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以苏为鉴”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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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向苏联专家学习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是苏联专家提倡的某些在苏联一贯采用的制度和方法不符合中国国情。
　　应该说，从苏联的主导思想来说，并非要中国照搬苏联的一切。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洛夫在1952年10月与刘少奇、李富春谈话时就提出，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能包办一切的意见。[1]作为前后在华工作8年的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他反复向专家强调，你们最熟悉的事情在中国未必适用，最了解中国情况的是他们自己，必须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离开他们，苏联专家是无法开展工作的。阿尔希波夫本人与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私人感情。[2]
　　然而在具体工作中，苏联专家指手划脚和生搬硬套的情况却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军队系统。如苏联专家在军事院校讲课时，历史课不讲中共党史，只讲苏共历史，讲战例时只准讲苏联的十大打击，不准讲朝鲜战争，引起中方干部的不满。苏联专家在军队指挥管理上推广的“一长制”也因与中国传统的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矛盾，未能全面实行。[3]
　　在公安系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一位曾在公安部负责专家工作的干部告诉笔者，苏联顾问在那里的作用不大。苏联专家在公安系统的作用主要是体现在技术设备方面，如电台测向和邮件检查系统，就是苏联专家帮助建立的。但在政策和方针上，我们有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的传统，苏联专家则推行“一长制”，在实际破案和审案工作中，主张使用包括美人计在内的一切手段，引诱和调动敌人，这些我们都没有采纳。[4]
　　一位接受笔者采访的军方干部讲述了许多有趣的事例。1952年2月27日第十五次军委办公例会讨论海防第一线重点地域设防工程时，中南军区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提出，要把珠江口内伶仃岛上的居民全部迁走。苏联总顾问柯托夫强调，苏联的经验是，为了保密和军事需要，在国防要地内的民民应全部搬迁，并举出苏联卫国战争中有些少数民族倾向德国，被全部远距离迁移的例子。由于受苏联专家的影响，中国在山东、广东沿海等地禁区划得过宽，禁止捕鱼区过大，引起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强烈反映，以后才逐渐得到纠正。关于军事训练场地，苏联地广人稀，中国人多地少，两方情况差距很大。但1951年9月军训部发下的参考材料，根据苏联顾问的经验介绍，要求每个师应有训练基地12万亩。有些部队参照执行，如贵州某部一个团竟占用了1.12万亩训练场地，附近农民怨声载道。再如山东海岸防务，按苏联顾问的设计，每个炮连火炮一字平列，置于最前沿，对空无遮蔽，炮位相距40米，弹药所设在4门炮位中央。这适用于苏联享有制空权的条件，而当时中国防空力量十分薄弱，一旦敌空军炸弹命中弹药所，全连火炮将被同时毁灭。这种状况直到1954年中彭德怀视察后才得以纠正。[5]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倒不是苏联专家本身提出的意见或建议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在于全国上上下下出现的一种事事听从专家，全搬苏联一套的依赖思想。早在1952年11月聂荣臻就指出，300多位苏联专家对我军特种兵的建设帮助很大，但部队中也出现了完全依赖苏联顾问，不考虑我们具体条件的偏向。[6]1956年1月2日刘少奇指示粮食部领导人，合作化以后的粮食征购制度如何改变，不要单纯学苏联的经验。[7]这种现象在工矿企业尤为严重。大连造船厂铸造分厂的职工在生产过程中自己不动脑筋，专家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出了问题就找专家，说是“孩子哭了抱给娘”。[8]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的工程人员盲目执行专家的建议，对建议不作具体分析，不领会其精神实质。[9]类似的情况在鞍钢基建部门和黑色治金设计公司，以及沈阳电线厂等企业都普遍存在。[10]
　　针对这种情况，在1955底检查专家工作时，国务院已经开始提醒各部门，在发挥专家作用方面要注意结合实际情况，对专家的建议应“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加以执行”。[11]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口各部汇报时指出：学习苏联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周恩来的讲话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12]不过，在学习苏联专家问题上指导方针上的变化，还是出现在苏共二十大，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责和批判，虽然最初令人感到意外，但无论是东欧各党还是中共领导人，已经从中领悟到苏联承认其犯有错误的深远意义是各国可以开始走自己的道路了。至少在毛泽东看来，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应该放弃了。苏共二十大结束两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一讲话开宗明义地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苏联方面暴露的缺点、错误和走过的弯路，中国党现在“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所谈十个问题，无一不是针对苏联而言的，特别是在讲最后一个问题时，反复强调不能对苏联照抄照搬，不能盲目学习。[13]这种说法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问题是在大张旗鼓学习苏联以及大量苏联专家在中国的1956年，[14]讲话的重点在于突出“以苏为鉴”，就自然带有指导方针的性质了。于是，中国领导人纷纷出来就此发表谈话。5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在肯定“首先还是要向苏联学习”的前提下，也强调“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15]6月28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又在全国外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上批评“一切依赖专家的思想”，指出“专家的建议有70%是可行的，有的建议是不可行的”，“外国的专家只能帮助我们，靠外国专家的思想是危险的”。[16]刘少奇则批评了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强调“学习苏联经验要有分析，必须独立思考”。[17]
　　这种精神贯彻到基层以后，引起广大干部对苏联理论和经验的质疑。一名在高教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总结与其中国同事们谈话的内容，向莫斯科报告说，中国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问题，还能不能推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马列主义的基础课本，通过议会斗争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否与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有矛盾，斯大林提出的战争不可避免论是否已经过时，苏联怎么评价《人民日报》的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大林算不算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除了南斯拉夫问题，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犯有哪些错误?如此等等。[18]
