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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苏同盟的存在仅仅十几年，而真正的蜜月时期不过数年而已，但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则是极为深远的。直到今天，从党和政府的机构建制及名称，到经济体制的设立和运转，乃至大都市的建筑物和厂矿企业的机器设备，都还可以看到苏联的痕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国家的时尚或习俗传播到其他国度和地区，大体说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是国民自我意识发生变化的结果。然而，一种思想、制度甚至国家体制的移植，能够在短短数年内完成，则必然依赖于政府行为，所以它往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影响，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苏联专家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学习苏联的途径大体上有三种，第一是大量引进和翻译苏联的各类书籍和资料，通过书本学习。[1]第二是大量派遣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技术人员及学生到苏联实习、考察，通过实践学习。[2]第三就是大规模、全方位地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将苏联的制度、经验、方法、技术等等传授给中国人。[3]应该说，与阅读书本和实地考察相比，通过面对面、手把手和朝夕相处的方式向苏联专家学习，影响更大，成绩更佳，见效更快。可以这样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苏联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一度在中国的出现，中国工业基础的建立，以及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在相当的程度上是通过苏联专家这一渠道发生作用的结果。
　　鉴于有关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研究目前在国际学界，尤其是在中俄学者当中尚未展开，因此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收集和梳理史料。为此，笔者除阅读此期全部《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和大量专业论着外，还到北京、内蒙、吉林、辽宁、新疆等数省地方档案馆查阅有关文献，走访一些曾聘请苏联专家的企业、机构和当事人，并翻阅了涉及中苏关系的大量俄国最新解密档案。在此基础上，本文拟讨论50年代苏联专家来华工作对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发挥了什么作用以及这一过程是怎样发展变化的。
　　倡导“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
　　当第一批苏联专家于1949年8月来到中国时，刘少奇就在欢迎会上表示：这些专家“千里迢迢到中国来，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要把他们当作很好的老师”。说到如何处理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刘少奇提出了“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的着名口号。[4]这个说法在以后若干年几乎成为中国各级干部处理与苏联专家关系的一条戒律，也是在那个时期无条件学习苏联的保障。[5]几天以后，刘少奇又分别对东北局干部和在北平的中共高级干部提出了严厉的要求：“苏联专家来，给了我们学习的好条件”，要善于向他们学习，保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标准学习，“如果没有学好，不管工作职位高低，就要调动、撤职。”[6]
　　在工业系统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方针。1951年4月，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代表中央政府要求在中长铁路工作的中国干部，发扬积极性和创造性，从各方面有计划、有组织地向苏联专家学习，“一件一件地学透彻，学会成套的经验”。[7]1952年12月中财委赞同并转发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专家工作情况的报告认为：“对于苏联专家的意见必须采纳。以为苏联专家不了解我国情况的观点应当改变，事实上他们是不轻易发言的，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从我们的实际情况提出的”。采纳苏联专家的意见“应当是坚决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更好的办法。动摇不定又想依靠又打折扣的态度是错误的”。报告还建议必须设立由部长直接领导的专门机构，管理和协助专家工作，并支持检查执行专家意见的情况，及时总结经验。[8]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学习苏联专家并非没有阻力。如鞍山钢铁厂聘请苏联专家两年来，企业面貌有了很大改进，但仍有144项合理建议未被采纳，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领导上未加重视，长期搁置；二是操作人员思想保守，习惯于旧方法，无法贯彻。[9]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的工程人员最初抵触苏联专家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这种情绪在有一些实际工作经验的老干部、老工程师和老工人中间尤为明显”。[10]针对这种状况，1953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专门下发文件，其中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巩固地确立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思想，克服保守观念和骄傲自满情绪；各部门必须在专家参加之下制定工作计划，并邀请他们参加各级领导会议、专业会议和技术会议；对专家所提出的建议，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加以采用；必须在苏联专家帮助之下有计划地加强在职干部的业务教育，请专家有系统地讲解各专业和各方面苏联的先进经验；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必须把使用专家作为自己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方面之一；各部门的专家工作应有负责人专管，并根据专家人数建立适当的专家工作机构；各部门每半年(每年3月和9月)应对苏联专家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及时上报中央。[11]笔者的确在地方档案中看到许多关于检查专家工作的报告或总结，包括国家计委和财政部都有详细的报告，[12]有的地区还以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推进这一工作。