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历史回顾与21世纪瞻望  ——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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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4.10.5——10.8于北京隆重举行,世界五大洲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社会贤达,近千人出席了庆祝大会,200余人参加了学术研讨会。学者在认真回顾、总结既往的基础上,围绕“21世纪儒学瞻望”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研究的发展,并充分展示出儒学的现实意义。
    一、儒学的历史回顾与总结
  儒学自孔子建立至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如何正确地分析、认识这一漫长的文化发展进程,是与会学者所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讨论主要集中在儒学史的分期、儒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儒学的文化结构,以及儒学的基本特性等几个方面。
  对于儒学史的回顾,学者一般是将其分为传统儒学和20世纪儒学两段 分别研究的。王国轩将传统儒学的发展分为七个阶段:①儒学经典产生时期,五经成为儒学的思想资源;②儒学创造时期,孔孟儒学重视探讨人的内在价值;③原典的整理和再阐释时期,经学成为汉代的学术主流;④儒学理论的升华时期,儒学吸收佛、道而更具理论色彩;⑤儒学复兴时期,道统说开理学的先河;⑥儒学繁盛时期,宋明理学深化了道统说、心性说、民本说,进入了本体与工夫的探讨;⑦儒学方法论的完善时期,形成清代考据学的系统方法论。此后,西学输入,儒学解体。田光辉认为,儒学创立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时期,其主要发展过程是在封建社会里进行的。到清朝后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和封建制度的崩溃,儒学开始衰落和解体。
  20世纪是儒学的衰落时期,但并不是灭亡时期。吴光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兴起而中国与东方的封建社会制度衰落灭亡的历史进程中,传统儒学确实走上了衰落式微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与儒家文化的死亡,而是转折与新生的开始。姜林祥在回顾20世纪儒学研究时指出,“五四”以后,围绕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作用与未来命运的争鸣,曾出现过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各派虽抱有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但没能根本解决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从20年代到50年代出现的新儒学,其代表人物的共同志向是企图通过援引西学来重构儒学,欲寻觅儒学的复兴和现代化,但也成效甚微。80年代又出现一股“儒学热”,它是由于受儒学影响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的崛起而引发的,这一股“儒学热”正在深入发展,并将走向21世纪。
  在回顾既往的基础之上,有学者对儒学的概念做了进一步确定。王德有认为,儒学的内涵是指儒学内蕴的社会价值,即它有“中和融通”的效应,由此它能创造一种和谐、融洽、互济、协力的社会氛围;儒学的外延是指儒学外在的表述形式,其原始形态是“仁义礼智”,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有所变化。关于儒学的结构、特性、本质,吴光指出,儒学文化结构有三部分,即儒学所含的道义学理、儒学社会化以后形成的制度文物、儒学进入大文化传统而形成的礼仪风俗;儒学的基本特点有四,即道德主体性、实用理性、整体性思维方式、开放性,从本质上说,儒学是一种具东方特色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有别于西方以人权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学说。
    二、当今世界文化需要儒学
  20世纪中叶以来,面对西方“后现代社会”问题的日益严重,“欧洲文化中心论”已根本动摇,世界多元文化的观念已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多元的世界文化应该包括儒学,西方思想文化存在的缺陷需要儒学的弥补。在研讨会上许多学者对此发表了看法。
