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外交——苏联在中国谋取政治权益

簡體傳統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在远东作战的对象是日本，但它在远东所要谋取的真正的和最大的权力和利益却是在中国。这同1904年的日俄战争一样：失败的是俄国，真正受到损害的是中国。问题很清楚，打败日本之后，在国际上对远东问题具有发言权的主要是美国和中国，而美国是强国，中国是弱国。所以，苏联欲置身远东，其外交策略必定是通过与美国的合作和争夺，在中国身上取得它所需要的权益。美国的外交思路也很明确：既然无法挡住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渗透，那么唯一的作法只能是一方面尽量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以便于遏制苏联；一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适当地满足苏联的要求，从而将苏联在远东的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1]
　　于是，当战争接近尾声时，在美苏之间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秘密往来中，中国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筹码。既然斯大林可以与丘吉尔轻易地在一张纸条上划分各自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可以凭借实力与英美确定波兰、希腊、芬兰等许多欧洲国家战后的命运，那么显而易见，苏联在谋取远东权益时所依据的也必定是实力外交的原则。
　　由于条件还不成熟，或者说还不具备相当的实力，苏联虽然早在1942年就表示出对远东的兴趣，但是一直没提出参战的条件问题。直到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斯大林主动提出参加对日作战时，据赫尔回忆，当时苏联也没有提到任何附加条件。[2]
　　不过，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非常明白斯大林让赫尔转达这一信息的目的：苏联出兵是不会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斯大林之所以要在10月25日，即刚刚确定一个月后在德黑兰举行的三国首脑会议的时机，透露这一信息，无非是让美国先行与盟国去磋商让步的条件而已。[3]
　　果然，斯大林因蒋介石参加而拒绝派代表出席11月22日召开的开罗会议，而罗斯福则在这一会议期间开始探询中国的态度。罗斯福在给蒋介石戴上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之后，便提出把大连作为国际自由港的建议，蒋介石得到中国将在战后收回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的保证后表示：当时机成熟，如果中国主权不被分割，他可以考虑这一建议。[4]
　　罗斯福在取得蒋介石同意出让中国东北的某些权利的允许后，第二天便赶往德黑兰会晤斯大林。在11月30日德黑兰会议的一次午餐会谈时，斯大林首先表示完全赞同将要发表的开罗宣言的全部内容。接着，当谈到苏联在波罗的海的入口问题时，斯大林问道，在远东能够为苏联做些什么。丘吉尔要斯大林谈谈对远东和那里的不冻港问题的看法，斯大林回答说，苏联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不过等到苏联参加远东战争时，再提这个问题或许更好一些。斯大林显然不愿过早地谈出他的全部考虑，但又不能放弃这样一次机会，所以紧接着又提示性地补充了一句：苏联在远东没有一个完全不冻的港口，因为海参崴只是一个部分不冻港，而且还被日本控制的海峡所包围。罗斯福就担心苏联不明确表示态度，因此抓住机会接过话题说，自由港的主张可以适用于远东，而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罗斯福还表示，中国人会喜欢在国际保证之下的自由港的主张。会议记录表明：斯大林对此表示满意。[5]
　　这里应该提醒一下，开罗会议宣言之所以要等到12月1日才正式发表，恐怕就是为了取得苏联的认同。[6]
　　事实表明，就苏联对远东的要求而言，德黑兰会议还只是序曲。因为这时斯大林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苏联出兵远东的政治条件，而只是对大连港国际化表示赞同。1944年的欧洲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苏军开始把战争推出国境，法西斯德国的崩溃已成定局。随着形势的发展，远东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了。与此同时，斯大林在远东的战略目标也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1944年10月15日，斯大林在同艾登、哈里曼谈到苏联对日作战准备工作时说：虽然还没有确定对日作战的最后日期，但计划工作应立即开始。又特别补充说：“而且，还有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要加以考虑。”[7]
　　这无疑是表明，苏联要正式谈谈在远东出兵的条件了。罗斯福接到哈里曼的报告后一方面在11月18日给蒋介石送去一封信暗示苏联将要出兵，一方面指示哈里曼直接向斯大林探询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12月14日哈里曼拜访斯大林时，得到苏联明确而具体的答复。斯大林走到一张地图跟前说，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应归还苏联。同时强调，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海路现在完全由日本人控制着，苏联有权保护通往这一重要港口的通道，而该港口通向太平洋的一切出口现在均为敌人所封锁。这时，斯大林(指着地图)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画了个圈说，苏联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哈里曼向斯大林指出，德黑兰会议设想的是一个国际自由港，而不是由俄国人租借这个地区。斯大林在答应“这可以讨论”之后，又进一步提出苏联希望租借中东铁路和连接大连的南满铁路。在重申苏联无意干涉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后，斯大林又要求承认外蒙古的现状，即保持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8]
