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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哲学给人们提供超越性的智慧和深邃的理性力量，那么诗歌就在于点燃生命的内核——激情，升华人之为人的情感价值和理想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疏忽甚至偏废诗歌教学的民族必然导致其后继者精神结构的贫困化和畸型化。鉴于此，我们高度赞赏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论断：“伟大的诗人就是本民族的教育家和未来伦理的预言家。”[1]以此审视当代母语教育中的新诗教学，使之恰当地纳入语文素质教育的逻辑体系，这无疑是母语教育研究者的一项历史使命。
　　　　一、新诗教学的渊源、基础和时代条件
　　首先，作为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诗教传统。自信“不学诗无以言”的大教育家孔子开启了以“兴观群怨”为价值取向的诗教源头，并使诗教与礼教、乐教融成一统体系，目的在于通过《诗》（即后世《诗经》）等教材来感发意志、陶冶情愫、内修德性，完整地提升弟子的人格品位。孔子以降，以诗歌作为蒙学教材或以诗歌形式编写教材的传统历代流行，如宋代编选的《千家诗》历数百年而不衰，对怡养儿童美感、拓展其形象思维、优化其语言能力都发挥了重要和长久的教育价值。尤其是明代大教育家王阳明，不但提出了对童子“裁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2](P298)的教育主张，而且规定了诸如“整容定气”、“清朗声音”、“均审节调”[2](P299)这些诗歌教学的基本操作要领，以收精神宣畅、心气平和之教学功效。中国古代这种源远流长的诗歌教学，滋润着一代代人的民族气质，承载着东方文化精华的世代传扬，具有超越时空的不朽的精神价值；同时，它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新诗教学提供了丰厚的可供开掘和借鉴的教育传统——从诗歌教学的根本原则到诗歌教学的系统方法。
　　其次，新诗创作的丰硕果实和新诗艺术的日趋成熟，为新诗教学奠定了客观基础，即可供采掘的教育资源。勿庸讳言，与古典文学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到元曲清诗的漫长创作历史比较，现代白话新诗的诞生和成长期显得相对短暂，其诗美形态也相对欠丰满厚重，但是古代和海外辉煌璀璨的诗歌艺术滋养了新诗，20世纪中华民族艰辛豪迈的拓进历程培养了诗人的艺术人格和创作理念，进而催生了堪称“铁与铁的抨击所发出的铿锵”这类优秀之作，[3](P221)足供语文教育从多层面、多视角来广泛选用。从激荡着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创造精神、被目为新诗自觉和自由之象征的郭沫若，到承继着中国古典诗歌之法则和韵味、并以凝炼的现代话语予以艺术化传达的闻一多和徐志摩，从积淀着对民族苦难的深沉痛感并激溅着对理想太阳之追求激情的艾青，到澄明深邃、孤怆自持、渗透着对祖国命运真切关爱的20世纪最后一位高峰突兀的诗人昌耀，其间尚有多如星汉的名家名作可作为新诗教学的丰富资源而予以开掘。这里需要着重强调的是：除了现当代的诗家实绩外，更不能忽视历史新时期以来新诗创作令人眼花缭乱及至产生晕旋感的新发展。这种对“五四”以来新诗传统作出了重大突破的新发展，以抒情个性的凸显、意象世界的裂变、语言所指与能指的张力等一系列空前的审美品格为特质，催生了新诗艺术鉴赏的革命性变化，乃至对革新整个民族艺术的审美传统也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欣喜地注意到，无论是80年代初期震撼诗坛的“今天派”诗人，还是其后旗帜林立、主义叠出的“崛起的诗群”，都极大地扩展了广大读者的诗歌审美视野，而远非只是激起诗论家们的惊叹或争鸣。