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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代，更多的是论及武帝的雄才大略和他手下的名将如卫青、霍去病等抗击匈奴，开疆阔土，建立了无数功勋，很少有提及武帝时默默工作的文臣集团。正如人吃多了生猛海鲜，反而对粗茶淡饭更感兴趣。名将如海鲜，文臣如淡饭，二者协调方能大可治天下，小则调人味。下面介绍的便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人物――公孙弘。    

潦倒前生

　　公孙弘（公元前200―前121），字季，淄川薛邑人，从“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可以推测他的出身不应该很清贫。狱吏虽小但也是官啊。至于后来所谓的“穷的帮人放猪为生”更多的还是失去小吏之位后对生活不满的一种发泄，而并非是为了谋生而从事的职业。更明显的例子就是40岁后开始学习儒家经典，钻研《春秋》。如果是普通的农人家庭是很难有这样的认识的。这里也不得不钦佩一下公孙老兄，人都说三十而立，而公孙弘已过不惑之年，虽然仍是一无所成。但他没有放弃，而是努力的去学习新的知识。这一点真的是太可贵了。毕竟时间并不仅仅使人衰老，更消磨的是一个人的斗志。 

　　“牧豚（猪）海上”的生活不知过了多久，史书也没有更多的记载。从他40岁后倾心于儒学经典这一选择来看，他对时代的脉搏的把握不可谓不准确。毕竟汉初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在当时看来研究黄老子才是正途，儒学就有些偏门了。 

　　果不其然，汉武帝初登帝位，就开始将统治思想从黄老之学向儒家经典转变。我们的这位孝武皇帝不在看重无为而治，而要有为而治。即位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发布求贤令诏举贤良方正。年已60岁的公孙弘慨然应征，（真可谓等的花儿也谢了）多年的混迹已使公孙弘对生活，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能投年少气盛的武帝所好，很快得到了武帝的赏识，被拔出列，任为博士（不是今日的博士，官位）。汉武帝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出使匈奴，归来后估计对武帝发表的一通贤良方正的“以德怀远”的迂阔之论，没能得到武帝的赞许，反而惹怒了武帝，“还报，不合上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此次入世的失败，归其原因：主观上公孙弘的表现可能平庸了，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武帝年少气盛做事过急，在未能掌握实权的情况下大肆的宣扬儒学，打击其他的学说，这大大的侵害了很多非儒的不满，朝野上下以窦太皇太后为首主张无为而治的思想还比较根深蒂固，不是轻易可以动摇的。“毋奏窦太皇太后”终于彻底激怒了太皇太后，她断然予以镇压，在这次朝野的动荡中，武帝所提拔的倡儒之士都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丞相窦婴太尉田`免职，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皆被逼自杀。六年后，随着窦太皇太后的去世，武帝几年的磨练已经逐渐的掌握了实权，开始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武帝倚文景四十年生聚之财、挟国富民强之威，要做大有为之君，在此背景下，公孙弘第二次踏上了他的政治生涯。 

大器晚成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再次颁发了求贤诏，年望七十的公孙弘第二次被淄川国举荐应贤良文学对策。这次武帝出的题目内容是上古尧舜为什么能风调雨顺、风俗朴实、政治清明，要贤良文学们从“天文地理人事之纪”作答。公孙弘则在对策中提出了“治民”八条。 
　　  
　　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常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公孙弘在对策中所提到的观点估计没什么新意，只是对经典的一些重复论述。在加上自己年老估计也没有给负责考试的太常留下什么好印象。所以太常将他的对策排在了下等，呈给了武帝定夺。没想到武帝对他的对策十分赞赏，反而将他的对策拔为第一名。武帝召见公孙弘，看这老头精神矍铄，容貌伟岸，打心底高兴，再拜他为博士，待诏金马门。看来武帝是和公孙弘前世有缘，公孙弘该回家烧高香啊。这次能被看重实力是一方面，运气的成分真的大了点。 

　　可能是这次诏见激发了公孙老先生的斗志，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多的幻想。虽然有着60多岁的年龄，但却有着20岁的心脏。看着自己的年龄时日不多，为了争取更大的晋升机会发表了如下近似吹牛的观点： 

　　“陛下有先圣之位而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民而无先圣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异也。臣闻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 

