡，像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五湖四海集合起来的革命队伍，我也曾在这种群体性狂热中感受到某种身为诗人的荣耀慰藉。”（《诗人于坚自述》，《作家》1994年第2期）。在80年代中期，处于急风暴雨时期的年轻人怀着寻找价值的焦灼和反叛情绪，发动了又一次诗的“大爆破”运动。在现代中国，由于长期的精神大于物质、主体高于客体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语境的影响，造成了诗的一个又一个奇特景观。
　　但是，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商品经济的发展，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逐渐从注重精神转向注重物质，从注重内在世界的探寻转向注重外在世界的关注。这可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一转变，直接造成了对长于内心抒写的诗的威胁，或者说，工业社会的物质化、机械化、数字化，是与诗相对立的，直接对诗产生消解作用，所以，诗一下从崇高的巅峰跌入了冷落的低谷。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诗了，写诗的人少了，读诗的人更少了。不少诗人放弃了写诗，而转向于对外在世界进行观照与叙述的小说与散文领域（如韩东、朱文等），还有些诗人跳进了商海，直接参与对物质的追求。广大读众越来越对诗失去兴趣，其审美趣味越来越朝着简单化、通俗化、平面化和影像化的趋向发展。诗只在小圈子里流行，多半是诗人互相阅读。于是，诗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诗的消费渠道越来越不畅通了。可以说，诗是当今读者最少的文体，最不受欢迎的文体。有人说：“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可说是对诗坛现状的有力嘲讽。诗正在走向边缘，走向难耐的孤独与寂寞。
　　有人说，在这大众传媒占主导的时代，诗歌的边缘化命运是难以避免的。其实，诗歌走向边缘，并非大众传媒所致，而是人们重外轻内，重物质轻精神的必然结果，在这物欲与权欲膨胀的时代，诗人难以葆有一颗诗心，没有诗心，何以写诗；读众心浮气躁，怎能对诗发生兴趣。传媒的便利应该有利于诗的抒写与传播，但由于诗的翅膀被物所囿，难以起飞。中国诗歌在绚丽之极归于平寂，在辉煌之极趋于淡化，自有其原因在，但并非是合乎逻辑的发展。
　　我一直对诗歌的存在与发展持乐观的态度，这是因为：
　　一、在任何国度，都把诗当作最高贵的艺术。如果说艺术是一座金字塔，那么诗就是其塔尖。诗通向一切艺术领域，一切艺术无不具有诗意与诗味，在一定程度上，诗性是一切艺术必备的内质与条件。同时，诗被视为最精炼的语言艺术，即以最经济的字句和最简练的篇章结构把深厚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所以传统诗人注重炼字、炼句、炼意，提倡苦吟。除此，传统诗歌还讲究修辞，即注重运用象征、暗示、隐喻、想象等修辞手法，营造诗的境界，从而使诗具有“无言之美”与“无穷之意”。这种对诗歌的严格要求，使诗成为艺术的皇冠，它影响到一切艺术领域，对艺术的素质起着规约与提升的作用。所以，有艺术存在，必有诗存在，艺术不会消亡，诗也不会消亡，诗永远不会缺席！
　　二、诗歌是重感兴、重体验、重品味的艺术，它对陶冶人的性灵，平衡内心，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在迅速走向物质现代化的时候，人们逐渐把注意力转向物质和外在世界，这对诗的生存与发展多有不利，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在物质现代化的时代，工业文明的弊端也会暴露出来，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运作，高新技术的推动，人们愈来愈看重物的价值，被物所左右，从而就会产生精神空虚，精神失落，而诗对此正好是个弥补；金钱的诱惑，物欲的膨胀，灵性的缺失，理性的挤压，使人心发生变异与腐蚀，而诗对此正好是一副拯救的“良药”。诗对人心的净化，对人性和心性的安立，起着其它事物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这不是诗的时代，又正是诗的时代。我们应该让诗给现代人以慰藉，让诗走进现代人的心灵，让诗充分满足人们精神与审美上的需求。在冷漠的金钱关系与恶劣的商品市场环境中，诗更有存在的价值。现代社会、现代生活，不能没有诗！
　　三、从现在的诗坛现状来看，虽显沉寂，但仍有不少年轻诗人在孤寂中做着卓越的努力，他们在重新感受现代生活气息和复杂多样的现实生活中，继续着他们的艺术思考和探索。有深厚宽广的诗学传统这个基础，有国外纷至沓来的诗歌养料供他们广采博取，相信他们一定会开拓出诗歌创作的一片新的精神空间与艺术天地，创作出不愧于时代的诗歌。诗的黄金季节，一定会到来！
　　21世纪，是诗的世纪。泱泱诗国，一定会再现诗的辉煌！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文学的本土化意义及前瞻
　　赵学勇
　　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时候，“全球化”成了整个世界的热点话语之一。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型商品生产把人类带进了一个五光十色、陌生新奇的物质文明的新天地，同时在精神世界我们也从此迈入了一个令人疑惧不安、忧心忡忡的新时代。经济的“全球化”无疑对人的精神文化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与文化、人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随之也出现了许多复杂的、令人迷惘也令人深思的新面貌和新问题。
　　这一世纪性话题必然引起我们对中国文学前景的深切关注和思考。当下，人们最关心的议题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向何处去，怎样维护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尊严，怎样才能使中国文学在创建自己的“特色”时又不失“全球性”。实际上，这一极富生命力的话语讨论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被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先驱者们提出，并作为几代中国作家在整整一个世纪间的实践目标。只不过在当时它是以“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重大关系问题被认识和实践，即中国文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如何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与个性，又如何使本土文学具有世界性。因此，它仍然是百年老课题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延续。
　　在此，让我们首先借用一位着名的美国小说家兼批评家赫姆林·加兰在上上个世纪之交预言美国文学的20世纪未来时的一段话：“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地域）小说反映出来了——这些小说将在地方色彩的基础上，反映出那些悲剧和喜剧，我们整个国家是它的背景，在国内这些不健全的、但是引起文学极大兴趣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破碎的偶象》）。加兰所描述的一百年前的美国社会景象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现今的社会文化景观相似。他对地域文化小说要从以乡土小说为中心的基点转向城市这个物质的怪物身上的预言，不仅成为20世纪美国文学的现实，同时也成为东西方20世纪文学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还将成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未来。这并不是没有依据的言说，而是就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来看，它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具有展示前景意义的丰富而深刻的精神资源。如果从极其显眼的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所取得的瞩目成就这一特定角度来看未来文学的发展，或许能给我们某种启示。
