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审讯

 

接连几天的审讯都是在关我的那间小屋里进行。一天审数次。每次都由墙角一台摄像机录下全过程。开始的审讯者是一位从哈密跟过来的警官，完全是用对待“阶级敌人”的方式，因此我和他的对抗逐步升级。随后他消失了，再未出现。换上了杨科长登场。杨对我解释因为那警官态度不好被换掉。但我后来明白态度不好也许就是为了演白脸，因为我发现他们总是既有演红脸的，也有演白脸的，那似乎是规范化的工作程序。 

  

　　不过初始我还不懂这种手法，换上温文有礼的杨科长，让我感觉像是遇到了一个知心朋友——这就是设置白脸的作用。杨科长不是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后审讯，而是跟我面对面地促膝聊天（虽然我们的膝离得挺远，但却给我那感觉）；负责记录的任警官面目慈祥，笑容可掬；还有开车的祁师傅对我问寒问暖，关照我的生活；女警官小李还动辄叫我一声“王老师”。可是没有多久，我就意识到这种方式比哈密那位警官的简单粗暴更难对付。对白脸你可以干脆不理他，你能被激发出那种斗志。可现在人家笑盈盈的围着你聊天，说的是为了你早一点自由，把问题了解清楚，你总不能不理吧。而只要你开口说话，他们就会引导你不断往下说。比如你接触过甲，他们会问和甲是怎么认识的？如果是通过乙，就会问乙是什么样的人，人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然后又会接着问和乙是怎么认识的？通过丙，又开始问丙……这样的“谈话”很快就对我形成极大的压力。虽然我不说对别人不利的话，但即使只说出别人名字也会让我产生出卖的感觉。 

  

　　除非什么话都不说，就像张春桥对付审讯那样。然而张春桥有那种意志，是因为知道无论怎样都不可能改变他的下场。我可不是，我是千方百计想把自己解释清楚。我推翻了原来说的为写书收集资料，告诉他们我是来做关于新疆问题的课题，复印文件只是为了课题，不是要危害国家安全，恰恰相反，目的是要维护国家安全。然而对方一句话就能让我哑口无言：法律不考虑动机，一个好人杀了坏人照样是犯法。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按照法律规定已经可以判刑。但你若是好好配合，我们也可以帮助你解脱——结果怎么样，完全取决于你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你产生了对方能够帮助你解脱的期望，就不可能有勇气对审讯不回答，顶多是不做对他人不利的回答。

  

　　如果把审讯视为一场斗智斗勇，被审的人是处于绝对劣势的。审讯者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有专业知识，有分工合作，掌控着一切信息和资源。而被审的人一切渠道都被封锁，孤独无助，任人宰割。对我来讲，压力最大的时候不是审讯过程中，虽然那时脑筋转动激烈，事后会感到筋疲力尽。但比起审讯之间的间歇，至少不那么紧张。那时除了看守者，其他人全到另外的房间（那房间里究竟有多少人我一直没搞清，只是听出人来人往）。那时清楚地知道一群专业屠夫就离我咫尺的地方，在那里合伙算计着如何对我宰割，他们分析前面的审讯情况，寻找其中的破绽，商量对付的策略，拟定下一轮审讯内容，而我却无法知道他们到底要怎么做，要达到什么目的。那时会拼命地猜测，却是绞尽脑汁也没有可凭借的信息。那种大脑陷入盲目空转的滋味非常难受，就像被蒙着眼睛等待不知何时将从何处下手的刀割一样。我逐渐开始产生顶不住的感觉，我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们？！他们的职业就是整人，而且他们是一个机关！机关——那是何等形象和准确的一个词！ 

  

　　我逐渐发现，他们的审讯手法很有讲究，绝不是把所有想知道的问题一下统统摆出，而是分出步骤与层次，有时还会故意制造一些迷惑，让你搞不清他们的最终目的在哪。你觉得每次问的是些小问题，回答起来不会对自己和别人有伤害。但是分开看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合起来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圈套，让你不知不觉就已经钻进套中。而当你最终明白的时候，已经无法解脱，因为你已经在每份审讯记录上签下了“属实”的字样，在每一页按下了手印，不可更改。等到他们最后把不同的审问记录组装在一起，你才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你承认的东西已经可以解释成为罪行。