  钟志邦(新加坡)指出,西方现代化已走到了某种“尽头”。因此,当前困扰着西方人的一些根源性问题,很自然的是一些“后”的问题,如“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等。可庆幸的是,除了日本以外,大部分东南亚地区目前还未真正达到“后”工业,或“后”现代化的阶段。东亚“四小龙”仍处在高度现代化阶段。而东亚“巨龙”中国大陆则仍处于“前”以及“正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因此,从文化省思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历史时刻。现在已有愈来愈多的学者认识到,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只有西方先进国所走过的那一条,而是多元的。王永祥、潘志峰指出,许多西方有识之士已把解决西方社会问题的目光投向东方,例如,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奖人在法国巴黎开会时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多元的世界文化需要儒学,这是多数与会学者的共识,但对于儒学在未来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则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儒学将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姜国柱认为,由于儒学在人文精神、人道主义方面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合理性,所以它适合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当今价值,在未来更会独具光彩。可以预见,在21世纪中,唯儒家学说才是最盛者。多数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认为未来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将不再出现以某一地域文化为中心的现象,儒学也只能是多元中的一元。赵吉惠指出,人类文化从来都是由一个个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结构而成的。文化都是多元多彩的,既不可能用一种文化去统一其他文化,也不可能用一个民族文化去销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中随着社会关系的沟通,出现某种趋同走势是正常的、必然的,但是这不能说明“文化已经走向统一。”
  西方思想文化本身存有缺陷,需要儒学的弥补。一些学者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沟口雄三(日)对欧洲市场原理的弊端提出了见解,认为自从霍布斯提出人类的本质在于具有永无至境的欲望以后,约翰·罗克、亚当·史密斯基本继承了他的观点,以至确立了立足于个人利己主义的市场原理,即资本主义市场原理。其特点在于利润第一主义。其弊端至少有三:一是在市场原理下,社会有用性未必能成为价值标准;二是在利润第一指导下,友爱、对弱者的关怀等,都不能成为评价的对象;三是以生产优质低价产品为美德的价值观,易于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沟口雄三指出,类似的还有如自由、人权、环境、公有、私有等等,许多在过去以欧洲原理标准进行思考的问题,都有必要从亚洲的儒学原理重新进行思考。李景林针对西方目前面临的人生和生活意义的危机,指出了其在思想文化上的产生原因。认为,作为西方思想根源的希腊理性主义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所本有的分析立场在人生意义理解上日益彻底化的结果,即现代人的世界观因受实证科学的支配而忽略了人生和生活的意义。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对立,是西方文化的分析理性在对人的反思中的最典型表现。按这种思想模式理解,作为形式普遍性的价值原则无法为人心内在的价值原则所体证。由此产生了当代哲学思潮一种价值论上的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虽然对破除抽象教条的偏执性有重大意义,但它却缺乏对生活现实的解释力量:一方面使人对某些共同价值目标的追求失去合理的依据,另一方面又易于使人陷入不确定性和孤独状态而导致人生意义的虚无化。而儒学心性论关于人的认识,对上述西方思想应能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
    三、儒学精华有益世界文化
  儒学精神经过文化重建之后,其精华部分必将有益于世界文化的发展。与会学者从东南亚儒学文化圈崛起的事实和儒学理论本身的现代意义两方面,论述了儒学将成为世界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可能性,并由此提出了复兴儒学的热切愿望。
  东亚崛起的历史事实已经、而且正在证明儒学精神的现代意义。赵骏河(韩)指出,自世界大战至今,人们就把西方化视为近代化的同义语,凡是与西方化不同的就被视为落后,儒学的遭遇更是如此。然而,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亚洲一些国家、地区逐渐赶上了西方,有些部门甚至超过了西方。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都属于天然资源贫乏地区,究其经济发展的原因,从物质资源上是找不到答案的。所以这些国家共同的文化因素,即它们同属于儒教文化圈这一特征,就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尤其是儒教的勤勉、协同、自我开发的热情等引起了人们的重新认识和再评价。