　　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如果从题材表现上区分，不外乎两大类：城市和乡村。而在都市不甚发达的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氛围中，都市题材的作品相对于乡土题材的作品来说，从整体上又显得较为薄弱。这是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国，几千年传统农业文化的深厚积淀，造成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距甚远的历史落差。即便是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作家）渴求现代化，但现代化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他们心理中所承受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中被挤出”（鲁迅语）的大恐惧、大忧患。现代中国作家的可贵精神品格表现在，他们不但强烈地意识到民族生存的危亡，同时意识到整个民族文化的危亡；他们不但在强劲的现代世界文化潮流中广泛汲纳西方文化、启蒙自身，而且把启蒙和拯救民众（特别是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作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根本任务。作为新文学最初的实践者，也是中国乡土小说开拓者的鲁迅，在其一开始进行小说创作时，就把小说主题定位在批判国民劣根性和弘扬人道主义的视界内。生活在王权意识中的国人魂灵的麻木，异化病态的扭曲性格，以及水深火热的生存苦难，都使得鲁迅在一提起那支犀利的笔时就充满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于是，强烈的启蒙和拯救意识便成为“五四”以后中国小说的一贯性主题。鲁迅之作为民族魂的意义，就在于他在中华民族步入现代文化的世界潮流中，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心声；鲁迅文学的示范作用和深远影响，就在于他以全新的现代人的思想意识，以清醒的现代理性批判精神，开掘出中国历史文化的积弊和国民的生存、精神状态，这不仅使鲁迅从乡土中国的历史深层获取了无比丰厚的思想底蕴，而且由于峻切的批判性而与思想启蒙精神获得了内在的契合点，从而找到了自己文学的最佳位置。
　　今天，鲁迅的精神遗产——他的全部魅力、价值和意义并没有失去其历史光彩和现实效应，而是昭示出巨大的潜能。21世纪的中国文学，无疑会有一个新的突破和与过去不同的特质。中国文学的面貌，与20世纪比起来，肯定是不会完全一样的。未来的中国文学，是多种声音的共生与共存。但“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两种不同的文艺”，一种是“真实的”“不朽的文艺”，一种是“每年送出无数作品在市场上”的“流动性的文艺”（《叔本华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因此，我们相信，由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不仅是20世纪的“不朽的文艺”，即使在21世纪及更远的将来，都将会“不朽”下去。这是因为鲁迅文学精神的核体，不仅是基于自觉承担起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文化（文学）重建使命，还在于以鲁迅为代表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对民族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以及他（他们）独立自主的思想探索。鲁迅对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深刻解剖，使他的行为方式并不急功近利，这才能使他在长期的对本土文化的省察和思考中，创造出阿Q这样的代表国人魂灵的经典——“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俄文译本〈内Q正传〉序》）。从这一点看，鲁迅从乡土中国走向了世界。鲁迅的伟大还体现在他首先是把自己作为批判的对象和目标，他所承担的痛苦要远远多于其他人，但这并不证明他会以任何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压抑自己的精神发展和思想活力，他说“黄金的世界”是没有的，也就决不可能到来，这样，他便也无所谓绝望。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了解，使他能以最现实的方式面对社会，在自己的创作中发挥最彻底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判功能，而这一点，恰恰是当今文坛所缺少的，也是21世纪中国文学所必须警觉的。当下，中国文坛所欠缺的正是鲁迅的这种文化（文学）品格，其自身缺陷表现在：过分参照西方社会政治的、文化的和思想的模式，很少考虑作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最重要的精神旨归，视个人的独立自由和虚无缥缈的所谓“终极关怀”高于一切，而对人民群众的种种疾苦却漠然处之；个人化写作的无限膨胀和自由主义的追求与历史处境之间不可回避的关系被大大忽略了。在一部分人眼里，他们认同的是当今全球性的（其实仍然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后现代潮流，甚至在中国，构成一种后现代的文学现象，然而，却不知即使在后现代的语境中，乡土创作的价值和具体的内涵构成并没有被消解，只是被推移到更深广的未来时空。因此，今天讲鲁迅文学传统对21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指鲁迅所创作的那些既定的经典文本，而主要是指一种历时久远的精神历程及其发展的纵深程度。这或许是由鲁迅所开创的具有本土化特色的文学给我们最丰富的启示之一。
　　由此，我们再进一步探讨中国文学在21世纪的世界文学格局中如何具有自己独特的品性，怎样才能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始终认清你是“中国的”，而不是别的什么国家的，这一点至关重要。中外文学史的历史证明，一切伟大作家的创作都是以他们生活的地域作为“支点”，转动着自己的文学世界，而他们最终又都不拘于地域，把目光投向更宽阔的宇宙，从而获得了超越自身、超越地域、走向世界的巨大成功。从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到法兰西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从英国的哈代到美国的福克纳和海明威，再到拉美的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几乎世界上每一位成功的大作家都是地域小说的创作者。更何况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从鲁迅、沈从文、茅盾、巴金、老舍到艾青、赵树理、柳青、陈忠实、路遥……几乎是地域特征决定了他们小说的美学特征。威廉·福克纳是美国现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这位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以自己的家乡、美国南方的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为蓝本，创立了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以此反映出二百年来美国南方的历史变迁、人物浮沉、精神兴衰。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位当代拉美文学巨匠，曾以他建造的“马孔多小镇”震惊了整个世界，“那里汇聚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作者的想象力在驰骋翱翔：荒诞不经的传说、具体的村镇生活、比拟与影射、细腻的景物描写，都以新闻报道般的准确性再现出来”（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词）。马尔克斯不仅以“马孔多小镇”为“支点”，转动着他的文学世界，而且转动着整个宇宙。
