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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与中共党内民主派

冯崇义

乍一看来，“中共党内民主派”似乎是自我矛盾的概念。既然中 共是不民主或者反民主的党，中共党员怎么能是民主派？问题的复杂 性就在于，偏偏有不少自称为或被称为民主派或自由派的中共党人。

[1] 这种称谓并不全是空穴来风、随意杜撰。难道东欧地区共产主义 国家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正是那些国家包括共产党党内民主派在内 的民主人士呼风唤雨的历史？踏上“改革”征途的共产党，内部发生 迅速的分化和从新排列组合，乃是各共产党国家转型时期之通例。较 之别国同行，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信仰、力量和表现如何？此一问题显 然很值得探讨。本文以李慎之为个案作一尝试。

中国的政治转型与中共党内民主派的社会生态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大转型，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人们正在感 受方生未死间的兴奋、期待、痛苦、困惑、无奈和迷惘。从经济角度 说是从传统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说是从农业 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从对外关系角度说是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 会转型、从政治角度说则是从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中国在二 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已从极权社会转变为后极权社会。 中共党内民主派是中国从极权社会转变为后极权社会的产物，中共党 内民主派的历史使命，则是推进中国完成从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 型。

为了更好地分析中共党内民主派以及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来历、处 境和前景，需要首先对中国从极权社会向后极权社会的转变做一番简 单的梳理。从词源学的角度说，“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在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出现时本是个自吹自擂的词汇，墨索里尼及其党徒用这 个概念来表明他们要对社会进行完全彻底的整体改造以实现国家与 社会的有机统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四十年代，具有自由主义理念 的人们开始使用“极权主义”一词来分析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

苏联，这个词便成了贬义词。[2]

极权主义这一分析框架，一开始就受到西方左翼知识界的责难。 特别是二十世纪的五十、六十年代，西方左翼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激 情相当高涨、根本不愿接受依据极权主义分析框架对党国社会主义的 社会现实所作的描述。他们对将法西斯主义政权和共产主义政权一锅 煮的极权主义分析框架极为不满。而且，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初期的 极权主义概念将极权主义政权视为铁板一块，也失诸粗疏。后来，极 权主义理论充分吸收了依据“利益集团”等理论所得到的成果，才趋 于成熟。[3]

本文采用极权主义理论框架来分析当代中国，目的不在于政治或 意识形态上的褒贬，而是纯粹基于政治学的学理考虑。对政权类型 (regime types) 的界定，是政治学界、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界重要任务。 笔者认为，在多种多样的分类之中，林兹（Juan J. Linz ）和史蒂番 （Alfred Stepan ）设计的“四项五类”法最为完备。这里的“四项” 指的是划分政权类型的四项指标，即（一）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 多元化的有无及其发展程度；（二）意识形态在政权和社会中所具有 的功能；（三）政权领导层的产生方式及挑选范围；（四）社会动员在 政权运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五类”指的是依据上述四项指标所划定 的五大政权类型，即民主主义政权、威权主义政权、极权主义政权、 后极权主义政权和苏丹主义政权。以“多元化”项指标为例，民主主

义政权表现为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全面发展；威权主义 政权是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比较发达的多元化和政治方面有限的多 元化；极权主义政权是党国一体，多元化被消灭殆尽；后极权主义政 权是在一定程度上开放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多元化但阻止政治方 面的多元化；苏丹主义政权中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多元化都可能 存在，但因为没有法律保障变化无常、飘忽不定，地位和行为模式近 似古代帝王（苏丹）的最高领导人可随意干涉一切。[4] 这五种政权 形态的本质特征，令人一目了然。

的确，法西斯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曾经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法西斯政权立国所依据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立国 所依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也有天壤之别。 但是，这两种政权在以一个群众性政党对全社会实行全面专政等方面 则惊人地一致。[5] 国人将“Totalitarianism ”译为极权主义，实为传 神之笔。“极权”一词的传神之处在于，它准确无误地揭示了这种政 权将国家对权力的垄断、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对个人自由的 剥夺推到极致。正如林兹和史蒂番所说，极权主义政权同人类历史上 其它形式的专制主义政权最本质的区别恐怕还在于，它有效地消灭了 政治反对派并严密控制了个人和民间社会生存发展的空间。极权主义 的反题（Antithesis ）是多元主义。相比之下，现代威权主义 (Authoritarian) 政权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各方面都保留有多元化 的空间。

其实，对于哪种症状才是极权主义政权最重要的特征，研究极权 主义现象的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一些学者将全面恐怖或大众恐怖 （Mass Terror ）视为极权主义政权最重要的特征，诸如纳粹德国的集 中营和大屠杀、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和古拉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 在他们看来，极权主义政权来到世间所做的事情正是以暴力消灭现实 中的政治反对派，并通过恐怖统治来使潜在的反对派和其他民众屈 服。[6] 但是，更多的学者则强调“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在 他们看来，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威力足可称得上是俗世的宗教。它引 诱、说服亿万民众积极地支持或被动地接受极权主义政权。无论是三 十年代的苏联和纳粹德国还是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中国，广大 民众是如此普遍地认同极权主义政权，统治者主要是“依靠群众”而 不是过多地依靠警察就可以随时监督“人民的敌人”的一举一动并有 效地实行专政。[7]

