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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6日，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令世人震惊的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下午5时，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宣布8月9日苏联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几乎同时，[1]
　　苏联远东部队在中国东北边境分三个方面军全线出击，展开对日作战。8月9日拂晓，装载第二颗原子弹的美国轰炸机“布克之车”飞向日本长崎。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2]
　　由于同盟国军队的联合打击和震慑，日本外相东乡在8月10日便向同盟国递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电台宣布了无条件投降诏书。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世界大战到此结束。苏联对日宣战和出兵中国东北，对于加速日本无条件投降，提前结束战争，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这一点无可置疑。[3]
　　然而，还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苏联出兵东北在其远东战略中的地位，特别是在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作用，这一点在中苏史学界过去的研究中却较少受到重视。在中苏双方历来的政治文件和研究着作中，或者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或者由于后来的思想禁锢，人们都较多地或片面地强调了苏联出兵对于援助中国抗日和促进远东和平的政治意义，只是从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才开始提出一些异议。本文试图从苏联远东战略和对华政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一点粗浅的分析。
　　对日宣战——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方针
　　战争带给人们的并不只是痛苦和灾难。20年代末结束新经济政策以后，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不适合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需要——这一点已为战后的历史所证实，但它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战时共产主义”相同，是非常适应于战争的战时体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斯大林模式多所指责而依靠这种体制苏联却赢得了战争。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注入了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随着大英帝国在战争中的衰落，苏联已经成为能够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与美国共同主宰欧洲和远东命运的超级大国。
　　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战后，苏联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当然是在欧洲。通过战争，苏联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版图，[4]
　　而且直接控制了近半个欧洲的卫星国。与此同时，斯大林从来没有忘记远东。几个世纪以来，沙皇俄国一直在努力实现以建立和保护太平洋出海口为中心的远东战略。然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不仅使沙皇俄国丧失了除北满外在远东的几乎全部权益，而且成为俄国革命的导火索。令人费解的是，推翻旧俄帝国并一贯宣扬民族平等和国际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对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遭受的“耻辱”却一直刻骨铭心，而且渴望通过战争收回俄国在远东失去的一切。对于这一点，斯大林几乎是直言不讳的。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斯大林曾几次或明或暗地对美国提起沙俄在远东的权益，并表示苏联对远东是有“政治要求”的。苏联国内的舆论工具也开始配合运作：一本回忆日俄战争的小说《旅顺口》在1944年10月，即雅尔塔会议前夕，成了苏联的畅销书。“所有读了这本大部头小说的人，都有身临其境参与了40多年前的事件之感”。[5]
　　随着战局的明朗化，在决定远东未来命运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在谈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时，便明确地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指出，这些曾是沙俄的权益。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甚至堂而皇之地写明：“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6]
　　尽管这个协定是一年以后才公布的，但对于苏联所提的政治要求的实质问题，人们在当时也不乏认识。捷克斯洛伐克驻英使馆的一位官员就曾指出：“苏联的愿望是要一雪日俄战争中所受的屈辱，收回被日本夺去的在满洲的一切权力和利益。”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和驻英大使顾维均也都认识到苏联在雅尔塔要求的实质问题是“由苏俄恢复帝俄在满洲的权益”，“而这些权益都是由于1904年的日俄战争而丧失了的。”[7]
　　日本投降以后，苏联更是理直气壮地把对日宣战和日俄战争联系在一起，不仅苏联报刊反复强调这一点，[8]
　　而且斯大林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当天的演说中也特别提到日俄战争的问题。斯大林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的污点，而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9]
　　斯大林演说之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还率领第一远东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一级空军元帅诺维科夫、空军元帅符加科夫、炮兵元帅切斯哈科夫等于9月6日特意前往旅顺，拜谒了日俄战争中在旅顺要塞战死的帝俄官兵公墓，在墓前敬礼并献花圈。[10]
