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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以宰相的当量来编辑《通鉴》,其用意不言自明。而他以政治家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事件,其着眼点与境界自然如山登绝顶般的一览无余,又恰是庭中观月般的空阔无边,这是《通鉴》不同凡流的地方。
台湾钱穆说:“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多年,他只用二百九十四卷就拿下,可见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进史料,更重要是在删去史料。”
又说:“他书的原来重心是要写‘历代君臣事迹’,都与政府有关系的。亦有许多大学者,根本没有讲政做事,或是个隐士,或是个文人,当然他书里没有。”此语极是精当。《通鉴》用意在资治,于事功有益为第一,闲雅文艺司马氏就算有心,怕也无力企及。
《通鉴》卷一百二十三明了地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为人弟为人子,出孝入悌这方面的力行功夫做好了,有闲暇,才可以有词章琴棋的风雅。这个观点祖述孔子。
清初的顾炎武,花费数十年的精力着有《日知录》一书,以札记的形式记录他数十年如一日读经史的心得,响誉士林。他在“通鉴不载文人”条叙及与友人李因笃闲论《通鉴》的事。
李大概对《通鉴》不载文人表示不满,他说:“就如屈原,太史公称赞他,说是可‘与日月争光’,却不得书于《通鉴》。杜甫如果不是‘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诵,则他的姓名恐怕也不得见载。”顾炎武大为不然,“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
他举了一例,唐朝的丁居晦,官居翰林学士,一天,也喜欢文学创作的文宗李昂召见他,估计李昂也想让帝国的文艺大繁荣大发展,因而关心起文坛时况,语及杜甫、李白等文学前辈。丁居晦却极不给面子地顶了一句,“这不是帝王所要了解的事。”
李昂记住了此事,丁居晦却不因此而惹祸,相反却被委以御史中丞的要职。御史是言官,中丞是言官的首领,只有敢于讲话才能胜任。
然后顾炎武不客气地批了李因笃一顿,“就你这见识,比文宗差远了。”顾炎武极力主张经世致用,所以力翼司马光的纲旨。也是文宗,一天又要与宰相讨论诗歌创作——可见作为文学青年的文宗的不死心,非得撞南墙。
大臣们不解风趣也就算了,却再一次打压了他的文学前景,郑覃说:“诗之工者,无若三百篇,皆国人作之,以刺美时政,王者采之以观风俗耳,不闻王者为诗也。後代辞人之诗,华而不实,无补於事,陈後主、隋炀帝,皆工於诗,不免亡国,陛下何取焉。”《通鉴》之本义於此见之。
王夫之认为“经义者,非徒干禄之器也,士之所研精以及道者也。文赋者,非幼学之习也,志正学充,伤今思古,以待人之微喻者也。”
士子十年寒窗,苦读经书,是期盼有朝一日出来做官,用满腹的经纶来安邦定国,造福百姓,实现平生抱负,是拿来治世用的,并不如现在人的理解,把国学关进小楼成一统,孤芳自赏,俨然秦砖汉瓦。国学需要倡兴,必须根绝这种观点,使国学走进寻常人家,重走治世的路子才行。
《通鉴》不载文人,却是看重写一手好文章。《通鉴》援引华峤的话说:“班固序事,不偏不倚,不刻意拔高,也不故意贬低,详略得当,行文委委,使人百读不厌,(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被当作镜子的魏征论文,用无厘头翻译法可以这样翻译:“写一手好文章太重要了,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家施政的需要,要想以先进的思想指引人,以先进的典型鼓舞人,不能不靠它;二是百姓申述的需要,百姓有什么冤情不满,想上达天听,不能没有它;三是参政议政的需要,忠臣所以劝诫帝王,能臣所以进言献策,忠义之士所以指陈时弊,全得靠它;四是发现人才的需要,国家可以在一些托物言志的文章中,发现确有才华却郁郁不得志者,详加臻别,为我所用,更得指望它。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魏征的观点与王夫之相同,归根结底还是关乎人事。
网载 2013-09-10 20: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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