对于曾经痴迷地相信马列主义才是唯一“科学”的意识形态、相 信党国社会主义比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制度都更加“优越”的当 代中国人来说，于今痛定思痛，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那段“心奴” （Captive Mind）经历的反思，恐怕显得更为重要。

无论从暴力强制还是从意识形态洗脑的角度观察，毛泽东时代都 堪称极权主义统治的顶峰。这也许与中国具有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专制

主义统治传统、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和行政权力至上传统、以及近代以 来极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悲情和诉求等等因素有关系。毛泽东时代与大 规模的思想和政治运动相始终，从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如果 不包括立国之前的“延安整风”）到他结束生命时还未结束的“文化 大革命”。在这些运动中受迫害的人不知凡几，但包括受迫害者在内 的官员、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都主动或被动地投身于这些运动、 上演数不尽的作贱自已和相互残杀的人间惨剧。当党国通过国有化和 集体化控制了全民的生计、通过单位制度、户口制度、个人档案制度 等等极权主义统治机制将私人空间个人自由剥夺净尽之日，也正是包 括知识界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对党国感激涕零、争先恐后向“党 和毛主席”表忠之时。[8]

极权社会何时向后极权社会转化，学界也并无定说。因为极权社 会是人治的社会，因而其重大变化往往依赖生物规律起作用、也就是 卡里斯玛领袖的消失这一因素。大体说来，苏联东欧向后极权社会转 化的起点是1953 年斯大林之死，中国向后极权社会转化的起点则是 毛泽东死后两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说其它社会形态或政权 形态是人们有意建立起来，后极权社会则只不过是极权社会的一种蜕 变，是极权社会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结果。它必须是极权主义统治发生 了信仰崩溃、功能衰退等重大变化而不再有能力严格实行权主义统 治、从而使社会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极权社会。但是，这种政权或社 会在权力结构和价值认知等方面同极权社会又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因

而无法归入别种社会政权类型或社会形态。这种延续性使它与威权主 义（Authoritarianism）社会区别开来、尽管它与威权主义社会有一些 相似之处。按照林兹和史蒂番他们的论述，随着极权社会向后极权社 会的转化，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元化，但是政治上的 一元化即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仍然维持不变；党国依旧奉马列主义意 识形态为指导思想，但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早已破灭，对马列主义 的真诚信念也已基本上为实用主义的精打细算所代替；领导层和一般 官民人等都对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失去了热情，口头上依旧宣称“为共 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各级干部大都不过是机会主义的利禄之徒；最 高领导的权力受到限制，技术官僚开始进入最高领导层。[9]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因为参与了该国改革的曲折过程而知之 甚深，他虽然没有使用极权主义的分析框架，但是他对党国社会主义 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轨迹的把握也相当准确。他正确地将神圣的意识 形态和共产党至高无上的权力视为这种体制的内核、将国有制和经济 调控机制视外围，因而论证这种体制的实质性变革只能从党和意识形 态的变化开始。[10]我们之所以将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视为 中国后极权社会的起点，正是因为这一会议改变了中共的思想路线。 中共领导层在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之后还心有余悸，认为中共不能再 有毛泽东那样无法无天的领袖、不能再有文革那样的折腾。因而，他 们批判“全面专政”，强调“民主与法制”，以免再受最高领袖的无端 迫害、保证人身的基本安全；他们对高度紧张的意识形态先行、“阶

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深感厌倦，主张实行更为“务实”、能 够带来实惠的路线、方针与政策。这样一来，党国无可奈何地放松了 对社会的控制，一个“改革开放新时代”降临神州大地。经过二十多 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萎缩， 单位制度、户口制度、个人档案制度等等极权主义控制机制不断松动； 市场经济和私人空间重新从缝隙中冒出并迅速发展，占人口大多数的 农民已摆脱了集体农奴的地位，个体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已达大约八 千万人、创造大约四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与包括西方主流社 会在内的外部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按外资外贸所占国民生产总 值的比重来算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开放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另一方 面，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市场经济无法正常发育、大面积腐 败和社会失范触目惊心；刚从缝隙中冒出的各种自由权利因为没有法 律的保护而随时可能被党国收回去，改革开放的种种成果显得飘忽不 定，有得而复失之虞。中共党内民主派就是这种矛盾重重的社会生态 所催生的一个思想和政治派别、并在这种社会生态中沉浮。

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判别标准

“民主派”是时下人们评论中共党内具有民主倾向的人物时常用 的一个称谓。但是，界定这一称谓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最大的麻烦来 自人们对“民主”一词的滥用。美好的词汇几乎都难免遭到滥用，就

象美人难免广受意淫一样。民主的价值是如此之美，以至于当今世界 很少有公然反对民主的政治派别，很多独裁政权都曾郑重其事地在国 号中加上“民主”字眼。不过，民主这一概念在屡遭意淫之后依旧清 白，而且民主的忠实信徒有义务维护它的清白。我们姑且承认民主政 治可以有不同的分枝，但这些分枝是有限的，并非漫无边际。民主政 治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其内在的、基本的规定性，不具备这些内在的、 基本的规定性的政治就不能称为民主政治。就其历史实态而言，人类 历史上存在过的民主形态有“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两大类。

