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下之盟——以最小代价取得的最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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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苏联红军越过中苏边境向日本远东军大举进攻之前，日本的失败和投降就早已成为定局了。在太平洋战场，1945年6月23日冲绳岛日本守军全军覆没，7月7日美军攻陷塞班岛，在8月1日当天关岛的战斗中，据美军战果初步报告，击毁日机114架，击伤101架，击沉击伤日舰41艘。[1]
　　到7月底，由于盟军海军和空军的歼灭性打击，日本的海上运输船队已从每天的40支减少到零，日本除两三艘航空母舰和巡洋舰外，“连一艘还能作战的战列舰都没有了”，“除了日本海的小规模活动外，日本人已被迫停止海上一切活动”。正像丘吉尔说的，“日本海军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在东南亚，英国军界首脑在波茨坦会议报告说，英军正在缅甸和暹罗进行大扫荡，日本舰队只剩下一些残余力量，而英美空军则对日本空军拥有绝对优势。[2]在中国战场，中国军队也开始进入全面反攻，华北、华中和华南广大敌后地区的日军已经基本上被逼退到铁路沿线和一些主要的公路线，5月18日收复福州，5月27日收复南宁，6月29日收复柳州，7月28日收复桂林。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中将对六个省巡视了十天之后说：“迅速结束对日作战更为乐观了”。[3]
　　此时，苏联面对的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和骄横。据东京审判时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的证词，到1944年底，由于精锐师团调往前线或防卫日本本土而由一些战斗力弱、装备差的后备师团接替，关东军已没有一个受过高度训练的师团，坦克和飞机很少，军火和燃料储存也很有限。[4]
　　到1945年8月9日苏联进攻时，日本在满洲只有24个师和11个旅，在朝鲜有7个师，在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有3个师和1个旅。关东军总兵力787600人(加上满洲国军队和内蒙仆从军总共100万人)，坦克1215辆，飞机1800架，大炮和迫击炮6700门，而且其中四分之三的部队，即33个师(旅)是7月1日以后才组建或调来的，在满洲的关东军中有15个师(旅)只是在苏联进攻前10天才拼凑起来的，而且连步枪等武器都尚末发下。总之，日本方面认为这时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关东军的7～8个师和朝鲜驻军的2个师。[5]
　　所以，日本大本营给关东军的作战计划是把防御重点放在南满和朝鲜边境沿线。[6]
　　处于进攻一方的苏联远东军在兵力、装备和武器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据1980年苏联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一书提供的资料，苏联进攻时拥有150万军队，29000多门大炮和迫击炮，5200多辆坦克和自行推进炮，近5200架作战飞机。[7]
　　兵力相差如此悬殊，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正像斯大林对哈里曼通报的：苏军在“各条战线都没有遇到重大的抵抗”。[8]
　　以下材料也可以说明双方交战的状态：1944年12月至1945年4月苏联从欧洲运到远东的炮弹320万发，轻武器子弹41000万发，但在战斗中仅消耗炮弹36.1万发和子弹102.37万发。在很快结束的战斗中，苏联俘虏日军59．4万人，此外击毙的只有8．3万人(日本资料统计约2．1万人)，而苏军阵亡则仅仅8219人。[9]
　　还有一个情况应该说明，上述资料是截止到8月底的统计结果，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8月14日夜便接到了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关于停战的电报。由于8月15日天皇宣读了投降诏书，关东军在16日午夜接到正式停战命令之前，已经决定“谨依圣旨，立即停战”，并于17日正式向苏联远东军提出停战交涉。[10]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停止战斗要晚一些，但日本宣布投降对于战斗进程和结果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况且，苏军拖延停战还另有目的。
　　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对于日军提出的停战交涉的回答是，关东军应于8月20日12时以后停止战斗行为。这种没有要求日军立即停战投降的反常举动，显然表明苏军对当时战斗的推进和战果还不满意，[11]
　　而一旦宣布日军投降，就有可能招致中国和美国介入受降。苏联希望利用达成停战协议以前的时间，加速扩大在满洲的占领区。事实上，苏联正是在8月18日到20日之间短短的两三天里，依靠空运部队和地面快速先遣部队相继抢占了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长春、沈阳、承德、旅顺、大连和平壤。[12]
　　这样，苏军便以最小代价取得了辉煌战果并占领了整个东北。