  儒学之所以历经两千年曲折发展仍具有很强的现代意义,其根本原因只能就其理论本身进行剖析和探索。与会学者为此就儒家的人文、伦理、礼乐、中道、科技、管理等各种思想展开了热烈的专题讨论。
  人文精神。姜国柱认为儒学的人文精神,思想合理,适应未来。儒学爱人重人、讲究人性和人格,强调自律、奉献。王树人指出,“仁”的建构成就了孔子的人学,它是人道观战胜神道观的标志。吴乃恭认为,孔子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是从生理自我到心理自我,再到社会自我的演变过程。洪家义认为,在修、齐、治、平之学中,儒学最重视人格修养。其中不乏精华,如“文质彬彬”的风度,“大丈夫”的气慨,“穷理尽性”的素养,“内圣外王”的气魄等等,都是值得批判继承的。刘宗贤指出,论者往往根据儒家人文思想以伦理问题为核心的特点,更多地看到其强调人的群体性和塑造社会人格的方面,来与西方传统人文思想注重个体,塑造独立人格的特色做比较,却忽略了这样一个方面,即儒家人文思想是以社会的发展,人类群体的生存和需要为背景来窥视个体的人,维护和发展个体理性和人格尊严的。
  家庭伦理。在以往对儒家伦理思想的研究基础之上,与会学者结合当代社会家庭发生的巨大变化,对儒学家庭伦理思想的当代意义纷纷发表了看法。默明哲分儒家家庭伦理思想为八条:1、调整家庭关系,2、密切家庭关系,3、追念祖先,4、家内分工,5、教育子女,6、婚姻程式,7、慎重婚姻,8、重视家庭。金吉洛(韩)认为,为了克服现代社会的弊端,建立21世纪信息社会职住一致的集体家庭,就应建立以“仁”为本的儒家根本精神为基础的未来家庭伦理。只有这样才能协调、统一个性化了的多样性社会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
  礼乐文化。黄宣民指出,上古礼乐文化是儒学产生的摇篮,礼乐文化典籍是儒学赖以滋生的渊薮,邹鲁缙绅先生则是儒家的先辈。阎韬认为,礼的作用是辨尊卑亲疏,乐的作用是愉乐众人,达到和的目的。礼乐主张用一定的行为准则来规范人们的日常活动,用一定的形式表达人们之间的关系,用一定的乐曲歌词以及舞蹈动作来渲泄人们的情感。这种从外面来的约束、规定,对人的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人们必须先做准则的奴隶,然后才能做主人,即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徐远和认为,诚然,被制度化、法典化、神圣化了的儒家礼乐文化,是为维护和强化君主专制政体而设定的,具有压抑和摧残人性的一面。但是,从基本精神上看,儒家以“仁”为内在精神的礼乐文化,与其说是否定人的尊严的价值,毋宁说是重视挺立人的主体意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并且从行为特征上铸造了中华民族温、良、恭、俭、让的整体风貌。
  管理思想。儒家的管理思想对于现代国家管理、企业管理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这是许多与会学者的共识。周桂钿指出,儒学管理思想有一些主要方面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并且对21世纪的管理者,包括国家管理和企业管理者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认为儒学管理思想包括:强调提高个人文化素养,强调管理者自身的榜样力量,重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感情交流,讲求法制与人情的结合等等。曹德本说,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对儒家治国方略中的优良传统只能做出符合中国特点的选择,如廉政、安定、统一、农本等都有必要做出现代的思考。
  和谐中道。何沛雄(香港)指出,“中和”、“中庸”皆为儒家之重要学说。孔孟所说之“中”即“恰当”之义,盖指事理之平衡,事理因时、因地、因人而变,故“中”须变,而变而以“义”为准则。不偏之谓“中”。“中”是常理、常道,亦是永恒真理。综观今日世界,西方世界物质文明达到高峰,精神文明陷于低潮,“自我主义”、“存在主义”流行;近年来我国实施开放改革政策,掀起经济过热,通胀肆虐,此皆失乎“中”道之故也。张立文指出,怎样协调、化解现代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和人自身的四大冲突,“仁者爱人”的和合精神是合理的价值导向和最佳的文化方式选择。“和合”不仅是儒家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而且是道家、墨家和《管子》等各家所整合的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
  科技思想。儒学历来被认为是轻视科技的,但有些学者认为不可一概而论。齐儆认为,“古学”“六艺”中早已有儒学科技传统,人称“名士大儒”的徐光启就是着名的古代科学家。他的例子对今日探讨科技进步与传统儒学的关系是有启发的。董光璧从世界科技史的角度指出,近代科学产生自欧洲是一种历史现象,科学的发展不一定延这种模式走下去。儒学传统中蕴涵的宇宙秩序原理和学术观,确如某些科学家的见识所及,可以为构建后现代科学观提供启示。
