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海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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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新中国行政权力所及范围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废除了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了所有外国列强在中国大陆的租界地，惟有一块地方仍旧被苏联占用，成为苏联红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这就是辽东半岛的旅顺口。直到1955年，旅大地区才完全回到祖国的怀抱。苏联为何能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租用旅顺口，这个海军基地又是如何归还中国的？对于这段历史，凡研究国史的论着多有提及，但均语焉不详。笔者在俄国解密档案及苏方当事人回忆录中发现了一些材料，最近又因考察50年代在华苏联专家问题到大连市查阅档案文献并进行采访，了解到许多情况，从而对这个历史过程有了基本的认识。
　　斯大林得以继续使用旅顺基地
　　旅顺口是举世闻名的天然良港，隐蔽险要，终年不冻。旅顺口与庙岛列岛及山东半岛蓬莱角共扼渤海海峡，构成北京和渤海海岸的天然屏障，是重要的军港和海军基地。中国清政府于1880年建造旅顺港，费时10年，耗资430多万两白银。[1]
　　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失败，辽东半岛被日本强行割让，但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被迫以3000万两白银让中国赎回。沙皇俄国乘人之危，借口保护中国，于1897年12月强占旅顺、大连，并于次年3月迫使中国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条约规定，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借给俄国，为期25年，其中旅顺口及大连湾内一个港口专门辟为军港，仅供中俄两国兵舰使用。[2]实际上，当时大清舰队已不复存在，海军基地自然为俄国独占。
　　1915年沙俄在日俄战争中败北，旅顺基地转为日本人占有，不久以后，整个东北都陷入了日本的魔爪。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希望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斯大林以恢复沙俄时期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为条件，答应出兵远东，对日作战。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之后，美苏联手，一暗一明，一软一硬，劝逼中国接受苏联的条件。苏联在8月9日以百万大军进入东北的情况下，迫使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于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3]有关协定规定，旅顺口作为纯粹的海军基地，仅由中苏两国舰船使用，为期30年；基地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进行管理，委员会由2名中国代表和3名苏联代表组成，苏联为主，中国为副；旅顺地区的民事行政权力属中国，但人员任免须征得苏联军事当局同意；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开放；大连行政权属中国，但如发生对日作战，则受该区域所设定之军事统制；大连港口的工事及一半设备无偿租与苏联，为期30年。[4]
　　日本宣布投降后，8月22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伊凡诺夫中将率250名空降兵在旅顺口土城子机场着陆，并就任旅顺警备区司令。日军驻旅顺守备司令官小林海军中将向苏军投降，驻旅顺日军武装遂被苏军解除。同日，雅曼诺夫少将也率250名空降兵在大连周水子机场着陆，并就任大连警备区司令(后由高字洛夫中将接替)。当天下午，一批苏军乘火车抵达金县石河驿。8月24日，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的首批坦克部队抵达旅大地区。同时，太平洋舰队空降兵部队在旅顺口降落。8月底，苏军进驻旅大地区的兵力约1万余人。9月1日，后贝加尔方面军第39集团军司令柳德尼科夫上将率司令部作战组飞抵旅顺。9月6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远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元帅、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空军元帅诺维科夫和胡佳科夫、炮兵元帅契斯佳科夫，以及其他将领视察了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在日俄战争中阵亡官兵的墓前祭奠亡灵。华西列夫斯基说：“我们用自己的行动为40年前牺牲在这里的父兄们报了仇，我们把日本鬼子打败了。”这批苏军高级将领向墓地献了花圈，缎带上写道：“1904年为保卫俄国要塞旅顺口而牺牲的战士们永垂不朽!1945年8月22日夺取了这座城市和要塞的红军官兵敬挽”。9月28日，苏联太平洋舰队部分军舰开入旅顺口，齐帕诺维奇海军少将任旅顺口海军基地司令官。[5]
　　此后，旅顺、大连地区实际上成为苏联的军事管制区。旅顺口海军基地名为中苏共用，实为苏联独占。而大连市的主权虽属中国，但苏军占领当局既不允许国民党军队从海上登陆，也拒绝国民党政府设立航空站，空运部队接防，甚至以成立自治地方政府等方法阻挠国民党中央政府接收大连的地方行政权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始终配合苏军当局行动，以保证旅大地区成为一块受苏联保护的革命根据地。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旅大地区的确为支援中国革命做出了极大贡献，但应该承认，其主权实际上是掌握在苏联手中，至于旅顺基地，更是中国人无法问津的“特区”。[6]这个问题，直到1949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成功的时候，才开始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1945年苏军占领旅大地区后，斯大林曾感慨地说：“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7]从历史上地缘政治中利益冲突的角度看，中苏两国共同关注的有三个问题，即东北问题，蒙古问题和新疆问题。不过，到中共即将执掌政权的时候，蒙古问题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通过1945年的中苏条约和1946年的全民公决，外蒙古已经如斯大林所愿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新疆问题则已不在苏联的考虑范围之内——经过1945年对三区革命的调停和1949年对刘少奇的许诺，斯大林表明了莫斯科将不再插手新疆事务的立场；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制约而可能导致新中国与苏联利益冲突的只有东北问题了。俄国在亚洲地区安全战略的核心是取得一个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而这一战略就是通过对中国长春铁路及其终点旅顺口的占领来实现的。实际上，斯大林所说的收回沙俄在中国的权益，指的正是东北问题。因此，对于长春铁路和旅顺口，苏联是不会轻易放手的。不过，从利益的角度看，长春铁路主要在经济方面，而旅顺基地则主要在军事方面。斯大林心里很清楚，新中国急于收回长春铁路，却没有守卫旅顺基地的军事力量，所以，在同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中，斯大林缄口不谈长春铁路问题，而提出苏联可以提前从旅顺撤军。[8]
