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官场的黄赌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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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人入关之后,对明末官场的声色糜烂十分讨厌,进而讲求道学,所以,对官员的行为,限制甚多。只要做了朝廷命官,黄赌毒一概免谈。清初鸦片还没有传入,毒还谈不上,但不许嫖妓,不许赌博,一有违规,都老爷(御史)知道了,一纸弹章,仕途就没了,所以,敢犯规的人,还真就不多。官员不敢,候补官员士大夫也就收敛了,至于退休致仕的,有心也无力,所以,相对于明朝,花界减色不少。士大夫不敢染指,花界只好伺候商人,一来二去,琴棋书画也就没了,只能唱唱小曲。艺上面不行,色也跟着褪色。有钱有势的京官,只好把兴趣转向伶界,好起了相公,京剧的繁荣,成为副产品。
后来鸦片进来,官员多有嗜好,于是朝廷下令禁止,但无奈两次鸦片战争都打败了,禁烟禁不成,官场的禁毒令,逐渐变成具文。毒禁不了,其他的也渐次放开,到了晚清时节,“谈助无非中发白,闲来只是逛胡同(八大胡同)”已经成为王公贵族和京官的习惯。禁令固然还在,但只要不公然招摇,像振贝勒(庆亲王奕匡公子)那样公开招妓开Party,就没有人管。至于有鸦片烟瘾的官员,则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差不多叫个官,就有杆烟枪。晚清最后几年,禁毒声势颇大,但官员们面上收敛,私下依旧。只有留学生出身的人,方才好些。
革命推翻了王朝,也顺带着把王朝的官场规矩推翻了。官场黄赌毒一发不可收拾,泛滥起来。原来在清朝还需要多少节制一点的爱好,此时则可以肆无忌惮地大白于天下,即使身在衙门,也可以大谈而特谈。好些官场交易,就在八大胡同进行,吃花酒,打茶围,包夜这样的名堂,官员们都门儿清。冯玉祥回忆说,进京见总长,总长拉着进胡同,一进门,两个妖娆的妓女过来,一个腿上坐一个,拉住总长就打嘴巴,揪胡子。这样的场景,在那个时代,一点都不稀罕。正经的公事,越是事关重大,越是要在妓院里谈。至于鸦片瘾,就更是传染得快,原来那些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赳赳武夫,回国当了师长旅长,也就开始喷云吐雾,耍开双枪(一支手枪,一支烟枪)。
当然,赌博就更甚。北洋时期的袁世凯时代,还算是比较有规矩的,但官员们好赌成风,几近疯狂。总理、总长、次长们,孙宝琦、梁士诒、王克敏、张弧这样宝贝,上了赌桌,命都不要了,每每通宵达旦地赌博,麻将、牌九都来。做了交通总长的梁士诒,只要进了麻将局,所有的公务都得靠边,部下有事禀告,天大的事,也得牌局终了才能办。以至于袁世凯要召开国务会议,每每有人迟到,而且迟到的时间很长。相比清朝的皇帝,袁世凯算是很有耐性了,但时间一长,也受不了。于是,偷偷下令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要他派警察密查,都有哪个通宵打牌,开个单子出来,他好惩戒。吴炳湘不过一个警察班头,怎么得罪得起这些大人物?况且大人物们哪个好赌,袁世凯自己又不是不清楚,让他开名单,分明是借他说事,让他得罪人。但大总统的命令,又不敢不遵。于是,他开了一个名单,名列首位的就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段祺瑞在当年,算是官场最有节制之人,虽然偶尔也打几圈麻将,但限于八圈为止,从不熬夜,这个动不动就生气歪了鼻子的将军,真正好的,是围棋,但围棋在那个年月,跟赌博没关。于是,这个名单让袁世凯哭笑不得,一来他不可能对自己麾下第一号大将下刀子,二来也没有理由,赌博误事的人里没有他。但你又不能说段祺瑞就不赌博,即使是卫生麻将,小钱也还是有的。当然,吴炳湘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差交了,大总统却惩戒不成,他也就可以不得罪人了。
其实,如果袁世凯真的要想整顿官风,哪个开会迟到,哪个会上打瞌睡,当场训斥就是,然后一纸命令开缺,让他回家吃老米去,看谁下回还敢?然而,皇帝没了,民国的总统,就是没有权威。孙宝琦和梁士诒这样的人,在清朝跟袁世凯关系密切,属于一个圈里的人,但却称兄道弟。现在虽然成了上下级,但毕竟不是君臣关系,袁世凯无论如何端不起君主的架子,撕不开脸皮。所以,即使吴炳湘老老实实照办,查出来哪个通宵赌博,名单递上去,老袁的处罚,也只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袁世凯死后,继任的人权威还不及老袁,所以,官场上的黄赌毒,就只能日甚一日,大家倒是很自由,也很自在。可是政府也好,军队也好,也就不甚了了了。


张鸣 2011-09-16 04: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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