[11] 在当代的语境中，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实际上是“自由主义民 主”（Liberal Democracy ）的缩写，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是 “自由民主主义者”的缩写。自由主义民主是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 的民主政治。它不只是抽象思辩，而是经验事实，由相辅相成的至少 三个部分构成。第一，自由主义人权学说与宪政理念，认为政府的目 的是保护和促进个人的各种自由权利，而且这些自由权利由至高无上 的宪法来界定并限制政府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侵犯。第二，主权在民 （Popular Sovereignty）观念及相应的选举程序。它将多数公民的同 意（Consent）视为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根据，并且将公开和公平的竞 选为内核的普选视为获得公民同意授权的唯一方式。第三，政党合法 竞争和分权制衡的各种制度安排，以防止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并保 证政权和平、公平、有序的转换。

还应特别指出，如果说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曾经存在过“直接民主” 和“暴民民主”的话，在当今世界从政治制度上说不再有反自由的民 主，民主政治的价值体系是自由主义。极权主义政权所推行的“大众 民主”或“极权主义民主”，都应该明白无误地置换为“大众独裁” 或“极权主义独裁”。列宁、毛泽东等人也确实认为“独裁”和“民 主”的概念可以互换。他们所说的独裁是货真价实的独裁，他们所说 的民主则是对民主的亵渎。而且，主权在民原则必须通过竞选和公民 投票的程序来落实，而不能由无法验证的“人民公意”或美丽诺言来 搪塞。历来的独裁者都是玩弄“人民公意”的高手。消灭反对党之后 的“民主”，只能是伪民主。[12]

有了民主的这种定义，我们很容易确定哪些人不能算民主派。首 先必须指出，那些坚持“无产阶级民主”的中共主流不是民主派。理 由很简单，民主（自由主义民主）的主体和对象必须是全体公民，任 何某个或某几个“阶级”为主体和对象都从根本上违背民主原则、从 而不配称民主。一旦抽掉了自由主义普世人权这一现代民主政治的基 石，将民主视为只能由某个或某些阶级来享受的特权、甚至于公然宣 告“民主”就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专政，这样的“民主”必定 是独裁者的玩物。作为无意得来的结果（Unintentional Result），民主 政治在实际运作中可能对某些阶级或阶层更有利，但未必就是对其它 阶级和阶层有害，社会各阶级阶层都在民主政治的运作中得到大小不

等的好处。[13] 马克思主义批判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偏袒资产阶级，这 有一定道理。但是，雇主发财很可能也有利于雇员，如提高工资、增 加就业机会、改善工作条件和基础设施等，就象雇员购买力的增强会 为雇主扩大商品市场一样。欧洲“启蒙运动”所要建立的以自由人权 为价值体系的“理性王国”，绝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王国。马克思主 义阶级分析的一个致命伤在于它的化约主义，硬将相对独立的政治化 约为经济、化约为阶级利益，以至于走向西方民主政党永远代表资产 阶级、共产党永远代表无产阶级的无稽之谈。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各个领域，当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它们都有其独立性，不 能不顾经验事实而硬将一方化约为另一方。

就历史事实而言，列宁首创的“无产阶级民主”，并不真的是要 实行民主，而是一开始就表现为反民主、反现实存在的自由主义民主。 1918 年11 月，“十月革命”恰好一周年的时候，列宁发表了《无产 阶级和叛徒考茨基》的小册子，提出以阶级为基础的民主理念。他宣 称，只要阶级还存在，就不存在“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而只 存在“阶级民主”；谈论“纯粹民主”，就会掩盖“现代民主即资本主 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资产阶级民主”只能是“狭隘的、残缺不 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专政和民主是同义词，“资产阶级民主” 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民主” ； 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 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当布尔什维克

消灭了政治反对派、大选制度、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 自由等等“资产阶级民主”的表现形式而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 时候，列宁高呼“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 “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 民主百万倍”。[14] 可是名义上是“国家主人”的无产阶级本身连建 立独立工会或选择企业领导人的权利都没有，枉论选举和监督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权力。至于连名义上的国家主人地位都没有的阶级阶层， 行使公民主权就更是无从谈起。列宁所建立起来的党国体制，只不过 是打着“无产阶级民主”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将马克思的阶 级斗争学说和东方专制主义或拜占庭传统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人类 历史上最完备的专制制度。他的“无产阶级民主”，不是发展民主事 业，而恰恰是抵制人类文明所取得的民主成果。多少接受西方正规高 等教育的列宁尚且如此，列宁之后跟着他提倡“无产阶级民主”的共 产党领袖、特别是更为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领袖，则更是等而下之。绝 大多数中共党人，其中也不乏饱学之士，因为既得利益的本能驱动和 马列主义这一俗世宗教的遮蔽，在历史真相早就大白于天下之后，至 今仍对“无产阶级民主”的无稽之谈执迷不悟，使他们无法皈依真正 的民主理想，实为一大悲剧。

不过，在排除了哪些人不是民主派之后，要确定哪些人算是中共 党内民主派，还有一些困难。从理论上说，中共党内民主派指的是中 共党内信仰自由主义民主并付诸行动的人士。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个

