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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鲁迅研究历史很长。据日本鲁迅学家藤井省三先生考证，1909年5月1日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五零八号“文艺杂事”栏，就有关于周氏兄弟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的消息和评议。
　　在鲁迅正式走上中国文坛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家青木正儿又于1920年9月至11月，在《支那学》一卷一一三号发表《以胡适为中心的潮涌浪旋着的文学革命》一文，称鲁迅“是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一位迫害狂的恐怖的幻觉，达到了迄今为止中国作家尚未达到的境地”。1931年5月，原野昌一郎的长文《中国新兴文艺与“鲁迅”》翻译到了中国，该文详细分析了鲁迅小说的乡土性，并介绍了当时中国的茅盾（方璧）所作的《鲁迅论》等对鲁迅的最早评论。像这样的长篇论文在别的国家尚未出现，可见日本的鲁迅研究很早就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之后，又出现了佐藤春夫、增田涉对于鲁迅着作的翻译和鲁迅生平的介绍。1937年，鲁迅逝世不到一年，改造社就刊行了《大鲁迅全集》全七卷。小田岳夫写出了《鲁迅传》并翻译到了中国。
　　而最为重要的是竹内好1943年12月写的《鲁迅》。40年代以后的日本鲁迅研究几乎是以这本书为起点的。该书1986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可以看作“竹内鲁迅”本体直接进入中国的开端。2005年3月又由中国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李冬木的更近完善的中文译本，开始引起广泛注意。2005年12月25日至26日，百十几位来自北京、上海等地及海外的学者，围绕“鲁迅与竹内好”这样一个议题，召开国际讨论会。国内相关媒体也陆续刊出了一些会议的论文。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竹内好这本关于鲁迅的、匆匆写成又有不少技术性失误的小书，会对日本后来的鲁迅研究产生那样大的影响？半个多世纪以后，又受到中国鲁迅学界乃至思想界的关注？
　　我想，关键在于以下原因：
　　第一、这是一位思想家的鲁迅论。也就是“从思想方法开始进行变革”的鲁迅论。是面对中国只知在旧有模式中进行反复的诠释而罕有创新的鲁迅研究境况，把自己的旁观位置化作一种进行客观观察的优势，没有被套进已经预设好的思维窠臼中，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解鲁迅的新的概念和新的思维模式，提供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新的思维角度、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和逻辑结构，使人们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奴隶的奴隶式思考”中惊醒，换以崭新的思考方式，从而从思考方式上对鲁迅研究进行了变革，把对鲁迅的认知史推进到新的阶段。
　　第二、竹内好这位日本的思想家与鲁迅这位中国的思想家，在“对话”中达到了深度的契合。竹内好说过他与鲁迅有过三次相遇：一次是在认知真理的方式上的相遇；另一次是在抵抗的状态下相遇；第三次是“梦醒后”即人生觉醒的相遇。这正说明了他们在根柢上的相通。
　　第三、这种根柢上的相通就是共同“抗拒为奴”。如旅日华人学者李冬木所说：“鲁迅本身具有抗拒为奴的自律性，而竹内好也正是据此实施着他自己的抵抗。”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竹内好说道：“自觉到自己身为奴才的事实却无法改变它，这是从‘人生最痛苦的’梦中醒来之后的状态。即无路可走而必须前行，或者说，正因为无路可走才必须前行这样一种状态。他拒绝自己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这就是鲁迅所具有的、而且使鲁迅得以成立的、‘绝望’的意味。绝望，在行进于无路之路的抵抗中显现，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化而显现。把它作为状态来看就是绝望，作为运动来看就是抵抗。”抵抗什么？就是抵抗奴性，反奴才主义。“奴才拒绝意识到自己为奴才。他觉得自己不是奴才时，才是真正的奴才。当奴才自身成了主人的时候，将发挥出彻底的奴性。因为，那时他在主观上并不认为自己是奴才。鲁迅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还说‘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奴才成为奴才的主子，这并不等于奴才的解放，然而，在奴才的主观上，它却是解放。”正由于如此，“使得今天的解放运动本身浸透了奴性，以至于这个运动无法完全摆脱奴才性格”。这是因为“解放运动的主题，不具备自己是奴才这一自觉，安居于自己并非奴才的幻想之中，而欲将作为奴才的劣等人从奴才的境遇中解放出来，在自己完全感受不到觉醒者痛苦的状态下唤醒对方。因此，无论怎么做也产生不出主体性来。就是说，无法获得觉醒，于是，便去外部寻找应该得到的‘主体性’”。
