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聊聊孙中山北上前后南方的局势。

孙中山离粤北上后，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于1925年1月进犯广州，广州大本营也组成了东征联军与之对抗。当时，隶属广州政府的军队虽有几十万，但除了蒋介石的黄埔军和许崇智的粤军之外，其余军队多有省域之别，彼此互不统属，不听号令，所以讨伐陈炯明的东征联军便主要由黄埔军和粤军组成。

1925年2月，第一次东征开始，蒋介石率领黄埔军和粤军兵分三路，讨伐陈炯明。右路军为许崇智的粤军和蒋介石的黄埔军，他们连克强敌，直趋东江门户淡水；此时，左路杨希闵的滇军和中路刘震寰的桂军竟按兵不动，甚至擅自撤兵，使叛军得以包抄右路军后路，广州大本营紧急调兵增援，于3月中旬将叛军击败。4月20日，东征军进入惠州，陈炯明败逃香港，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东征期间，滇系唐继尧以为有机可乘，又获悉孙中山在北京病危，便于1925年2月从云南出兵广西，并与杨希闵、刘震寰、段祺瑞、陈炯明、邓本殷等密谋夺取广东政权。随后，杨希闵、刘震寰将部队秘密开回广州，广州政府则决定调东征军回师广州。5月下旬，东征军从潮州、梅县一带返回；6月初，杨希闵、刘震寰发动叛乱，攻占政府机关；6月5日，代大元帅胡汉民下令免去杨、刘职务，命令各军全力平叛，任命蒋介石为平叛总指挥。从6月11日开始，蒋介石经两天激战，将叛军镇压，收复广州，杨希闵、刘震寰逃往香港，“杨刘叛乱”被平定。随后，广州政府的军队继续进攻广西，7月初攻入南宁，控制了广西。

1925年6月15日，中国国民党决定将1923年2月孙中山所建立的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25日，政府改组宣言发表。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政府实行委员制，最高执行机构是国民政府委员会，共有委员16人，汪兆铭（即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其他15名委员分别是林森、张继、许崇智（军事部长）、谭延闿、朱培德、古应芬、伍朝枢、程潜、戴季陶、张静江、胡汉民（外交部长）、孙科（交通部长）、徐谦（司法部长）、廖仲恺（财政部长）、于右任；其中，汪兆铭、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五人为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另设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汪兆铭、谭延闿为常务委员，汪兆铭为主席。

1925年8月，广州国民政府取消各地方部队番号和称号，将其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9月，国民革命军进行了第二次东征，攻克惠州、汕头等地，收复东江地区，肃清了陈炯明余部，然后又挥师南下，讨伐粤南军阀邓本殷。1926年2月，国民革命军进攻雷州半岛，扫平了当地的邓本殷残余势力。至此，广东省已完全被广州国民政府所控制。3月，李宗仁将广西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两广实现统一（两次粤桂战争后，桂系陆荣廷势力衰落，李宗仁等桂系新势力兴起。1924年，李宗仁联合黄绍竑、白崇禧等部，成立“定桂讨贼联军”，自任总指挥，同年击败陆荣廷，接受孙中山任命，1925年又击败沈鸿英，统一广西，成为国民党桂系军阀首脑）。

早在国共合作之初，国民党改组之前，围绕着是否联俄容共的问题，国民党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分歧，通常把孙中山、廖仲恺等支持联俄容共的一派称为国民党左派，反对的一派称为国民党右派。对国民党右派来说，和中共合作可以，但必须得让中共放弃自己的主义，完全同化到国民党队伍中来，因此国民党右派和中共的矛盾不断，我们前述的发生在1924年的“弹劾案”就是其中一例。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议商讨了如何应对国共合作中产生的摩擦和斗争，提出在以大局为重的前提下，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的策略。

对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孙中山在世之时尚可以其崇高的威望使其趋于统一，但孙中山去世之后，这种统一和平衡便一步步走向激化。孙中山去世后，很多原本跟随在他左右的左派人物纷纷倒向右派，使国民党左派势力受到重创，国民党右派对中共的攻击则进一步升级。孙中山去世后，其麾下“三杰”——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都有资格成为继承人，这三人中，廖仲恺是左派领袖，胡汉民则属右派代表，汪兆铭却态度暧昧，是唯孙中山马首是瞻的所谓的中间派，因其起草了孙中山遗嘱而在政坛上炙手可热。

这期间，作为国民党左派旗帜性人物的廖仲恺，与右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与斗争，使右派对其恨之入骨，简直就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1925年8月，广州已经是满城风雨的盛传国民党右派要狙击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和汪兆铭、廖仲恺等人于其每日集会之地，但廖仲恺却毫无惧色，仍孜孜不倦工作，甚至连贴身警卫也没增加。8月20日上午，廖仲恺携夫人何香凝乘车前往党部开会，结果在戒备森严的党部门前遭暗杀身亡。

刺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组成专门委员会追查凶手和幕后主使，最后查明暗杀乃国民党右派所为。案件的主要策划者、出面买凶之人正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等人，其余参与策划的也多是胡汉民的老部下，于是，汪兆铭趁机排挤右派胡汉民，以其对刺廖案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为由，将其软禁，国民党右派势力受到严重打击。这样一来，汪兆铭等于是“渔翁得利”的排除了两个竞争对手，他不但打击了右派，而且自己还捡起了左派领袖的大旗。此时，在广州国民政府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就只剩下了汪兆铭、粤军首领许崇智和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当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指派的调查刺廖案的特别委员会就是由这三个人组成的。三人之中，许崇智因其部下涉案，故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汪兆铭和蒋介石则由于其名字出现在了右派行刺黑名单上而身价大增，并趁机排挤了许崇智的势力，迫使他离开广州，还收编了他的军队。毫无疑问，汪兆铭和蒋介石是刺廖案的最大受益者，尤其是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后起之秀，他在刺廖案后地位直线上升，掌握了国民党军权，这是许多人，甚至蒋介石自己都始料不及的。

此后，汪兆铭为继续排挤国民党右派、为中共和左派势力的成长创造有利环境而采纳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派胡汉民到苏联访问，派其他右派骨干到各地宣传。不料，1925年11月23日，被派遣在外宣传的国民党右派邹鲁、林森联络国民党内反共人士共12人（其中包括中共沈定一）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决定分共，并在上海另立中央执行委员会，不久后，沪粤对峙局面形成。1926年3月29日，上海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分共，这一批决议分共的国民党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此种局面下，各地中共机关和拥护广州国民政府的国民党机关纷纷对“西山会议派”加以抨击，广州国民政府也于1926年1月4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56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160人，中间派代表65人，右派代表仅45人。大会通过了对西山会议的弹劾案，将“西山会议派”中央执行委员除名，补选蒋介石、宋子文和孙科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总人数增加到36人，其中中共党员8人，国民党左派至少11人，其它各部中也有中共骨干十余人。由此可见，“西山会议派”的别树一帜，客观上增加了中共在广州政府内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