人的社会存在错综复杂，纯粹的个人和社会现象都几乎不存在。我们 只好退而求其次，确定可以操作的、现实的判别标准。根据中国的政 治现实和苏联东欧的经验，判别中共党内民主派的标准，必须考综合 虑如下这些关键因素：对中共党政权的认识和态度、对自由主义民主 的认识和态度、与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关系。因而，判别，中共党内民 主派的标准，至少包括如下几项。第一，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体 系，尽管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程度可以有深浅不同。第二，反 对一党专政。从民主的角度反对个人迷信、领袖独裁但并不明确反对 一党专政的人，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民主派。第三，在行动上从中共 内部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区别于有思想而没行动的党内 潜在民主派、也区别于作为公开的反对派从事民主运动的党外民主 派。这些判别标准实际上只涉及基本共识。至于与民主化进程有关的 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诸如对马列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的态度、对中国 民族主义的态度、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态 度、对西方民主国家的认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对全球化的态 度，等等，很可能意见纷纭、见仁见智，甚至于难分轩桎。

依据这样一套判别标准，我们可以判定中共在立国前就存在一些 民主因素，包括继承五四民主余绪的部分第一代中共党人和在抗日民 主救亡运动中投奔中共的一代，但他们还不够格称为党内民主派，理 由就在于他们为马列主义“民主观”所遮蔽，并没有认同自由主义民 主。经过五十年代初的洗脑和五七年反右的打压，中共党内的民主因

素至多只是由顾准那样极个别的异数保留不绝如屡的一丝血脉。文化 大革命的灾难和毛泽东时代的终结使中共党内民主因素死灰复燃，而 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几成燎原之势，真正形成为党内民主派。具 体表现为王若水、刘宾雁、吴祖光、王若望、方励之、许良英等党内 知名知识分子的呐喊，千百万中共党青年为自由主而呼号，甚至有胡 耀邦、赵紫阳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项南、任仲夷等封疆大吏所显示 出来的民主倾向。严格说来，中共党内民主派实际上指的两部分人， 即极少数完全意义上的民主派（与自由派同义）和在不同程度上具有 自由主义民主倾向但未必完全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半民主派”。[15] 如果民主派稍有运气，中国本可因利乘便走向类似苏联东欧那样的民 主化。只是1989 年6 月长安大街上的坦克压断了本来充满希望的历 史进程。

李慎之的思想、政治光芒V 及其贡献

李慎之的生平颇有传奇色彩，但他成为举世瞩目的公共人物，得 益于1999 年《风雨苍黄五十年》那篇鸿文。已有多人指出，李慎之 的晚年壮举代表着中共党内“两头真”人物的“老人造反”。[16]2003 年4 月李慎之逝世，一时间悼文如潮，很多人都将他视为中国自由主 义的“领军人物”。但对李慎之的高度评价，在自由民主人士中间也 有异议，以曹长青和仲维光为代表，认为李慎之甚至还没有资格被称

为自由主义者。[17]李慎之当然有可议之处，但曹、仲几位将他贬得 那么低，可能根源于他们与目前的中国现实及其思想界的隔膜。[18] 我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将李慎之定位为“中共党内自由派领袖”，似乎 比较稳妥。[19]

其实，国人思想进步的代价异乎寻常，很少从别国的经验和逻辑 思维中得到智慧，总是在国家和个人遭受奇灾异难之后才有所觉悟。 中共党内那些“两头真”的人物，有着充满辛酸和血泪的人生三部曲。 第一步是在年青时代迷上中共关于共产主义和民主自由的理想和诺 言而投奔共产党，贡献自己的宝贵青春；第二步是发现了共产党的“红 色江山”中现实与理想的距离、权势对诺言的叛卖和嘲弄，并在试图 劝谏党国领导纠偏补漏、兑现诺言的过程中遭受意外的打击和挫折 （往往不止一次打击和挫折）；第三步是在晚年终于醒悟到今是而昨 非，迷途知返，将政治民主化作为中国的救时之方。

李慎之的思想和人生三部曲很典型。他早年背叛殷实的家庭、弃 置燕京大学所学之经济专业，投奔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他的革命生涯 实可称少年得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未届而立之年便官至新华社 国际部副主任，分管编辑供最高领导层阅读的《参考资料》（大参考） 和供普通党员干部消费的《参考消息》，还作为国际问题的高参策士、 经常接触上至周恩来总理之类的上层人物。李慎之所代表的一代左派 青年，热烈拥抱中国从威权主义社会到极权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国国

民党所建立起来的党国，是具有某些极权主义因素的威权主义政权。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极权主义社会图景比起威权主义社会来，感召 力和诱惑力要大得多。威权主义政权的鲜明特色是严重倚仗军警和传 统精英来巩固统治，这使它受到广大下层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疏远和憎 恶。相比之下，极权主义的魅力在于它巧妙地运动群众投身于波澜壮 阔的社会政治运动，并以这种特色的“参与民主”来争取和强化“群 众”的认同感；它的乌托邦图景以及对集体主义献身精神的高扬，也 可以满足很多人的方向感、使命感和崇高感；它将社会资源、权力和 荣誉的分配权垄断起来对积极分子的奖赏，也更加鼓舞人心。从政治 文明发展的角度说，从威权主义转向极权主义，当然是历史的倒退。 然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此有明确认识的人并不多。胡 适的亲国民党立场，在知识界广受诟病。左翼知识界倒也有储安平清 醒地提出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多和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 则是有和无的问题。[20]但这种政治敏感在左翼知识界属于凤毛麟 角。

