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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下这句话，我的心中涌上一丝悲哀，因为鲁迅去世已经60多年，世纪之初，他以自己的文化生产实践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铺下基石，到世纪之末，他仍然是最高成就的体现者和最具典范意义的作家。这说明本世纪知识分子话语空间建设的荒废。同时，也恰恰证明着他的价值。他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挣脱羁绊而创建现代启蒙文学范式，达到了本世纪中国人再也没有企及的高度。他站立于荒野笑傲庙堂，以尖利的笔锋剥落伪装，瓦解偶像，使权威话语在文学园地里彻底萎弃于污泥。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他别无选择地倾向于劳苦大众，为他们的不幸而呼叫，为他们的解放而呐喊，但绝不与他们站在同一地平线上，更不为某种私利而迁就和迎合。他“立人”目标的设置，启蒙主义的选择，决定了他与权威话语和民间大众话语的关系，避免了许多人未能避免的沉沦。因此，要寻找20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要探寻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鲁迅不能不成为首先关注的范本。
　　在为写这篇文章而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我的感受非常复杂：一方面感激多年来前辈学者对资料的收集，使一切后来者都可以顺利地直接进入研究而免去收集资料之苦；一方面却深感资料与成果之间的沟堑，凿凿之据却并不证明展览大厅的开场介绍。十多年来虽然有王富仁、汪晖等人的成果显示着大踏步的迈进，却仍然没有改变大量新成果为一些被超越的结论反复诠注的现状。王富仁先生呼喊“回到鲁迅那里去”已经多年，但回去的途径却是重要的问题，如果隔着价值和思维方式的樊篱，你怎么能够回到鲁迅那里去？我无意于创造新的研究范式，因为我知道它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我所做的，仅仅是回到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立场，以所处文化语境仍然大致相同的一颗知识分子之心去贴近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因为无论给鲁迅多少伟大的称号，也无论鲁迅本人对知识分子有何看法，他的质的规定性首先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
　　　　　　一、在对传统彻的底反叛中寻求现代性
　　1　鲁迅的文学活动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是从反叛传统开始的。他出现于中国文坛，首先显示给人们的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决绝态度。他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反对尊孔读经；对于儒家文化，对于道家文化，对于从《三坟》《五典》到风俗习惯的整个文化结构，都持以彻底批判的态度。是他用两个字概括了中国古老的传统：“吃人！”中国人历来以仁义道德为骄傲的资本，然而，鲁迅通过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这一最早从吃人和被吃中清醒过来试图寻找出路的思想者，所处的环境到处伏有杀机。惨白的月光，恐怖的气氛，“赵家的狗”的叫声，吃人的密谋……从《狂人日记》开始，《孔乙己》、《药》、《祝福》、《阿Q正传》、《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春末闲谈》……等无不揭示着中国文化的吃人本质。
　　“吃人”是鲁迅对中国文化本质的形象化概括。尽管一些人由于文化爱国主义情感而不愿意承认这个基本判断，但是，我以为，那种试图把鲁迅这一概括限制于某一个方面的做法是徒劳而有害的。如果我们以科学的态度走近鲁迅，就应该承认这是鲁迅对传统文化整体概括和基本评价。无论以艺术形象进行象征性揭示，还是以直白的叙述和议论表达，他都反复地表现着他的基本见解。这是人们熟悉的句子……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注：《坟·灯下漫笔》。）。
　　这种总体评价使一些人不以为然。但是，却主要是感情上难以接受，没有人能够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反驳鲁迅的结论。有些人试图把它看作是鲁迅对某个具体问题的愤激之语和偏激之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鲁迅虽然也难免愤激，但唯独此论却是经过缜密的思考和论证的结果，它是直觉的，也是逻辑的。鲁迅深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对这宴席的布置有生动而学理化的解说：“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他从古代经典引出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作为证据：“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ｚàｏ＠①，ｚàｏ＠①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又从现实的实践运行揭示出它的巩固机制：最底层的台也仍然可以凌虐别人，因为“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注：《坟·灯下漫笔》。）
