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袁战争，也称“二次革命”或“癸丑之役”，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一场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战争。二次革命遍及南方七八省，最后以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派的失败结束，北洋军阀势力乘机扩展到南方各省，开始了全国性的军阀专制统治。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北迁以后，袁世凯把持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控制了许多省份和大量军队；然而，革命派虽然让出了大总统，但却仍控制着南方苏、赣、皖、粤、闽等数省以及几十万的军队，同时还是临时参议院中的主导力量。因此，袁世凯一直处心积虑的要分化、瓦解革命派，破坏民主共和，建立独裁专制，而革命派则期望以临时参议院、《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限制袁世凯。

1912年3月，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在南京组织第一届内阁。这时的唐绍仪已经加入了同盟会，在他组建的内阁中，虽然同盟会员只是负责四个“冷衙门”，但从人数上看，同盟会员还是占据了内阁半数，因此该内阁也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或“唐宋内阁”。4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决定北迁后，唐绍仪事事强调“大总统行使职权须有国务院副署”，这让袁世凯非常不爽，于是6月，袁世凯在内阁准备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时，指使北洋军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就下令改命，使“责任内阁制”遭到破坏，唐绍仪及同盟会的四个阁员被迫辞职（“唐宋内阁”因唐、宋二人亲密无间的合作和对内阁责任制的坚守立场，使之被誉为民国初年最好的内阁）。随后，袁世凯在内阁部署亲信党羽，把内阁变成了他的御用机关。

临时参议院北迁后，各党派经分化和改组，逐渐形成了以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以章炳麟为首的统一党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这三个党都是反对同盟会，拥护袁世凯的。同盟会方面，宋教仁积极从事民主政治建设，力图促成“责任内阁制”，孙中山则情绪悲观，寄希望于袁世凯能让自己从事交通、实业建设；地方上，李烈钧、胡汉民等“地方实力派”主张地方自治，巩固自己的底盘，并不过问议会斗争。为了夺取议会争斗的胜利，1912年8月，在孙中山、黄兴的支持下，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组建了国民党，由孙中山任理事长，宋教仁代理行使职权。此后，袁世凯提名无党派人士陆徵祥为国务总理，当陆徵祥向临时参议院补提六个国务员时，全部遭到否决，后在袁世凯派出的军警的恫吓下，参议院被迫通过了五人，但却随即提出弹幼陆徵祥失职案，陆微祥从此称病住院，袁世凯亲信内务总长赵秉钧代总理。

为了稳定政局，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会谈，说是要授予孙中山“筹划铁路全权”，上当受骗的孙、黄二人作为回报，促成了参议院通过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并将赵秉钧及其他六个阁员拉入国民党，形成了一个名为“国民党内阁”，实则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的内阁。

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议席，宋教仁大受鼓舞，四方奔走，宣传“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力图组织真正的国民党内阁，以分袁世凯之权。宋教仁这一“过激”举动，极大的触怒了袁世凯，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在上海车站将准备北上组阁的宋教仁刺杀。为掩人耳目，袁世凯对宋教仁被刺的消息表示“愕然”，并电令江苏地方官员“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然而，调查结果表明，直接部署暗杀的正是国务总理赵秉钧，而幕后首脑则是袁世凯本人。“宋案”真相公布后，全国舆论大哗，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人终于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

1913年3月底，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主张立即发动“二次革命”，兴师讨袁，但许多革命党人却认为革命派元气未复，兵力不足，对武装讨袁没有信心，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也主张在北京联合其他党派以国会的力量从事“法律倒袁”，孙中山因此孤掌难鸣。革命党人在“武装讨袁”问题上的犹豫不决给了袁世凯充裕的时间进行战争准备。

首先，袁世凯以“糜饷过巨”和“南方军队拥兵自重”为由，下令裁撤革命军，但他自己的北洋军却不断的扩充；同时，袁世凯向德国大量购置军火，向德、美、奥等国订购新式鱼雷艇，使北洋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大大提高。为了有足够的经费扩军，袁世凯不惜饮鸩止渴，以出卖主权和高额利息为代价向欧美列强大量借款，1913年4月，更是派赵秉钧背着国会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条件极为苛刻的2500万英镑的巨额“善后大借款”。 “善后大借款”遭到了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强烈反对，革命党人纷纷通电指责，要求袁“立罢前议”，孙中山也写信给“五国银行团”，声明“中国人民不承认非法借款”。于是，袁世凯指使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合并，组成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同时授意北方各省都督通电斥责国会反对借款为“不顾大体，无理取闹”，在国会内外向国民党议员施加压力，硬是把“法律倒袁”的呼声压了下去。

不过，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却博得了欧美列强的好感，他们极力支持袁世凯。得到列强的支持后，袁世凯攻击孙中山、黄兴无理取闹，蓄意破坏，并声称若他二人敢另立政府，则自己将派军队讨伐。1913年5、6月间，袁世凯以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不服从中央为由，先后下令将三人免职，同时密令北洋军沿京汉、津浦路向南开进，准备进攻南方革命军。

革命党方面，在袁世凯陆续派兵南下，战争端倪已现之时，孙中山四处呼吁革命党人丢掉幻想，武力抗袁，他先后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和广东都督陈炯明，要求他们立即宣布独立，进行讨袁，但此二人均借故推诿。无奈之下，孙中山又打算在上海宣布独立，并以此为根据地，但黄兴等认为上海地方狭小，不足以御敌；后来，驻沪海军表示愿意宣告独立，孙中山大喜，计划由海军先行北上进攻津沽，但革命党领导层的争论不休、犹豫不决和对形势分析的错误却最终导致坐失良机，他们听任袁世凯将驻沪海军调往烟台，并将其控制。

1913年7月，原江西都督李烈钧秘密前往上海，见到孙中山，表示愿意率江西军队首先发难，于是孙中山决定派李烈钧回江西，黄兴赴南京准备行动，其它各省伺机响应。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宣布江西独立，并组织讨袁军，自任总司令，发表讨袁通电；迫于形势，黄兴也在南京逼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并武装讨袁。随后，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重庆等省区也先后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讨袁战争正式开始，孙中山将其称为“二次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