　　1949年初，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关于旅顺海军基地的处理意见，斯大林表示，由于形势的改变，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国也从日本撤军，苏联就从旅顺撤军。但如果中共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这一愿望。[9]中共当时根本没有海军，自然无法接受斯大林的“好意”。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其目的主要是废除1945年条约，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斯大林最初反对“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后来，在毛泽东的强硬态度面前，斯大林不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苏联有关部门反复考虑，数易其稿，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前起草了12份有关条约和协定，其中规定，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的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10]显然，斯大林原来的考虑是，中方不会让苏联立即撤军，即使同意，因原条约保留，苏军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回来。现在原条约已废除，但苏方也很难再收回撤军的承诺了。最后，经过双方讨论确认的协定规定，缔结对日和约后，但不迟于1952年底，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之前，成立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而民事行政直属中国政府管辖；大连的行政权力及苏联借用和租用的所有财产立即移交中国；大连港的问题待对日和约缔结后处理。协定中还有一条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国政府同意，苏军可与中国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11]这自然是中苏结成军事同盟的需要和结果，同时也为苏军继续驻守或将来重返旅顺港留下了机会。对于毛泽东来说，关键是必须签订一个新条约，以示中共的民族立场及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至于旅顺口，当时中国的确无力驻守，也就乐得借用苏联的海军力量。
　　根据新的协定，苏联政府解除了对旅大地区的军事管制，并将行政权力移交旅大地方政府，同时还将苏军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的财产，苏联经济机构从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移交给中国。其中包括47个工厂、11所电影院、188处宅舍、33个仓库、23处地产等，共302处。移交财产总数比协定签订时苏联照会所列清单还多18处，但大连造船厂改为中苏合股企业，大连铁路局和铁道工厂等属双方共同经营的长春铁路财产，也不在移交之列。[12]
　　此时，驻守在旅大地区的苏军部队有：陆军——第39集团军，辖直属工兵团、通信团和加农炮兵旅；近卫步兵第5军及所属炮兵旅、高炮团、火箭炮团、近卫17师、19师、机械化师；第25机炮师。空军——第55歼击机军及所属3个歼击机师、1个侦察大队和1个对空勤务团。海军——太平洋舰队红海军旅顺口基地及所属1个水鱼雷机师、岸防司令部、潜艇基地、快艇总队、水警总队、高射炮兵团、水上飞机大队、抢险救生大队、海道测量区和海军修船厂。炮兵——加农炮兵33师、突破炮兵师、防坦克歼击炮兵旅和高射炮兵14师。总计约30万人，同以前一样仍分别驻扎在旅顺、金州、长海等地区。[13]
　　中苏条约签订后，根据双方协定，为磋商和处理旅大地区防务的管理和交接问题，成立了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由中苏双方各派一个代表团组成。苏方军事代表团主席是驻大连苏军司令官别洛博罗多夫上将。中方军事代表团主席是海军司令肖劲光，代表团成员有东北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贺晋年、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旅大市长韩光、海军副参谋长张学思等。别洛博罗多夫担任联合委员会第一年工作的主席。1951年3月24日，在大连召开了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和明确了苏联军事指挥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规定了中苏公民和军人进入旅顺口区域及出境的手续，确定了旅顺口区域和海军基地在海上和陆上的境界，制定了旅顺口区域的飞行管制办法、舰船航线及中国军用舰只进入基地的手续，以及提交两国政府审议的关于交接旅顺问题的措施。1952年9月，双方又草拟了一份《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章程》。但此时中苏商议推迟苏军撤走的日期，联合委员会的工作遂搁置下来。[14]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军作战，远东地区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51年9月8日，美英等国在旧金山与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同时，美日还签订了《安全保障条约》。因美国等西方国家坚持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没有邀请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苏联代表虽然出席了会议，但鉴于邀请中国参加签署对日和约的动议被拒绝，且和约条款中又没有规定将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主权归属苏联，所以苏联代表拒绝在对日和约上签字。[15]以上国际形势的变化，自然牵涉到旅顺基地的命运。