　　 这里公孙弘大有以周公自居意思。武帝马上问他：“弘称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视孰与周公贤？”公孙弘更是“大言不惭”的应对：“愚臣浅薄，安敢比材于周公！虽然，愚心晓然见治道之可以然也。去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臣闻揉曲术者不累日，销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恶，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期年而变，臣弘尚窃迟之。”此次的吹捧可以说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武帝能容下东方朔的神吹，当然也会留意公孙弘，对他的言论很惊异，大加赞赏。公孙弘一岁三迁，以火箭般的速度，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晋升为左内史，成为主持京师政务的重要官员之一。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晋升御史大夫，第二年就代薛泽任丞相，封平津侯，位极人臣。以儒生而荣登相位，公孙弘在西汉是开端人物。有趣的是因他也形成了许多的规制。汉本以列侯为丞相，而公孙弘以布衣为御史大夫，后擢升为丞相，武帝特封之为平津侯。此后，便有先为丞相后再封侯的惯例。凡丞相必为列侯，故称丞相为君侯。因武帝封公孙弘为列侯，食邑为高成县平津乡，此乡范围很小，仅六百五十户，从此有丞相封侯不过千户的惯例。做为儒生而有如此荣光，“天下学士靡然乡风”也就不奇怪了。最后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寿终正寝。 

平庸政绩

　　说公孙弘的政绩平庸更多的是结合他任政期间武帝的作为而言。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至元狩二年（前121年）公孙弘任政的十年间，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文化上有很多的重大措施。但作为朝中重臣的他真正参与的少之又少。下面我们列举一些史书上明确记载与他有关的政绩： 

　　1，元光五年（前130年），当时，朝廷注重与西南夷的沟通，并在巴蜀设立了郡县，由于赋役酷虐，巴蜀百姓为之叫苦不迭，天子便派公孙弘去视察。公孙弘归来奏对，又不合皇帝之意，弘大骇。但武帝并没有深究此事。元朔元年（前128年）时东夷归降，武帝打算在朝鲜的中部设立沧海郡，二年，卫青等将领击败匈奴右贤王，收复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而公孙弘并没有吸取西南夷的教训，而是“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公孙弘所提到的建议，武帝并没有直接了当的否认，而是通过朱买臣廷辩陈述置郡的好处，“发十策，弘不得一”。至于公孙弘是真的不能应对还是了解到了武帝开疆的决心而故意回避，我想后者的因素更多一些。公孙弘也知趣的作出了让步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p沧海而专奉朔方。”这件事可谓武帝与公孙弘都作出了让步，也可以看出武帝对公孙弘还是非常器重和信任的，同时也缓和了内廷与外朝的矛盾。 

　　这三件事都与汉武帝的开疆阔土的对外政策有关，可以明确的看出公孙弘在汉武帝的开疆阔土上态度，显得过于保守。只看到了拓边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未能看到其积极的意义。这多少也影响到了武帝在重大决策中不可能把它考虑进入内廷，而把它放在外朝作为执行者的角色。这也就注定了他在政治上不会有太大的作为。 

   2，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时民间有名的江湖大侠郭解被官府抓获。通过审查，郭大侠亲手杀人的案子都发生在朝廷颁布大赦令以前。大赦令颁布以后他的小弟们所犯的杀人案，他都不知道。按律郭大侠应该无罪释放。此时身为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则力主族灭郭解一家。公孙弘说下了这样一段话：：“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游侠是春秋战国相对自由开放的思想所衍生出来的产物，他们在一定的期间能曾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吴楚大侠剧孟在平乱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游侠本身他们以武犯禁，无视国家的法律，这本身也会影响国家社会的稳定。而此时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团结国内的一切力量，削弱豪强的势力。游侠这个阶层就成了尊王政策的阻碍。公孙弘在此问题上，看到了游侠的影响，而且也说到了武帝的心坎了。虽然郭大侠刚好钻了法律的空子，但影响到了皇帝的利益，不死才怪呢！ 

　　3，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六月，公孙弘与太常、博士一起上书建议武帝，提出兴学、置博士子弟、任儒生为官的建议。在下总是觉得这件事才是公孙弘一生中最为有影响的事迹。因为这一政策使得儒生入士就有了规范化的门径。使得大量的儒生跻身汉朝的庙堂，大大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这对于提高执政效率有着积极的意义。虽然儒生在工作中过于书生气显得软弱，但总体上还利大于弊。跟随汉高祖刘邦征战天下有功而从政的人员在汉朝政坛上消失，而儒生的介入很好的解决了这一国家政治转型。 

　　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公孙弘为政的功绩实在不敢恭维。简单分析其原因： 

　　公孙弘在担任御史大夫及丞相的时候，内朝已经建立并承担了国家决策权，而处于外廷的丞相或御史大夫已经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更多的是以执行者的身份出现。这是公孙弘政绩寥寥的根本原因。 

　　武帝在位期间发动了多次的对外战争，战争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武将。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所以武帝最为重用的官员多以武官为主。武帝时期的武官团体在朝廷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导致公孙弘边缘化的一个原因。 