　　西方作家在他们的文学世界中（无论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所特别强化的地域人文景观，以及由此所显示的人类的博大情怀，再一次提醒我们：必须正视、维护、尊重自己的土地和家园，只有那种从自己脚下的土地里滋生和升华出来的文学才是最富有生命力的。这一点，也早已被中外慧眼独具的作家、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所看中，并形成了一种稳态的审美价值判断标准。加兰曾精辟地指出：“艺术的地方性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吸引我们。如果文学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学就毁灭了。”“今天在每种重大的、正在发展着文学中，地方色彩一定要出现在作品中”，这对“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破碎的偶象》）。在中国，“五四”时期由周作人所提出的一系列文学的“风土”和“土之力”、“忠于地”、“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的主张，也正是强调文学的地域特征以及由此所显示的文学的审美风格。茅盾对此更是有力的诠释者和实践者，他认为文学的地域特色应该是“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之‘错综相’，不但有特殊的色，并且有特殊的味”（《小说研究ABC》）。中国新文学从它的起始就格外注重文学的本土特性及实践品格，先驱者们所提倡和实践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绝非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学，而是容纳富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民族、心理、风俗……等各个层面的一切制约人的行为活动的、内在的人文现象和景观。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我们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小说而言，任何失却了地域文化色彩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都相当地减弱了其自身的审美力量。鲁迅的地域文化小说以其璀璨的人性内涵与愤懑的人文情绪，铸造了“五四”小说的民族文化之魂，那种对民族根性的振聋发聩的灵魂叩问，可说是唤醒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同时，亦以强大的哲学文化批判的思想穿透力，奠定了20世纪中国小说以文化为本、以文化为主体构架的文本模式。沈从文是从他的“边城”走向世界的，他的“湘西世界”散发着悠远的民族情愫的忧郁，以及由那特有的地域人文背景中透射出来的充满浪漫情致和现实关怀的丰富的人性内涵。老舍的“乡土情结”则充分体现在他对泥土味儿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作为其缩影的北京文化的批判和依恋，他把属于平民社会的北京城而不是帝王之都的北京城带入了人们的视野，这使得老舍的名字也就成了北京城的象征。而正是这一切，才使得世界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也使得鲁迅、沈从文、老舍赢得了世界级作家的地位。
　　在21世纪纷纭变幻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文学的选择没有任何理由显得被动、忐忑和惊慌不安，也没有任何理由显得悲观失望和无可奈何。我们有极丰厚深远的中华文化遗产，更有鲁迅等文化巨人所开创的现代文学传统。让我们再一次深情呼唤那种从本土孕育出来的充满“土之力”及个性化的文学，它不仅昭示着中国文学的前景，也将无疑以它更丰富多彩更富有生命力的创造书写乡土中国的未来。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中文系
　　对于文化创造的期待与焦虑
　　李继凯
　　意欲展望新世纪的中国文学，首先应该以“平常心”面对过去一个世纪留下的文学遗产。尽管有人对20世纪中国文学非常藐视，妄加贬低者有之，痛写悼词者有之，蓄意扭曲者有之，但笔者却宁愿承担着讥讽，“回眸一笑”，写下这样乐观的文字：
　　千禧之年的世纪回眸，使我们看到了20世纪时代风云的变幻和文学世界的斑斓，古老的中华民族经历了欢欣而又痛苦的新旧嬗变，文学创作也经历了曲折多变的历史进程。百年中华文学的发展与演变，尽管有不少失败的教训和遗憾，但却毕竟为我们留下了堪称丰富多彩的文学遗产和深厚凝重的人文精神，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一幅犹如“清明上河图”的辉煌、奇丽的艺术画卷，亦如春意盎然的百花园，使人情不自禁地驻足观赏、流连忘返，并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我们知道，20世纪中国文学是对通常所说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种新的整合，在这样的文学视野中，可以领略到浑然一体的革故鼎新、呼唤创造、告别古典、走向现代的文学史迹和文学风貌，可以从20世纪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中感受到强烈的文化创造的激情和叩询人生、改造社会的热切愿望。也许，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只是一种历史长河中“过渡形态”的文学，但她仍然是摇曳多姿、硕果累累的。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文体，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以及杂合而生成的许多边缘文体，显示了现代意义上的文体系统的完整形态；这里有革命文学、个性文学、高雅文学、通俗文学、乡土文学、城市文学、文人文学、民间文学、大陆文学和港台文学等等，显示了百年中华文学的丰富和文学格局的拓展；这里有流派纷呈、风格不一的有如群星灿烂一般的文学作品，相当充分地显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实绩与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百年来的优秀中国文学，相当充分地展示了百年中国文学的流变和民族心灵的历程，走向这些优秀作品，从阅读和接受中可以得到心灵的陶冶和精神的提升。即使仅仅从近期国内外的文学评奖来看，说一声“20世纪中国文学实际是很有作为的”，倒真的是实事求是，而非任意拔高。以华文文学或其他名义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不仅没有贬低20世纪中国文学，恰恰相反，倒是垫高了她——不仅是外在的垫高，更是内在的垫高。这位作家的获奖，使那些虽未获奖但却形如获奖的作家——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巴金的名字更加响亮。