李慎之在少年得志之后，接着是糊里糊涂地受到飞来之祸的严重 打击。因为工作关系，李慎之广泛接触有关苏共二十大所揭露出来的 斯大林问题和1956 年的波、匈事件的材料，引发他对共产党政权体 制的思考，得出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总根源是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 民主制度。并且，他当时还受到内部传出的毛泽东批评新中国的“愚 民政策”和“专制主义”的激发，遂在1956 年的鸣放运动中倡议“大

民主”，要求“建立宪法法院”、“还政于民”、“开放新闻自由”等。 结果因言罹祸，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不过，与千千 万万具有相同经历的同胞们一样，李慎之并没有因此而迁怒于党和毛 泽东，而是深挖自己的思想毒根，认为自己确有过失，冤枉之处只是 党没有充分体察自己的一份好意和一番苦心，而且处罚太重。实际上， 当年受党国打击的“右派”绝大多数人都是假右派，他们并不真的具 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水平、并不具有自由主义民主思想。 他们有的只是对党国社会主义的真诚，在备受打击之后也只是感到个 人受到冤枉，并不换来认清党国体制反自由、反民主的本质这样的觉 悟。李慎之比广大右派同类更高之处是他在六十年代就明白了真理在 他手中、以当右派为荣。但他在经受了反右的打击之后也失去了挑战 党国的少年之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噤若寒蝉”。而且，他在这一 时期似乎还未完全认清“新民主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反 民主本质。他2000 年10 月给舒芜的信中说：“前两年读了陈独秀在 一九四二年逝世前的言论，我更是恍然大悟，根本没有什么资产阶级 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不同，也没有什么旧民主与新民主的不同，民 主就是民主。”[21] 这似乎可以证明他的思想飞跃发生于1997-1998 年。他的自由主义言论也正是始于1997 年评论顾准的文章。

李慎之的觉悟还有待于他所遭受的再一次打击和磨难。李慎之于 1973 年由周恩来点名从干校解放，重回北京新华社工作。接着又重 新受到“重用”：1979 年以外交顾问身份陪新主邓小平出访美国，1982

奉命参与中共十二大文件的起草，1985 年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 长，成为副部级高干。似乎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他与这一时期的“资 产阶级自由化”保持着距离。直到1989 年他才公开表示对民主运动 的支持，在六四事件后不愿再次低头认错、“不愿在刺刀下做官”，因 而第二次罹难，遭撤职查办之灾。再加上当年苏联东欧剧变等一系列 事件，才使他对共产主义制度真正怀疑起来，达到对专制主义的大彻 大悟，在思想和行动上告别党国体制，并终于在九十年代公开改宗自 由主义。的确，要从禁锢了几十年的思想中走出、并毅然拥抱自由主 义新信仰，对中共领导层来说，确是万分艰难。原因就在于，绝大部 分人不是为权力所害，就是为惰力所害。为权力所害者，由“屁股决 定脑袋”，无论如何“觉今是而昨非”，只因为屁股所坐的权位而无愿 转变；为惰力所害者，则是在共产主义理想破灭之后，便再也无力燃 起理想的火花，得过且过地颐享天年，期待“天然之力”将中国推向 前进，或无奈地滑入再无崇高信念的犬儒主义泥潭。[22] 中共领导人 要在晚年完成从马克思主义者向自由主义者转变，需要“虽千万人吾 往矣”的那种剑胆侠骨，需要对自由主义的真知灼见，也需要对马克 思主义的大彻大悟。即便是那些克服权力障碍与惰力障碍而继续拼搏 者，也往往未能洞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缺陷、并转而求取自 由主义的药方。

李慎之在完成向自由主义者的转变之后，在上文谈到的党内民主 派具体标志的三个方面，都有非常突出的成就。其一是从党内公开打

出自由主义这面大旗、向共产党人指明了彻底转变为自由主义者的出 路。遭受1989 年那场打击，中共党内民主派已溃不成军，公开为中 国争自由民主的旗帜转到了党外民主派的手中。李慎之没有与党外民 主派结盟，而是承接陈独秀、顾准的中共党内自由民主思想谱系，这 既是李慎之自身的思想发展逻辑使然，同时也表明他的首要目标是要 引导中共同仁向自由主义者转变。1998 年李慎之这位亲身体验了共 产主义革命的喜悦、折腾、痛苦和绝望的革命老人写下了这些文字： “世界经过工业化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 来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 是最好的、最具善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 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 世界造福争光！”[23] 这显然是向中共同仁发出的自由主义宣言。

李慎之的思想拓进到这个层面，使他与党内半民主派同行区别开 来。当笔者亲口问及处于他那个层面的同辈人有多少人是自由主义同 道时，他以拇指对胸，半是自豪、半是叹息地作答：“余一人也”。[24] 六四事件之前，中共党内已有一批具有某些自由思想和价值观并在不 同程度上试图参照自由主义的理论和价值来改革政治体制的人物。中 共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是因为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 而被解除职务的；刘宾雁、王若望、王若水、吴祖光、方励之等人是 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被开除出党，天安门事件中因为“资产

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和行动而被清算和整肃的各级党政干部则更多。 不过，这些人不但没有彻底摆脱马列主义的框架，没有放弃他们的马 克思主义信仰而改宗自由主义，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体制内改革”。 他们真心向往自由民主主义，但其心智尚不能摆脱马列主义意识形态 的樊篱，梦里不知身是客，反而为中共领袖及绝大多数党徒“误解” 马、恩关于民主自由的微言大义良言美意而无限烦恼。

