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军队撤退及旅顺基地的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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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代表团的确是带着丰厚的礼物来到北京的。国庆活动结束后，中苏双方开始进行会谈。赫鲁晓夫在10月2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中，便谈到了旅顺口问题。据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当苏方提出从旅顺口撤军，并将基地及其设备无偿移交给中国时，毛泽东最初曾表示犹豫和担心。毛泽东提出：现在是否有必要这样做，因为美国可能会利用苏军从旅顺口港撤出之际，在这个地区向中国发动进攻。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同志，我们不大相信美国人会这么做。不但如此，我本人坚信，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当然，对此不可能有任何保证，因为美国执行的是一条侵略政策，而且在朝鲜的战争才刚刚结束。但是，我们也正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调派军队，这与撤军是同时进行的。如果发生敌对性进攻行动的话，我们当然会帮助你们的。”最后，毛泽东表示不再反对苏联撤军了。
　　然而，双方在旅顺口武器设备的处理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周恩来提出，中国希望苏军撤退时，不仅将基地的设备留下，而且把炮兵武器也留下。赫鲁晓夫表示，所有的设备都可以无偿留给中方，苏方也同意把重武器留下，但要付钱。周恩来坚持想无偿得到这些武器，赫鲁晓夫没有让步，他回答说：这是非常昂贵的武器，我们可以按照最低的价格卖给你们。我们希望，这批武器能够按照我们建议的条件进行移交。我们还没有从损失惨重的战争中恢复过来，我们的经济已经遭到破坏，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因此，我们请求你们不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同意我们的意见。请正确地理解我们！于是，周恩来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1]
　　双方发表的公报说，“鉴于朝鲜战争停止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来远东国际形势所起的变化，并且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根据两国间已经建立的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现议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基地的设备移交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2]这次中苏公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欢迎，认为在苏联身上“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友谊”。特别是对于苏联归还旅顺的做法，普遍的反映是消除了对苏联的怀疑和担心，相信苏联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了。[3]
　　苏联领导人从战略利益出发采取的政治举动的确感动了中国人民，但是，由于历史地形成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苏军在撤退前还是做了一些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蠢事，这就是所谓的旅大苏军纪念塔事件。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在回国途中，于10月13日到旅顺海军基地视察。苏联领导人指示，苏军撤走前应修建一些纪念物，并整修原日俄战争的纪念物。11月13日，苏军指挥部派代表到旅大市委，转达了赫鲁晓夫的指示，具体计划是：修建一座抗日战争胜利塔，以及日俄战争时期的旅顺口陆地防务要塞司令官康特拉琴科少将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洛夫中将的两座纪念塔；建造一个巨型建筑物，上面镌刻斯大林为战胜日本的《告公民书》；修建12座各种纪念碑。此外，要把两次战争中阵亡的俄军官兵和苏军官兵墓地及俄军博物馆加以整修。所有费用均由苏方负担，有关雕塑物，将由莫斯科制作运来。中共中央接到旅大市委报告后，可能是对详细情况不清楚，也可能当时未加认真考虑，遂于11月27日复电表示同意，并表示可予以协助。[4]
　　后来，当苏联通过外交途径正式提出明确要求后，中方提出了不同意见。1955年1月30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洛马金与周恩来谈话时通知，苏联政府已经做出决定，为纪念苏军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拟在旅顺地区建造下述建筑物，以铭记苏军将士和1904年保卫旅顺的英雄：1、在城里建造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2、在军人墓地建立苏联阵亡将士纪念碑；3、在城里修建斯·奥·马卡洛夫海军中将纪念碑；4、在2号炮台建立两座方尖碑；所有这些建筑物均拟建成带有青铜雕和石雕的宏伟纪念碑。大使馆受托同中国政府协商建筑上述纪念碑以及由中国当局保护现有的保卫旅顺英雄纪念碑的问题。周恩来听后说，关于利用苏联资金建筑上述纪念碑一事，已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的报告中得知。中国欢迎建造纪念1945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和在这一战争中阵亡的苏军将士纪念碑，但对于建立马卡洛夫纪念碑和两个方尖碑，他个人还不完全理解。周恩来提醒说，列宁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都对1904年日俄战争做过相应的评价。周恩来表示，还需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必须在中共中央进行商量。[5]