　　于是，以此为基础，斯大林和罗斯福便背着中国开始了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会谈，而会谈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和利益问题。1945年2月8日罗斯福、哈里曼(译员波伦)与斯大林、莫洛托夫(译员巴甫洛夫)进行了私下会谈。在讨论了某些涉及远东的军事问题后，斯大林说他想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罗斯福说，他已收到斯大林与哈里曼谈话的报告。关于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战争结束时交给俄国的问题，罗斯福认为没有困难。关于远东不冻港问题，罗斯福提醒斯大林在德黑兰讨论时曾建议给苏联使用的是南满铁路终点的大连港，并说还未与蒋介石讨论此事，因此，不能代中国人说话。但罗斯福又表示苏联获得这个港口的使用权可以有两种办法：或者向中国租借，或者使大连成为国际共管的自由港，而他赞成后一种办法。罗斯福还说，希望香港也成为自由港。斯大林接着提出使用满洲铁路问题，并特别提到沙皇曾使用过满洲铁路。罗斯福表示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通过租借，由苏联直接管理；(2)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共同管理。谈到这里，斯大林说，显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如果这些政治条件能得到满足，人民就会理解这里涉及到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向最高苏维埃解释这项决定。谈话快结束时，斯大林希望在雅尔塔会议结束时，能由三大国将这些条件写成书面文件。罗斯福表示同意。至于把这些条件告知中国的时机，斯大林认为，当苏联能够从西线调25个师到远东时，那就可能同蒋介石谈这些问题了。[9]
　　会谈后，苏联便很快准备出一份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政治条件建议的英文本，2月10日哈里曼应莫洛托夫邀请到苏联代表团驻地，他看过这份文件时后指出，他认为美国总统必将提出下列修正意见：旅顺口和大连应是自由港，满洲的铁路应由俄中联合委员会经营，而且所有协议应该得到中国人的赞同。当晚斯大林与罗斯福单独交谈时说到，他同意满洲铁路由联合委员会经营，也不反对要得到中国人对所达成的协议的确认。但他补充说，中国人还应该同时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斯大林也同意大连成为自由港，但仍坚持以租借原则使用旅顺口，而那里将成为苏联的海军基地。罗斯福接受了这一改变，并承担了责任：苏联一旦通知他时机成熟，他就立即与蒋介石磋商。[10]
　　于是，以上美苏双方达成协议的条件，便成为第二天签订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全部内容。[11]
　　剩下的就是在适当时机劝说中国接受这一协定的条件了。
　　为了保密，在雅尔塔会议的公告中没有涉及远东问题，同时苏联还扬言对远东问题不感兴趣。但蒋介石根本不相信，他在3月6日与回国述职的顾维均谈话时表示对雅尔塔会议的内容“深为关切”，但顾维均所能奉告的只是在伦敦听到的一鳞半爪的消息。于是，蒋介石命顾尽快去美国打探。[12]
　　不久，3月12日驻美大使魏道明发来电报说，他访问罗斯福时问及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关于远东问题的意见。罗斯福回答说：“斯大林提出三条：(1)承认蒙古的现状；(2)承认中国对中东铁路的主权，但必须要有一个托管制度；(3)苏联要在旅顺港南面有一个不冻港如大连或其附近的港口。”对于以上三点，电报说罗斯福本人的看法是，由于中国仍保留对外蒙的主权，维持现状似乎不会有什么问题；中东铁路主权仍属中国，但可以由中、美、苏三国派代表实行托管；关于军事港口，旅顺港可以租借给苏联若干年，只要主权仍属中国。[13]
　　3月18日蒋介石与顾维均密谈时出示了这份电报，顾的回忆称，魏道明还报告说，当时罗斯福曾向斯大林提出，此事需要与中国研究。“不过，总统的语气流露出他倾向于满足斯大林的愿望。”[14]
　　从电报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罗斯福为使中国能接受雅尔塔协议，确实用了一番脑筋。由于蒋介石以研究为由压住了对魏道明电报的答复，3月22日罗斯福又直接给蒋介石发电，再次谈到苏联对中国的要求，并希望早日示复。这使蒋介石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从心里不甘心把中国的权益出让给苏联，一方面又很难拒绝罗斯福的建议。毕竟，在蒋介石看来，中国抗战的胜利是离不开美国帮助的。[15]
　　斯大林要求美国承担说服中国接受苏联条件的责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则中苏关系因新疆纠纷此时正处于紧张状态，二则蒋介石对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直深感疑虑。相反，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美关系则日益密切。当然，斯大林也没有忘记及时向美国对华政策靠拢，并不断通过美国向蒋介石表示亲近和友好。早在1944年8月，莫洛托夫就向罗斯福的特使保证，苏联决定支持蒋介石而阻止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16]
　　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与赫尔利会晤时，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关系，苏联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而且也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嘉许蒋介石，并说他们会支持美国关于统一中国武装部队和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民主政府的政策。总之，赫尔利在他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斯大林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无条件表示同意”。[17]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希望能说服美国尽量维护中国的利益。他在4月初指示宋子文转告罗斯福，任何把旅顺或大连租借给苏俄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罗斯福逝世后，蒋介石又嘱赫尔利致电杜鲁门，说中国一直在为保卫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而奋斗，并希望美国政府将此意转告斯大林，中国不会接受违背这一原则的任何要求。[18]