　　苏联的胜利还不仅仅体现在战场上。苏军紧急出兵东北，迅速扩大战果，对于正在莫斯科进行的中苏谈判的结果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由于阿拉莫戈尔试验场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对苏态度开始强硬起来，不仅在保证满洲门户开放的问题上对苏联施加压力，而且也对中苏条约提出干涉，“反对把大连港划归苏联军事区或把它作为苏联海军基地”。[13]
　　有了美国的支持，蒋介石的腰杆也显得硬朗起来，他甚至在8月13日指示中国代表团停止谈判并坚持要在下列几点达成明确的一致意见：(1)划定外蒙的边界；(2)旅顺海军基地成立中苏军事委员会；(3)为大连委派一名中国港务员。[14]
　　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甚至对中苏恢复谈判能否达成协议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了。[15]
　　但是，比起原子弹的威慑力量，苏联向东北迅速推进给予斯大林在谈判桌上的优势更为现实，而对于蒋介石来说，个人的权力比中国的主权更重要，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威胁比苏联在东北夺取的权益更使他痛心疾首。这时，中国代表团最担心的问题是，在苏军已经开始进军东北的情况下，如果不马上签约，以便在条约内对苏军的行动有所限制，那么一旦苏联占领整个东北，后果可能更坏。斯大林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他在8月10日不无威胁地对宋子文说：“中国最好快些达成协议，不然的话中国共产党将要进入满洲……”[16]
　　面对苏联150万大军在东北的迅速推进，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桌上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8月14日，蒋介石无可奈何地批准签约了。正是这一天，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
　　战争已经结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基本上按照苏联的意愿签订了，但是斯大林对于条约所保证的在远东的权益还不满足。在条约即将签订前，斯大林曾提出了“战利品”问题。当宋子文询问这指的究竟是什么时，斯大林推诿过去了。[17]
　　现在，当苏联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之后，苏军的实际行动回答了宋子文的询问——什么是“战利品”问题。据杜鲁门的私人代表鲍莱在“1946年6月关于日本在满洲财产致美国总统的报告”中说；“苏军抵达满洲的工业区后，就开始有系统地没收粮食与其他存储的物资，并且在9月初就开始有选择地搬运工业机器。”[18]
　　显然，苏联没有忘记攫取更直接、更实惠的利益。在中苏条约的补充记录中，斯大林保证苏军在日本投降以后三个星期内开始撤退，并最多在三个月内撤退完毕。[19]
　　然而撤军期限将至时，苏联又提出了新问题。1945年11月24日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的顾问斯莱考尔斯基向国民党接收东北的经济特派员张家正式提出一项建议，要求中苏联合经营东北80%的重工业。当张家答复说，中苏在东北的经济合作问题，只有在苏军完全撤退后才能开始讨论后，斯莱考夫斯基于12月7日通知国民党当局，所有东北的工业企业均为苏军的“战利品”。马林诺夫斯基则在稍晚一些时候声称如果留下这批设备，苏联要求得到这些企业的股票，并在重工业股份中占51%，在轻工业股份中占49%，甚至要挟说：经济合作方案未获协议前，不能预料苏军撤退的确切日期。[20]
　　于是，中苏之间又展开了关于东北经济问题的拉锯式的谈判。东北地区的经济战略地位勿庸赘述，而苏联在1946年2月9日宣布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苏联此时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的目的所在。后来，虽然在国际干预和中国舆论的压力下，苏联军队于1946年5月撤出中国东北，但在这个期间，苏联还是运走了大批的工业设备和其它资产。对于这批资产的估计，有很不相同的统计数字。据当时国民党接收官员尚传道回忆，1946年3月国民党当局曾编制了一份统计材料交给联合国调查团，该材料估计苏军运走的全部资产总值约100亿美元。[21]
　　但1947年初苏联《消息报》声称，苏联从满洲运走的设备价值仅有0.97亿美元。统计数字相差如此之大，恐怕是双方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在设备估价、汇率计算、统计范围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别。比较可信的是联合国调查团1946年12月报告的估计：苏联占领期间满洲的经济损失达8.58亿美元，而恢复和重建这些企业的费用则达20亿美元。[22]
　　或许可以用一些更形象的材料说明问题。据蒋介石得到的报告，苏联运走的资产，占东北电力设备的65%和钢铁工业设备的80%，而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的煤矿则“都被劫掠”。[23]
　　总之，苏联依靠军事占领，在东北攫取了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利益。
　　最成功的外交，莫过于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苏联通过出兵东北，实现了在远东的政治目标。就其结果而言，战后苏联在远东获取的势力和利益，不仅全部恢复了沙皇俄国40年前之所失，而且超出了雅尔塔秘密协定和中苏条约的规定。同时，苏联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比它在欧洲战场付出的要小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认为这一时期苏联在远东的举措，是自推翻旧政权以来一次最成功的外交。