　　苏军撤离旅顺口的日期已经临近，但中国尚未建立起一支真正的海军，而美日勾结对远东地区安全造成的威胁则日益严重，中国不得不考虑继续请苏联海军留在旅顺基地。1952年3月2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条约，特别是美日安全条约的缔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根据也有必要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旅顺口地区，并在1952年底不撤出旅顺口。”[16]这一要求当然符合莫斯科的意愿，不过，斯大林的考虑更加全面。他在4月2日回电说：“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认为苏军尽快撤退出旅顺口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在1950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做出决定：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苏军也不迟于1952年底撤出旅顺口。您3月28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就完全不同了。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和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顺口，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合理地向外界提出论据，以免得出印象，认为是苏联做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口条约。关于这一切，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17]
　　1952年8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会谈，除了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朝鲜战争问题，延长苏联在旅顺基地驻军也是讨论的内容之一。会谈中斯大林指出，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期限的倡议应由中方提出。我们在那里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这种问题的。于是，周恩来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由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18]9月15日，中苏交换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中国的照会在陈述了理由后，请求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口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口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19]中国没有海防力量，请求苏联援助，在中苏同盟的情况下是顺理成章的，但照会提出的撤军期限或条件似有不妥：倘若中国或苏联对日和约的缔结遥遥无期，不知中国何时或以何种理由收回旅顺口。
　　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归还旅顺口
　　由于苏联履行1950年协定，如期归还了长春铁路，又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所以中苏会谈公报发表后，中国国内普遍表示拥护，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在报道上海各界的反应时说，“这与两年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公布时的混乱状况相比，已有极大改变。虽然也有人对延长旅顺基地使用期限不满，但总体来说，反映不大。”[20]不过，旅大地区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驻旅大之初纪律很差，奸污妇女、强夺民财等事情几乎每天都有发生。[21]虽然后来苏联军事当局采取极其严厉的惩治措施（包括就地枪决），改变了这种状况，但给当地居民留下的恶劣印象却难以很快消除。因此，苏联延长在旅顺驻军，引起了中国当地军民的不满。据旅大市甘井子区苏军飞机场负责人反映，“中苏关系不如以前密切，最近有些工人、学生对苏联同志不够尊敬。苏联妇女抱小孩上电车时也不让座。对上电车的苏联军官，过去不推不挤，现在又推又挤，个别的还有打人现象。”[22]此外，1952年11月10日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还报道了某些旅大市职工对苏军不友好的大量事例，有人在买卖时欺骗、糊弄苏联人，有人看不起苏联的技术和经验，还有人甚至在争吵中解除了苏军战士的武器和摘掉军官的军帽。[23]
　　中国政府当然非常重视苏军驻守旅顺基地的作用。1953年2月22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旅大市，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同日下午，周恩来出席庆祝苏联建军三十五周年、慰问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人民曾以十分关切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军队所走过的艰辛的、英雄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苏联军队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旅顺口地区在历史上是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东北的桥头堡，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在目前的形势下，苏联军队驻在旅顺口地区，对于制止和打击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阴谋，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心更加努力地“向苏联军队学习，加强国防建设，充实现代装备，改进编制制度，提高各种训练，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会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将锦旗和纪念章授予苏军将士。次日，周恩来向旅大市苏军烈士纪念塔敬献花圈。