　　公孙弘在对外政策上与武帝有着较大的分歧，多以对立面的身份出现。而且公孙弘为人比较圆滑小心，没有胆量和魄力去违皇上意。还有他的年龄精力有限这些也多少注定了政绩平庸的本身的原因。 
　　　　　　　　　　　　　　　　　　　　　　　　　　　　　　　　　　　　　　  
品头论足

　　中国人总喜欢在一个人死后，给一个人下一个盖棺定论。然而评价公孙弘的一生，则有着诸多的分歧。 

　　在他生前之时，《诗》博士辕固就骂他“曲薛阿世”，和他同朝为臣喜欢直谏的汲黯斥责他“多诈而无情”。但在下觉得尽管他们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有些过了。他的多诈奸猾也并没有多大的奸佞。只是在这两位过于正直的人眼中容不下。他做事显得过于圆滑，这可能与他多年生活的混迹所总结出来的生活阅历。他很少参与廷辩，即使廷辩发现与武帝的意见相反，便马上服输。 

　　他贵为三公后自奉仍然很简朴，用布被。他的这些行为，使不少人认为是故意做出来的。汲黯就向武帝告他“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当皇帝责问他是，他都一一承认，回答的相当得体：“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于君。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亦下比于民。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黯言。且无黯，陛下安闻此言？”公孙弘生活简朴，在奢靡之风横行的武帝时代，与贵族们生活奢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行为不能说没有一点沽名钓誉的味道，但也不乏主观上的真诚，毕竟他曾经贫穷过，体验过社会下层的生活。但这种行为怎么说也不能做为诋毁他的一个借口。 

　　公孙弘为人表面上看十分宽厚，甚至将大部分的俸禄都用于门客们的生计。但内心并非如此，他为人意忌，外宽内深，他容不得比他高明的人，更容不得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表面伪善，暗中报复。促成主父偃诛族和对董仲舒包藏祸心的调用，向我们展示了他内心阴暗的一面，使他道貌岸然的儒者形象大大缩水了。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先是被武帝安排主持燕王刘定国谋反一案，逼其自杀。接着他又任齐国相，齐王刘次昌行为不端，逼齐王自杀。不久，赵王刘彭祖告发主父偃有收受诸侯贿赂的丑行，武帝此时应该想从轻发落的，毕竟削弱诸侯的力量是武帝一直推行的，主父偃的行动也是得到武帝首肯的，而且削弱诸侯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此时的主父偃还有其作用。但公孙弘力主严惩主父偃，送上了让武帝拉不下面子的话：“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武帝的面子当然比小小的主父偃的生命更重要。锋芒毕露的主父偃最终得了个族诛的下场。虽然他有贿赂劣迹，但族诛的惩罚也太过了。公孙弘阴暗的一面暴露无疑。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肆行不法的胶西王相位空缺。公孙弘忌妒博士董仲舒，便乘机向武帝推荐董仲舒为胶西王相，想通过胶西王加害董仲舒。不过，由于董仲舒比较善于处理与胶西王的关系，加上他的赫赫名声，胶西王反而很尊重他，自然也就没有加害他。公孙弘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虽然此事武帝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但公孙弘的心术不正在此次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公孙弘四十岁后，才开始钻研儒家经典《春秋》，他秉承了儒家的那套伴君原则，而且对自己还是有着深刻的了解，虽不能做到知人者智，但能自知者明也足以。几十年的丰富人生阅历，他知道武帝是一个喜欢独断专行的专制集权皇帝。特别是内朝建立以后，此前作为百官之首的丞相，早已被排斥在朝廷重大决策之外。公孙弘明白这一趋势，所以他小心翼翼，不争权，甘作配角，唯武帝马首是瞻。公孙弘是一个知进退的人物。元朔元年（公元前122年），发生了淮南和衡山的俩诸侯王谋反案件，被牵连的朝廷重要人物不下万人。但公孙弘为求善终，他主动辞去丞相一职。但武帝并没有答应让他在相位上善终。这也是他为官哲学的最好体现。总体上来说公孙弘是幸运的，他虽然未能善始，但终究得以善终。这当然与他的为官哲学有关，但和武帝对他的信任也是分不开的。武帝信任的并不是他的才能有多优秀，而更多的应该是他的处事之道。忽然发现自己说的公孙弘太阴暗了，有点偏颇了。公孙弘以儒生荣登相位，开辟了一个时代，他在儒家思想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其思想创新上的贡献难以与董仲舒比肩，但他作为丞相，开设太学，培养儒生。在相位上为天下儒生可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这种为官之道更多的武帝专权的政治形势决定的，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原谅。

网载 2013-09-10 21: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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