　　这次意味深长的举动进一步表明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真实目的。
　　以上情况显而易见地说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战略目标不是摧毁日本的军事力量，甚至也不仅仅是如日本研究者所说的报复心理，而是要恢复沙皇俄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11]
　　虽然这一目的只有在打败日本，而且必须通过苏联自身参战打败日本以后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可以被认为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方针。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过程和背景是很复杂的。苏联报纸强调，这是应美国和盟国的要求，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声明中也明确提到：“鉴于日本拒绝投降，同盟国建议苏联政府加入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12]
　　虽然这种说法无疑有助于使苏联出兵在外交和舆论方面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但这是不真实的，至少是不准确的。的确，中国政府自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直渴望苏联公开对日作战，甚至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还千方百计挑动苏日冲突。而美国政府自德黑兰会议以后，也确曾多次在私下交往中要求苏联做出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这是已为许多文件和史书证明了的事实，但是以下几个问题更值得引起注意，因为这些事实可以说明苏联出兵完全不在于是否受到外界的鼓动或压力，而是由苏联既定的远东战略目的使然。
　　其一，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与中国政府是否请求根本无关。从欧洲战争一开始，苏联就极力避免处于被迫进行两线作战的危险境地。1939年8月23日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有这方面的考虑，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也是出于这一目的。因此，尽管蒋介石绞尽脑汁要把苏联拉入对日冲突，而斯大林却一再婉言拒绝，甚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建议中、美、苏同时对日宣战，斯大林在给蒋介石的复电中仍表示：“我再一次真诚地希望阁下不要强求苏联立即对日宣战。”[13]
　　然而到1942年底，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德国入侵使苏联与英美结盟；通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进展已经可以看到未来胜利的曙光。[14]
　　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大林显然开始考虑远东的问题了。据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证实，早在1942年8月，斯大林就主动告诉他，苏联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加入远东战争。同年11月，斯大林会晤当时出任罗斯福特使的赫尔利时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15]
　　到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为德黑兰会议作准备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时，斯大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10月30日，即会议结束当天的克里姆林宫宴会上，斯大林的译员别列日科夫向美国国务卿赫尔转达了斯大林要他“逐字逐句地翻译”的话：“苏联政府研究了远东的局势，并通过了决议，一旦同盟国打败希特勒德国，欧洲战争一结束，苏联立即对日宣战。请赫尔把这一段话作为我们的正式立场转告罗斯福总统。”[16]
　　正是由于得到了斯大林主动传递的信息，远东问题才成为德黑兰会议期间三国首脑讨论的议题。而恰恰在这个时候，由于新疆问题激化和苏联全面中止对华援助，中苏关系已经陷入僵局。另一方面，美国加盟对日作战，也使蒋介石完全改变了对苏联加入远东作战的立场：中国不希望苏联参战，虽然他感觉到这种可能性正在日益增加，但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是使苏联在远东参战的计划“落空”。[17]
　　不过，斯大林是从来不考虑蒋介石的意愿如何的。
　　无论从苏联的远东战略要求，还是从苏联的军事力量来看，出兵对日作战在苏联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而盟国是否提出要求并不重要。德国投降后，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和主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决定是否参战的问题上，苏联政府不会理会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任何政治行动。”[18]
　　有的观点认为，在波茨坦会议之前苏联对于出兵问题还表示出“明显的踌躇和疑虑”。[19]
　　这种看法显然是由于对苏联的雄心和能力估计不足。事实上，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一开始便迫不及待地提出并比较详细地谈论了苏联在远东作战的问题。[20]
　　波茨坦会议之前一段时期，苏联在对日宣战问题上不急于公开表态，甚至还频繁与日本方面接触，无非有两点考虑：一方面利用美国需要苏联在远东助战的迫切心情，为谋求恢复其远东权益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一方面利用与日本虚与委蛇的外交应酬遮人耳目，以便加紧军事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所以正如小查尔斯分析的，美国这时已经感到：“不管需要不需要，俄国总是要参战的，而且没有办法阻止他们这样做。”[21]
　　其二，美国在远东问题上对苏联的要求并不在于苏联是否参战，而在于是否能够尽早参战。减少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是美国希望苏联参战的根本动因。因此，斯大林刚一表示出参战的意愿，罗斯福立即抓住不放。美国当时所处的地位，正像两年前斯大林急切要求英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时苏联所处的地位一样。参战是迟早的事，问题在于何时参战。美国的要求在1945年1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表达的十分明确：“我们希望俄国军队尽早地参加对日作战”，“俄国尽早地参战及全力投入进攻，是为我们太平洋地区作战提供最大支援所必需”。[22]