[13]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甚至针对个别企业的具体问题向全党和全国发出指示，强调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1953年5月和7月，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两次报道了黄石市大冶钢厂因不尊重苏联专家意见而出现大量废品，以及苏联专家对这种做法提出批评的情况。[14]中共中南局了解情况后，很快派出了工作组，帮助大冶钢厂在领导上、管理上、技术上坚决转变忽视专家意见的状况，指令该厂把实现苏联专家的建议作为今后，特别是最近几个月的中心工作，并提议把苏联专家的建议编成本厂的技术措施计划，动员全厂，保证实施。8月22日，中共中央专门转发了中南局的指示。[15]同年8月7日《内部参考》又刊登了天津钢厂不认真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消息。[16]不久，天津市委也向华北局和中央报告，该厂在贯彻苏联专家建议方面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专家工作无人负责，专家的建议也不记录，特别是一些技术干部一贯轻视、怀疑甚至抗拒苏联专家的建议，并以敷衍、欺骗的严劣作法对付苏联专家，以致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也使生产遭到严重损失。天津市委对照开全市工程技术人员大会展开批评讨论，以示教育。中共中央当天便批转了这一报告。[17]
　　50年代初军队系统在向苏联专家学习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在海军就有不少技术人员认为，英美的海军比苏联强，科技比苏联发达，应该在政治上学苏联，在技术上学英美。[18]针对这种抵触情绪，1952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19]彭德怀12月24日的讲话虽然粗糙一些，但意思完全相同。他严厉指责那些故步自封、知识浅薄而不愿向苏联专家学习的人说：“应当大喝一声，告诉他们，革命的历史总是向前的；是任何人拖不住，挡不了的。或者很快赶上来跟大家一起前进，或者就请滚开!”[20]
　　在这样一种由上层推动的全面学习苏联的氛围中，聘请苏联专家的意义才充分体现出来。
　　苏联专家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
　　苏联专家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国家管理制度，特别是经济体制的建立方面。建国之初的几年，大量专家和顾问云集北京，[21]就足以说明其对中国党政机关工作的影响。
　　解放初期，各地厂矿企业劳动纪律松弛，制度不健全，劳动力管理混乱。[22]针对这种状况，苏联专家小组认为需要立即进行制度上的整顿和改进，并于1954年1月建议中共中央责成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及其他部门合作解决这一问题。[23]半年后，政务院颁布了根据全国总工会建议制定的《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并责成各企业主管部门根据《纲要》制定本部门的劳动规则。[24]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聘请的苏联专家契普洛夫不仅深入各省市解决实际问题，帮助沈阳、旅大、吉林等地编制预算，加强对企业财务的管理，而且对于领导机关的财政管理制度也提出很好建议，以致财政部请求政务院务必让他继续留在东北工作一年，并保证在这一年中组织干部加紧学习，力求提高，以达能胜任工作。[25]
　　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苏联专家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有益的和巨大的帮助。中国在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既无人才，又无经验，也不能完全依靠苏联的计划部门，因为他们远离中国，不了解实际情况。于是，在华苏联专家就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在苏联方面关于修改“一五计划”草案的59条意见当中，有52条就是在华顾问提出的。[26]再有，近百名苏联专家历时半年，协助中国专家完成了《1956-195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起草工作，为奠定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础做出了重大贡献。[27]
　　即使在中共建立多年的军队组织，为了加强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也需要通过苏联专家从建制上加以改造。海军、空军是这样，[28]干部管理也是如此。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1952年12月27日报告，“我们认为，我军干部机关是新建的组织，缺乏整个经验，向顾问学习苏军干部工作经验是基本的，否则不能前进，但在实行的步骤上及某些组织形式要照顾我军的实际情况”。[29]
　　特别是在企业管理方面，苏联专家发挥的作用最为显着。旧中国的工业管理大体上还处于手工业水平，如在电力系统，设备的检修和运行主要是靠老师傅的经验和言传身带，没有一套统一的、科学的操作方法。1949年9月，石景山发电厂6号机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全北平大面积停电，于是聘请苏联专家到厂帮助处理。在修复设备的过程中，苏联专家不仅在计划检修、改革管理体制、改进设备和恢复铭牌出力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更重要的是为电厂编制了一套运行规程，要求工人按规程操作。这就从根本上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为此，中央燃料工业部将此规程作为典型规程印发到全国各电厂。[30]1950年，苏联专家又帮助东北电力企业建立起经济核算制及各种安全发供电规程和机构。[31]应该说，是苏联专家为中国电力系统科学管理体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大连造船厂是苏联1945年接管的老厂，较早地实行了一套苏联的企业管理制度。1947年陈云主管东北经济工作时，就对那里实行苏联的八级工资制拍手叫好。50年代中苏合营后，大连造船厂便成为全国企业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一面旗帜。当时在专家的主持下按照苏联模式搞了一套规章制度，号称“企业管理天书”，1954年在全国推行，带动了全国造船业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发展。[32]冶金工业的管理工作也是苏联专家推动的。早在1951年1月，苏联专家就对鞍山钢铁公司的管理机构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整编意见。[33]同时，苏联专家还帮助东北的许多企业建立了各级计划机构，推行使用计划表格，确定生产责任制，实施“流水作业法”，大大加强了生产的科学管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34]