　　中国近代的衰弱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的，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却在很多人心中闪闪发光，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成为一些人逃避现实败落的精神避难所，甚至成为打肿脸充胖子的资本。善于捣毁一切臆造的温柔富贵乡的鲁迅却告诉人们：“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鲁迅撕破各种伪装使堂皇的结论暴露出虚伪：“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接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注：《坟·灯下漫笔》。）如果说“人肉宴席”论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概括，那么，这里的历史分期则是对中国既往全部文明史的概括。一纵一横，概括了中国文明的全部，一网打尽，不给恋旧的国粹家和辩证的庸人留有任何余地。
　　面对几千年一直排下来的吃人的宴席，鲁迅的主张是：“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注：《坟·灯下漫笔》。）。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我当然不否认他与严复、梁启超们精神上的联系，他的路正是他们的路的延伸。然而，他以最坚决的态度反传统，自觉地与传统文化建立起一种势不两立的关系，是严复和梁启超不可能做到的。鲁迅因此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末日宣判者。
　　今日国内外学界嘲笑鲁迅过激的人正在多起来，因为鲁迅的确没有能够“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因为他竟然不自量力地与整个传统为敌。然而，文明的发展虽也有偶然，铁的逻辑却也往往不可更改。居于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要走出鲁迅所说的两样时代，要挣脱那人肉筵宴的网络束缚，彻底反传统是必须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前仆后继为现代化泣血呐喊，也不过是看到了这唯一可能摆脱绝望的希望之路。鲁迅们的选择并非轻率之举。物质文化可以沙发和太师椅并存，西餐和满汉全席并用，穿西装而套马褂顶多有点不伦不类，却也并无大害。但精神方面情况却大小相同，只要留下一点空隙，就会成为逃避和再生的场所。鲁迅如此彻底反传统，都仍然没有意识到，仅仅因为晚年偶然一个“脊梁”之说，就导致了无论赵太爷还是阿Q，都以民族的脊梁自居，一点也不心虚地面对鲁迅的“呐喊”而发扬光大固有的精神。
　　告别80年代之后的鲁迅研究出现了一种现象，研究者努力寻找鲁迅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我不知道这是为寻找新的课题走向偏僻的角落，还是出于好心要让鲁迅与传统握手言和，或者是奉传统之旨对鲁迅实行招安，但现象却能看得清楚：很多人在忙着让这个叛逆与传统接轨。
　　其实无须论证，任何人都无法拒绝传统的影响，或者说无法拒绝对传统的承载。自觉的反叛也只是部分地挣脱。因此，在他的身上找到道家、儒家、墨家以及中国传统中所有的“家”和算不上什么“家”的影响痕迹，是理所当然的，正如不必考证就会发现他的黄皮肤和黑眼睛，甚至连牙齿都半黄半黑很合于传统。即使在文化启蒙的历史承担也可以解释为儒家传统知识分子的“以天为己任”。然而，他一生努力的却是为这传统文化掘一座坟墓，而决不是努力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或者什么“儒学的现代性转化”。
　　当鲁迅结束他抄古碑的生活而走向新文化阵营的时候，他一定能够意识到他所参与的反传统的行为将导致什么，大概也能够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但是，鲁迅和胡适、陈独秀们，都未必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在他们身后的命运。他们的进化论思想使他们很难想象在世纪末的今天竟然有这么多人在指责他们的文化努力，——不是从更进化的方面，而是从他们攻击的旧营垒中，尽管他们也常常打了“新”的和“后”的旗帜。历史的悲剧还不仅在于有人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批判鲁迅，更可悲的是一些人从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神方面对鲁迅的肯定和对其反传统行为的辩解。我想，鲁迅如果活着，绝不愿意接受这种辩护。他大概又会说，攻击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貌似爱护和尊敬的辩护者。因为辩护者和攻击者的评价虽然不同，所持价值尺度却是相同的。鲁迅的文化生产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还是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五四之后的文化是一种新质还是从旧质中发展出来的？这些问题考察起来很复杂，但中国文化的未来依靠新质还是依靠旧胎却应该不难回答。鲁迅最痛恨的就是古已有之的老思路，然而，在一些人的充满敬意的解释中，鲁迅不过是传统的造就，虽然竭力反传统，却正因为对传统的继承才有光辉。我强调鲁迅彻底反传统的精神，因为鲁迅并不希望自己终生努力的结果只是在孔庙的配殿里继程朱甚至康有为之后为自己安一把椅子。
　　2　在向传统文化发起全面批判的时候，鲁迅选择了什么？毫无疑问。鲁迅选择了西方文化。任何人的思想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属于自己原创，选择和认同是不可避免的。鲁迅倾向于西方，或者说是倾洋的。他选择的是西化之路，或者说是洋化之路。
　　但是，几十年来对鲁迅的阐释却总是努力抹淡他的西化色彩。用意非常明显，作为文化伟人的鲁迅不能是崇洋的，不能有“全盘西化”的嫌疑。然而，历史的存在无可避讳，需要确认的是鲁迅文化选择的现代性。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现代性基因，要现代化就必须从西方拿来。这一点鲁迅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他从来没有强调过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没有因为文化的特殊性而站在本土文化立场上拒绝现代性的普遍范式。目前国外学人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往往把第三世界文化看作是偏离现代化普遍性的文化实践。这种描述对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种描述却不符合实际情形。把鲁迅描述为一个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抵抗者，更是对他的一种误解。无论胡适还是鲁迅，都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带有很浓的世界主义倾向。不过，我以为不应指责国外学者，他们的研究毕竟大多建立在国内提供的基础之上。多年来国内的研究没有提供正确的说明，甚至努力把鲁迅打扮成民族主义者，海外一些学者也很难保证不受影响。所以，必须确认这样一件事实：鲁迅是中国20年代到3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中普遍主义的积极推动者和特殊主义的坚决批判者。
