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阎冯战败下野后，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也于1930年11月12日宣告结束，汪精卫则于1931年元旦在天津宣布下野，并解散了改组派。蒋介石通过战争镇压了国内的反蒋运动，独揽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这时，蒋介石认为国内异己力量已无力再起，更不能与自己抗衡，于是便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要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选举总统，用法律程序确立自己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地位和独裁权力。

蒋介石的独裁主张遭到了胡汉民的坚决反对，胡汉民不同意蒋介石搞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总统制，也不同意制定“约法”，从而引发蒋胡“约法之争”。胡汉民是同盟会元老，1925年因涉嫌刺廖案而被迫出国，回国后在上海闭门读书，不问政事。1927年4月，蒋介石将胡汉民请到南京，与其共商反共之事，身为国民党右派的胡汉民欣然同意。同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胡汉民出任国府主席，并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主持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替蒋介石支撑起了“另立中央”的门面，使之可与当时武汉汪精卫的正统国民党中央相抗衡，可以说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胡汉民因不愿与汪精卫合作而随之辞职出国考察；1928年9月回国后，胡汉民再次与蒋介石合作，于10月助蒋组建了五院制的国民政府，自任立法院长。此后，胡汉民在南京政府中出力颇多，对蒋介石打败阎冯的“护党救国军”也有很大帮助，但是中原大战胜利后，蒋介石却越来越不尊重胡汉民，蒋胡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胡汉民常对人说：“我在中央不过是一个开会机器罢了。”。

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召开国民会议案。在这次会议上，胡汉民虽然同意召集国民会议，但仍认为国民会议无权代替国民大会制定约法，并激烈抨击蒋介石擅制约法的独断专制行为，蒋胡矛盾随之激化。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骗到总司令部，逼胡辞去立法院长职务；次日，胡汉民提出辞呈，将党部、政府职务全部辞去，然后被宪兵押送南京郊外汤山温泉别墅软禁。

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之举立刻在国民党朝野上下掀起轩然大波。1931年3月14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宣言，斥责蒋介石；4月30日，国民党中央四位监察委员联名发表弹劾蒋介石的通电，指责蒋介石排除异己，制造独裁，要求对蒋进行撤职查办；5月5日，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人联名发表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要求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下野；同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固定了下来。

1931年5月27日，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当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之举，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提出凡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员除外），均自然成为非常会议的委员。陈济棠、李宗仁等人邀请在香港的汪精卫出任领袖，并于5月28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汪精卫出任主席，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这次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反蒋势力的大联合，除了以前参加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外，胡汉民派也加入其中，后来南京的林森和孙科也前来参加反蒋队伍。1931年9月初，广州国民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几天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东北军未经抵抗便全线撤退，全国上下随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学生运动。由于汪精卫的广州政府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积极抗日，因此示威游行的学生们将汪精卫奉为政治领袖，南京的游行学生更是欢迎汪精卫回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也出现了停止内斗，一致对外的呼声。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各派系不得不从武力斗争转为和平谈判，蒋介石不但释放了胡汉民，而且还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并邀汪精卫代表广州政府到上海举行和平会谈。1931年10月22日，国民党三巨头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会谈，提出南京和广州两政府合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胡汉民提出两政府联合的前提是蒋介石下野，所谓“讨蒋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卫则表示要“团结宽容”，在削减蒋介石权力的前提下，留蒋执政，所谓“抗日第一，讨蒋第二”。和平会议最后决定：宁粤双方在南京、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各自选出同等数量的中央委员后，再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

1931年11月12日，南京政府的“国民党四大”首先召开，蒋介石在会上表示“虔诚悔过”，并恢复了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党籍，对于广州选出了中央执监委员，大会也同意接纳。11月18日，广州政府的“国民党四大”召开，由于各派系争吵不休，会议发生分裂，汪精卫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代表200余人转至上海，在上海另开四大，广州四大则在胡汉民的支撑下继续进行。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个国民党，三处开‘四大’”的怪现象。

1931年12月17日，来到南京的要求政府抗日的各地示威学生一万多人包围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捣毁了《中央日报》报社，结果遭到军警的武力镇压，在珍珠桥附近，军警打死、打伤学生30余人，逮捕数百人，制造了“珍珠桥事件”。蒋介石因镇压学生引致“珍珠桥事件”而受到各方的强烈反对，加之广州方面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合作的前提，因此，12月15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递交辞呈，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林森暂代国府主席。

1931年12月22日，三个“四大”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宣告全党的统一，并改组国民政府。这次组成的国民政府主要由广州政府人马组成，蒋介石一派在政府中居于明显劣势。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阎锡山、冯玉祥等33人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戴傅贤为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但不负实际行政责任。出于党内团结考虑，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都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而是分别在奉化、上海和香港“静养”、“治病”，以观时局的发展。

蒋介石虽然下野，但当时的军队却大多只听命于他，别人根本指挥不动，所以蒋介石虽然在政界失势，但仍然是最有实力的实权者。另一方面，以孙科为首的新政府为了争取民心，一反蒋介石的对日妥协的“不抵抗”政策，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态度。

1931年12月28日，日军向驻锦州的东北军发起进攻，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称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请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不料南京方面竟没有一个将军愿意去东北增援，东北军只得不战而撤出锦州，全部退入山海关以内，这使孙科政府深感内忧外患下执政的不易。“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夕，上海事件逐日升级，孙科自感无力处理如此重大事件，便请汪精卫出马，自己则于1月25日辞职。1月28日，新政府成立，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负责领导政府，蒋介石也在林森、孙科、张继、何应钦、汪精卫等政府高层的先后敦促下回到南京主持临时中政会。

淞沪抗战后，国民党形成了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蒋汪共管党的局面，中国新军阀混战和各派系纷争暂告一段落。关于淞沪抗战及其之后国民党政府的演变，其实还有一些细节没有交代，我打算在后续文章中选择适当时机介绍，这里就只说一个结果先。

结合前面各文章来看，从1927年宁汉对峙到1931年国民党四大这一时期，国民党内各派为反对蒋介石独裁而进行了激烈的“反蒋斗争”，虽然其中不乏权力争夺的因素，但客观上这种反独裁的行动是进步的，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很遗憾，由于后来的台湾国府是蒋介石政府的班底，因此现在看到的台湾历史书都把这一段历史曲解为蒋介石消灭“新军阀”的派系斗争，大陆方面则更是将其描绘为国民党内部“狗咬狗”的权力斗争，这两者显然都是对当时“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军人独裁斗争”的歪曲。

最终，这一切是是非非都在日本侵华的脚步声中悄然结束。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没有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那么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在广大国民党人的反对下也未必能维持多久，蒋介石甚至可能成为袁世凯第二而遗臭万年。所以，不但共产党要感谢日本侵略者的“帮忙”，就连蒋介石也得感谢日本的侵华帮他从专横的独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