　　而从20世纪以来，整个人类就是在“抗拒为奴”的精神解放运动中走过来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竹内好与日本鲁迅学界感应在一起，中国鲁迅学界经过一个时期的曲折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也日益感到了“抗拒为奴”、实现精神独立的迫切性。正是因为如此，竹内好对日本后来的鲁迅研究产生了那样大的影响，半个多世纪以后，又受到中国鲁迅学界乃至思想界的高度关注。
　　竹内好成为战后日本鲁迅学界的一个起点，很多日本鲁迅学家都承认自己是从竹内好出发的。其中，对竹内好“抗拒为奴”思想阐释得最为透彻，又对竹内好的误差进行了合理调整的，我认为是已故的伊藤虎丸。
　　伊藤虎丸着、李冬木译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一书，2002年5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作为孙郁、黄乔生主编的《回望鲁迅》丛书之一出版，使中国鲁迅学界了解到了这位日本鲁迅学家对鲁迅思想的精辟理解。
　　伊藤虎丸对鲁迅思想的精辟理解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紧紧抓住了“人”，用西方近代的“个”的思想这一更为科学的命题概括和阐释了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发展史。李冬木在《鲁迅与日本人》中文译本第12页注释中对此作了非常精辟的解释：
　　“个”的思想，这是本书的核心概念，是作者伊藤虎丸首次使用的。在一般的意义上可概括为这样一个命题，即“人是被自觉为个的存在”，“个对于全体（如部族、党派、阶级、国家等）不是部分的关系。”也就是说，人的价值，只有在他获得真正独立的意义上才能显示出来。伊藤认为，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制度、文学、道德等）的全部意义就包含在这个命题里，这个命题代表着西方近代文化的“根柢”或“神髓”。在他看来，鲁迅对西方近代的理解和接受就是对这种“根柢”和“神髓”的把握，体现了具有普遍意义和新精神的东方的个性。对于鲁迅来说，“个”的思想，具体意味着一个“个的自觉”的过程：首先，鲁迅留学时代因接受尼采的“个人主义”而产生“觉醒”（或者说通过尼采的“个人主义”把握到了西方近代的“神髓”），并以此为视角展开了对传统价值观（传统文化）的批判，但他这时还仅仅是站在新的“普遍价值”或“真理”一边，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独立”。其次，后来经过一系列挫折，鲁迅开始把自己相对化看待，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曾经设想和憧憬的“英雄”。这时，他再次从新思想和新价值中分离出来，实现了从被真理占有到占有真理的过程，其标志是小说《狂人日记》的诞生。伊藤认为，鲁迅的价值不在于他接受了什么“主义”（如进化论、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而是他“个的自觉”，在重建和发展民族文化（人或个性）方面所显示的意义。因此，他反复强调鲁迅“个”的思想，为日中两国今天的文化提出了共同课题。
　　李冬木的这个注释，可以说是理解伊藤虎丸鲁迅观的一把钥匙。“个人”一语，鲁迅早在《文化偏至论》中就已指出，并不是如当时一些所谓的“号称识时之士”所迷误的那样，“为害人利己之义”，而是人的解放与精神自觉的根柢所在，因为“人是作为‘个’而被自觉出来的”。
　　第二、由“个”的思想出发，进一步发展了竹内好“抗拒为奴”的观念，把“真的人”与奴隶和奴隶主严格区别开来。伊藤虎丸明确指出：“真的人（个人）”与“奴隶=奴隶主”是相对立的，是鲁迅提出了“奴隶与奴隶主相同”的命题，认为：奴隶成为奴隶主，弱者上升为强者，只是过去历史的重复，人类社会不仅没有新的发展，反而因此倒退。而鲁迅所致力的则正是打破这种历史的重复，实现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主的“第三样时代”。