　　斯大林十分清楚蒋介石真正担心的是什么，于是在5月28日与霍普金斯和哈里曼会谈时再次明确地表示，他觉得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统一中国的人将是蒋介石。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有蒋介石那么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斯大林还许诺，凡是苏联军队开进的地方，中国的行政机构都将由蒋介石建立。霍普金斯立即将谈话内容电告杜鲁门，并说斯大林希望能在7月1日以前见到宋子文，同时盼望美国能与蒋介石商谈。[19]
　　杜鲁门6月9日便致电赫尔利，让他将雅尔塔协议的内容和斯大林5月28日的许诺正式转告中国政府。[20]
　　在此之前，蒋介石肯定还从正在旧金山开会的宋子文那里知道了另外一种情况，即一些最有影响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包括马歇尔在内的军方人士，都对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因与蒋介石有矛盾而被召回感到愤懑。而莫洛托夫对宋的态度反而越来越好。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开始退让。他在6月10日左右给宋子文发去几个电报，指示关于旅顺问题的谈判方针时态度已经不那么强硬了，只是强调不能让苏联单独占有或租借旅顺港并保留中国的主权和管辖权，并指示宋子文准备去苏联谈判。[21]
　　这样，在美苏双方的外交攻势下，除了对租借旅顺还有些不情愿以外，蒋介石在中苏之间的谈判开始以前，基本上默认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全部条款。
　　6月30日，宋子文、蒋经国等一行携带蒋介石给斯大林的私人信件到达莫斯科。中苏之间开始了直接的正式的谈判。鉴于蒋介石已基本上同意了雅尔塔协议的条件，所以，宋子文在会谈前估计，谈判的困难主要在旅顺港的租借问题上。[22]
　　当中国代表团坐到谈判桌前时，宋子文才明白中国过于低估了斯大林的对远东的胃口和谈判的手段。会谈中，斯大林一改与英美会谈时彬彬有礼、镇静自若的风度。据蒋经国回忆，斯大林在会谈一开始便粗暴地把雅尔塔的秘密文件往宋子文面前一掷，盛气凌人地说：“你看过这东西没有?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23]
　　而实际上苏联重新提出的条件与雅尔塔协议有很大差别：(1)关于维持外蒙古的现状，苏联的理解是承认外蒙古独立，而中国的理解是外蒙古虽然当时实际上是独立的，而且那里只有苏联军队，而没有中国军队，但在法律上中国还是宗主国；(2)关于旅顺和大连，不只是港口的问题，还加上了“陆地和邻近海域”的内容，旅顺、大连周围地区虽由中国的民政部门管理，但管理人员的挑选却要由苏联批准；(3)大连城市由中苏共管，大连港口要成为中苏专用的海军基地，而且由苏联管理；(4)旅顺港虽由中苏共同使用，但苏联想获得行政管辖权；(5)中国必须同意建立一个为期40年的中苏联合委员会管理满洲铁路，而且委员会负责人、经理以及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必须是苏联人。[24]
　　中苏之间的谈判十分艰苦，虽然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中国代表团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得不做出让步，但在谈判因波茨坦会议召开而中断时，中苏之间仍有中蒙边界的划定、大连的管理、旅顺海军基地范围的划定及旅顺港的管理、东北铁路的使用和在东北的军事合作等6个问题尚未解决。[25]
　　然而，当8月7日中国代表团回到莫斯科的谈判桌前时，远东局势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8月6日美国在日本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即重开谈判的当天，苏联对日宣战。本来苏联出兵是以中苏签约为先决条件的，斯大林曾多次强调这一点，甚至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军事代表安东诺夫上将仍然向英美盟国表示，苏联出兵的具体日期要视中苏谈判的结果而定。[26]
　　当然，苏联发出这种信号不过是督促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所以当美国投下原子弹而远东局势发展到苏联再不出兵就将失去它在远东谋取权益的有力地位时，虽然军事上尚未做好充分准备，苏联仍然仓促地向中国东北大举进军了。[27]这就是说，当中苏双方还在谈判桌上讨论关于苏联对日宣战的交换条件的时候，苏联大军已经发起进攻，并且日本也已经乞求投降了。于是因果倒置——苏联出兵本来是以中答应苏联的条件为前提的，现在却成了迫使中国接受苏联条件的动因。
　　[1] 诚如1945年5月21日在回答国务卿的质询时美国陆军部长所言，苏联将为他们自己的目的参加对日作战，而美国所能希望的最多是在中国问题上的某些政治上的让步。见《中苏军事关系》第60页。与中国相比，美国更重视对日本的控制。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在考虑苏联对远东的威胁时，首先想到的是“不容俄国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见《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48～349页。
　　[2] 《苏联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78页；参见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文版，第158页。
　　[3] 就连作为参加莫斯科会议的美国译员波伦，当时都对此表示怀疑：斯大林“没有提起任何条件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心目中没有条件”。见《历史的见证》，第158页。