然而这些迥异于传统新诗的所谓“异质新诗”，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到语文教育界的漠视，很少有幸入选语文教材以作为新诗教学的范例。即使一些具有高度审美自觉的语文教师也不敢擅自将其引入语文课外阅读的指导范围，以免劳而无功地占用学子宝贵的应试时间和精力。同时，作为历史新时期诗歌创作之新发展的另一翼是艾青、曾卓、牛汉、李瑛、公刘、白桦等已有影响力的名家，其历经人生磨难后那些喷薄着激情、洋溢着哲思的厚重之作，那些闪烁着独特的艺术光彩、高标着诗人的艺术个性的崭新篇章，如《鱼化石》（艾青）、《悬崖边的树》（曾卓）、《沉思》（公刘）、《我爱》（赵恺）等大量传诵一时的新作，以“归来”后的审美陌生感进入了新诗史册。总之，新诗创作的诸多成就，新诗在时代变迁、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所发生着的艺术多元化、成熟化，在热切地呼唤着新诗教学要不失时机地同步递进。
　　复次，中国教育的历史转型为新诗教学的兴盛提供了必要而难得的时代条件。长期以来中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误入了一种异化个体生命价值的歧途，即抽去了教育的人文主义内蕴而只剩下纯技术训练的外壳，导致学子片面追逐外在的考试分数却失去了作为主体人本应具有的伟岸理想、坚执意志、磅沛激情和独特尊严，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机械运作的考试工具。很难设想这样的工具人在结束了教育流程后能像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梦想的那样“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或曰以审美的姿态去创造性地思考和追求人生的理想。鉴于此，世纪之交的中国教育开始了以优化人文素养为目标的从应试型向素质型更新的深刻蜕变。在这场革命性的蜕变中，人自身的价值及其升华受到了特殊的关注，这就为个体生命的思维、情感、意志和个性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精神空间和教育氛围。在如是时代背景下，呼唤以发展人的超越性精神特质为目标的新诗教学正不失时机。艾青早就指出：“一切事物的价值，在诗人的国度里，是以他们能否提高人类的崇高的情操为标准的。”[3](P244)确乎如此，凡是无愧于“诗人”称号者，莫不以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艺术良知去唤醒人的灵魂，去激发人对真善美的憧憬意识和追求热情，进而从根本上去提升人的审美品格和整个的精神境界。正因这样，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把广义的诗歌教学和审美教育作为人的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总之，经过对诗歌作品的精当选择，旨在美化人之心灵的诗歌教学就完全顺应还原人且发展人的素质教育这一时代主潮，就逻辑地成为正在中国大地上广为弘扬的素质教育的题中要义。
　　　　二、新诗的审美教育价值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文教育的多元价值愈来愈得到人们的公认，尤其是它的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受到高度关注。“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两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人们的任何想象。”[4]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的名言深刻地道出了母语教育的精神特质，而作为母语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新诗教学自然更集中、更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精神特质。