　　第三、由此对鲁迅也有了深刻、中肯的评析。认为鲁迅正是从“真的人”出发，提出“根柢在人”的“立人”思想。而要“立人”，首先是以“个”的自立、国民的“人各有己”，即国民主体性的确立为前提的。鲁迅是留日时期从尼采那里汲取“个的自觉”这一欧洲近代思想的核心的。他认识到人只有通过“回心”和“反省”、“看见自己”，才可能“自己成为自己”，达到“个的自觉”。所以“反省于内面者深”，即“面对自身反省的主观内面性”，正是实现自觉的关键。伊藤虎丸恰恰是从这里入手，展开了对《狂人日记》的精彩分析。他指出：鲁迅以《狂人日记》，“通过中国人灵魂内面的自我批判，从内部批判了封建思想和封建社会的黑暗。如果说，任何批判只有以自我批判为媒介才能成为真正的批判，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狂人日记》便为‘文学革命’第一次充填了实质性的内容。”鲁迅就是“通过对传统的彻底否定而力图全面恢复民族的个性”，这种民族主义具有“出色的方法论意义”。鲁迅的工作就是“以《狂人日记》为轴心呈扇状向外展开的”。面对伊藤虎丸这种出色的方法论的论断与分析，那些指责鲁迅是彻底摈弃中国文化传统的激进主义的论者们，不知该如何回答？
　　第四、由此伊藤虎丸也矫正了我们研究鲁迅的态度。认为要汲取日本把欧洲近代思想，作为权威或教条来接受的教训，不要用封建意识来学鲁迅。“所谓获得自由，是把思想和文学的运作，收归给个人。就是说，思想、文学、科学（学术），本来就是个人行为，是作为个体的精神自由的产物。记住某种一般性的教条，熟读某种普遍性的理论，并且去信奉它们，并不是具有思想。”鲁迅说过，“奴隶和奴隶主是相同的”，所以崇拜与侮蔑也是相同的，“都体现着独立的欠缺”。从中可以启发我们认识到无论是对鲁迅采取“神化”、“丑化”，还是“俗化”的态度，都是如竹内好所说的处于“‘奴隶’性的文化状态中”，说明其缺乏主体性与独立性。
　　第五、伊藤虎丸不仅承接和发展了竹内好的思想方法，而且纠正了竹内好的一些误差。例如竹内好认为“鲁迅有直感而无构制”，伊藤则认为鲁迅小说“有着高度的构制性”。竹内好把《故事新编》视为“多余”，伊藤则把《故事新编》看得“格外重要”，并对《不周山》里的女娲、《非攻》里的墨子、《理水》里的大禹进行了深入的论析，认为从中可以“发现鲁迅从尼采（进化论）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
　　总之，我认为伊藤虎丸是日本鲁迅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把“竹内鲁迅”发展到更为科学的境界，不仅在日本，就是在中、日、韩三国的东亚来说，他对于鲁迅的理解与阐释也达到了高峰。我们的确应该很好地继承他留下的珍贵遗产，好好读读他的着作。我深悔读伊藤虎丸太晚，未及在他生前与他交流。
　　另外，伊藤对日本“赤军”等世界性“过激派”的反思，也是很重要的，值得中国的青年人认真思考。
　　除了竹内好、伊藤虎丸对鲁迅“抗拒为奴”、“个的自觉”思想的深透阐释之外，日本鲁迅学界最引以自豪的是极为严格、坚实的科学实证，其中两大实证学者是丸山昇和北冈正子。
　　丸山昇侧重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社会政治性的实证。2005年1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王俊文译的《鲁迅·革命·历史——丸山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从这部文集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位日本鲁迅学界的学者，丸山昇先生的治学具有以下特点：其一、独立的精神。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压力和现成结论，与种种威压、浮夸、虚饰和懒惰做“殊死抵抗”，唯一认定的只是事实本身，高度忠实于第一手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坚韧、扎实地坚持持久的冷静研究。其二、历史的态度。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切研究对象真正地置于历史之中，一切从史料出发，致力于“基于实证的历史再发掘”。从历史中阐明问题，考察各人的个性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反对离开具体历史条件而陷于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的毫无意义的争论。其三、实证的方法。丸山昇先生思维缜密，眼光锐利，他绝不满足于表面的是非判定，而总是具有“从事实推导出法则的尖锐眼光及其背后的问题意识”。因而他总是能够对所探索的问题作出富有历史感与穿透力的思考和论述，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北冈正子侧重于鲁迅留日时文化渊源的发掘与考证。