　　2月17日周恩来接见刚从莫斯科返回北京的尤金大使，谈到苏军撤退前拟在旅顺修建五个纪念物的问题时，周恩来说：苏军当局提出的两个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念碑(一个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在旅大市；另一个是苏军死难烈士纪念碑，在旅顺郊外苏军公墓)，当然是完全应该建立的。关于修建另外三个有关1904年日俄战争的纪念物的问题，我们曾经考虑过。我们认为，在联共党史上关于1904年日俄战争的性质，是说得很清楚的，列宁同志对这个战争也作了极正确的评价。因此，我们觉得不好去纪念日俄战争中的人物和战绩。而且，反映日俄战争的苏联小说《旅顺口》，是一部不好的小说，这部小说中没有写中国人民，而出现在小说中的两个中国人，都是日本间谍。同时，表示原则同意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军的计划。最后，请大使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苏共中央考虑，并希望对此提出苏方的看法。[6]
　　《旅顺口》是苏联作家А.斯杰潘诺夫撰写的小说，曾获得1943-1944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1947年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翻译出版了中文本，在中国大量发售。周恩来在1950年1月乘火车赴莫斯科途中看了这本书，印象很不好。周恩来认为，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关于战争问题的思想，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书中的英雄马卡洛夫只不过对腐朽的沙俄军队制度做过一些技术性的修补、改革，比其他将军们稍好一点，但对沙皇的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特别是书中丑化中国人，把中国人都描绘成坏人，周恩来感到十分气愤。[7]
　　周恩来的看法是有根据的。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说，“旅顺口的陷落是对沙皇制度的罪行所作的一次最重大的历史总结”，这“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专制制度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失败中得到了好处”。[8]旅顺口要塞司令康特拉琴科在战争中英勇阵亡，被俄国人誉为旅顺防御的“灵魂”。马卡洛夫原是海军彼得堡喀琅施塔得港口司令，很有才华，战争开始后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在海战中触雷，舰毁人亡。在沙皇制度腐败，众多将领庸碌无为的日俄战争期间，康特拉琴科和马卡洛夫确是俄军中的佼佼者，是俄国的民族英雄，但对于革命来说，他们是旧制度的维护者，对于中国来说，他们是占领者和侵略者。试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怎能容忍为这样的人树碑立传！？
　　2月20日，周恩来将中央的意见电告旅大市委，并叮嘱即将到旅大地区慰问苏军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说，如苏方再提出此事，可答复由两国政府商定。如苏方讲建立的理由，可以列宁和苏共党史的表述进行回答。[9]3月8日，中共中央电告中共旅大市委：苏联政府考虑了中国政府的意见后，已决定不再建有关日俄战争的纪念物，并对中国修建苏军烈士塔、中苏友谊塔和中苏友谊纪念碑表示感谢。[10]事情总算过去了，但给中国领导人留下的印象很不好。
　　1955年1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奉中央军委命令，从朝鲜东海岸回国，接管苏军在旅大地区的防务。2-5月，中央军委又陆续调空军、海军和公安部队进驻旅顺口，并组建了海军旅顺口基地。2月5日，接收旅大防卫区委员会组成，肖劲光为主任，邓华、甘泗其、刘亚楼、曾绍山、郭述申为副主任。2月11日成立了接收委员会海军分会。为保证顺利、按时接收和担负起防务，进驻旅大地区的各部队迅速开展了向苏军学习的活动。2月中旬，接防部队在苏军协助下，举办了15000多人参加的200多个训练班，由苏军从技术上培训防区的指挥员、参谋、军械、政工、坦克、通信、防空、工兵、防化和后勤等有关人员。海军部队则开展了“兵对兵，将对将”向苏军学经验、学技术的活动。通过向苏军学习的活动，各级干部不仅熟悉了防区，掌握了技术，而且对接收的武器装备、物资器材的状况和性能都有了全面的了解。[11]
　　2月16日，中苏交接联合委员会举行会谈，通过了《苏军自辽东半岛撤离与中国军队进驻的计划》、《防务移交与中苏军队同驻期间保持备战实施的计划》和《技术装备交接计划》。为预防交接期间突然事件的发生，双方还共同拟定了《中苏两国军队共同作战方案》。其中规定，4月16日零时为防务交接时间，此前两国军队统由苏方指挥，此后统由中方指挥。4月15日13时，举行交接签字仪式。中方代表签字的是第三兵团副司令曾绍山、海军旅顺口基地司令罗华生、空军第三军军长刘丰；苏方代表签字的是第39集团军司令什维佐夫、海军基地司令古德利切夫、空军第55军军长切德利克。4月16日零时以后，旅大地区一切防务由中方接管。[12]
　　接收军事设施和装备武器的工作，从3月7日开始，至5月16日全部完成。有偿接收的装备有：
　　海军——鱼雷快艇39艘，护卫艇6艘，辅助船18只，伊尔-28轰炸机64架，另配伊尔-28教练机12架，里-2教练机2架，180毫米海岸炮1个连（4门），130毫米海岸炮28门，130毫米列车炮14门，100毫米海岸炮8门，85毫米高射炮96门，37毫米高射炮26门，鱼雷80条，水雷332个，各种炮弹235万发，炸弹2624吨，各种车辆1684辆，雷达35部，油料22000吨，共2.7亿卢布。
　　陆军——各种大炮1113门；坦克和自行火炮357辆，其中ИС-2重坦克18辆，Т-54坦克16辆，Т-34坦克224辆，СУ100自行火炮99门。中国用以编成1个机械化师（3个机械化团，1个坦克团，一个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团，1个榴弹炮团，1个高射炮团，共7个团），还用其他苏军装备编成1个野战高射炮师、1个反坦克炮师、1个加农炮兵旅。
　　空军——接收295架飞机，内有281架米格-15，12架米格-17，2架雅克-12。陆、空军武器装备共4.53亿卢布。上述苏军武器共7.23亿卢布，加上安东苏军（抗美援朝时进驻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撤走时移交的装备共2.47亿卢布，合计9.72亿卢布。
　　无偿移交的设备和器材有营房151万平方米，机场9个，以及码头、阵地、工厂、营房、仓库、医院等，还有布雷舰1艘、护卫舰2艘、护卫艇2艘，约值人民币4亿元。[13]
