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19世纪90年代，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欧美列强和日本瓜分中国的步伐大大加快，中国的灾难日益深重。

日本从《马关条约》获得的战争赔款大约是当时日本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四倍以上，这些钱90％以上被用于发展日本的军工业，日本人用中国的白银打造了一支更先进的军队，同时也极大的推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6年，伊藤博文内阁制定了“十年扩军计划”，扩军经费的40％以上直接来源于中国的战争赔款。

俄国从19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为的就是更方便的入侵中国东北，这也是他们为何不满日本割占辽东的原因。同时，《马关条约》后，法徳俄三国干涉还辽也是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189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政府派李鸿章赴彼得堡出席，尼古拉二世亲自接见，并给予了最隆重的礼遇。随后，李鸿章与沙俄秘密谈判，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俄国借此攫取了在中国东北更大的经济和军事特权。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德国在铁血首相俾斯麦的领导下，通过三次王朝战争：1864年的丹麦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德国随后日益强大。1896年，德国在沙俄的支持下，侵占了中国的胶州湾，并在1898年通过《胶澳租界条约》将占领合法化，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不久，沙俄通过《旅大租地条约》将东北全境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同一时期，法国将滇、桂、粤三省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英国也在1898年通过《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割占新界，还逼迫清政府宣布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给他国，从而将长江流域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同年，已经割占台湾的日本，跨过大海，逼迫清政府答应不把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从而使福建成为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当时，美国由于正在同西班牙争夺古巴和菲律宾，因此错过了对中国的瓜分；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在西太平洋站稳了脚，于是1899年，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各列强在中国问题上“机会均等”，以确保美国在华的经济利益。

随着列强对中国瓜分的日益加剧，中国从金融银行到铁路矿山，到工厂贸易，都逐步被列强把持，再加上大量战争赔款给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中国社会举步维艰，人心思变，“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益高涨，清政府面临着空前的统治危机。当时，从民间到官场，不少人都上书呼吁对国家进行改革，因战败而深感奇耻大辱的光绪皇帝也更加坚定的要改变处境、求变图强。《马关条约》后，清政府派袁世凯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同时整顿财政，向外国派遣留学生……

1895年4月，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云集京城，准备参加当年的科举会试。期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参加会试的举人们义愤填膺，对这丧权辱国的条约无不痛心疾首。在全国上下的一片愤怒声中，举人康有为奔走呼号，发动了1300多名举人于5月2日联名上书清廷，痛指形势之危殆，并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请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光绪皇帝下诏罪己，严惩丧权辱国的大臣，迁都西安、整军再战，拒绝赔款，并将此款移作军费，加紧练兵，同时实行变法，富国强民……

由于在古代，朝廷一般都派出公家的车马去接送进京应征或赶考的读书人，因此后来这些赶考的举人们也被称为“公车”，所以这次上书在历史上又被称为“公车上书”，康有为也因领导了此次上书而确立了自己在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领袖地位。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随后他又两次上书，最后一次的上书终于递到了光绪帝的手里。光绪帝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后，立刻对康有为产生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对其建议十分重视，下令誊抄后分送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不久，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阐明了以继续维护“君权至上”为原则的变法主张，得到了光绪的支持，貌似维新变法运动的曙光出现了。

但是，当时支持变法的皇帝及帝党大臣都不掌握实权，中央军政大权仍由慈禧太后及后党官僚们把持。为此，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志士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积极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制造变法舆论，培养变法人才，维新变法运动逐渐高涨起来。

随着维新运动声势的扩大，康有为也成了朝野上下的焦点人物，关于维新变法的争论也在不断的进行着。当时，顽固派是坚决反对变法，洋务派虽然反对抱残守缺，但也不完全同意维新派的变法主张。维新与反维新派就“要不要维新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和“要不要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提倡西学”展开了激烈争论。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政治危机日益深重，全国城乡暴动频繁，会党斗争不断，同时由于大量战争赔款，清政府陷入了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内忧外困之下，光绪帝深感不变法无以救中国，为了摆脱政治、财政危机，也为了挣脱慈禧和后党的束缚，光绪帝和帝党最终下定决心变法。1898年1月，康有为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力争光绪帝支持，依靠君权推行变法，他上书皇帝，希望能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在确保皇权稳固的前提下展开变法，同时还给出了关于变法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对于朝野上下已经争论了多年的维新变法，慈禧太后是早就了解的，早在1895年慈禧看到光绪誊抄给她的那份康有为的奏疏时，她就已经了解了这些维新人士的主张。慈禧本人并非彻头彻尾的顽固派，上台以来她对洋务运动和学习西学的支持是有目共睹的；对于这次变法，慈禧首先是理解的，她不希望大清破败下去，也不愿在皇帝亲政后自己还过分干政，但她始终怀疑光绪的能力，更不想变法触及自己的政治利益，甚至使自己失去对政权的绝对控制，所以慈禧太后在表示支持变法的同时，调任其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牢牢掌控军权，以防有变。无论如何，得到了慈禧的默许，光绪帝的变法计划总算是有了实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