　　中国很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都倾注了苏联专家的心血和汗水。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是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该厂全套引进苏联设备和零件，并由苏联专家帮助筹建。在1953年7月15日破土动工前，苏联就派出了总顾问希格乔夫和第一批技术培训和土建专家进行现场指导，以后又陆续派来近200名各种专家，从产品工艺、技术检查到设备安装、生产调度，都有苏联专家把关，还配备了技术科长、车间主任直到各车间高级调整技工的全班人马。他们手把手地教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安装、调试及组织生产，直到1956年7月13日从总装线开出第一辆中国制造的汽车。[35]对于中国航空工业如何从修理飞机过渡到制造飞机，苏联专家组组长瓦西列夫提出了根本性的建议，并设想了非常具体的途径和方法。40余年后，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始人之一段子俊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慨由衷地说：“瓦西列夫对中国航空工业起步是功不可没的。”[36]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舰艇制造业。在新中国海军初创阶段，只能依靠修复旧船和改装商船建造一些巡逻艇，朝鲜战争期间则完全是依赖购买苏联的舰船。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转让技术和提供设备，帮助中国建造驱逐舰、扫雷艇、鱼雷快艇等。经过长期的谈判，中苏于1953年6月4日签署了《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1954年11月，随着技术组织措施逐步落实和图纸资料及器材设备陆续到位，苏联政府组织了专门的技术援助委员会来华。该委员会在华期间先后共有288位专家（协定规定不超过150人），委员会及其下属各专家组按工作性质和分级原则与相应的中方机构对口配合，从船舶工业管理局直到各厂科室。在编制造船工业长远规划，选购配套机电设备，解答工艺技术难题，翻译校对图纸资料，选择各型舰艇试航基地，以及培训中方技术人员等各个方面，苏联专家给予了全方位的指导和帮助。这一协定的执行，奠定了中国舰艇制造工业的基础。[37]
　　苏联专家在生产技术领域为中国各行各业改进工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加产量所做出的贡献更是举不胜举。如石景山发电厂的重大事故从1949年的113次减少到1951年的2次；本溪煤铁公司炼铁厂低磷铁的合格率在3个月内从16%提高到88.5%，抚顺矿务局炼钢分厂钢锭合格率也提高到95.3%，超过以往标准15个百分点；1952年除新疆外全国原油产量即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66%，以及玉门优质油田和乌苏油田旺井的发现，老君庙旧油井的复活；阜新发电厂安装一部锅炉节省人工25000个，透平发电机的基础工程缩短工时4/5，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60亿元（旧币）；1952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年提高60%，大部分矿井使用期延长了20-40年，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石景山钢铁厂250吨炼铁炉可炼铁376吨，太原钢铁厂50吨炼铁炉创造了106吨的纪录；山西浑河水库工程设计蓄水量增加2.25倍，投资节约2000亿元（旧币），如此等等。[38]
　　以长远的眼光看，苏联专家的作用还在于培养出大批中国的管理和技术人才，他们通过讲授技术课、现场指导工作、翻译讲解文献资料等各种方式，耐心而无私地向中国干部、工人传授知识和经验。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例，在1953年至1956年的三年建厂期间，186名苏联专家为2万职工讲授技术课1500余次，直接传教和培养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470名，其中处长56人，工程师139人，科长、车间主任60人，技术员173人，技工90人。[39]大连造船厂自1952年移交中方以后，苏联专家更加毫无保留地利用各种机会和方法向中国职工传授知识和经验。苏方总经理和总工程师亲自审查各科室专家的教学计划和材料，技术专家则是亲自示范，边做边教，耐心讲解。到1954年底已经培养出工段以上技术和管理干部近千人，其中65%的科长和车间主任是从普通工人中提拔起来的。[40]建国初期东北地区大量向内地输送人才，被称为全国的干部基地，这与苏联专家的帮助也不无关系。1952年东北计划统计干部达3万多人，其中领导骨干大部分都是苏联专家亲自培养的。[41]正是由于苏联专家的直接帮助，中国的设计队伍也逐步壮大起来。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的设计单位从78个增加到198个，每个单位有设计人员200-1000名，设计和勘查的工作量分别增长了4.1%和5.1%，通过中国自行设计或部分自行设计的大中型工业项目已达413个。[42]
　　教育也是苏联专家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北京大学13个系35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大多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以苏联相同专业的教学计划为蓝本，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考虑到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教师、学生的水平，经过反复修订而制成的。[43]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在两年中建立的40多个现代化实验室，都是苏联专家从设计到安装一手帮助搞起来的。[44]吉林大学聘请的5位苏联专家，培养了9研究生和18名进修教师，帮助建立了6个新的实验室，还提出112条改进教学工作的建议，校方感到受益匪浅。[45]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早在1949年12月就聘请了4位苏联专家来讲授苏联党史，以后开设的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新闻等课程，全都有苏联顾问任教，他们除了授课、编写讲义，还辅导中国年轻教师从事教学和研究，并在党校刊物《向专家学习》上发表文章，介绍自己的教学经验。[46]
　　[1] 根据出版总署不完全的统计，自1949年2月到1952年9月止，中国出版的苏联书籍中译本共约3131种，仅人民出版社就出版12166100册，其中列宁和斯大林的着作占1/6。1952年12月9日《人民日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台湾学者余敏玲有专文论述：《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到中国》，（台湾）《新史学》第12卷第4期（2001年12月）。
　　[2] 1950-1960年，苏联共接受38000多名中国公民前去学习或实习，1949-1966年，苏联的学院和研究机构共培养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和实习生11000多人。Л.В.Филатов，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No.65，л.53。