　　美国军方提出的这种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太平洋战争的过于悲观的估计。据丘吉尔回忆，英美曾认为在日本本土登陆作战，“很可能需要丧失100万美国人和50万英国人的生命。”[23]
　　美国对日作战的计划也比较保守，1945年6月18日美国制定的“奥林匹克”战役作战计划和7月24日由英美参谋长提交波茨坦会议的对日战略目标报告都提出，实施对日本本岛最南端的九洲的登陆作战要在1945年11月1日才开始，而占领日本主岛并迫使日本投降的日期估计是1946年11月15日。[24]
　　所以，如果苏联在美国实施登陆作战前参加对日宣战，既可以将日本关东军主力吸引在中国大陆，不使其增援日本本土，从而大大减少美国军队的伤亡，同时，又可以加快战争进程，尽早地结束战争。
　　如果说美国军方人士的出发点纯粹在于军事战略方面，[25]
　　那么美国总统和政府则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战略的考虑。罗斯福很明白，既然苏联参战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最好的结果是在军事上要求苏联尽早开始对日作战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必须与苏联达成某种协定，取得斯大林的承诺，从而限制战后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扩张。而且，这种承诺越早做出，美国在远东付出的政治代价就越小。这是美国急于同苏联达成远东问题的协议并多次要求苏联履行诺言的更为重要的政治原因。1951年5月哈里曼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透露的罗斯福的“深层考虑”，很能说明当时美国的心态。哈里曼说：“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是否将参加太平洋战争，而在于是否能及时参战，有助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的实施。存在的巨大危险是苏联可能袖手旁观，而等我们牺牲了大批美国人生命，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满洲和中国北部大片地区。那时苏联人就能轻而易举地以‘公众要求’为借口，建立满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了。罗斯福总统力图使斯大林先前所谈的一般保证变为俄国尽早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明确行动，限制苏联在东方的扩张和取得苏联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26]
　　美国最担心的是苏联出兵的时机会选择在美军已经在日本登陆并付出重大牺牲之后，如果这样，苏联就会以最小的代价而取得在远东任意行动的实力地位。
　　其三，美国从未在外交上正式和公开向苏联提出参加对日作战的建议或要求。雅尔塔协议属美苏之间的秘密外交，而苏日当时还处于外交上中立状态，因此，苏联对日宣战必须师出有名。但局势的发展又使美国不愿承担为苏联寻找外交借口的责任。相反，由于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重大因素直接进入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制订过程，杜鲁门和丘吉尔甚至认为不需要苏联参战可能是更好的结果。[27]
　　尽管美国军方因无法预测使用原子弹的效果而认为苏联参战仍然是需要的，[28]
　　同时鉴于外交和政治上的考虑，阻止苏联参战也是不现实的，但这个时候让美国对苏联参战提出正式的建议和要求，显然是不可能的。结果，波茨坦会议前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准备的一个拟在会议上提出的苏联对日宣战的方案，变成了美英单独做出的强迫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29]
　　到1945年7月下旬，已经不是美国急于要求苏联出兵，而是苏联在获知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急需找到一个对一直与苏联保持中立关系的日本宣战的理由和借口了。于是，在斯大林因病缺席的波茨坦最后一次会议上，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提出：苏联政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美苏和其他在远东作战的盟国，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参加对日作战的要求。而杜鲁门对此首先想到的是“其中的讽刺性的外交动向”：苏联终于要在最后关头来摘取胜利果实了。尽管杜鲁门很不情愿，但是鉴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他还是在7月31日给斯大林发出了一封充满圆滑的外交语言的信件。[30]
　　当然，斯大林很难利用，实际上也没有利用这封信件。不过，这根本不能妨碍苏联出兵，作为一位信奉实力外交原则的政治家，斯大林显然认为是否具有外交上合理的借口无关大局，凭借实力，苏联就可以收回沙皇俄国40年前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丧失的全部权益，或许收获还会更大些。
　　[1]莫斯科时间8月8日18时即东京时间8月9日0时，此时，新京(长春)已遭苏军轰炸。
　　[2]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66页。
　　[3]尽管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根本原因一直存在争议，但至少人们都承认苏联出兵加快了结束战争的进程。
　　[4]据1947年3月7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的统计材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获得了约2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2234.4万人口。见彼德·卡尔沃雷西编着：《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21页。
　　[5]瓦·米·别列日科夫：《外交风云录(续篇)》，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中文版，第77页。斯切潘诺夫的《旅顺口》一书获得1945年度斯大林文学奖。