　　鲁迅对国粹派的无情批判是有目共睹的，那些张扬国粹、鼓吹复古的人物在他的笔下尽现其丑恶虚伪与腐朽：把肉麻当有趣，把丑恶当美德，毒疮红肿却说艳若桃花，死死抱住腐朽的传统，同时也拖住民族前行的脚步。他曾经总结“爱国的自大”的五种表现：
　　甲：“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
　　乙：“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
　　丁：“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
　　戊：“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注：《热风·三十八》。）
　　鲁迅感觉“最令人寒心”的是“戊”，因为他们“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注：《热风·三十八》。）其实，20世纪中国这五种表现哪一种都没有消失，在鲁迅逝世之后，牛二们的繁殖能力大增，其子孙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仍然以丑恶骄人，而且有了更周密的理论支撑。用今天的话说，戊的观点也就是所谓“特殊主义”。它强调特殊国情，强调本土文化的传统习惯而拒绝接受现代化的普遍规范。然而，鲁迅在五四时期已经对这些特殊论者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把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注：《热风·三十五》。）他说：“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于是乎中国人失去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注：《热风·三十六》。）“‘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国与众不同，也自有中国道理。道理各各不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但这与众不同的中国，却依然不是理想的住家。”（注：《热风·随感录　三十九》。）
　　鲁迅是继严复之后出现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大师，他的一切立场观点都是在比较中形成的，但他的文化比较中没有运用文化相对论为本土文化辩护的影子。鲁迅从不隐瞒自己认为西方文化胜过中国文化的观点，总是大力张扬西方文化而批判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随感录四十六》中，他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这些话往往被看作是偏激的，但它是鲁迅在五四时期所作的毫不犹豫的文化选择。他甚至对赞美中国文化的外国人非常反感，而认同于那些对中国文化持批判态度者，即使那批判看上去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他也同样能够接受。他说：“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注：《坟·灯下漫笔》。）杭州英国教会里一个医生在一本书里称中国人为“土人”，一些中国人感觉受了侮辱。鲁迅说：“他们以此中称中国人，原不免有侮辱的意思；但我们现在，却除承受这个名号以外，实是别无方法。因为这类是非，都凭事实，并非单用口舌可以争得的。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注：《热风·四十二》。）1935年，他在给日本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写序的时候，对该书提的缺点第一条就是“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注：《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他不像国粹主义者那样以浮肿的脸去冒充胖子，不因为外国人指出自己真实存在的弱点而感觉特别丢脸，更不会像阿Q忌讳“光”和“亮”一样维护民族的尊严。因为他清楚，无论个人还是民族，要发展就不能讳疾忌医。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真正的强大而不是病态的自尊。
　　20年代末之后的文坛反欧化成为一种新的时髦，鲁迅却始终没有改变他的倾向。1933年，他在《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中，概括了中国孩子的两种类型：一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的“顽童”，二是“低眉顺眼，一副死板的脸相”的“好孩子”。他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发展下去，“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鲁迅对各国孩子作的比较很有点崇洋意味：“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1934年，他在《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他说：“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直到1936年，逝世前的最后的时日，他仍然说：“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并且“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注：《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三）》。）虽然我至今没有读过这本书，但据说敦煌出版社已经出版，据说那本书是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自尊心而给中国人留面子的。