[24]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党内围绕继承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当时苏联的领导核心中，马林科夫兼任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最高，贝利亚掌管安全部和内务部，势力最大，再加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老近卫军”重返政治舞台，赫鲁晓夫所处的地位最不起眼。然而，凭借长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权术，赫鲁晓夫先是联合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与1953年6月击败了贝利亚，又利用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在1955年2月把马林科夫排挤出核心圈子，从而逐步树立起个人的领导权威。[25]在这场政治和权力的斗争中，赫鲁晓夫所依靠的，在国内是他掌握的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和人事关系，在国外则是通过党的系统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取得联系。而在这方面，赫鲁晓夫特别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因此，在1958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之前，赫鲁晓夫主要是利用党的渠道向中国通报各种情况，以求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通过这条渠道推动向中国提供大量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交还旅顺口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庆典，苏联派遣了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华，而率领代表团的不是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却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也许是为了说明赫鲁晓夫在这一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作为给中国准备的厚礼，赫鲁晓夫多方奔走，四处游说，促成了大量援华项目的确定。这包括：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将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转让给中国；加强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帮助中国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及组织中蒙、中苏铁路联运。苏军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退也是重要内容之一。
　　不过，事情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从政府的角度，苏联当时尚未把对华关系摆在显着的地位。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有关措施的决议草案，从草案内容看，苏联政府最初确定的出席中国五周年庆典活动的政府代表团规格较低，团长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团员有苏斯洛夫、卡巴诺夫、亚历山德罗夫等。作为苏方的庆祝活动，不过是在北京举办苏联成就展览；在苏联各地组织群众集会；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等群众团体发祝贺电；组织科学、文化着名活动家和着名劳动能手发表广播讲话和寄个人贺信；在苏联报刊杂志上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中国的成就，以及播放中国电影和中国流行歌曲，张贴巩固苏中友谊的标语等等。唯一有实质意义的内容就是确定在10月1日成立全苏苏中友好协会，这算是对中国自1949年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系统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的回应。[26]
　　但接着又出现了一份文件，完全改变了问题的性质，这就是1954年8月5日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关于苏联代表团出访北京的有关事宜给副部长维辛斯基的请示。根据这份文件，苏联代表团访华决不仅仅是参加庆祝活动，而是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的重大举措。库尔久科夫的请示全文如下：
　　鉴于苏联政府代表团行将出发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祝活动，远东司认为：在苏联代表团在华逗留期间，委托它进行以下活动是适宜的：
　　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文件上有手笔将此句改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引者）关于将旅顺海军基地完全交给中国，并从那里（文件上有手笔将“从那里”一句划掉——引者）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
　　众所周知，根据1950年2月14日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旅顺港的海军基地应于1952年底完全交给中国所有。1952年9月，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远东形成的紧张局势（朝鲜战争），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将共同利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时间延长至中日和苏日缔结和约时为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2年9月15-20日致苏联政府的照会）。双方交换照会并就此问题达成了协议。
　　远东司认为，在当前已经变化的形势下，苏联军队继续留在中国领土上，留在旅顺口地区，对我们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在苏联军事和技术援助下，中国人利用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保证海军基地的健全和运转的。至于在非常局势下苏联使用旅顺港基地的问题，可以与中国政府就此问题缔结单独的协定。
　　二、由苏联大使馆将北京展览会的全部展品作为礼品送给中国政府的问题。应该在苏联政府代表团逗留北京期间宣布这件事情。
　　三、关于在北京签署苏联和中国之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问题。该协定的草案已由苏联部长会议批准。