　　我以为，那些将20世纪中国文学看得很低的人，除了可能有政治偏见、殖民心态之外，主要是由于固执于文学的内视角，为文学而文学的象牙塔，遮住了他们自以为天下无双的明眸。而在笔者看来，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价值判断，很有必要从“文化创造”这一特定角度，来集中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它的文化价值的创造及其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缺欠等。这一特定角度的研究，对更加深入全面地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显然是有一定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的，对“新虚无主义”的泛滥有批判和救正的作用。如果能够运用“文化辩证法”，实事求是地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的成就和局限，对世界文化（文学）的贡献及存在的明显不足，就可以对中国这一个世纪的文学给出客观的评价，其经验教训对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有借鉴的意义。总之，从“文化创造”这一视域来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我认为，这一世纪的文学总的来说具有不可否认的崭新的文化创造，在对新文化的不同形态（如民主文化、科学文化、自由主义文化等）的追求中，经历了非常艰难曲折的过程，并且这一建构的过程在新的世纪里仍会继续。新世纪文学对新世纪文化丰碑的建造必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踏上新世纪的台阶，“回眸一笑”固然应该，“呼唤创造”则更为重要。面对新世纪，人们的理想激情在新春时节似乎特别容易受到激发，近期笔者见到了这样几幅新春对联。一曰：“百年世纪翻新历，一代英豪弄大潮”。在这里，我觉得也可以借此表达我们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深切期待。然而，我们在时间上也许很容易跨向新世纪，在文学创作上能够真正翻开新篇章吗？“一代英豪”又在哪里？他们能够掀起有似“五四”新文学运动那样巨大的文学新潮吗？二曰：“龙腾万里济沧海，人跨千年趁好风”。作为龙的传人，关于龙有着很多美好的想象和相应的艺术，对龙的期待实际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期待，在新世纪的文学领域，腾万里、济沧海的宏愿显然具有走向世界的气魄，然而跨向新千年的“好风”可有？是否恰好像诸葛亮借东风那样，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三曰：“云蒸霞蔚鸿猷新世纪，海晏河清德润乐华章”；四曰：“伟略雄韬新世纪前程似锦，蓝图美景大中华浩气当歌”；五曰：“中华日照宏图美，西部春来世纪新”……无疑，这些妙联都殷殷表达了我们国人对新世纪的美好期待，自然我们借此也可寄托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强烈希冀。然而要使这些美丽的话语成为生活现实和文学硕果又谈何容易？20世纪末盛传的话语——“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即使不是梦幻呓语，也同样感染有文化帝国主义的细菌，与西方中心文化意识在逻辑上同构同能，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在新世纪，我们追求的是新天地新世界与大中华的同在共荣，是和平发展前提下的“偕赢”或“全胜”，在文学上既要谱出我们的华章，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大国，但又绝不妄自尊大，重蹈“阿Q主义”的覆辙。
　　值此世纪更迭之际，人们都在关注着文化中国及其文学在新世纪和新千年中的前途与命运。期待着出现更多的文学精品和文学大师。而真正的文学精品和艺术经典，一定是一个历史阶段文艺大师最高创造能力的体现和表征。但大师的出现却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刻意追求和主观任命常常事与愿违。尽管我们对于文学前景或文学发展不应失去信心或者抱听之任之的消极态度，而应充分鼓励、释放和发挥作家的创造力，鼓励和张扬创造精神，从而促使文学振兴，但我们却不能操之过急，不断“决裂”，不断更替口号与旗帜，这样反而会弄得文坛乌烟瘴气，人困马乏。要从事创造，就要重视积累，按规律办事。从理论上讲，个人的创造力和人类整体的创造力是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和相辅相成的，无数个人的创造力构成了人类整体的创造力，而人类整体的创造力及其创造的成果，又不断滋养着个人的创造力；人类社会天才和大师的出现，总是要以过往时代人类的创造为精神和物质资源的。同时，特定时代的文化精神氛围，对于大师的催生，也有着巨大的制约和影响。时代文学的最高创造是要以个人的创造作为标志的，这就是大师创造的精品。而这些精品又无疑将进一步导引人类整体创造的进程。记得李大钊当年曾言：“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鲁迅也曾强调说：新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的火光。所以，文学的创造也必然承担着精神文化创造的前驱的责任。20世纪的“精神界之战士”如此，21世纪的“灵魂工程师”也应如此。与真、善、美相亲的良知和渴望创造、实现自我的冲动，必将使新世纪的作家在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文学成就。
　　然而“多有焦虑”却是追求创造必不可免的心路历程，也是当下不少作家心态的真实写照。新时期以来，曾经被长期抑制的生产物质文化的生命力因受开放改革的刺激而空前活跃起来，但伴之而生的以休闲、消遣和享乐为主的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也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冲击和覆盖着市场，不仅使纯文学艺术的创造受到了严重遏制，而且使纯文学及其作家迅速边缘化。失落、寂寞、无助的当代遭遇使作家们普遍产生了浮躁、惶惑、自信力丧失、不安于清贫等种种情绪，挥之不去的焦虑和世俗风情的诱惑，也自然会干扰作家创作主体的文学创造力的发挥。于是文学仿佛更加日渐式微，也更增添了文学爱好者和文化工作者的担忧和焦虑。大体说来，有这样几种焦虑值得注意：
　　焦虑之一是难于创造。在当今世界，要想很好地继承已属不易，要有突破性的创造则更是难乎其难。面对着浩瀚的文学海洋，前人留下的文学高峰，后来居上的努力变得越来越步履维艰。如今的人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科技的发达使这些早已不是神话，但要在文学世界赢得前所未有的辉煌，创造无与伦比的业绩，则很难很难，于是相应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极大的焦虑。我们看到，在世纪之交的文坛，各种各样的尝试似乎空前多了起来，仿佛要掀起创造的热潮，但大抵起点太低，且脱不开金钱的支配和商业的运作。例如，那位很容易使人想起文革中“白卷先生”的“红灯少年”所不断推出的一系列“作品”，以及如云美女的另类写作，等等，就多是此种运作的结果。此类写作由于基本违背了艺术的真谛，在文学和文化上很难说具有真正的创造性。即使那些刻意以西方文艺为师法对象的文艺，大体上也不过是“亚型态文艺”，相应的便出现了许多带有外国作家作品光影的“亚型态作家作品”。然而，与这种西化“中心”相反的东方主义是否又真的适用、可行呢？在文学实践中怎样融通中西、别出机杼呢？这些也仍是令人困惑、难解的“世纪难题”。
