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漕帮到青帮:大运河上水手的生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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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漕帮原本是以罗教信仰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行帮”,后来因其人多势众,又常有作奸犯科之事,被朝廷多次打压。清朝晚期,漕运衰落,漕帮子弟不得不上岸谋生计,青帮由此诞生。


文/杨津涛


古装剧中的帮派,很多在历史上都真实存在,比如丐帮、明教、少林寺,又如本文将要说到的漕帮。说漕帮,自然要从漕运说起。


漕运自秦汉时期就已出现,但真正成规模,还是在隋朝大运河开通之后。随着元朝定都大都,明、清后继,六百多年间的漕运都是直通北京。漕帮出现于清朝前期,顾名思义,这是因漕运聚集在一起的跺工、水手、纤夫所形成的组织,他们构成了在大运河上讨生活的一个特殊群体。


罗教信仰:水手凝聚为漕帮的精神依托


永乐年间,明成祖营建新都北京,对蒙元残余势力用兵,粮食消耗极大。为提升漕运效率,明朝在卫所军户的基础上,建立了职业性的“漕军”,人数超过十万。漕军与国家财政关系重大,但政府给予的待遇很差,在运输过程中又时常会出现翻船、槽米受潮、官吏盘剥等情况,军户动辄家破人亡。漕军军户大量逃亡,政府不得不雇佣无业游民,充当船工水手。至明朝中后期,负责漕运的船工水手中已有一半来自政府雇佣。


清朝定鼎中原,一度希望恢复明制,但力不从心。时人称,“康熙初每船运军十名,至三十五年改定为一名,余九名选募水手充之,寻签本军子弟一人为副军。”也就是说,到了康熙中期,一只漕船上额定的10名水手中,除了一名负责人是有军籍的运军外,剩下的9个都是临时招募。此外,运军还可选一亲属为副手。


每年漕运前后八九个月,长途奔波,工钱只有六两银子,所以不是全无出路的人,就不会去做船工。江浙乃富庶之地,谋生手段很多,当地人不必投身漕运,朝廷雇佣的舵工、水手主要是山东、河南的流民。


设于江苏淮安的漕运总督府遗址。原先的总督府规模宏伟,占地约2万平方米,有房213间,牌坊3座,中曰“重臣经理”,东西分别曰:“总共上国”、“专制中原”。1945年10月,新四军攻占淮安城,将大堂拆除,木材运到盐城用作武器原料,总督部院旧址则改为扩建的叶挺体育场。现在只有房基、础石仍存。


在漕运中,各地的运军和漕船,按所属地区营卫划分为不同的“帮”,如德州帮、兴武三帮、凤中二帮、赣州帮等名目繁多,数以百计。每帮所拥有漕船数量不一,多的有七八十艘,少的不过二十多艘。

众多船帮能在名义上变为统一的水手行帮,借助了秘密宗教——罗教的力量。罗教即“罗祖教”,又称“无为教”,创始人罗清出身漕军,突然有一日“遇邪师,授以法门口诀,静坐十三年,忽见东方一光吗,遂以为得道”,他综合道教与佛教教义,建立罗教。罗教信奉“心造一切”,即一切苦难都是因心中的欲望而生,因此主张“无为”。


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罗清的同事们成为最早的一批教徒,奠定了罗教在漕运水手们中的地位。传至明末,有姓钱、姓翁的两个密云人,一个姓潘的松江人,在杭州聚会,相约共兴罗教,他们后被尊为罗教“三祖”。不管古今中外,传教者大都有一项本领,那就是给人治病。钱、翁二人也在漕船上“为人治病舍药,讽经祈禳,劝人持斋守法,死者敛钱瘗之,久而相率皈依。”


这三人还在停泊漕船的杭州北新关外各建一所庵堂,供奉佛像、吃斋念经。当第一年漕运结束、第二年漕运未启之时,水手就吃住在庵堂。后因水手教徒越来越多,庵堂在浙江即发展到七十余处。这些庵堂由“各水手每年攒出银钱,供给养赡”,当一年漕运结束,“冬日回空时,即在此内安歇,不算房钱”,还有“饭食供给余剩,即留为沿途有事讼费之需”。这些庵堂外都置有田地,一来供养看守庵堂的教徒,二来也作为水手死后的墓地。罗教信仰使漂泊途中的水手,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其庵堂更能为水手提供实际利益,水手们相继皈依。