凡是有口皆碑、经久不衰的拔萃诗作，必然是一种蕴藏着厚重的人文积淀、辐射着诗家的哲思和智慧的艺术，而不只是一种所谓超越时空的纯粹的言语形式。诗歌言语的审美价值，固然在于其清新超拔的动态组合，而更在于这种言语组合是被“意义”指向所支配着。换言之，诗歌言语的深层次审美价值即是这种“有意味”形式所呈显出来的“内涵之美”。作为优秀个体生命的创造性精神活动之结晶，诗歌必然折射着灵魂深具穿透力的审美之光，常常不可抗拒地灼亮读者的心灵。因此，有论者说：“诗是语言的特别存在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得通过语言深入到语言的核心中去，才能到达诗歌。”[5]毫无疑问，对处在青春成长期的学生而言，诗歌教学将以其独特的审美教育价值而点燃其生命能量，激励其追求超越现实之上的不朽的精神价值，同时也提升其品味、把玩和驾驭母语的专业能力。
　　首先，新诗教学能培植学生崇高的理想精神。“诗是人类向未来所寄发的信息；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3](P173)艾青对诗歌所下的既富理性、又有诗意的重要判断，揭示了诗歌的精神实质。优秀的诗歌往往凝聚着诗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闪烁着充分诗意化的理想精神，而且这种理想又植根于特定的时代，是对时代精神的高度提炼。曾一度遭致非议的传统诗歌教材《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有的人》等，其实是以明快的语言和直抒胸臆的方式来反映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民族理想和阶级理想，是诗人从时代生活中汲取灵感而孕育出来的精神产儿，是进步的社会理念在新诗发展史上烙下的一个深刻印痕。就历史新时期而言，改革开放的社会条件和建设性的文化氛围，激励着新老诗人们凝聚起人生血泪和智慧而高筑壮烈昂扬的诗碑，足以使青少年通过审美的瞻仰来汲取理想的力量，并趋向一种伟大的坚定和崇高：“纪念碑默默地站在那里／象胜利者那样站着／象经历过许多次失败的英雄／在沉思／整个民族的骨骼是他的结构／人民巨大的牺牲给了他生命／他从东方古老的黑暗中醒来／把不能忘记的一切都刻在身上／从此／他的眼睛关注着世界和革命／他的名字叫人民”（江河《纪念碑》）[6]其实，诸如此类所谓“朦胧诗”明朗而蕴藉、凝重而激越，颇有唐诗人陈子昂所推祟的“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般风情。[7]它以对信念和理想铿锵作响、掷地有声的传达而令人回肠荡气、热血如沸。新时期以来的众多新老诗人，经过民族浩劫和自身人生苦难所磨砺出来的坚执而高迈的信念，那种寓个人理想于民族希冀中的博大襟怀，通过个性化的艺术感受和传递方式而表现出来，确能荡涤灵魂、洗礼生命。这些作品如能艺术地引入语文阅读教学中，将使承担中国现代化使命的21世纪新人增加多少生命能量啊，毕竟伟大的理想是人格结构的内核，而为理想所激动和鼓舞着的生命自当焕发无限潜能、创造不可估量的人间奇迹。
　　其次，新诗教学还能深度开启学生的心智。从新诗发展史看，那些有生命力的诗歌或以隽永深邃的意象启人遐思，或以不藏锋芒的精湛评议揭橥事理，即使是一些以横溢激情见长的诗歌也往往内蕴追逼苍穹、抵达深心的思辨力。我们认同如是创作理念：诗人不是文字匠，首先当是思想家。作为公民所具有的使命意识和道义感，使真正的诗人能直面时代、聆听风雨；作为智者所紧攥的人文精神，又使其究天人之际、穷苍茫彼岸，并以反复锻冶、炉火纯青的言语魅力而赋予作品众心所会、世代流播的哲思价值。前者如河南名诗人王怀让的“新三吏”（即《东方吏》、《邳州吏》、《綦江吏》），以对官场腐败和官僚主义肆虐的愤怒鞭笞而振聋发聩，堪与杜甫“三吏”媲美，表现出犀利的社会批判力量；后者如被诗歌界广泛推祟、被誉为“诗人中诗人”的昌耀的那首《斯人》：“静极——谁的叹嘘？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8]这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与唐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比较，因现代人的全球意识而更具哲思魅力。即使如孔孚那种“减而又减”的精短山水诗，因其将山水的动势静貌、奇观异象与所言之理融成一体，故能以神貌契合的理趣而渗透出启开心扉的绵远之力——青春的心灵接受如是充满诗意的阅读无异是在享受智慧的沐浴。