　　四、与中国政府谈判，并在北京签署向中国出售现有苏中合股公司（“苏中石油公司”、“苏中金属公司”、“苏中造船公司”、“苏中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
　　如您同意，远东司将起草相应的提案报上级机关批准。[27]
　　远东司起草这一文件的背景如何，不得而知，但肯定是表达了赫鲁晓夫力主改善中苏关系的意图。不过，这一文件在外交部内遇到了阻力，而不同意见主要是针对旅顺口撤军问题的。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当天在文件批示：葛罗米柯、佐林同志，我认为第一条很值得怀疑。你们的意见如何呢？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的意见是：“我认为第一条不能接受。其余建议值得研究。”几天以后，副部长佐林表示：同意葛罗米柯的意见。于是，9月9日远东司再次提交的报告，以及9月15日葛罗米柯给苏共中央关于参加中国五周年国庆事宜的请示及所附决议草案，都没有提到旅顺基地的问题，代表团的规格也没有提高。[28]
　　在目前笔者收集的俄国档案中，没有关于此后情况变化的材料，但当事人的回忆弥补了文献上的缺憾。苏联对外贸易部主管对外经济联络的副部长科瓦利在回忆中谈到了苏联代表团赴中国之前的准备工作。[29]
　　代表团的准备工作由赫鲁晓夫的支持者米高扬全面负责，经济援助方案的制定由科瓦利主持，外交方面的事务由外交部部务委员费德林负责。赫鲁晓夫从一开始就不断详细地过问援华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一次又一次地召米高扬去汇报。赫鲁晓夫“处事果断，几乎重新审理了每个工程项目”，直到9月25日，即代表团出发的前两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人员还在进行有关协定最终方案和其他有关文件的修改和整理。看来，外交部9月15日的方案是被苏共中央否决了。因为9月2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确定的方案，代表团团长已经改为赫鲁晓夫本人，而且包括了交还旅顺基地的内容。据科瓦利回忆，这种想法很早就在赫鲁晓夫的个人计划之中了，由此判断，库尔久科夫的建议很可能是秉承了赫鲁晓夫的旨意。
　　9月25日晚上，米高扬再次认真地阅读了前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所讨论的为北京谈判准备的全部协定草案和其他文件草案。当确定已经吸纳了主席团成员的所有意见后，米高扬用电话向赫鲁晓夫报告说：“我认真地、从头到尾地阅读了准备在中国讨论的全部文件。这些文件反映了中央主席团昨天会议上的所有意见，文件已经全部印完。”米高扬建议不再召集主席团会议进行表决，而由赫鲁晓夫和他本人带头在文件上签字，然后派科瓦利连夜专程送主席团各成员传阅签字。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后，米高扬便确定了表决顺序。米高扬告诉科瓦利，最后到伏罗希洛夫那里，因他住在郊外别墅，且年事已高，很少出来活动，估计不会有什么意见。传阅和表决一直很顺利，全体中央主席团成员都非常认真地阅读了文件，并签名同意，他们指出，“文件对发展和加强苏中友谊和合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令人意外的是，恰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那里出了问题。午夜12时以后，科瓦利最后来到伏罗希洛夫的别墅，伏罗希洛夫正穿着睡衣在前厅等待。他把文件拿去看了约一个小时，随后说：“向米高扬报告，我反对。”说完就去睡觉了。此时，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还在克里姆林宫等待消息。他们对伏罗希洛夫的表态十分惊讶，立即决定第二天上午召集主席团会议。
　　9月26日上午11时，全体中央主席团成员都出席了会议。科瓦利简短地报告了表决的情况以后，赫鲁晓夫首先发言，要求伏罗希洛夫谈谈反对的理由。伏罗希洛夫回答说：“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党和中央委员会今天并没有因为我有不同意见而逮捕我，把我送进监狱，而是让我自由表述意见。我认为，目前随处可见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殊死战争而造成的可怕后果，我国人民无力承担在中国的这样一番大事业。需要设计和供应复杂的设备，谈何容易！这需要我们成千上万的专家去工作。此外，就在不久前我们还解释说，我们宣布对法西斯德国的盟国日本作战，目的就是收复旅顺口和俄日战争期间沙俄丧失的领地，而现在我们又要把它们交出去。或许，应该就这件事问问大家的想法，即使不问，至少也得让人们对此有所准备。”伏罗希洛夫发言后，赫鲁晓夫感到在这种原则问题上不能退让，便开始以强硬的口气述说自己的理由。
　　赫鲁晓夫强调，现在所说的原沙俄领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只是根据租赁协定，也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由双方共同使用。后来根据中国政府1952年9月15日的请求，有关旅顺口的协定已经延长了。赫鲁晓夫语气坚定地指出，如果不是建立在经济互利、相互需要和彼此承担义务的坚实基础上，那么两国之间的任何友好条约都不可能是长久的。“这是一个重要时期，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庆祝自己建国五周年之际请求我们帮助他们改变其几百年的落后状态，而我们不能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即将来临的五年采取最重要的措施，那么，我们就将失去同中国建立和巩固友谊的历史机遇”。赫鲁晓夫还表示，没有这些实际内容，苏联派如此高级的代表团去北京参加庆典、同毛泽东的会谈，将变得毫无意义。
　　在赫鲁晓夫的带动下，其他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也发表了大致相同的意见。最后，伏罗希洛夫勉强在文件上签了字，会议就此结束。可见，在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以及提前从旅顺口撤军的问题上，赫鲁晓夫本人确实付出了极大努力。
　　[1] 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的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9-83页。
　　[2]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741-742页。
　　[3] 参见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4]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三联书店1962年，第1334-1337页。
　　[5]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苏联红军在旅大》，1995年（未刊），第6-7页。笔者2001年6-9月采访王亚志记录。王亚志在50年代曾担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和彭德怀的参谋。