中国漕运博物馆中再现的漕帮拜师仪式。


罗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水手间的互助团体,主要是与官府谈判水手酬金、与同行竞争工作机会。但罗教声势日益壮大,还是引起朝廷的警觉,其时“水手多崇尚罗门邪教,而浙江、湖广、江西三省其党更炽,奉其教者必饮生鸡血酒入名册籍,并蓄有兵器……聚众行凶,一呼百应”。雍正五年(1727年),时为浙江巡抚的李卫下令,将罗教的庵堂改为“水手公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查封苏杭地区依旧在传播罗教的水手公所,“概行拆毁,毋得仍前留存,复贻后患”,逮捕罗教为首的守庵人、水手教徒数十人,其中有的被发配、斩首。


漕帮如何成为大运河的“犯罪集团”


经过雍正、乾隆父子的这两次打击,水手罗教失去了陆地据点,改在船上活动。每一个船帮都设有一个“老堂船”,相当于旗舰,供奉罗祖神像。负责打理老堂船事务的人被帮众称为“老管”(通常由数人轮流担任),监理全帮财物账目,制定帮规,即是“当家的”。至此官有的漕船成了各帮的私有财产。


各帮内部组织严密,老管具有无上权威。有帮众犯错,会依帮规,处以棍打、烧炙、截耳、割筋等各种酷刑。帮中定有联络信号,遇事传出“红箸”、“溜子”,就“人即立聚”。这种组织调度能力,真不次于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帮派。


此后,各船帮虽还采用罗教的仪式,要求“凡投充水手,必拜一人为师”,但其宗教性逐渐淡化,变为较为单纯的行业组织——水手行帮(漕帮)。与此同时,罗祖也蜕变为水手这一行业的“祖师爷”。至道光时,信奉罗祖的漕帮“不下四五万,而沿途所雇纤手尚不在此数内”。


以原有罗教翁庵、钱庵、潘庵三大分支为基础,漕帮也是“翁庵呼为大房,钱庵呼为二房,潘庵呼为三房”。翁、钱是同乡,关系很好,由他们传下的两支能和睦相处,被一同称为“老安”(“安”即“庵”)。潘庵势力则与他们相对,号为“新安”。


老安收徒不多,但收的都是船上的“揽头”、“荐头”,亦即是包工头。老安通过控制一条或几条船上的头目,就很容易地能他们名下的漕船收入麾下。新安则不同,如《封神演义》中天通教主门下,不管是神仙妖怪,还是三教九流,结果是门人不少,控制的船却不多。


罗教经书。罗清着有经卷五部六册,即《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分上、下两册)、《正信除疑自在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


这些水手、舵工联合在一起时,原本作为雇主的官府一方,也成了“弱势”。在道光年间的一次漕运途中,浙江嘉白帮、杭三帮声称船上代表官府的旗丁贪污了朝廷的饷银,公然向他们勒索银两。还有的直接围困粮道官员,要求“涨薪”。漕帮活动如果限于此,那真不失于是大清朝航运业的“良心公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小说、看电视剧,江湖帮派大都以行侠仗义的己任,现实恰好相反,从丐帮、天地会以下,没有一个是做好事的。漕帮当然也不例外,他们既在大运河上活动,自然要“靠河吃河”了。


清代画家徐扬绘制的《姑苏繁华图》(局部),图中苏州码头旁停靠的就是漕船。


所谓漕运,那是驾着官船,为皇帝押运粮食。漕帮帮众们索性就扯起虎皮,仗着这一重身份肆意敲诈。他们会用漕船故意去撞过往船只,然后就说对方毁坏大清朝的国有财产,要求赔偿。还有的帮众设计把漕米放到商船上,回过头来诬陷人家偷盗给皇上的槽米。最肆无忌惮的的漕帮,敢于将漕船在大运河上“铁索连环”,拦住河道,公然讨要“买路钱”。


要是说在大运河上“碰瓷”一下,设设路卡,或许还是“情有可原”,但漕帮的违法乱纪可不止于此,甚至不乏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行凶的。如道光年间,有一伙儿以丁朋铃为首的犯罪团伙,成员都是漕帮帮众。他们所犯下的大案包括:在桃源县抢劫李姓一家,打伤多人;在沐阳县抢劫时,用棍子打、用火烧,以迫使被抢者交出家中财物;流窜到宿迁县作案时,他们还动用火枪,打死一人。丁朋铃集团东窗事发,是因一次抢劫后分赃不均,几个漕帮“兄弟”打了起来,引来官兵围捕。


