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和中苏分歧的影响

簡體傳統

　从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再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整个1958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在筹备和动员“大跃进”运动。作为这一运动的思想准备，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了反对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个方向上。如果说反保守主义的矛头是针对党内务实派和反冒进的领导人，那么提出反教条主义则主要是针对苏联发展经济的一套做法和经验。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根本问题是“见物不见人”，依靠官僚技术阶层（专家学者自然列在其中）和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管理经济，其要害是限制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朝鲜战争期间在国内开展的几次大规模运动及其结局使毛泽东领悟到，发动群众运动这种方式，不仅在夺取政权和战争时期是整合社会、积聚力量的有效手段，就是在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时期，也会成为实现各种宏伟理想的法宝。他在党内各种会议上大批苏联的教条和规章制度，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大跃进”这一群众运动扫清思想障碍。因此，当“大跃进”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行动，中苏之间的政治矛盾也日渐明朗的时候，大量在华苏联专家的地位自然显得十分尴尬。
　　笔者在地方档案发现了一系列的报告或材料，普遍反映了1958-1959年在基层工作中不尊重专家，斥责专家思想保守，以及忽视专家作用的现象，从中可以看到苏联专家在“大跃进”及反右倾运动中的处境。在吉林省，有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解决技术问题时，“认为专家思想保守、陈规旧律没有破除，对专家的建议或设计，不进行认真的研究，不征求专家意见，过分的强调中国条件与苏联不同，就任意否定或修改”。有的工厂把听取专家建议的工作制度也作为“妨碍跃进的规章制度而废除了”，有的学校还任意削减苏联专家所担任的课程，认为这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事。[1]苏联专家一致认为长春汽车制造厂正在试制的红旗轿车外型不好看，设计不合理，建议修改设计。但该厂为了实现国庆十周年出车的目标，拒绝考虑专家的建议。[2]一机部第一设计院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认为：现在不需要苏联专家帮助也能独立进行设计，向专家请教益处不大，反而招来许多麻烦，甚至会阻碍我们跃进。以致某些专家担心会出现在波兰、匈牙利那样的情况，并表示“如不需要我们，可以回国”。武汉重型机械厂设计了新的大型简易车床，事先未与专家商量也没进行试验就成批投入生产50台。苏联专家得知后再三建议发货前需检验，结果发现这批车床有严重问题。鞍山钢铁厂因忽视苏联专家一再提出的遵守工艺规程的主张，一级钢轨的产量由过去的93%降低到42-50%。平炉顶的寿命也比过去大为缩短。[3]哈尔滨电机厂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该厂当时正在设计的一种直流电机，使用的是苏联提供的达到世界最新水平的整套图纸，按这种图纸生产的直流电机投入生产后，年产钢材可达300-400万吨，相当于1957年中国钢材产量的70-80%。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大产品，工厂设计人员为了节省几吨制作钢材，未同苏联专家商量，就对原图纸的主要部件作了重大修改。苏联专家发现后甚为吃惊，认为这套图纸是总结了苏联电机厂十几年经验设计出来的，而中国在缺乏运转试验的情况下就作如此重大的修改，是不适当的。由于中方坚持，苏联专家又建议至少对头两台机组不要修改，可待试验后再作修改。为此，苏联专家扎依采夫难过地流了眼泪，说自己到中国来没有发挥作用，也不知道怎样发挥作用。[4]
　　与此同时，莫斯科也不断接到有关情况的报告。如苏联政府得知，1958年下半年，中共工业企业撤销了所有按苏联技术方案和技术规程设立的技术部门，取消了必要的技术规格和标准。苏联专家表面上仍留在岗位上，享受薪金，承担合同规定的生产责任，但实际上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能。在水利和电力系统工作的专家别斯托夫斯基1959年2月报告说：“中国同志决定简化电力装置，这将降低它们的可靠性”，并警告说，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将导致事故的发生”。1959年4月在武汉冶金公司工作的12位苏联工程师也抱怨说，他们已经有3个多月被禁止工作了。在企业里，苏联的所有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章都被取消了。[5]
　　到1958年底，“大跃进”的错误逐渐被中共领导人所认识，中央开始纠“左”。国务院也感到专家工作中问题的严重性，并极力加以纠正。1959年2月4日，李富春指示：“凡是科学技术问题，一定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如果双方意见不同，可以提出来研究，如果经过研究意见还不一致，那就应当按苏联专家的意见去办，决不能采取不尊重、不重视苏联专家建议的态度”。3月7日陈毅又指示：“一定要抓专家工作，一年应当抓四次”。接着，在3月12日至23日召开了外国专家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苏联专家是以国际主义的精神，全心全意来帮助中国进行建设的，他们在科学技术上也的确比较高明，所提建议绝大部分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而且是正确的，决不能盲目拒绝专家的建议。[6]
　　然而，庐山会议转向继续反右，随后又发生中苏领导人的严重争吵，终于未能从根本上改进专家工作。苏联专家的建议和警告仍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如苏联专家小组负责人祖博夫1959年8月16日向石油工业部长通报说，玉门矿井正在对石油资源进行滥采，电焊条的生产也违背了技术规程，其结果“出现了大量废品”。哈尔滨火电厂专家组长克利莫夫在7-10月间向中国有关方面递交了10多封抗议信和申诉信，告之工厂违反锅炉的操作规章。但一直无人过问，最后引起工厂大爆炸，造成大火和人员伤亡。[7]
　　尽管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现象，但并不能说这是中国政府有意冷淡苏联专家和限制发挥其作用。[8]针对苏联专家的不满情绪，中国政府尽力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以稳定苏联专家的情绪，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1960年4月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连续发出了两个通知，一是为了“鼓舞专家们的工作热情”，要求“凡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专家帮助建设的工程项目，有举行竣工典礼时，应当注意邀请帮助过该项工程的专家参加，并表示对他们的感谢”；一是为了表彰苏联专家的贡献，要求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发给苏联专家感谢信、感谢状和纪念章的办法”，并强调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十分严肃的工作”。[9]然而为时已晚，赫鲁晓夫还是借口苏联专家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宣布撤走所有在华专家。