　　[6]雅尔塔协定全文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4页。在这里略提一下苏联在此前关于日俄战争的说法不是毫无意义的。1924年苏联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的备忘录中说：“1904年，日本鱼雷艇在旅顺袭击俄罗斯舰队时，从技术上看，显然是攻击行为，但从政治上看，起于沙皇政府的对日侵略政策。”引自林三郎编着：《关东军和苏联运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200页。
　　[7] 《顾维均回忆录》第5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9、557页；《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中文版，第149页。
　　[8]如《真理报》1945年8月9日和8月25日社论，见《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3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530页。
　　[9]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8～439页。但斯大林在这里讲的根本不是实际情况。事实上，当时的“老一辈人”，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为沙皇的失败而受到鼓舞，对此感到受到屈辱和挫折的只是沙皇政权和欧洲资产阶级。见列宁：《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8卷。
　　[10] 《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第200页。
　　[11]有些苏联学者也不否认“消除1904～1905年俄日战争中俄国失败所造成的后果”是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目的。见Ｎ．Ａ．基见林主编：《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389～390页。但别列日科夫在复述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的这一声明时，似乎有意漏掉了前面引号中的那句话。见《外交风云录(续篇)》，第374页。
　　[12]见1945年8月9日《真理报》社论；F．Ｃ．琼思、休·博顿和B．Ｒ．皮尔思：《1942～1946年的远东》，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214页。
　　[13]约翰·W·加弗：《1937～1945年的中苏关系：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牛津1988年英文版，第186页。
　　[14]斯大林曾经提出这样的任务：要使1942年成为歼灭希特勒侵略者的一年。见德·沃尔科诺夫：《胜利与悲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382页。
　　[15]查尔斯·B·麦克莱恩：《苏联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1931～1946)》，纽约1958年英文版，第178页。
　　[16]瓦·米·别列日科夫：《我是斯大林的译员——外交史的篇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218页。据别列日科夫说，第二天拂晓，赫尔便向罗斯福发出了这一信息。根据斯大林“对此要保密”的要求，电报是用海军密码和陆军密码分两部分拍发的。至于说“立即对日宣战”，斯大林倒是有些言过其实了，事实证明，即使欧战结束，苏联出兵前也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作为军事和外交上的准备。不过，这种说法表达了苏联政府的急切心情。
　　[17] 《1937～1945年的中苏关系》，第191～192页。
　　[18]赫伯特·费斯：《中国的纷乱》，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5页。
　　[19] 《1942～1946年的远东》，第208页。
　　[20]相反，对于在此时是否还要提出苏联参战问题表示犹豫的倒是美英两国了。见小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三联书店1978年中文版，第95页。另见《外交风云录(续篇)》，第161～162页。
　　[21] 《在波茨坦的会晤》第95页。
　　[22]见雷蒙德·Ｌ·加特霍夫：《苏联介入满洲(1945～1946)》，载雷蒙德·Ｌ·加特霍夫编：《中苏军事关系》，纽约1966年英文版，第59页；赫伯特·费斯：《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他们所进行的战争和所探求的和平》，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分册，第62页。
　　[23]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5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文版，第930页。另据赫尔利后来在国会的证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时估计，如果苏联不出兵对日作战，美国要付出伤亡100万人的代价。见斯伯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文版，第73页。
　　[24] 《中苏军事关系》，第61页；《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53～354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第916页。
　　[25] 1945年6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醒总统，“苏联参战将对日本投降产生决定性影响”(《中苏军事关系》第61页)，就是对此而言的。
　　[26]哈里曼的证词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分册，第62～63页。
　　[27]参见《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518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第931页；《外交风云录(续篇)》，第158～159页。
　　[28] 《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52～353页。
　　[29]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文版，第257～258页。中国在会后参加了该宣言的签字。
　　[30]信件内容见《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37～338页；《在波茨坦的会晤》，第261页。

华谱 2013-08-28 10: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