她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中国时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最近，关西大学出版部又推出她的新着《鲁迅在门本这一异文化当中——从弘文学院入学到“退学”事件》。2006年3月26日在关西大学为北冈正子举行的退休祝贺会上，又推出了她的新着《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其绵密、谨严、穷追究底、丝丝入扣的考证与辨析，令人叹服。确如丸山昇所说：“近年来北冈正子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
　　的确，对于鲁迅与日本关系的整体认识，离不开可资证明的基本史实的支撑。鲁迅在日本生活了八年，这段历史足迹给日本鲁迅学界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源。日本鲁迅学家们以他们特有的实证精神，对鲁迅在日本的史迹作了令人叹服的考察。就拿平凡社于1978年2月出版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一书来说，为写作此书，日本鲁迅学界于1973年10月2日专门成立了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该会事务局代表阿部兼也在该书《后记》中介绍，该调查会主要围绕四项内容展开调查活动：（一）寻找同班生遗族之所在；（二）调查明治时期当地的报纸；（三）调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旧公文；（四）在荒町、土樋地区查找周树人第二寄宿处之所在。调查会成员有162人，资料提供者22人，支援协助者425人，总计609人；提供资料的团体有7家，支援协助的团体36家，总计43家。诚如该书《后记》所言，“本书的特色，在于尽可能地收集了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之点，以及收录仅限于可以明示根据的客观事实之点”。现在人们看到的这部长达400多页的报告，不仅是鲁迅与仙台关系的最为翔实的记录，也为个人与学习环境、时代环境关系的调查活动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强调日本鲁迅学界注重实证，并不意味着他们轻视理论思维。其实，日本鲁迅学家是很重视理论思维的，木山英雄就是其中卓越的代表。他简直是一位诗哲，他的鲁迅研究论着是极具深度的诗人与哲学家的精神创作。从2004年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一书就可以充分看出这一点。其中的首篇《〈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鲁迅的诗与哲学的时代》，“避开带着预设的体系去面对研究对象”，“执着于逻辑的探讨”，并“把考察限定于作为表现的作品维度上”。因而他寻求出的是“不曾被天生秉性或外部环境之投影所淹没殆尽的、鲁迅创造的鲁迅，即这种意义上最具个性的鲁迅”。文中最为出色的是关于死的四种形态的逻辑分析：《过客》中“与那种被动性的达观相反的、作为彻底的主观能动性之纯粹自由意志的死”；《死火》中“由作者内省力想象出来的更为逼真的死”；《墓碣文》则是“以比《死火》更为内在化、更逼向核心的方式来推进其逻辑”，“残酷的孤独依从孤独的逻辑发展，最终却被引致无法成其为孤独的境地、而在那里受到审判。”而《死后》又是另一种死，是“死之死”，以死后的眼光审视“死”，忽然“发现自己还不应该死，并惊讶于死的无聊，突然坐了起来。”由此，木山英雄认为：“从《墓碣文》到《死后》的跳跃是《野草》运动发展中最惊人的一例。作者完成一系列托于梦境的死之探索，而这最后一个死的形态，是应该在运动着的生之日常性世界里被估定其价值的又一个极具人间具体性的事件。”这死的四种形态，“分别以主客观的对极相反形式来组合”，“而后面的一对展示了胜过前一对的广度和深度”。这与死相关的一系列探索的理路，具有很强的逻辑连贯性，说明“《野草》中的诗在生与死的紧张中面临着最为充实的创作境界”。而木山英雄先生的诗哲式的卓越分析，也达到了辉煌的高峰。我注意到这篇论文写于1963年，可以回想一下20世纪60年代，我们中国的鲁迅研究和《野草》研究尚处于何种状况中？相比之下，我们不能不痛感没有像木山英雄那样“避开带着预设的体系去面对研究对象”，而是把自己凝固化在某种“预设的体系”中，以僵死的思维模式去“捏造”一个为当时政治需要服务的“鲁迅”会造成怎样的恶果？这的确是应该引起中国鲁迅学界深刻反思的。