　　更可以说明鲁迅的文化态度的还是他1925年对《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目时做的答复：“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因为“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注：《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一些人对此大惑不解。从《集外集拾遗》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引起的争议，有人说鲁迅“浅薄”，有人说鲁迅的经验是“偏见”，甚至有卖国之嫌。直到今天，鲁迅的这一观点也仍然被认为是偏激的，不少人从各方面为之辩解。有些人认为偏激是必然的，但为之辩解者却应该注意，鲁迅曾经多次写文章扞卫他的这一观点。并且特别反对拿他自己作为读中国书的成功例证。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说：“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
　　鲁迅的这种态度的确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发，而是表达的鲁迅的一种一贯的看法。在1919年1月16日写给许寿裳的信中他说：“来书问童子所诵习，仆实未能答。缘中国古书，叶叶害人，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毫无是处。为今之计，只能读其记天然物之文，而略其故事，因记述天物，弊止于陋，而说故事，则大抵谬妄，陋易医，谬则难治也。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但我辈以及孺子生当此时，须以若干精力牺牲于此，实为可惜。仆意君教诗英，但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文体似不必十分决择，且此刻颂习，未必于将来大有效力，只须思想能自由，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必能与为沆瀣矣。少年可读之书，中国极少，……”（注：《书信·190116　致许寿裳》。）
　　如果一条条罗列出来，足可以构成“十大罪状”，以证明鲁迅即使不是汉奸也至少是“崇洋媚外”。鲁迅在世时就曾经一再受此诘问，被称作“汉奸”或者“买办”，他甚至为此而故意使用过“康伯度”的笔名。1934年，当反对欧化式的白话形成高潮时，表示“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注：《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立即就有人写文章指责他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十足加二的表现‘买办心理’”，并且说“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注：《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但是，他崇拜洋而决不媚外。崇，因为这“洋”有值得崇之处，媚，无论对内对外都是奴性的表现。鲁迅与奴性无缘。他之所以崇洋，是因为在他看来西方文化代表着未来，是可以把中国人引向“第三样时代”的方舟。是因为他看到了现代化才是中国的出路。
　　在鲁迅的眼里，反对外族侵略和奴役是与反对全部的吃人势力分不开的。因为立人的根本，传统文明使人失掉人应该享有的权利，那就批判传统文明，列强侵略使人不成为人，那就反对列强侵略。一切与吃人有关的都在被反对之列。因此，反对外国势力的压迫和反对本国势力的压迫同样重要。因此，他决不赞同为了反抗外族侵略就甘心做本国主子的奴隶。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他责无旁贷地加入到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之中，为反抗异族侵略而奋斗，可是，他告诫人们：“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鲁迅的选择是以批判传统实现旧文化的摧毁和新文化的创造，而新文化的创造需要以西方文化为蓝本。当然，对于西方文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鲁迅不可能是完全接受的，因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已经证明成功的东西是不应该拒绝的。尽管文化相对主义有其存在的理由，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确容易造成目光的偏狭和对一些不同文化现象的误解，但是，文明发展的高下和优劣，是有一般公认的标准的。鲁迅是永远的探索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中间物”，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个特定的阶段选择已经创造的最近于“人国”和“第三样时代”的文明。这是探索者的现实选择，这种选择毫无疑问是现代性的普遍范式。所以“国粹”也好，“特殊主义”也好，对他的攻击是非常正常的，如果不攻击才是怪事。应该说，文化保守主义者对鲁迅的理解是准确的，从传统的立场上对鲁迅进行否定的人们对鲁迅的理解往往要比某些颂扬鲁迅的人对他的理解要准确得多，因为他们准确地感觉到了鲁迅与他们所保卫的文化难以两立。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确并不源于中国文化传统，而是源于西方现代思想资源。当前对鲁迅的读解已经出现很多有意或无意的误解。努力把鲁迅解释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者，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这虽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但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了让一种不正常的语境接受一个正常的人物，有时往往需要为其化装，但是，这样做的时候，却应该注意，化装混入的角色所履行的只能是另一种功能而不再有他本来的力量。鲁迅之路是一条从强调本土文化的特殊性中挣脱出来而走向普遍主义的文化认同之路，是一条通过自我否定而走向民族更新的路。鲁迅的意义就在这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定位也在这里。背离这种定位的即意味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和文化现代化进程的背离。