李慎之的部级高干知音如李锐、李昌、李普、朱厚泽、于光远、 胡绩伟、王若水等都有这种烦恼。六四之后的李锐和王若水在这方面 很有代表性。李锐不断地清算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无懈地要求系统和 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党的民主化”和“国家民主化” ， 但他依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25] 李锐在很多场合都盛赞王若水是当代中国最有水平的理论家。王若水 醉心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的批判与清 算，对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弊端进行透彻的分析，可算是在这 部分人中间在理论上走得最远的人。但是，他仍然停留在马克思主义 人道主义的框子里，没有迈出步子去皈依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马克 思主义是一种有力的批判武器，它可以非常深刻地揭示和批判资本主 义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和共产党人所建立起来的党国社会主义的权 力异化。但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据以对这两种社会进行批判 的最高理念是人类“类本质”的实现和作为整体的人类的解放。王若 水仍然看不到党国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改造现实人性的企图、实现

人的“类本质”的野心、以及作为整体的人类解放的乌托邦之间的逻 辑关系，因而总是抱怨掌握国家权力的各国共产党人无一例外地背叛 了马、恩老祖宗的教示和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思想停留在二 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共产主义者”和苏联东欧早期持不同政见 者的水平上。他以“权力异化”理论来批判共产党政权的变质，有其 现实力度和一定的理论深度。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马克思更加关注 的是克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而且迷信“无产阶级”的 政治去克服这种异化，从而种下后来党国权力异化的毒根。王若水为 马克思早年对人的关注所吸引，并为马克思颂扬“个人解放”的个别 模糊论断所困惑，没有看到马克思在人性观上的根本迷误。

马克思确实非常关注“人道”、“人性”和“人的自由”。但是， 马克思的“人性”观是顺着卢梭的人类“总体意志”套路走下来的。 在马克思那里，体现在各个人类个体身上的自然人性不代表人的“类 本性”、而且低于人的“类本性”。马克思抹杀社会个体的主体性地位 和个体多样性选择的内在价值，竭力揭露自由主义尊重“自然人性” 的“资产阶级虚伪性”，断言“自然人性”是虚妄的，所体现的只是 受私有制腐蚀之后的不良欲望，因而必须加以改造。而且，只有消灭 了万恶的私有制，这种改造才能获得成功。到了那时，人类亮丽的“类 本性”才能展现出来。为了实现人类的“类本性”，也就是整体人类 的解放，就必须对现实的人性进行改造、牺牲广大人类个体的自由也 在所不惜。正是这样一种人性观和人性设计，构成为专制主义提供理

论基础的潜能。即便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每个人的自 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所说的自由也不是个人受法 律保护而免于政府压迫的自由权利，而是生活在消灭了国家政府和劳 动分工之后，生活于“共同体”内的人们“全面发展”的自由。按照 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具体描述，全面自由发展的人们能够“上 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放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一种高调的 自由，当然值得羡慕，特别是在那些已经实现了基本政治自由的地方。 马克思及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迷误，在于以高调的“全面发展” 自由来贬低和否定政治自由的价值。在他们看来，与“全面发展”的 自由相比，在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中所实现的政治自由显得微不足道， 信仰自由只不过是让人接受宗教奴役、思想自由只不过是让人传播异 端邪说，如此等等。

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包括整体主义的世界观、经济本位 思想、历史决定论、阶级分析方法、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和共产主义 理想。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充其量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 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共产党国家的实践都出现问题、带来灾难， 足以说明这种社会理论本身有问题，无论是它对社会的诊断还是所开 的药方。马克思的根本迷误就在于偏离了现代自由主义的根本立场： 社会个体在道德、社会和本体意义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偏离了这 一立场，马克思便陷入了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诸如既谈论人的“自 由”又强调“必然规律”、既向往自下而上的“解放”又推崇自上而

下的“计划”，等等。

李慎之的第二个贡献是以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来批判“中国专制 主义”。李慎之曾借哈维尔之口批判当代中国的后极权主义现实，控 诉“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 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 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26]但是，李慎之毕竟并不熟悉极权主义 的分析框架，在中国那种语境下也没有机会采用极权主义的分析框架 来进行现实批判。因而，李慎之将批判的矛头集中于“中国专制主义”。 有过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有过八十年代的“反封建”，有人可能会 觉得李慎之反“中国专制主义”是老生常谈、甚至于是反错对象。孤 立地看李慎之反“中国专制主义”的一些文字，确实会得出这种印象。 但是，李慎之反“中国专制主义”至少有两层新意。其一，他突破了 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框架，明确采取了自由主义的理论立场。他在历史 观上彻底摆脱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人类社会五个发展阶段论， 认定中国最迟从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起便已进入“皇权专制主义”社会。 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不是经济决定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是专制主义的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决定经济制度，特别是长期有效地封杀新的经济 因素和新的理念的成长。而且，长期的“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使中国 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深到不易认识清楚，深到不 能真的触动的程度”，因而即使形式上的帝制被葬进了历史的坟墓， 专制主义的传统仍然变相延续下来。[27]他所开出的是自由主义的救