　　焦虑之二是现状困惑。世界性的各种危机和现实中的人生烦恼，使人产生了数不清的困惑。而在极大极多的困惑的纠缠中，人们最易产生的是破坏的冲动，而非建设的热情，这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也会产生明显的消极影响。同时，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命运似乎经过了太多的曲折和新时期难得的辉煌，已经使人的神经疲劳起来，不再关心，不再问津，只是偶尔或极偶尔地光顾一下文学的操场（不再是殿堂，更非什么圣坛），其目的还多是娱乐消遣和游戏，没有了对创造文学新记录的强烈期待，只有随心所欲的宣泄、把玩文学的快感，有人径直称自己的作品为痞子文学，有人干脆将“痞子”作为名牌标记，冠于自己的姓前，成为网上文学大腕作家的笔名……，纯文学期刊也纷纷“变脸”寻求可怜的市场份额，商品化使艺术女神娇喘无力，气息奄奄。现在的世界真“精彩”！最“精彩”的是相当多的“灵魂工程师”自身的变形与堕落：他们貌似清醒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其实大抵也不过是男盗女娼的同志而已，他们在写有力的暴露或批判性文字的时候，以真正内行的口吻说着他们自己实际并不准备去实行的空话。他们写这些话，大概只是为了满足对其所暴露的世界一无所知的人们的“需要”，不，也许更是为了平衡一下自己的心态罢了。
　　焦虑之三是价值迷失。在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细菌是法西斯细菌，最大的悲剧是人之价值观念的严重迷失。如大江健三郎发出的肺腑之言那样：“我还不得不思考与现代化的完成同步发展的超国家主义的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无论是国家主义还是超国家主义，只要成了法西斯主义就都成了可诅咒的非人道主义。可惊的是，对暴力的崇拜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仍像瘟疫一样流行。我们很容易看到，在国内存在着许多触目惊心的价值毁灭现象，在国外的所谓“海外军团”的言行中，实际也存在着很多的迷误。如那位近来爆得大名的旅外作家，提倡绝对的个我自由与写作自由，他在其长篇小说《灵山》第71节中便如此议论鲁迅：“一代文豪鲁迅，一生藏来躲去，后来多亏进了外国人的租界，否则等不到病故也早给杀掉了，足见这片国土，哪里也不安全。鲁迅诗文中有句‘我以我血溅轩辕’（溅应力荐——引者），是我做学生时就背诵的，如今不免有些怀疑。轩辕是这片土地上传说的最早的帝王，也可作祖国，民族，祖先解，发扬祖先为什么偏要用血？将一腔热血溅出来又是否光大得了？头本来是自己的，为这轩辕就必须砍掉？！”这种“如今”的怀疑、质问与捐弃显然是超现实的，他的许多言行也早已证明了这点，但他对爱国主义传统的彻底怀疑以及对鲁迅爱国热情的断然否定，却少有起码的历史感和明智的现实感，其中隐含的自我中心意识是如此固执确实非常惊人。人有盲点，看来这位确有所成的作家也不例外。谁不想天马行空？谁不想自由自在？但如果脱离了起码的现实生活，则不免流于天真或虚妄。历史上，人们固然曾被左魔强奸得好苦，但对信仰、道德和真善美等人生与艺术支柱的推倒，并没有使人“立”得更好，相反物化了异化了，成犬成虫，还其乐融融。据说，如今青年人要做的“四有新人”是这样的：一要有体型；二要有脸蛋；三要有个性；四要有金钱。这样流行的人生观（所谓“个性”实际也是包装的世俗的），骨子里不过是“妓”们与嫖客的人生观的泛化产物。所以基本可以这样说，从消费文化主流来看，是“堕落”的人在“领导”着这个社会的时尚。这怎能不令人发指和悲哀呢？！
　　焦虑之四是“后”症顽固。急切跟随西方、效仿西方的冲动和努力，使近些年来出现了后现代主义话语的狂轰滥炸，急切地寻“后”迷“后”引发了彻底颓废的另类思潮与盲目决裂的狂妄自大。给人们造成了某种错觉，以为到“后”的阴影里可以找到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前进的方向，以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统统成了过去，以为痛快淋漓的解构策略可以为我们拓展出一片崭新的天地，从而多少忽略了后现代主义本身的趋于极端的激进及其隐含的危机。激进导致的幻觉使“现代性终结”话语流行一时，使虚妄的狂欢与无奈的幻灭交并发生。其实，整个20世纪的主潮都是“现代性构建”，尽管其间曲曲折折、起起伏伏，各种文学交错并存，呈现出驳杂的复合的状貌，但这条主线却异常清晰，迄今依然是当务之急，仍然具有着强劲的发展态势。尽管如此，在新世纪里，文学追求的“现代性构建”也仍将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困扰，只有恰到好处地因势利导，才有可能把“后”的消解功能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可是，谁有这样的伟力？
　　焦虑之五是前途未卜。历史乐观主义作为历史的主旋律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怀疑，这不仅表现在对文学前景的瞻前顾后方面，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态方面，都引发了人们巨大的焦虑。而这样的一些焦虑也会反过来作用于人们对文学的信心，加重而不是减轻人们对文学前途的忧虑，甚而言之，某种程度上还有了幻灭的感觉。只有一些被视为愚人者才坚持认为文学依然神圣。比如，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双重危机，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惶惑不安，而最大的不安就在于，有了这种不安却仍然拼命破坏着身外和身内的自然，欲壑难填的贪婪与尔虞我诈的算计，将人类前途的黑暗昭示于天地之间，每念及此则使人不禁毛骨悚然。有学者指出，在因特网推进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同时又是资本侵蚀“人文”的进程，也是西方侵吞“本土”的进程。在此新的价值构架下，人文学者将失去它固有的品格和意义，本土文化将失去它存在的理由和空间。在人类文化领域内，与自然界类似，也将面临“物种锐减”的危险。在此势态下，最富有个人特点、本土色彩的文学艺术，也迟早要被纳入“资本运转”的轨道，被赋予一种“工业生产”的模式。作品化为商品，审美不过是一种消费，精神的艺术遂为无休无止的休闲娱乐所取代。这种明智的提醒确实值得注意。贪得无厌的潮汐不仅卷去了许多贪官，实际也卷去了更多的民众，二者的相互作用，更是加速了生态的恶化与沙化，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还在其次，人文生态的毁灭则最令人绝望。哀莫大于心死，此之谓也。心死或将死，文学的前途又在哪里？
　　然而渴望创造、渴望新生的期待和焦虑，就是心灵深处的挣扎和呼唤，诚如《影响的焦虑》作者布鲁姆所言，追求创造者才会有影响的焦虑，从焦虑中脱颖而出才能有杰出的诗的创造。总而言之，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和相应的文化创造，在我们的期待和焦虑中，将更加宽容、更加丰富，也更有光彩、更有气派，因为期待和焦虑也可以化为从事创造的动力！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武汉大学在职博士生
　　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内在关系
　　李怡
　　预测未来总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因为历史的未来并不总是按照“过去”与“现在”的经验进行“合目的合规律”的逻辑运动，任何一个历史的细部与偶然的因素都可能在根本上改变未来的面貌。所以，我以为我们今天所谓的新世纪的猜想其实也仅仅只是对于已经出现的但尚未“蔚然成风”的“现实”的描述。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我以为最值得注意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需要继续关注的是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不仅仅是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界对于当下的世界性学术思潮的回应，而且更有意义的在于，正是这一概念的出现和前所未有的细致的分析，使得我们曾经有过的一系列模糊、含混的思想之争可能被置于一个更具统一性的知识背景之上，争论的多方都出现了更多的对话的机会。众所周知，在走向“现代”的文化语境中诞生发展的中国新文学，正是以其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树立自我形象的。在过去的阐释中，我们曾经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现代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移作这一文学“现代性”的具体内容，以后随着文学史意识生长，我们又趋向于在一个发展变化的维度上来认识“现代”的特征，而“走向世界”的文化呐喊无疑又将更多的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精神内涵注入其中。尽管到这个时候，关于“现代性”我们的知识还是相当笼统和模糊的。