  

尽管我已经告诉了他们我来新疆的目的是做研究，但能够感觉他们并不相信或是不想相信。按照他们的思路，我应该是多年一直在盗窃国家秘密，炮制着作，再换取金钱。我这回来新疆也是做同样的事。甚至进一步，何必非得通过写书把秘密转化成金钱，直接窃取秘密进行出售岂不更简单？明镜出版社一直是他们眼中的重点，在他们眼中是敌对势力与异议分子的阵地。既然明镜出版社是从出版《黄祸》起家，我和明镜的关系又是那样密切，那么明镜出版的大量涉及党政军内幕的出版物中有我提供的情报，在审讯者看来就是再合理不过的逻辑，甚至我就是为他们在国内刺探秘密代理人和传递情报的枢纽？ 

  

审讯一度集中在我与明镜的财务关系，明显地是想从中发现我靠“出卖情报”得到的收入。这使我想到会陷入一个卡夫卡式的城堡，越来越说不清。我有一个账号，由朋友与我共同署名并帮我管理。我倒没有多少钱，但按规矩银行每月都寄一份帐单。可是在来新疆前两个月，属于朋友的一笔数额不小的钱被错打进我的账号，随后马上又被调走。那以后，银行不再把每月帐单给我而是给朋友，因此从我堆在抽屉里的帐单上，能看到一笔钱在我来新疆前打进，却看不到那钱又被原封不动地调走。安全机构对此能有什么解释呢？那只能是出卖情报的收入，或是给我来新疆刺探情报的经费。而要我辨白，却成了糊涂帐。我说真实情况，会被认为是小儿科水平的编造，能为我作证的因素都在境外，既难以得到，他们也不会相信。   

 

除了我的收入，他们对我的花销也感兴趣，而我一被问起这方面的内容，更是乱七八糟，因为我从不理财，这方面的记忆力出奇地差，说起来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看上去就特别像是有鬼。在他们看，得需要很大花费才能支持我的生活方式。譬如经常去难到达的地方旅行，自己开车去西藏等。包括这次来新疆，竟然买了一辆新车（好在这一点容易查清）。如果对此解释不清，至少有“财产来源不明”之嫌，那本身已经是罪名，何况对我，意义远不在经济，而是可以由此证明我是通过出卖情报换取高额收入的间谍！ 

  

他们真会相信我是间谍吗？我觉得不应该。我哪有一点间谍的模样呢？就从我毫无防范地让他们监视，从未采取过任何“反侦查”手段，就应该能说明我不是搞“秘密活动”的材料了。世上有这样的间谍吗？我力图打动他们，别往那种将会置我于死地的方向引导案情。我努力和他们沟通，希望能够打消他们这种怀疑。

  

我逐渐发现，问题其实不在于他们个人认为我是什么，而在于他们的部门（或上司）需要我是什么。中国年轻一代的情治人员基本已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对社会的看法和普通百姓差不太多，甚至听你谈论民主也会点头附和。但你如果认为因此他们就会放你一马，那就大错特错了。相比之下，他们这一点可能还不如上一辈。老辈情治人员有意识形态，面对“阶级敌人”仇恨满腔，可一旦真了解到对方是好人，有时还真可能提供一些帮助。年轻一代则完全是技术化的，原则不再是意识形态，是个人利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在于是非对错，而在于能否完成任务、立功受奖。表面接触，他们会比老一代温和得多，容易沟通，总是把自己摆在“吃这碗饭”的位置，说些有人情味的话，告诉你不是他愿意这样做，是职业所迫的不得已，因此希望你能够“配合”他完成工作，别砸他的饭碗。然而你一旦被这种话打动，去“配合”他们的“饭碗”，结果就一定遭殃。因为他们的“饭碗”是没有底的，怎么装都不会满。那些提升、加薪、奖金等有关他们个人的所有切身利益，取决的不是能不能为你解脱冤情，而是能不能板上钉钉地把你定为罪犯——不管事实上你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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