　　移交谈判开始是在双方军人之间进行的，互相合作不错，价格也定得较为合理。但不久莫斯科从对外贸易部派来了一个代表团，专门谈价格，把以前的方案全部推翻，重新评级定价，于是双方讨价还价，争吵不休。如谈判空军装备时，苏方均按出厂新品的半价计算米格-15和米格-17飞机价格，而且不供应喷气飞机的燃料。刘亚楼听后生气地说，那么一架也不接收了，邓华也说对方是“老奸巨猾”，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后报经双方上层调解，又确定飞机折旧计价，并供应燃料油，才解决了问题。[14]副总参谋长黄克诚后来谈到接收旅大装备时认为，在经济上不合算，但从政治上考虑，这笔钱又不能不花。[15]现在看来，这批装备是中国主动提出留下的，苏联要求部分装备有偿转让，并无不合理之处。即使苏方外贸人员对价格有些计较，但并没有超出周恩来确定的8亿卢布的总额限定，[16]而中国军队则增添了一批急需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对加强国防是极为有利的。
　　交接工作全部完成以后，5月24日下午4时，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在旅顺苏军司令部举行会议，签署了最后议定书。确定驻旅顺口地区的苏联军队将在1955年5月31日以前全部撤退回国。[17]自5月25日至27日，苏联驻军指挥机关及陆、海、空三军约12万人分批撤离。从此，旅大地区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由外国人统治和管辖的历史。
　　苏联军队实际占有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前后达10年之久，这也算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苏联来说，控制旅顺口确实有其安全利益和军事战略的考虑，但客观地讲，对于中共并无不利。苏军占据和控制旅顺地区，在1949年以前有助于中共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军队，夺取全国政权；在1949年以后则有利于中共巩固政权，保障其远东地区的安全。惟其如此，中共对此始终持赞同和理解的立场，甚至主动要求推迟苏军从旅顺口撤退的期限。不过，从民族感情和权利的角度，允许在本国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毕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为了加强中苏友谊，巩固中苏同盟，苏联才主动提出提前归还旅顺基地。在这方面，尽管可能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赫鲁晓夫个人所起的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强国的首脑，赫鲁晓夫对于弱国的民族感情似乎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和体会，所以当他在几年后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时，恰恰因没有考虑到毛泽东对外国军事基地问题的敏感反应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18]
　　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9期
　　[1] Н.С.Хрущев，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Mосква，1997，с.356。
　　[2] 1954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
　　[3] 《内部参考》第234号，1954年10月15日，第192-193页；《内部参考》第248号，1954年11月1日，第11-12、14-15页。
　　[4] 采访王亚志记录。
　　[5] 1955年1月30日洛马金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пор.10,лл.188-189。
　　[6]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450-451页。
　　[7]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101、102页
　　[8] 《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4-141页。
　　[9]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5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90-591页。
　　[10]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450-451页。
　　[11] 《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6-27页；彭林：《接收苏军防务，组建旅顺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海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240-241页。
　　[12] 《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7页；
　　[13] 采访王亚志记录；《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7-28页；彭林：《接收苏军防务，组建旅顺基地》，第242页。另参见《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111-112页，其中对海军接收的装备有不同计算。
　　[14] 采访王亚志、纪亭榭记录，纪亭榭50年代任海军航空兵参谋长。另参见《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111-112页。
　　[15]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318页。
　　[16]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着：《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57页。
　　[17] 1955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18]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另有一篇文章论述：《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即将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