　　3　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堵死了回头之岸。回头就是那吃人的世界，就是暂时做稳奴隶或者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因此，必须探寻“第三样时代”。当鲁迅在对本土文化的彻底绝望中把寻求的目光投向西方时，他找到的是什么？对于当时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一代人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现，而鲁迅首先发现的是：“人！”这一发现与他的文化批判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正是因为人的发现，他才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吃人性质，而中国文化吃人性质的发现更进一步地使他倾心于西方文化的人本主义。
　　在他的新时代文明设计中，人是根本，占有中心位置。他说：“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注：《热风·四十》。），这句话至少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新时代人类向各民族要的不是“牲口”或者奴隶；另一层意思是：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首先是人而不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当然重要，但它不是第一位的。立国先立人，立人是根本。
　　鲁迅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注：《华盖集·忽然想到（六）》。）这是在《忽然想到》中说的，但“忽然想到”事实上并非忽然想到，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在《北京通信》中也有过同样的表达，相同的文字显示着思考的成熟和语言的推敲。它是鲁迅一生的斗争纲领和行动路线，如果说有鲁迅主义的话，这就是鲁迅主义的核心，是鲁迅主义最简洁的宣言和大纲。它的出发点是人，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人而不是别的。
　　传统与现代之间，最重要的标志就在于是否承认人的主体地位，是否承认人的个性的天然合法性。鲁迅在1907年到1908年之间写作和发表的几篇论文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他初步建立的以人为中心的现代观念。在民族革命的高潮中，他所关心的已经不是排满的问题，而是开始思考国民性。在他看来，振兴国家和民族的关键不在坚船利炮，也不在通过立宪而进行政治改革，而首先在于“启人智”。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使他形成了自己的见解：欧美之强，根抵在人；中国之衰，根抵也在人。国民性不变，中国人即使身体再强，也不过是杀头示众的材料。
　　考察鲁迅当时的思想状态、思想结构和占有的思想资源，我们能够发现，鲁迅接受了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包括欧洲自由主义传统和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这些资源在鲁迅思想中表现为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对掀翻吃人宴席的历史使命是不可缺少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奴隶主义，反对剥削压迫和奴役，人道主义就是天然的武器。甚至一切声称比人道主义更进步的学说在这种斗争面前都往往立即暴露出它的落后性和欺骗性。
　　鲁迅的人本主义思想当然是复杂的。刘半农说他是“托尼思想，魏晋文章”，是大致不错的。考察鲁迅思想源，以托尔斯泰所代表的人道主义，以尼采为代表的个性主义，的确是鲁迅这架马车的两个轮子。这已有鲁迅在《两地书》中关于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起伏消长的言论为证。正是借助尼采，鲁迅看到了中国人缺乏个性的现实和人的个性被文化所吞没的悲剧。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从此我们自己就是上帝。中国人不信上帝，鲁迅意识到的是应该把个人从社会的各种关系中解放出来，给个人以自由发展的权利。
　　因此，他主张“尊个性，张精神”，反复强调“人各有己”：“人各有己，万事才能立举”。“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面对中国的问题，很多人感叹其“一盘散沙”。至于医治这散沙的办法，来自权威的认识一直是倡导群体精神，然而，鲁迅给出的却是不同的答案：“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注：《坟·文化偏至论》。）