仅道光十六年(1836年)上半年,就有四名水手被处死,七名水手被判死刑、二十余名水手被判发配、流放,另有二十多人听候发落。漕帮杀人越货的恶性事到后来已被朝廷特别关注,林则徐发现,槽船经过的运河河面,往往漂浮有一些残肢断体,“皆由水手裁害所致”。


青帮:没有了大运河漕运的“漕帮”


不言而喻,有漕运才有漕帮。然而至晚清道光年间“运河淤阻,迨江淮烽燧”,漕运改走海运,工作机会的减少。在失业的危机面前,同行当然更是冤家中的冤家。不同的行帮间,为了争夺有限的工作,少不了大打出手。“老安”与“新安”间多次爆发大规模的械斗。如道光五年(1826年),双方在浙江秀水县城外,为了争夺几艘新造的漕船,打了整整三天,事后“捞获尸身五十九躯”。


很快,可供争夺的工作从少到无,所有的漕运水手都失业了。朝廷也知道,这些惯于违法乱纪的舵工、水手,一旦流落到社会上,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拨付给他们遣散费,希望他们能安分守己地过上“新生活”。如江苏漕运荒废后,“由地方官查明籍贯, 每人酌给盘费制钱二三千文”。地方上,“民间恐其逗留滋事,绅士富户各捐己资,每名给制钱三千文,官为押送回籍”。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的“青帮入会证书”。青帮有着严格的入会规定,一个人需要经过层层考核,历时七年,才能成为正式的帮中弟子。


这些投身漕运的水手,除了在运河上讨生活外没有一技之长,大多数人身无长物,甚至无家可归,没有办法回去务农。怎么办呢?当然是兄弟们重新结集,船上的大哥到陆地上当“瓢把子”。清末时,上海滩那些煊赫无比的“大亨”,很多都是青帮礼、大、通三辈的元老,网上追溯,他们多少都有些漕帮的履历。


漕帮逐步变身为我们常说的“青帮”了。青帮,又称“安清道友”,他们“号称潘门,亦曰潘安,又别称庆帮,俗讹为青帮”。前面已经说过漕帮中潘庵一系门徒最多,因此成为青帮的主要力量。


青帮延续了漕帮旧有传统,入帮弟子不仅要拜翁、钱、潘三祖,还要在香堂仪式上教授关于漕运、码头的知识。这一方面是为了“继承传统”,另一方面,这些专业知识也能成为帮中一种特殊的暗号。试想,一个少林弟子会有漕运知识?


这些漕运水手,在当初有工作的时候,尚且不免敲诈勒索、杀人越货,一旦连这份工作都失去了,除了变身为专职的流氓外,别无出路。因此,在光绪年间,史书称“安清道友多在江北,所有劫杀重案及包贩私盐、掠卖妇女,皆其伙党所为。”《清稗类钞》也说,“青帮者,其徒本皆以运漕为业,岁居粮船,船北上时夹带南货,南下时夹带北货,所谓粮船帮者是也。既改海运,艰于衣食,乃秘密结会,以贩私盐为业,亦有专以赌博及诈欺取财度日者。江浙为多,淮、徐、海尤盛,皖北亦有之。”

青帮大佬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合影。


自明末清初,至于晚清民国,大运河上的舵工、水手走过了一个从漂泊无依,到共同信奉罗教,成为漕帮的过程。一批无产者为求生存当了船工,后为了获得一点保障,而皈依罗教。在这个基础上,水手行帮脱颖而出,将水手们结集在一起,向官府索要更高的薪酬。没有想到的是,漕帮还在,漕运已无,水手成了流氓。三百年间的运河故事,归结到最后,都只是生计二字。


参考资料:《漕运通志》、《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吴琦《漕运与民间组织探析》、曹金娜《清代粮船水手中的罗教》、陈峰《清代漕运水手的结帮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危害》、周育民《漕运水手行帮的兴起的历史考察》等

(载于《国家人文历史》)


知道主义 杨津涛 2015-08-23 08: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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