　　本文是作者参加1993年9月满洲里中俄(中苏)关系史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后载于《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1] 《在波茨坦的会晤》，第281页。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第934页；《在波茨坦的会晤》，第217～218页、281页。
　　[3] 《在波茨坦的会晤》，第281页。
　　[4] 《1942～1946年的远东》，第203～204页。
　　[5] 《中苏军事关系》，第63页。苏联材料对日军的估计较高，认为1945年春关东军有120万人。见ф.д.沃尔科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358页。
　　[6] 《1942～1946年的远东》，第204页；《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第180页。
　　[7] 转引自奥·鲍·鲍里索夫和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三联书店1982年中文版，第11页。日本参谋总部当时对苏军的估计与此相差不多，只是飞机略多一些。见《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167页。但也有苏联材料说远东军总兵力达174.7万人。见《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第441页。
　　[8] 《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64～365页。
　　[9] 《中苏军事关系》，第69页；并参见《苏中关系》，第15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幕》，第379页。
　　[10] 《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第190页。
　　[11] 《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一书详细描述了当时东北各战场的进展情况，并得出结论：“到8月15日为止，日本关东军的主力尚未同苏军交战，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见该书第190～191页。
　　[12] 《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第192、195页。
　　[13] 《1942～1946年的远东》，第159～160页；《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前引书第240页；《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62页。而在中苏谈判前，杜鲁门曾拒绝了蒋介石要求美国干预中苏谈判的建议。
　　[14]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前引书第238～239页。
　　[15] 《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63页。
　　[16] 《1942～1946年的远东》，第178页。
　　[17] 《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63页。
　　[18]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2分册，第347～348页；《1942～1943年的远东》，第310～311页。
　　[19]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第275页。谈判中莫洛托夫曾口头答应苏军将于1945年12月3日以前撤出满洲。见《1942～1946年的远东》，第300页。
　　[20] 《苏联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35页；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2分册，325页；《蒋经国传》，第139页。这不由得使人们想起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对解决芬兰问题的态度：如果芬兰人不付赔款，俄国就要占领芬兰的一部分地区，如果他们偿付，俄国人就会在当年以内撤走。《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5卷，第609～610页。
　　[21] 尚传道：《参加接收长春、吉林的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60期，第109页。
　　[22] 《苏联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35页注118。日本方面的计算与联合国的调查相差不多，据东北日侨善后连络总处和东北工业会的详细调查计算，“苏军进驻期间东北产业设施损失”为12.33亿美元。见山本有造：《战后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东北地区经济》，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6辑，第35～36页。
[23] 《蒋经国传》，第139～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