　　[6] 有关详情参见沈志华：《建国前夕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党的文献》2001年第3期；О.Борисов，Советский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1945-1949）, 2-е доп.Mосква,1977，лл.190-193；《苏联红军在旅大》，第7-21页；《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3-39、133-139、335-340页；笔者1996年5月对韩光的采访记录。韩光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
　　[7]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38-439页。但斯大林在这里讲的根本不是实际情况。事实上，当时的“老一辈人”，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为沙皇的失败而受到鼓舞，对此感到受到屈辱和挫折的只是沙皇政权和欧洲资产阶级。见《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4-142页。
　　[8] 关于中苏谈判在长春铁路问题上的争议，详见沈志华、冈察洛夫：《1950年中苏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沈志华：《中苏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9] А.Ледовский，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2，л.106；№3，л.101。
　　[10]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7,оп. 23a ,п.235,пор.18,лл.1-7。
　　[11] 正式发表的中文文本见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18-523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33-135页。
　　[13] 《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3页。
　　[14] 肖劲光着：《肖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09页；《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3-24页。
　　[15] 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最新研究见：Б.Н. Славинский, Сан-Францнсскаяконференция　1951г.по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с　япон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фипломатия，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1；张盛发：50年代初期中苏共同抵制对日媾和与苏联拒签旧金山和约，《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
　　[16] 1952年3月28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п.342，лл.126-130。
　　[17] 1952年4月2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ф.45，оп.1，п.343，лл.2-3。
　　[18] 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АПРФ，ф.45，оп. 1，п.329，лл.54-72。
　　[19] 1952年9月15日周恩来给维辛斯基的照会，SD04013。笔者复印自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俄国档案，原件无馆藏号。此编号为笔者收藏的文件号，下同。
　　[20]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第225号，1952年9月30日，第455-457页。
　　[21] 《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27页。笔者1968-1969年曾在旅顺土城子机场服兵役，听当地农民说过这种情况。另外，2001年9月大连造船厂厂史办主任徐金成接受笔者采访时也有同样的说法。
　　[22] 《内部参考》第252号，1952年11月10日，第118-119页。
　　[23] 《内部参考》第252号，1952年11月10日，第119-120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86-287页。
　　[25] 关于斯大林死后苏联党内的斗争情况，近年俄国学者披露了大量档案文献中的新史料，可参见：Е.Ю. Зубкова,Маленкови Хрушев： лич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ке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5,№4；В.П.Наумов,Борьба　Н.С.Хрущёва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02；В.П.Наумов,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No.5；Ж.А.Медведев，Секретный　наследник　Сталин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7。
　　[26] 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有关措施的决议草案，日期不详，SD08096。
　　[27] 1954年8月5日库尔久科夫给维辛斯基的请示，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3,пор.40,лл.4-5。
　　[28] 1954年9月9日费德林给葛罗米柯的报告，9月15日葛罗米柯给苏共中央的请示，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3,пор.40,лл.10-19。
　　[29] К.И. Коваль，Переговоры И.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 в 1953г. в Москве и Н.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1954г. в Пекине，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рия，1989，№5，лл.104-118。以下关于苏联代表团准备工作的描述，均依据科瓦利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