　　日本鲁迅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选择新颖的切入点，对鲁迅作品作出别开生面的解读。例如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的藤井省三着、董炳月译的《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就是一部独特的文学史。它“小题大做，旁敲侧击”，仅仅从鲁迅的小说《故乡》于1921年发表后被阅读、评论的变迁情况，就展示出20世纪现当代的中国文学空间，其中涉及了许多文学史未曾涉及或较少涉及的学科领域，的确是“四两拨千斤”！正是传播美学和接受美学批评方法的运用，使这本“阅读史”获得了崭新的文学史品格。这种特殊的文学史研究方法，显然对传统的文学史构成了挑战。而且，这本“阅读史”，也对鲁迅研究学术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向：从鲁迅某一个作品的被阅读、被评论、被接受的历史看社会和思想的变迁，文学空间的变化。这个路向可能会是非常有意义的。
　　丸尾常喜的《鲁迅：“人”与“鬼”的纠葛》，紧扣“鬼”——“国民性之鬼”与“民俗之鬼”这条主线来考察，以理想的“人”为标准尺度，经由对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阿Q、祥林嫂三个人物的分析，阐述了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本质是变“鬼”为“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也是非常善于找做文章的切入点。1997年，丸尾常喜又推出了新着《鲁迅〈野草〉研究》，在这部厚重的着作中，对《野草》中的许多篇章作了独到的细读。
　　吉田富夫的《鲁迅点景》也是会寻找切入点，通过鲁迅生平着作中的典型场景与疑难问题的辨析，写成了一部独辟蹊径的学术专着。其中第一章《周树人的选择——幻灯事件》已经由李冬木翻译到中国，在《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二期刊出。这篇论文的最大特点就是把选择权由人们后来业已认可的“伟大的鲁迅”还原为当时的“留学生周树人”。对于从“留学生”这一视点宋调查鲁迅有很大的启发。
　　其他还有竹内实、片山智行、山田敬三的鲁迅研究论着也占有相当的位置，并被引入中国。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详述了。
　　尤其可贵的是日本鲁迅学界的潜力很大，后劲很足。近年来不断涌现新着，例如2006年1月，汲古书院出版了名古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研究科教授中井政喜的《鲁迅探索》。这本书主要是以鲁迅(1881-1936)前半生的文学活动（至1927年左右为止）和革命文学争论时期（1928、1929年）为对象，对鲁迅的阴郁性、复仇观、人道主义和无治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基础的文学主张以及宣传与文学的关系进行的一种尝试性的考察，很有分量与深度。
　　值得一提的还有正当盛年的旅日华人学者李冬木，他的实证与思辨相结合的治学风格，集中体现了中日两国传统学术的精华。他不仅翻译了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竹内好的《鲁迅》、片山智行的《鲁迅〈野草〉全释》，把日本鲁迅学界最好的着作介绍到中国，而且写出了《鲁迅与丘浅次郎》等一系列富有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论着，对《中国人气质》的涩江保日译本和博文馆也进行了极有价值的翻译与研究。
文艺研究京38～4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张梦阳20072007
日本/鲁迅研究/实证/思辨/切入点
日本的鲁迅研究历史很长。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日本鲁迅研究，是以竹内好的《鲁迅》为起点的。这是一位思想家的鲁迅论，是日本的思想家竹内好与中国的思想家鲁迅在“抗拒为奴”这一点上达到了“深度契合”。以后伊藤虎丸以对“个的自觉”的深刻理解，使日本鲁迅学界的鲁迅观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北冈正子和丸山昇是实证学者的代表，木山英雄以诗性哲学家的思辨见长，藤井省三、吉田富夫等则善于寻找研究的切入点。
作者：文艺研究京38～4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张梦阳20072007
日本/鲁迅研究/实证/思辨/切入点

网载 2013-09-10 21: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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