　　复次，新诗教学能蕴蓄学生远赴人生之旅的磅沛激情。诗歌在本质上是一种以语言为传达媒介的抒情艺术，诗人因灵魂的震颤、激情的撞击而寻找生命畅快的宣泄，并将这种畅快的宣泄升华为深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创造。如果作为生命活动之瞬间定格的言语不浸透诗人这种淋漓挥洒的情感力量，显然就无法掀起裹挟人心的壮美诗潮。因此，以“兴”为特点的诗歌教学的感召功能，就具体表现为使阅读者能接受强烈的情感高峰体验，升腾起向往光明、追求真善美大化之境的不可扼止的激情冲动。如着名女诗人舒婷是这样发摅对“土地”的激情的：“血运旺盛的热乎乎的土地啊／汗水发酵的油浸浸的土地啊／在有力犁刃和赤脚下／微微喘息着／被内心巨大的热能推动／上升与下沉着／背负着铜像、纪念碑、博物馆／却把最后审判写在断层里／我的／冰封的、泥泞的、龟裂的土地啊／我的／忧愤的、宽厚的、严厉的土地啊／给我肤色和语言的土地／给我智慧和力量的土地”[6]。这些渐进式排比长句冒着诗人急喘的气息、沸热的血性，汹涌而至，怎不令人为这种热烈而深沉的爱国激情濯亮双眸。尽管诗歌摅情的具体形态因人而异，但诗人的浪漫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这种显现着其人格特质的激情。无论是民族危难时刻，还是现代化建设时期，激情的诗歌是一个民族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并与民族的青春、生机和活力同在，有时甚至言语本身的审美价值也降到了其次的地位——这就是遭致部分人非议的《黄河大合唱》、《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等传统诗歌教材至今依然葆有某种生命力的原因所在。由是观之，中华民族完全可以通过新诗教学而一代又一代地来传递这种激情的力量，使年轻的后来者继续保持作为优秀民族必须具备的亢奋、旺健、阳刚的前进式精神姿态。
　　当然，新诗的审美教育内容除了上述作品本身所蕴含的“内涵之美”外，还包括新诗的语言形式之美。既然承认诗是“文学中的文学”，那么，新诗在培养学生娴熟驾驭母语能力，形成清新、抒情、意象化和个性化的语言风貌方面，显然能够产生比其他文体更有效的教育作用。很少有语文教育工作者会否认下述事实：凡是长期浸润于诗歌氛围中的学生，其口头和书面的表达能力就往往高人一筹。无他，乃诗歌熏染和内化所致，这与“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同理。优秀的新诗作品，作为诗人从语言的原始矿藏中提炼出来的艺术精品，具有超乎普通文体的卓越的语言品质，这主要表现为个性、形象性、凝炼性、反俗性和音乐性。所谓个性，即指新诗语言各不雷同的独特性，是此诗人与彼诗人语言表达上的差异所在。凡真正为诗者，必然由其特殊的人生遭际和文化陶冶而生成独一无二、既不盲目复制他人亦不可为他人所简单复制的艺术人格，并由这种艺术人格所决定而形成风格独具的诗歌语言。愈是有口皆碑的新诗，其语言个性色彩愈是强烈和鲜明，诸如孔孚的精简而隽永、昌耀的深沉而大气、舒婷的婉约而丰赡，等等。正是这种充分个性化了的新诗语言，对发展学生为自己所拥有、体现个体生命独特精神风采的个性化语言具有积极的启迪和影响，而只有当形成了这种个性化的语言，方可满足尽情尽意表达个体生命意愿之多样需要。所谓形象性，是指新诗语言运用上与其他文艺性和非文艺性文体的显着差别，即前者更着力于在形象基础上对意境的经营和创新。