　　他感叹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但只有“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而缺少“个人的自大”。“‘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注：《热风·随感录　三十八》。），但是中国传统的群体主义却历来以向庸众宣战为罪恶，虽然人民或者大众在中国历来只是一个虚幻的抽象存在，作为具体存在的个体人民从来也没有做人的资格，但是，作为抽象的群体存在却一直伟大而神圣到不可侵犯。因此，一般人可能反抗各种邪恶势力，但一旦这势力来自“众数”，却往往立即失掉了反抗的勇气；一旦以大众的名义发出某种传唤，中国的读书人往往立即应征而去。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也好，六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好，之所以顺利实行，不仅仅是政治之力，其深层的心理基础正是这种对于众数的顺从。鲁迅恰恰活动在一个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强迫他改造自己的时代，他清醒地认识了传统，以尼采向庸众宣战的精神武装了自己。
　　当然，与尼采有所不同，他一开始就对尼采的强者主义有所警惕，对弱者表示了足够的同情。他为孩子而呼，为女人而叫，为被迫害的弱小而斗争，正是他不蔑视弱者而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的表现。这种人道主义有托尔斯泰的影子，但在这一点上，还应该感谢拜伦。是拜伦使鲁迅找到了托尔斯泰和尼采的结合点。他曾经热烈地称赞拜伦的强者精神：“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注：《坟·摩罗诗力说》。）。他在尼采与拜伦的比较中看到，尼采的强者精神是“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拜伦的强者精神却是“欲自强，而力抗强者”，鲁迅一生走的正是拜伦的路，以对强者的反抗完成着自己的强者形象。他推崇拜伦的人道主义精神：“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于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注：《坟·摩罗诗力说》。）鲁迅一生对民众所持的正是这样一种态度。
　　因此，鲁迅鼓吹个性解放，但绝不希望人们都逃离社会而躲进个人的小天地，成为与社会无关的人。在鲁迅那里，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个人意志与社会责任，都是不矛盾的。他的统一形式是人必须首先完成个体的解放，任何力量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个人的自由权利。同时，解放之后的个体不应该成为游离的飞尘，而应该承担起继续解放和建立合理的社会关系的责任。不过这一切都必须是自觉的自愿的。鲁迅就是一个这种完成个性的解放之后自觉承担起民族的历史责任的知识分子。“我以我血荐轩辕”是他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的生动体现。但必须注意，这荐轩辕之血是自愿流的，是没有任何命令催迫情况下的自我选择，而不是由奴隶主的号召或者为了哪家江山社稷而被绑上祭坛。考查鲁迅一生，他一直在为群体的利益而思考和斗争，却也一直在警惕着是否有人利用他的同情心和责任感而把他缚上祭坛。
　　一些人把鲁迅的“立人”看作手段，而把目的规定为“立国”，因为鲁迅明确表达过“立国先立人”的思路，而最后又赢得了一面“民族魂”的旗帜。但是，需要注意这两种目的指向的结构关系。在鲁迅那里，立国和立人是不矛盾的，他没有因为立人而排斥立国，而是两者自然统一。鲁迅却决不像有些论者所描述的那样总是强民族性、阶级性或者国家性。在他看来，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国家和社会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人。如果不是从人出发，人就没有理由需要社会和国家。如果国家和社会带来的不是个人的生活幸福和安全的保障，这国家和社会就是多余的。如果国家和社会给人带来的是压迫和奴役，它就是应该破坏掉的。抽象的阶级或者民族是不存在的。它只能由个体组成，如果民族的解放或者阶级的解放结果只是解放了一个虚幻的群体，对于具体的个体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如果获得解放的不过是民族或者阶级的首领，个体做这个首领的奴隶和做那个首领的奴隶又有什么不同？按照鲁迅的说法：“要我们保存国粹，还得国粹保存我们”。这正是一种现代的关系原则。这一市场化的原则是现代性社会关系最本质的标志，无论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还是个人与群体之间，它都必须是自愿的公平交换，而不是无条件地服从和野蛮的掠夺。正是这一原则保护着个人的权利不受他者的侵犯。从人出发，一切规范都应该是为了人生活得更美好，如果道德规范成为剥夺人的生命权利的借口，那这道德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五四一代人对三纲五常的批判就因为它不符合人的价值标准。
　　雅各布·布克哈特说过：“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P.125。）在欧洲，这层纱幕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被打破，而在中国，这层纱幕却由铁丝织成，而且由权力护卫。鲁迅和他的同道们所进行的就是撕破这层纱幕的第一场搏斗。它的目标是人的解放，方式是借用西方现代文化价值而掀翻传统的人肉宴席，这就形成了他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的主体结构。也正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主体结构。
　　　　　　　　　　　　　　　　　　　　　　　（待续）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白下加十
　　
　　
　　
鲁迅研究月刊京5～1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新宇19981998李新宇　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　邮编　273165 作者：鲁迅研究月刊京5～1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新宇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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