  既然从东南亚儒学文化圈崛起的事实和儒学理论自身的合理性两个方面,证明儒学在今日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在此世纪之交,儒学能否摆脱式微低迷之势而再造辉煌呢?与会学者对此普遍抱以乐观态度,并围绕儒学“复兴”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洪家义根据西方目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提出复兴儒学的必要性说,如果我们不及早注意精神文明建设,不着力汲取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优秀精神成果,以与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相辅而行,而任其自流,那也会出现畸形社会。王国轩认为目前儒学正处于回归之中,其表现为:①家庭和家族伦理的重新认识。②斗争哲学的厌倦和对善的追求。③对官本位的愤怨和对民本思想的渴望。④对非道德主义的反省和对道德的重新认识。⑤环境的破坏及对万物一体思想的认同。⑥社会和财富不均等和对均平思想的向往。⑦社会环境的混乱和对长治久安的期待。⑧人生价值的思索和心灵满足的需要。吴光则把儒学重建的任务定为:摒弃那些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旧式伦理观念(如三纲五伦之类),对传统理论范畴体系作出新的选择、诠释与更新,而着重阐扬儒学的道德人文主义理想,并创造性地吸收非儒学传统中那些能为儒学精神所包容的人文主义思想资源,走一条“旧学新用,洋学儒用”的文化重建道路。
    四、儒学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儒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衰落之后,终于看到了复兴的曙光。在此世纪之交,儒学应如何正视自身,迎接挑战;把握机遇,再造辉煌的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
  儒学必须正视自身的缺陷,许多学者对此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张岂之强调指出,在继承早期儒家伦理观的同时,仍应坚持反对封建礼教。因为中国的封建礼教是人身依附关系的伦理化和宗教化。礼教只谈社会的各个等级对皇帝应尽的义务,没有权利的观念。在封建社会的人本主义和孔孟的人本思想是有区别的。因此,说21世纪中国道德伦理学说将对世界发生影响,这似乎太笼统。我们不需要封建礼教,礼教与世纪潮流不合,不会对未来的世界发生影响,我们需要的是早期儒家的伦理道德观。王国轩认为儒学的误区和不足在于;①修身中的虚构先验本体和泛道德主义。②齐家治国中的宗法等级观念。③义利、理欲、公私之辨中的压抑个人权利、情欲、个体的现象等等。陈少明认为儒学在思想方式,即方法上存在缺陷。他指出,20世纪儒学仍未摆脱汉学和宋学这两种学术传统。而检验汉、宋的学术成就,从方法上讲,汉学体现在文献考辨,宋学着重在心性体验,两者是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两翼。但孤立地看,汉学太落实,而宋学太虚玄,传统学术存在一个异常广阔的中间领域,需要我们变通各种方法论工具去发掘,不能单靠传统的方法去创造传统。
  20世纪末西方精神的低落和东方经济的起飞,为儒学的复兴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对于如何抓住机遇,振兴儒学,与会学者各述己见。王煜(香港)认为,下世纪的新儒家应彻底现代化,而具备下列品质和风格:①勿将见识局限于人类社会,宜尽量理解自然界与社会的密切关联。②热诚关注中西文化的交流,摆脱我族中心主义及民族沙文主义。③恰当回应外道对儒学的挑战,善用心理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等西方哲学的精神武器。④谦虚宽容地发展开放的胸怀,勿蹈熊十力、牟宗三师徒狂傲的覆辙。⑤避免程朱学派某些泛道德主义的迂腐夸张,如伊川要求学生戒研文史、妇女饿死守节,朱熹苛求王维殉国。⑥必须言行一致,切勿口头提倡理一分殊而暗中结党营私。⑦并重内圣外王及义利,而非力争财势名位,必要时退为安贫乐道的隐士作家。蒋国保指出儒学能否重振,不仅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拯救现代道德危机的功能,而且取决于它能否被现代社会普遍认同。为此儒学一方面要关切现代民众的世俗要求,实现自身的世俗化;另一方面还必须关注现代人生追求宗教的出世要求。否则,既难以为大众理解,又无法与宗教抗衡。
  从80年代“儒学热”至今,经十年反省、十年讨论之后的中国学者,在本次儒学研讨会上显然表现得更加成熟、冷静而扎实。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在于,他们既能严肃对待国际上对儒学的敌对观点,又能冷静分析各国学者对儒学的友好态度。比如,羊涤生在将西方二值逻辑思维模式与儒家“和而不同”思维模式进行比较之后,令人信服地驳斥了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的“中西文化冲突论”。赵吉惠则对从汤因比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朋友呼唤:“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的现象,冷静地指出这是感情掩盖理性的异想天开。
  
  
  
中国史研究动态京018-022B5中国哲学史马彪19951995 作者:中国史研究动态京018-022B5中国哲学史马彪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0: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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