　　[4] 《中国的纷乱》，前引书第10～11页。顾维均在回忆录中提到，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时还曾答应，美国可以和中国共同使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顾维均回忆录》第5卷，第560页)。但没有看到其他材料证明这一点。
　　[5] 这是参加会议的美国译员波伦记录的关于远东问题谈话的全部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1971年出版的德黑兰会议文件，恰恰将上述内容全部摘除了。见萨纳柯耶夫和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中文版，第97～98页。此外，美国国务院在发表《德黑兰文件集》时，还附有1944年1月12日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委员会上的发言。罗斯福当时说：“俄国在西伯利亚没有不冻港，很希望能得到一个，斯大林元帅对大连成为世界的自由港表示赞成。……斯大林同意满洲铁路应成为中国政府的财产。他希望把整个库页岛都归还俄国，同时为了对通向西伯利亚的海峡实行控制，应把千岛群岛交给苏联。”《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1943年开罗和德黑兰会议》，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分册，第37～38页；《苏联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78页。
　　[6] 开罗宣言全文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1册，第202页。
　　[7] 《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1945年马耳他和雅尔塔会议》，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卷，第60～61页。
　　[8] 参见《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09页；《美国对外关系》，前引书第63～64页；《我是斯大林的译员——外交史篇章》，第540页。以上所引资料，根据后来苏美双方当事人的回忆，基本相同，只是别列日科夫的回忆未提到蒙古问题，而哈里曼在回忆录中则认为斯大林这次谈话提出的要求与后来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是相同的，参见《苏联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78页。
　　[9]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0～163页。这里引用的是美国译员波伦的记录，因为十分明显的原因，苏联正式出版的德黑兰文件集没有收入这次谈话的记录。
　　[10] 《外交风云录(续篇)》，第113～114页；《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10页。
　　[11] 雅尔塔协定全文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册，第204～205页，《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文件集》，第258页。由于苏联的要求，在协定有关大连商港和东北铁路的条款中加上了“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一句，而这一句后来也成为苏联损害中国主权的借口。
　　[12] 《顾维均回忆录》第5卷，第474～478页，[13]梁敬：《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载《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225页。
　　[14] 《顾维均回忆录》第5卷，第480页。
　　[15] 《顾维均回忆录》第5卷，第561～562页。罗斯福的电报在3月15日就写好了，如果蒋介石对魏电及时回复，这封电报或许就不会发出了。
　　[16]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78～179页。
　　[17] 《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51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分册，第373页。
　　[18] 《顾维均回忆录》第5卷，第501、508页。
　　[19] 《美国对外关系》，前引书第379～380页。
　　[20] 《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190～191页。
　　[21]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前引书第225～226页。
　　[22] 《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192页。
　　[23] 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中文版，第132页。
　　[24]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一文对谈判经过有详细描述，见前引书第230～235页。另参见《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54～255页。
　　[25]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前引书第237页。
　　[26] 《在波茨坦的会晤》，第216～217页；《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14页。
　　[27] 实际上，当8月7日苏联远东军接到于8月9日开始对日作战的命令时，苏军的高级指挥人员还没有完全到位，而运送士兵、飞机、车辆、燃料和其它重型武器的列车在战斗开始后好几天里仍源源不断地沿西伯利亚铁路开向远东。见《中苏军事关系》，第63页；《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