治之方：“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年来 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28] 其二，李慎 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打出反“中国专制主义”的旗帜，有力地回 击了新保守主义的逆流。根源于中国自由主义民主运动的严重挫折和 民族主义在多种复合因素刺激下的飙升，新保守主义的逆流在九十年 代可谓恶浪滔天，遍地都是“新儒家”，就连李慎之都差点自乱方寸， 戏称“半个新儒家”。但他很快就明白了文化保守主义的陷阱，看清 了专制主义势力假借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来巩固其统治的用心。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灿烂的优秀文化，而且中华民族在当代又是民族 自尊心很容易受伤害的民族，因而中国自由主义者对传统的批判一再 引火烧身。李慎之对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明确区分，有助于中国人 既毫无留情地批判专制主义的传统、又能保持对中国优秀文化的热爱 和继承。因为，按李慎之的说法，“传统文化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形形 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但它又是一个变化的、包容的、吸收的 概念。..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应该是中 国人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29] 有了这 种区分，中国人对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批判，就不妨碍他们对唐诗宋 词、人格修养等优秀文化的继承。

李慎之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显然使他对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比 马克思主义同行赢得更多的读者。胡绩伟1995 写的新年感言，对人 生的感悟及对共产主义专制政权的批判，都与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

十年》可谓伯仲之间。胡文之影响远远不及李文，个中原由就在于胡 绩伟还没转变到自由主义的立场。胡绩伟在文章中说他自己是“醒时 老，老时醒”。[30] 实际上他也并没有全醒。因为，他“还是信仰马 克思主义”，依然相信当年中共所提倡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 没有遭到背叛就可以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他没有认识到以马克思 主义的阶级理论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只能通向一党专政、 而不可能通向真正意义上的民主。[31]

李慎之的第三个贡献是试图调动中共党内的一切资源重新开启 六四之后被搁置起来的中国民主化政治改革。秦晖特别强调“自由主 义实践”的意义，指出在自由秩序尚未建立的中国，一个人不仅要维 护自己的自由、尊重他人的自由，而且还要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才 够资格称为自由主义者。[32] 他不将钱钟书、陈寅恪等人视为自由主 义者，有失苛刻。但他不以独善其身为然，强调与专制制度的斗争， 凸显储安平、李慎之等人的意义，良有以哉。受惠于中国的专制主义 传统和天道合法观、受惠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的改 善、受惠于民族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大行其道，中共度过了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危机，将民主运动压入低谷，使整个社会在后 极权主义社会秩序下陷入政治上的绝望和生活上的物欲横流。当众多 识时务的当权者们背叛了自己的理想而心安理得当新权贵，或者在经 历种种磨难之后知趣地按灭了心中的理想之光，李慎之晚年犹作少年 狂，重新点燃造福人类的理想之炬、揭橥自由主义的旗帜向专制主义

宣战，震聋发聩，其理论见识和道德都很值得称道。结束极权或后极 权主义统治、拥抱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文明，不是胸无大志的平庸之 辈可以担当的事业。这样的事业需要无数胆识过人的勇士。

不过，国内自由主义者及其他人士广泛认同李慎之，也就意味着 他们对积“一点一滴”的改良以预备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这样一种发展 途经还没有完全绝望。李慎之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力启党员同仁之蒙， 致力于从内部说服中共同仁担负起政治民主化的重任，甚至于念念不 忘打动“核心”，可谓用心良苦。[33]应该说，中共早就是一个人各 有志、同床易梦的复合体。当今维系中共上层的“共识”，与其说是 共同信仰，毋宁说是对同归于尽的恐惧和得过且过的惰性。李慎之力 图向中共党指明，民主化政治改革可以理解中共引刀自宫，但这是中 共、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获得新生成本最小的选择。中共的法制建设和 对制度化程序化的强调、政企分开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改变、基层民 主和干部竞争上岗的尝试，虽然不能替代建立现代多党政治和民主宪 政的整体性突破（Breakthrough）,但也都是有助于这种突破的有益之 举。只要中共没有完全彻底地关闭政治改革的大门，通过自上而下的 改革走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文明的希望就没有破灭，就值得中国自由主 义者去奋力争取。李慎之以当代中共先知的身份向中共党徒们指明： “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 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34] 中共或许还有跟 随世界潮流前进的勇气。

注释：

 [1] “民主派”和“自由派”都是约定俗成的概念，两者可以 互换。但是，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应该使用“自由民主派(liberal democrat)” 这一概念。时下国内那些被称为“自由派”的那些人物， 确切的称谓应该是“自由民主派”。他们区别于其它学术和政治派别 的本质特征，并不是私有化、市场化等等自由主义的主张，而是进一 步深化政治改革以实现政治上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 [2] 论述极权主义的先驱性着作有 Sigmund Neumann, Permanent Revolution: Totalitarianism in the Age of International Civil War, New York: Harper, 1942;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nrt, Brace, 1951; Carl J. Friedrich, ed.,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54; and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这一时期批判极权主义统治的重要着作还包括

Friedrich v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and 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5.

 [3] 关于共产党国家的利益集团研究，参阅Skilling, H. Gordon, ‘Interest Groups and Communist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18:3 (April 1966)；

‘Interest Groups and Communist Politics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36:1 (October 1983).