　　应当承认，中国新文学的阐释乃至中国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界对于“现代性”知识体系全面探讨还在90年代以后，而饶有意味的又在于，这种全面探讨的契机却来自中国新文学现代性追求的质疑者——中国式后现代论者“重估现代性”的呼声构成了对中国新文学价值体系的挑战。
　　中国“后学”的惟我独尊的姿态在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那里遭到了有力的狙击，新世纪的到来也许会进一步显示这些“后学”论者骨子里的“狂躁”之气的不合时宜，我们将可能以更充分的理由来分析、回应、反驳这些后现代论者的“重估”之声，但这样的分析、回应、反驳却也有可能突出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正是中国“后学”的质疑与挑战促成了我们对这一知识体系及这一知识体系观照下的文学发展本质的深入认识，特别是后现代论者将“现代性”视作西方文化霸权产物的论断又正好启发我们从文化结构及民族文化的心理方面把握“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深层联系。显然，在以往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当“现代性”追求被我们视作中国文学理所当然的目标之时，现代性问题是与“开放”、“进步”、“走向世界”、“全球一体化”等辉煌的概念连在一起的；所谓“先进”的“现代性”的目标往往被作为落后的“民族性”的参照与对立。同样，当90年代的后现代论者将复杂的现代性追求一律视作西方文化东方“殖民”的结果，并以所谓“中华性”的目标对抗所谓话语霸权的“现代性”，这其中仍然体现了十分明显的“民族性”的问题。中国新文学发展与新文学阐释发展的事实就这样地一再证明着“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复杂纠结，可以这样说，只有在与民族性的复杂联系中，我们才可能比较全面地理解“现代性”的源起、本质及文化根据。
　　我认为，进一步探寻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内在关系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工作者反思自己的研究对象，反思自己的学术史与工作方式的重要选择，也是我们真正有效地与“后学”的挑战相砥砺、对话的基点。
　　当然，我们无法简单认同后现代论者关于“现代性”的民族主义的判断，但也不能满足于长期存在的对于“现代性”的笼统认识，不能同意曾经存在的对于现代化与民族化“相互协调一致”的简单的道德性判断，我们完全可能通过这一课题，对中国新文学现代性追求与民族性的复杂关系进行全面的梳理，我们的新研究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近现代以来的中外文化冲撞与新文学“现代”意识的诞生
　　我们力图通过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的追踪，展示“现代”意识产生的复杂的文化背景。这一“复杂”在于，我们既“输入”了包括进化论在内的西方近现代知识体系，同时因军事斗争的失败而从内心深处孕育了十分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历史事实的复杂告诉我们，不是单纯的西方知识的“输入”而是中外文化的相互冲撞、是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汇构成了新文学的“现代性”，我们对发生史的追踪将有助于更清晰地阐明“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深厚渊源。
　　2.民族性与现代性内在矛盾的相互关系
　　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即所谓世俗的现代性及审美的现代性（后者体现为对前者的批判）在中国新文学中均有明显的表现。值得注意的在于，中国新文学审美的现代性往往与民族传统文化有更多的联系，即新文学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不时流露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留恋。民族性与新文学审美现代性的内在联系值得我们仔细辨析。
　　3.文学现代性与文学现代主义思潮的相互关系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被视作是现代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恰恰存在着遥远的应和关系。这样，在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中，也埋下了通向民族性的路径。我们的工作是，清晰地说明这一路径，从而剖析中国新文学现代性追求的价值取向。
　　4.“重估现代性”与90年代文学“民族性”要求之关系
　　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在90年代的“重估”之声中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然而，这一场几成“显学”的“重估”运动有着相当复杂的文化背景，从表面上看，它固然是民族性要求上升的结果，但出自于中国“后现代”论者的这种“反现代”，却依然呈现出了一种“进化论”的思维模式，于是，“民族性”的追求掺合进了世俗“现代性”的因素。重新检讨这一“重估”的源起及其阐释体系，将加深我们对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理解，也有利于我们对于新文学批评话语的认识。
　　我还认为，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当在保持自己的激情的同时继续探索适合于自己的学术规范，这里的“学术规范”不是指那种回避现实人生关注的自我封闭，而是指将丰沛的人生激情潜藏在对于历史事实的更充分的展示当中，我们需要对历史事实的梳理和分析，需要新文学发展的更广阔的“历史主义”的视野。作为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内在关系的认识，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历史复杂性问题，也更需要我们体现出一种“回到历史”的耐心，我想，或许在新世纪里，中国现代文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进入和解答将会在一个新的基点上巩固和完善自己的学术方式与学术阵地。
　　自然，我们在新世纪的首要的课题也是一个难题，其难就难在“现代性”追求自身的复杂性。现代性代表着人们的时间意识，但它却又是一个腹地宽广的话语系统，各种概念、取向、观念彼此抵牾的情形时有所见，我们的研究必须对这种复杂性有足够的把握和认识，并要恰到好处地透过这些“复杂”形成的意义间隙探寻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远距离联结。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个语言的、思维的与文化的陷阱。
　　作者单位：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职博士生