　　在波匈事件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帮了赫鲁晓夫的忙，中国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威望明显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谈到学习苏联和苏联专家问题，口气自然又强硬了许多。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反复谈到这个话题。他批评“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已经深入人心”，“各部都有，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如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一样，处处要扶，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部长们都五十岁左右了，非三岁小孩要扶”。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情况变了，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装备再有五年就可自己制造了”，“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19]6月23日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口号。[20]
　　对此，苏联方面表示理解。1957年2月15日苏联经济联络总局驻华代表处党委书记列瓦金与外专局副局长吴凡吾谈话时，坦率地承认有些专家在不熟悉情况的条件下硬搬苏联的经验，诚恳地希望对苏联专家的工作提出意见，并要求经常向专家介绍情况。[21]
　　在这样的气氛中，苏联专家在中国地位自然会受到影响。1957年2月外国专家局向国务院呈送了一份关于苏联专家的报告，其中谈到苏联专家的工作作风有了显着改进，“他们更加谦虚了，处处表示十分尊重中国同志的意见”，提建议也“比以前更加慎重了”，而且总要一再声明，“请按照中国具体情况研究采纳”。但同时在某些部门则出现了“一种对苏联专家冷淡、疏远，不虚心向专家学习，甚至傲慢无理的现象”。其表现是：不积极主动地安排专家的工作，致使专家感到无事可做；不及时向专家介绍业务情况，提供相关资料；对专家不尊重，自己不愿与专家合作进行工作，也不让研究生接近专家。[22]国务院向全国批转了这份报告，并要求“勤勤恳恳地、老老实实地”向苏联专家学习，“以亲切、热情的态度去对待在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23]
　　不过，总体来讲，直到1958年下半年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之前，苏联专家在中国基层单位，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作用并未减退。为了证明这一点，笔者对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并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一些具体材料做了下表，以备参考。
　　部分企业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
　　单位时间提出建议执行建议执行比例未执行的主要原因阜新矿务局1949-1954年3月51634066.89%条件不足和设备未到石景山钢铁厂1950-1955年56144278.78%不详
　　第一汽车制造厂1953年6-9月695478.26%条件不具备第一汽车制造厂1953-1960年200001995099.75%事关重大，以后再议鞍山钢铁公司1957年17615889.77%条件不宜或正在商议鞍山钢铁公司1958年262绝大部分不详
　　材料来源：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A31，目录2，卷宗1704，页码2-13；《内部参考》1955年第43号，第315页；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A31，目录2，卷宗1704，页码22-24；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6，卷宗23，页码40-43；鞍山钢铁公司档案馆，全宗500，目录2.1，案卷20、21。
　　当然，这些具体数字未必能反映全面情况，但从这些大企业的材料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基本是良好和正常的，这至少从一个角度说明苏联专家在工业企业中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充分的。至于50年代中期执行建议的情况要好于50年代初，恐怕主要在于上层领导开始提出“以苏为鉴”的方针时，社会基层的多数群众还停留在“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情中。当新的方针已经贯彻下来，广大群众也投入到“大跃进”浪潮中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1]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39-40页。
　　[2] 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488页；采访李越然记录。
　　[3] 《海军回忆史料》，第164-165页；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327页；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5页。
　　[4] 采访赵明记录。赵明时任公安部编译处副处长，负责专家工作。
　　[5] 采访王亚志记录。
　　[6] 《聂荣臻年谱》上卷，第554-555页。
　　[7]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52页。
　　[8] 1954年10月中苏造船公司向苏联学习的初步总结，大连市档案馆，全宗7，目录2，卷宗60，页码2-16。
　　[9] 《内部参考》，1954年第281号，第130-131页。
　　[10] 《内部参考》，1954年第153号，第164-165页；1955年第21号，第387页；1954年第299号，第487-488页。
　　[11] 1955年11月14日国务院关于1955年年终专家工作检查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67，页码31。
　　[1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页；《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48页。
　　[13]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8页。
　　[14] 据笔者考察，在华苏联专家人数最多的是1956年，详见《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情况及政策变化》。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16] 1956年6月28日习仲勋在全国外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上的指示，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138，页码2-5。
　　[17] 《杨献珍传》，第203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77页。
　　[18] ЦХСД，ф.5，оп.49，дело 408，с.216-222。Кейпл，л.340。
　　[19]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167页。1958年3月10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摘要)，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68，页码11-16。
　　[20] 1958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各小组组长座谈会上的指示，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12，卷宗223，页码15-17。
　　[21] 1957年3月7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给习仲勋的报告，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9，卷宗294，页码40-42。
　　[22] 1957年2月10日国务院外专局关于对苏联专家关系中一些问题的报告，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9，卷宗294，页码6-10。
　　[23] 1957年2月25日国务院批转外专局关于对苏联专家关系中一些问题报告的通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9，卷宗294，页码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