 [4]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0-52. 林兹和史蒂番在书中列出详细表格来对照这五种政权形态的 本质特征，令人一目了然。他们还分析了这五大政权形态内部进一步 细分的次类政权形态 (regime sub-types) 。华文世界较早使用极权主义 分析框架探讨中国现实的有仲维光、徐贲等人，参阅丘岳首的论文《后 极权中国社会与李慎之现象》。

 [5] 弗里德里克和布热津斯基认为极权主义不是一种单一现 象，而是一种复合症，并且认为“极权主义复合症”（ “Syndrome of Totalitarianism”）有六种并发的症侯：一个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 A Totalist Ideology）；一个效忠于这一意识形态并通常实行领袖独裁的 一党专政；全面发展的恐怖主义警察（ Terrorist Police）；对大众传 媒的垄断；对武器的垄断；以及对所有社会组织的垄断性控制，包括 以中央计划经济的方式对经济组织的控制。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New

York: Praeger, 1965. See also Carl J. Friedrich , “The evolv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in Carl J. Friedrich, et al, eds.,

 Totalitarianism in perspective: Three Views, New York: Praeger, 1969.

 [6] 参阅F. Furet, 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180-181.

 [7]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51; Vladimir Shlapentokh, A Normal Totalitarian Society: How the Soviet Union Functioned and How It Collapsed,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1, p.11. [8] 关于单位制度，参阅 Xiaobo Lu and Elizabet Perry, eds.,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李路路、李韩林：《中国的单位制度：资源、权利与交换》，杭 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关于户口制度，参阅Tiejun Cheng and Mark

 Selden, ‘The Origin and Social Consequence of China’s Hukou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9 (September 1994) ；

殷志静、郁奇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1996。

 [9]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4-45. 有不少人将前苏联和东欧那些经历了民主化变革的国家都称 为后极权社会，不足为训。

[10] 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15.

 [11] 关于民主制度的内部分类，参阅Arendt Lijphart,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entu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2] 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在历尽沧桑之后对此有痛切的认识，参 阅陈独秀：《给连根的信》（1940 年7 月31 日）和《我的根本意见》 （1940 年11 月28 日），见《陈独秀着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13] 唯有以已经取得的自由主义民主成果为前提条件的社会 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 ，才有资格超越(Transcend) 自由主义民 主。 [14]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人民出版 社1972 年版，第3 卷，第617-709 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 有“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概念，似乎不可一概否定。“自由主义民主” 的指涉对象主要是政治领域，如果在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将民主扩 大到社会经济领域，当然是民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社会民 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 或“议会社会主义” （ Parliamentary

Socialism）的基本路数。但是，在共产党国家里作为“无产阶级民主” 的同义词使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则是一个骗局与陷阱。

 [15] 如条件允许，本该进行量化研究，以确定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实 力和成长过程。顾名思义，似乎须有一群人方可称派。但是，在日常 用语中当我们指称“某某是民主派”，说的是某个人而非一个群体， 一人也可成派。从个体的角度去理解中共党内民主派，更加符合现实。 作为近乎疯狂地强调统一与集中的列宁主义政党，中共不允许任何派 别公开合法存在。中共党内民主派人数应当不少，但他们只能若即若 离、各自为政。就胡耀邦和赵紫阳两系人马的关系而言，他们甚至不 能在关键时刻援手相助。

 [16] 杨继绳：《灿烂的夕阳》，《怀念李慎之》，上，189-203。 [17 曹长青《李慎之的三大贡献与三个局限》，仲维光《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 竟在哪里》

 [18] 对于曹长青、仲维光的质疑，朱学勤的《“常识”与“傲 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一文有很精彩的回 应，

 [19] 冯崇义：《李慎之：冲决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共党内自由派 领袖》

 [20] 储安平：《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客观》第4 期，1945 年 12 月1 日。 [21] 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 适和启蒙的信》，《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 社，2003 年版，第65 页。 [22] 对当前中国犬儒主义的分析，参阅胡平：《犬儒病：当代 中国的精神危机》，《北京之春》，1998 年3 月、四月、六月号。徐贲 《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二十一世纪》，2001 年六月号。 [23] 李慎之：《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栽刘军宁编《自由 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现代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4 -5 页。 [24]2003 年3 月16 日李慎之与笔者在北京的面谈。

 [25] 李锐要求系统的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见李锐：《迎 接新世纪要四讲》、《炎黄春秋》，1999 年第12 期；李锐：《关于我国 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炎黄春秋》，2003 年第1 期。 [26] 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期极权主义 时代的人生哲学（〈哈维尔文集〉序）》，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 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 年版，第151 页。 [27] 关于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社会形态的系统论述，见李慎 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太平洋学报》 2001 年第3 期，第3-15 页。 [28] 李慎之：《回到“五四”，重新启蒙》，李慎之：《风雨苍黄 五十年－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 年版，第15 页。 [29] 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 义》，《太平洋学报》， 2001 年第3 期，第3-15 页。 [30] 胡绩伟：《新春放言》，《北京之春》1996 年3 月号，总 34 期。 [31]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思想陷阱，参阅冯崇义： 《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国四十年代的宪政运动》，“现代中国与宪政”学 术讨论会，悉尼，2003 年1 月16-18 日。 [32] 秦晖：《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 [33] 参阅李慎之2001 年4 月6 日致李锐信，《怀念李慎之》， 北京2003 年版，第2 页。《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的中心用意也是教 训“核心”。 [34] 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李慎之：《风 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 年版，第13 页。

冯崇义 2013-08-22 15:3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