　　在传统呵护下呼唤新的民族文学流派
　　严国荣
　　站在新世纪的门口，展望新世纪文学将要艰难前行的步履，失望中不失振奋，酸楚后不乏欣慰。新世纪文学在全球化的汹涌大潮中依然会扬起自己的帆，回归到它自身的生长逻辑。虽然在百舸争流中，它永远不会再是弄潮儿，但这帆的质地更纯正，色彩更斑斓，它将真正找到自己——一种能够让各种灵魂都得到慰藉的、充满激情、理性、欲望与理想的语言艺术。
　　我认为，展示多元文化就是新世纪文学的主旋律。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信息的全球化决定了一切意识形态层面的人类文化现象都将呈多元化态势，如政治、宗教、哲学、艺术等，文学更是如此。这不仅是文学的身不由己，更是文学自身的内在诉求。马克思主义经典所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在新世纪决不再是被拉来当虎皮的大旗，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实而又残酷的真理。随着中国加入WTO，一切游戏规则都将有所改变。全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和完善，将迫使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加速。科学与民主理念的强化，依法治国精神的确立，文化、传媒业的逐步开放，都将给文学多元化的真正到来提供制度、法理、人性觉醒上的支持。新世纪文学的时代主旋律就是多元化。多元化也是新世纪文学的唯一生路。可以预想的是，这种多元化将造就多元化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式样，催生新的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学产品。新世纪文学面对口味更挑剔、更加个性化的读者或读者群，将提供品种丰富、花样繁多的南北大菜、各色小吃等全套精神盛餐。这种多元化是全方位的，甚至是良莠不齐的。但正是这种多元化，成为新世纪文学真正解放的基本前提。
　　基于全球化的背景，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注定将经历革命与改良，崇古与西化，浮躁与平静，保守与前卫，争斗与调和，模仿与创造等相互交织的痛苦的整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会儿西风压倒东风，“非理性”、“后现代”、“新历史主义”……的欧风美雨可能成为某些作者、读者的及时雨，追逐和模仿西洋风景成为文学时尚；一会儿，伪保守主义、新伪旧儒学、伪优秀传统、新的辜鸿铭之流又会祭起“论衡”、“国粹”之类的阴阳剑，孤独地狂舞一番；一会儿，或许某种经济、政治因素引发的社会震荡，又会使一些良知尚未泯灭的写作者、思考者学习上个世纪文学巨人把文学作为“匕首”和“投枪”……。新世纪文学不仅要接过上个世纪的精神遗产——尚未完成的民主、科学和人性的“启蒙”，还要面对西洋风景的全面侵入。在持续上个世纪的压抑、迷失、苦闷、彷徨、浮躁、浮夸、短视、逃避崇高、盲目模仿等艰难选择之后，经过涅ｐáｎ＠①，最终归于平静，常态。
　　这涅ｐáｎ＠①，便来自于优秀古典文学传统的自然遗传和润物细无声般的滋润、呵护。是真正的《论语》文本意义上的孔学、《孟子》文本意义上的孟学（为了区别于后世那些传、笺、注、疏派的经学、伪道学、伪新旧儒学）所倡导“仁者爱人”、“民为贵”的人道关怀，《墨子》推崇“兼爱”的“互爱”精神，墨子“突不冒黔”、农家“躬行实践”的知行合一品格，《庄子》反对“以物易其性”、“丧己于物”的“人性”呼唤和反对“以仁害己”的批判立场，屈原“上下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持原则、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等等——所代表的先秦朴素的人道主义意识和人性关怀。季羡林先生曾经预言，新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包括中国优秀古典文学传统）大放光华的世纪。这不是复古派的自大、自恋，而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大师的真知灼见。现代西哲海德格尔、萨依德等也曾称其思想灵感来自于《周易》、《老子》、《庄子》，这更不是哗众取宠的故作惊世之论，而是由衷的佩服。或许会有前卫派、先锋派们说这是挟尊、挟洋自重，然而，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也从大量长期艰苦的实验、研究中，给《汉书·地理志》所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以及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论述“种族、环境、时代”时所称道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找到了科学、理性的依据。概而言之，人类各种族的审美好尚与差异，来自于人类始祖的动物性本能和栖居地环境的影响，即审美风尚也离不开生物遗传的大规律。各民族的文化遗传基因决定和维系着本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学、民族性格、文化心理、行为方式等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民族特征和差别化优势，而这种文化遗传基因集中保存在作为本民族历史记忆和精神薪传主要载体的文学这一语言艺术中。正是这些记载着民族文化基因信息的神话、传说、史诗、戏剧、小说等集体性记忆、民族性记忆，如《圣经》、《荷马史诗》、《吉檀迦利》、《诗经》、《离骚》等所体现的优秀民族文学传统，使犹太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华夏文明延续、发展、繁荣至今。世界上许多民族消亡或繁荣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大凡葆有自己优秀民族文学传统和民族精神记忆的民族或国家，在世界文明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呈发展、繁荣或复兴的趋势，反之则走向衰落、消亡或被同化。因此，记忆就是历史，记忆就是生存和发展。
　　虽然，自秦汉以降，中国就是一个“以吏为师”的国家，“百代都行秦政制”，历朝统治者表面上尊奉的是儒家，而实行的却是法家那一套。法家的“术”与“势”从来没有把人民当作人，而是作为奴役的工具，如《管子》“七法”鼓吹的“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这种毫无人性的政教合一的皇权治术，经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统化，把具有“爱人”、“民本”思想等人性光辉的孔、孟之学歪曲、异化成汉以后的经学、伪儒学、假道学。被发扬光大的是封建宗法制、等级制，一直到宋明理学被钦定成为正统，最后就发展成“以理杀人”这样的道统，民族记忆也就被阉割、篡改、异化成“忠君报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及“三纲五常”式的集体记忆，企图以君父代替个人，组织取代个体，彻底扼杀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发展到极端便是“文革”灾难的出现，便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种谎言、谬论在被重复一千遍后而成为“真理”。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性记忆被封建道统垄断、歪曲、利用并阉割、涂抹成“君父”、“纲常”等封建皇权专制制度。