艾青曾说：“诗人一面形象地理解着世界，一面又借助于形象向人解说世界，”[3](P198)而且，形象之中更赋予了灵魂和情思，使诗构成了渲染着色彩和氛围、足可品味的艺术境界，这样必然要求新诗的语言时时以形象性自律、进而升华为“神与物游”这种同时诉诸人的感官和心灵的形象语言。读一读入选人教社高中课外《语文读本》的李瑛的短诗《黄河》吧：“无论惊涛裂岸或沉波隐隐／都是一个民族的根，啊！母亲／从九天星空悬泻，穿过苍茫大野／昭示一种生命的高度，一种精神／由于你的哺育，孕就血和基因／我们才有崇高的品格，英武而自信／如今，浩瀚时空已化成远去的白云／看我们已从襁褓长成了巨人”。这样的新诗能极大地启悟学生如何形象地抒写民族精神与爱国赤诚，长久浸染必可促进高品位的形象性语言能力的健康发展。所谓凝炼性，是指新诗语言的纯净和纯粹，即较之于其他文体而表现出来的以少胜多的“经济”——在简短的句式和有限的篇幅中拓展出最深广的容量来，这是新诗语言最重要的审美特质之一。这样的新诗作品及其教学，将使习得诗之语感的学生，渐渐惯于运用拧干了水分的凝炼语言来表达个体丰富的情思，有助于克服冗长累赘、乃至不知所云的习惯性语病。所谓反俗性，是指新诗语言对主体和客体世界优于其他文体的清新鲜活的呈显，不但语词的组合常有出人意料而又合乎情理的新鲜奇崛之处，甚至对已达成共识且需恪守的语法规则和语言定律，也常有诸多突破之时——而这些正是新诗语言表达上极可珍贵的价值所在。如果我们能通过作品教学来充分鼓励学生这样矢志破除语言运用和表达上的种种陈规，将能高度激发其语言创新的潜在热情、促进创造性语言运用能力的最终生成。至于音乐性，即如上文所引《黄河》一诗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节奏整齐、音韵铿锵、琅琅上口、易诵易记的鲜明特色，凭借作品这个教学载体可以有望玉成学生既诉诸视觉、又诉诸听觉的悦耳动听的语言能力。总之，真正驾驭本民族的母语，既需要学习语言知识和语言规律、用科学理性的精神来指导个体间的相互交流与表达，也需要通过新诗这种高品位文学作品的教学来使之获得艺术的感悟和把握，以利于颇有美感地融通心灵。较之于结构严谨、句式繁复的西方的科学化语言，汉语的言语过程更偏重于韵味、灵性和袅袅流动的意境，这种诗性特征在新诗作品中体现得最充分，[9]因此，新诗教学最宜于培养年轻一代艺术地、审美地驾驭母语的能力。
　　　　三、新诗教学的基本方法
　　置身于语文素质教育日益受到重视的时代背景下，新诗教学理当从方法论层面作出相应的新探索和新调整。任何体裁的文学教育，都应当尊重文学作品自身的固有特点，破除那种枯瘦干瘪、趋向贫困化的应试模式。诗歌是高尚者灵魂的活的显现，其教学方法亦当生动活泼、富于美感，努力以诗化的形式传达诗意之美。
　　首先，重美读、轻灌输。一统化的应试教育流水线已经磨蚀了诗歌教学的个性特点，这表现在教学方法上就是片面强调教师单方面的灌输，以教者滔滔不绝的讲授取代学者对新诗美学价值的切身把玩。这种唯理主义的教学法戕害了诗歌固有的鲜活可感的原生态，使对诗歌感性的审美体验异化为一种走味失调的理性认知，无法将对其情调、韵味和气势的体察积淀为一种深刻的审美经验、并内化到学生的血液深处、提升其语言表达的艺术化能力。这确乎是新诗教学中的一种缺憾。诵读之重要性已为现代心理学实验所佐证：视觉形象和美感之间只是构成间接的情感呼应关系，中间穿插着联想和理解，而听觉形象和美感之间，却构成了直接的情感对应关系，可以迅速地拨动阅读主体感应的心弦[10]。而为叶圣陶先生所倡导的美读，则是在有声朗诵的基础上调动起学习者的所有情感积累，如曾国藩所说的那样“先之以高声朗读，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11]最终达到读者与作者两种角色之间的完全融合——此正所谓忘我而入境也。教师在引导学生美读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两点。第一是蓄势养气，即鼓励学生元气充沛、情感饱满地投入到对诗歌的诵读中去，没有这种精神的调适，美读同样会流于形式：只诉之于耳却未触动心灵。其中心力的专注尤为重要，闭目、凝神、深呼吸等技巧亦可一用。第二是身体语言的适度配合。美读的过程就是热情洋溢、由内而外的过程，目光、表情、体姿都应予以恰当调配，从而使整个身心沉醉其中、和谐外化。
