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为何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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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通读《资治通鉴》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我正在天津大学读书。这部共294卷的巨着300余万字,我当时看的是缩印本,厚厚的4大本。读完后,我当时就有个困惑:与《资治通鉴》同为“史学双璧”的《史记》是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写起,《资治通鉴》为何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
  时隔十多年后,这个长期以来困惑我的问题,终于在毛泽东晚年与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找到了答案。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国为诸侯,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罗。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
  跟着毛泽东读史就是爽,许多扑朔迷离的问题都能洞若观火,有拨云见日之快感。工作后我又通读过一次《资治通鉴》,比之毛泽东很惭愧,毛泽东先后通读过这部巨着达17次之多,他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着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着。此着共294卷,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共1363年。作者把这1363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着可与《资治通鉴》媲美。
  北宋时代,实现了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的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但隐忧甚多,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试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资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这就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时代背景。在这部书里,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叫《资治通鉴》,且书名由宋神宗钦赐。《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的整体描述,以达到警示后人之目的。
  司马光一生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奉献于奉敕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是古代很牛的多学科通才,通晓音乐、律历、天文、数学,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用心。他一生着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着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刘继兴考证,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简直太牛了。
  以现代的观点看,《资治通鉴》同时还是全世界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部管理典籍,是一部集领导与员工以及决策者的行为思想、能动思想、管理思想于一身的经典着作,以思想来感化每一层面的人,以事例来教化你在工作后如何界定自己的内心岗位及应遵循的职责,是所有管理书籍的鼻祖。从这个角度说,司马光还是风华绝代的管理学大师。

网载 2013-09-10 20: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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