　　必须看到，1960年初中苏关系出现紧张的局面，主要还是在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尽管在基层也的确存在一些对苏联专家不尊重、不友好的表现，使其作用和影响在客观上受到制约，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苏联专家的感情是深厚的，态度是诚恳的，评价也是公正的。接受笔者采访的所有当事人，几乎都谈到了这一点。很多老干部和老工人回想中苏合作时的情景，都认为“那时中苏团结一心，生产蒸蒸日上，真是一个辉煌的时期”，他们特别怀念那段日子。[10]所以，赫鲁晓夫撤退专家的粗暴行动，本意是借撤退专家打击中国，警告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伤害的是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时对苏联本身也并无利益。首先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苏联驻华使馆。契尔沃年科大使得到消息时非常“震惊”，并向莫斯科发出紧急电报，认为撤退专家是违反国际公约的。苏联国内也有许多官员认为这是一种感情冲动的外交政策。[11]就是在华工作的许多苏联专家，也对此颇有微词，认为突然撤退专家是背信弃义的行为，甚至有人在酒后对赫鲁晓夫破口大骂。[12]正如有些苏联学者批评的，赫鲁晓夫撤退专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其理由也是站不住脚和含糊其词的，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使得中苏关系走到无法恢复的地步。[13]
　　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向他国大量派遣专家是仅仅发生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一种特殊现象，而像苏联专家在中国这样，规模如此之大，时间如此之长，又是绝无仅有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中苏两国在专家问题上从最初的良好愿望出发，最终却走到了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笔者在研究中苏关系的过程中发现，在冷战时期，特别是60年代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阵营内部的相互关系时存在一个通病，就是把党的关系等同于国家关系，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14]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及至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15]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此时，一旦两党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产生分歧，隐含在民族利益上矛盾和摩擦就会逐渐显露，如果双方力量失衡，那么两国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必然。苏联在华专家的问题正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中国的问题出在一开始就从心理上把苏联提供专家和其他援助作为在国际主义原则下理所应当的政府行为，那么赫鲁晓夫的问题就在于把派遣专家作为迫使中国在理论和政策分歧上就范的外交筹码，其最终结果，导致在华苏联专家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牺牲品。
　　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 1959年3月吉林省外办关于对外国专家工作检查情况和问题的报告，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2，卷宗80，页码66-72。
　　[2] 1960年9月3日第一汽车制造厂关于建厂以来专家工作情况的简要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6，卷宗23，页码40-43。
　　[3] 关于在对外关系中所表现的骄傲、急躁和轻敌情绪的一些材料(国务院外事办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2，卷宗48，页码8-15。
　　[4] 1958年7月7日哈尔滨市中苏友协关于在技术革新运动中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检查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134，目录2，卷宗32，页码19-21。
　　[5] М.И.Сладковский，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е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Китаем，1917-1974，Москва，1977，л.246。
　　[6] 1959年4月11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外国专家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5，卷宗21，页码96-106。
　　[7] Сладковский，л.246。
　　[8] 苏斯洛夫1964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出，苏联政府多次要求中国政府为苏联专家的工作创造正常的条件，但中国政府的答复只是更加不友好和更加侮辱地对待专家，把他们看作是“保守分子”，并千方百计地诋毁苏联的经验和技术。Сладковский，лл.248-249。
　　[9] 1960年4月10日国务院外专局关于注意邀请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专家参加竣工典礼的通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413，页码61；1960年4月13日国务院外专局关于加强对发给外国专家感谢信等管理工作的通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12，卷宗235，页码14-15。
　　[10] 笔者在核工业部202厂、大连造船厂、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及一些军事单位采访时，听到有关这方面的看法最为突出。
　　[11] 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 Versus Mao： A Preliminary Sketch of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Soviet Dispute，The InternationalConference, Hong
　　Kong，1996.1。在笔者参加的一次“冷战与中苏关系”的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北京）上，原在苏共中央有关中国事务部门工作的杰柳辛和库利克教授也都讲到过这种情况。
　　[12] 采访安纯祥、纪亭榭记录。
　　[13] 罗伊·麦德维杰夫、诺莱斯·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邹子婴、宋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14] 苏联的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既不包含地域概念，也没有主体民族的内涵，充分表明了当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15] 从此出发，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夺取政权前后对“民族自决权”这个问题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理论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