　　[3] 关于苏联专家来华的过程和规模，详见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情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4]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5] 笔者采访王亚志、李越然、纪亭榭等人时都留下了这种印象。王亚志历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彭德怀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国防科委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职。李越然在50年代曾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外国专家局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俄文翻译。纪亭榭时任海军航空兵参谋长兼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直到1956年下半年，刘少奇和周恩来还是坚持这种说法。龚士其主编：《杨献珍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页；中共中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7] 1951年4月25日《人民日报》。
　　[8]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374-375页。
　　[9] 1951年2月鞍山钢铁公司关于贯彻苏联专家建议的指示，鞍山钢铁公司档案馆，全宗500，目录2.1，案卷3。
　　[10]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4年第281号，第130页。
　　[11] 1953年9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9，卷宗52，页码5-6。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版，第880-881、882-885页。
　　[13] 1953年7月15日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贯彻苏联专家建议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9-1，卷宗20，页码9-11。
　　[14] 《内部参考》，1953年第116号，第343-344页；1953年第155号，第119-120页。
　　[15] 1953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南局(加强与苏专家合作)指示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9-1，卷宗1，页码109-111。
　　[16] 《内部参考》，1953年第183号，第76-77页。
　　[17] 1953年10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天津市委关于天津钢厂贯彻苏联专家建议存在问题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9-1，卷宗68卷，页码105-108。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海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165页。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07-608页。
　　[20] 采访王亚志记录
　　[21] 详见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情况及政策变化》。
　　[22] 天津、武汉、郑州等地对有关情况的报告详见《1953-1957年经济档案》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332页。
　　[23] TsKhSD，f.5，op.28，roll.5104，no.138（January-October1954），Kaple，pp.122-123。
　　[24] 《1953-1957年经济档案》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316-321页。
　　[25] 1953年1月7日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关于请求让苏联专家继续留住一年的报告，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A31，目录2，卷宗429，页码1。
　　[26] 《1953-1957经济档案》综合卷，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412页。
　　[27]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3页。
　　[28] 详见《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情况及政策变化》。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673-674页。
　　[30] 薛启宇主编：《中共北京石景山发电总厂历史大事（1948-1995）》，中共北京石景山发电总厂党史征编办公室1999年印制（未刊），第202页。
　　[31] 195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
　　[32] 采访徐金成记录。徐金成现任大连造船厂厂史编辑委员会主任。
　　[33] 1951年1月13日鞍山钢铁公司关于苏联专家对鞍钢管理机构整编意见给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的报告，鞍山钢铁公司档案馆，全宗500，目录2.1，案卷9。
　　[34] 1951年2月15日《人民日报》。
　　[35] 第一汽车制造厂企业研究中心编：《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第一汽车制造厂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83年印制（未刊），第38页。
　　[36] 王凡：《周恩来、李富春与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创立——原航空工业部党组副书记段子俊访谈》，《党史博览》2001年第4期，第14-15页。
　　[37] 余伯良主编：《〈六四协定〉史料集（1953-1963）》，中国舰艇工业历史资料丛书，1991年（未刊），第4-8页。
　　[38] 1951年11月4日、1950年10月6日、1953年4月10日、1952年12月15日、1951年2月15日《人民日报》，《1949-1952年经济档案》工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753-776页。
　　[39] 1960年9月3日第一汽车制造厂关于建厂以来专家工作情况的简要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6，卷宗23，页码40-43。
　　[40] 1955年1月2日《人民日报》。
　　[41] 1952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42] Филатов，л.28。
　　[43] 《苏联专家谈话报告集》，北京大学编印，1955年（未刊），第1-3页。
　　[44] 1956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
　　[45] 1960年8月22日吉林大学关于苏联专家建议执行情况的汇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6，卷宗122，页码37-41。
　　[46] 《杨献珍传》，第204-205页。

沈志华 2013-08-28 10: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