　　其次，重点拨、轻程式。优秀的新诗作品往往是极富个性魅力的，如果袭用刻板、机械的程式化教学，诸如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这种貌似规范有序、实质庸常雷同的放诸各种文体皆可通用的教学公式，势必斫伤诗歌浑然一统的意境、淹没其固有的特色。我们倡导点拨，其实质就是瞄准特定诗歌的精妙之处，以此为教学切入口而引导学生深入感悟，使其天然悟性与诗的灵性和谐贯通。因此，要着眼于诗的艺术构思、落实于诗的艺术言语。前者意味着要教会学生善于寻觅诗歌中将哲思、才情和形象三者连缀成一体的针线，诸如即景抒情、托物言志、画面叠加、时空剪贴等艺术构思方法，循此而导入诗之意境，顿生如临其境的真切感受；后者也是诗歌教学的重点，那些活化意境、高度概括的关键性的字词句正是解析诗歌内蕴的密码，值得反复吟咏和品味。食指成名作《相信未来》（已入选人教社编着的高中课外《语文读本》），其深层次的生活理念、其所有叠显的清新意象之价值指向，皆归结于简洁刚劲、力透纸背的四个字上——“相信未来”，如能在掷地有声的美读基础上，用一唱三叹的诗化教学语言予以深刻点拨和点化，那么，教学效果自然胜于冗长的程式化的架空分析。这里还必须强调教师的点拨性语言应当富于抒情、形象、凝炼等诗性特色，以相谐于新诗这种特定的教学内容。如果说后者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品位的诗，那么前者最好是同样具有审美价值的散文诗，两者诗辉交映、诗意共生，从而使学生置身于课堂恰如在诗海泛舟。
　　最后，重陶冶、轻训练。自1985年从香港引进标准化考试以后，新诗与其他体裁的文学教育一样受其工具化训练的桎梏，非此即彼的唯一性标准答案限制了对新诗的审美张力。这样的测试对语文基础知识或许还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对诗歌的鉴赏和教学则弊多利少。个性和丰富性是诗歌的生命力所在，这自然会形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种多元开放的阅读效应。如果硬是用标准化测试去规范新诗教学，则极有可能窒息学生的独立性和创新性思维——而这与文学教育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从本真的意义上说，包括新诗在内的文学教育是超越狭隘功利、其主要功能并不在于实用的深度的人文主义教育，它试图告诉创造未来的人应当怎样生存、怎样无愧于生命的完美过程，启示更新颖、更高级的文明形态的创造者，应当怎样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升华生命的价值、并从中获得灵魂的享受和满足；它并不排斥用肉眼去观察由历史积淀下来的世俗本相，更引导每个生命主体以超验目光去审视、探寻人类的走向和终极的彼岸，它并不排斥个体对人类苦难的勇敢承担，更鼓舞生命以欣欣向荣的朝气和激情去执着迎迓想象之外的宇宙辉煌。因此，在当代技术文明占主流的社会中，新诗教学的目标是以超越实利的审美性、哲思性和艺术的浪漫主义精神来陶冶人，春风化雨式地逐渐玉成其个性鲜明、意志坚定、情感丰富、思维深刻的现代人格结构，而不是以抽去人文精神内核的具体实在的知识和技巧去训练循规蹈矩的工具。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杭州G31中学语文教与学潘涌20032003潘涌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作者：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杭州G31中学语文教与学潘涌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0: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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