　　然而，同样自先秦而下，“人性”呼唤的声音也并不微弱。孔子退朝后得知马厩失火“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的询问，表现出的是“重人贱物”的人文精神。孟子在回答淳于髡“嫂嫂落水是否援之以手”时，答语是“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离娄上》），体现出的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墨子在解释“仁”时指出：“仁，爱民者，非为用民者也，不若爱马”（《墨子·经说上》）。就是说，真正的仁爱，就是爱人，不应该像爱马那样，爱马是为了用它，爱人则不是为了用他，而是像爱自己一样出于真心爱他，把他当作自己的同类。《庄子》一书中贯穿全书的是庄子“重生”、“养生”、“保身”的原始人道主义意识，是“不以物害己”、“不以仁义易其性”等视人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的“人性”光辉。汉代扬雄批评法家只把人当作工具时，称“申韩之术，不仁之至矣”。到了明代，封建专制扼杀人性最严酷的时期，思想家李贽不仅以《童心说》呼唤不受封建礼教污染的“童心”（即人的真情个性）回归，更以“异端”自居，被明朝皇帝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打成“思想犯”，就在于他公然指斥扼杀天性的封建礼教“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指出了伪道学扼杀人性的本质。一直到了上个世纪，文化巨人鲁迅不仅以阿Q的形象概括出了国民的劣根性，更深刻地指出，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只透出两个字“吃人”。……两千多年来，人性关怀的“地火”始终像茫茫黑夜给夜行者引路的希望之光，不绝如缕，代代薪传。这些先哲用他们的文字、声音、甚至生命，保存、记录并传播着我们民族集体记忆中最珍贵的文化基因——“人性”的呼唤和张扬。正是他们对这一体现着民族优秀传统和集体记忆的拯救和扞卫，才使得新世纪新文学有了涅ｐáｎ＠①的火种。
　　当我们乐观地为信息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欢呼，甚至错误地把全球化、一体化等同于欧美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全盘西化时，我们注定要为自己躁进、轻率、不加选择地、被动地全盘接受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已经为中外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所多次证明。从逻辑上讲，文化多元化与信息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是一对矛盾体，全球化、一体化的高效、统一必然导致文化的同质化而使之失去个性、活力。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一体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以能够体现自己鲜明民族性格、文化精神等集体记忆的优秀文学传统参与到全球化、一体化大潮的角逐中，在优秀古典文学传统的呵护下，经过对世界优秀文学因子的合理选择、取舍，最后形成具有鲜明民族个性，包容世界优秀文学遗产的新的民族文学流派。以这种充分体现民族特性和差别化优势的民族文学流派，构成多元化世界中极具张力的一极，以多元化对应一体化，使全球化、一体化与多元化成为一个动态平衡的文化体系。也只有民族性突出的民族文学流派，才会被多元化的世界文化体系所尊重，所接受。黄皮白心的香蕉式人格、香蕉式文学，只能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如浮云游魂充当二等公民。因此，可以设想，中国在受过WTO的洗礼后，在经历浮躁，复古，西化，跟风，突变，创造等一系列阵痛之后，新世纪文学会找到迷失的自我，回归自己的正途。这一涅ｐáｎ＠①后再生的新世纪文学，必将呼唤自己的民族文学流派，呼唤用汉语这一母语进行思考和创造的本土作家，呼唤薪传民族精神记忆和古典文学优秀传统的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民族文学作家，呼唤能够充分体现出汉字和汉语的形式、结构美感等艺术魅力的民族文学作品。如果说政治的逻辑是稳定，经济的逻辑是效率，法律的逻辑是公正，那么文学的逻辑则是张扬人性。因此，新的民族文学流派在新世纪的出现，既是回归自身运行逻辑的必然选择，也是它迎接全球化的主动应战。这一新的民族文学的流派可能会以各式各样的名称出现，但其主要内容，就是秉承自先秦哲人到上个世纪文学大师鲁迅一直呼唤的“人性”关怀意识；就是世界一切的优秀文学遗产那种开放的胸怀；就是“哀民生之多艰”式的忧国忧民传统；就是“不指南方誓不休”式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自我超越；就是“清水出芙蓉”般的“自然英旨”；就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式的抒发真情，表现个性；就是“我手写我口”式的通俗、率真；就是从《家》、《春》、《秋》到《随想录》所体现的写实传统和说真话的勇气。概而言之，其核心就是歌颂人性真情，扞卫民族记忆，呼唤人的全面解放。在经过一个时期的磨练后，在这种新的民族文学流派的大旗下，必将产生用母语写作的本土文学大师，必将会有以传承民族文学遗传基因、扞卫民族精神记忆为特征而享誉世界文坛的本土作家，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获奖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本土作家必将获得全世界的承认。
　　新世纪的文学将从精英化（贵族化）走向平民化，从大众化走向“小众”化。前者是指文学将不再是“御用的”“皇帝的新装”或供“圈子里人”欣赏的“呢喃自语”，而会成为具有平民意识的、供一般民众娱乐、审美的普通精神食品，后者是指文学不再是大多数民众一致的选择、爱好，而是读者群更加细分化，文学将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内容，去满足各种口味的读者群。新世纪文学将不会再出现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读者饥饿症，表现出千万人争看一篇《班主任》、《伤痕》或一部《第二次握手》、《乔厂长上任记》、《陈奂生上城》那样奇特的盛况，它的繁荣将表现为以更多的文学式样去满足不同层面、不同审美趣味的读者群，表现为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欣赏机会的选择。
　　新世纪的文学不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它将回归到娱乐、审美功能本身。作家协会将转化成同人行会，不再会有“专业作家”这一有鲜明历史印记的职业，“专业作家”会转化成“职业作家”，并且数量极少，而更多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余事作诗人”式的作者。文学作品不再是简单、生硬的宣传、教化，其教化作用更多地会以审美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发挥出来。文学作品这一精神产品将成为大众的精神消费品——即商品中的一员，而具有商品的属性。这些变化不仅没有折损文学在人类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反而更以它的贴近大众，回归自我而日益复兴、丰富、繁荣，并以此表现出其不同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科学、道德的独立品格和审美特性。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般下木
　　 作者单位：西安联合大学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1.4.88～103
《求索》长沙96～100J1文艺理论20012001 作者：《求索》长沙96～100J1文艺理论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0:5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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