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孙子》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传统文人的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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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读《孙子》
《孙子》的读者很多，各种各样。读者不同，兴趣不同，读法也自然不同。军人有军人的读法，文人有文人的读法，其他人有其他人的读法，古今中外不一样。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读法。
这里做一点简单的介绍。

传统文人的读法
    兵书是什么人写的？主要是军人。但古代也有其他人写兵书，不一定全是职业军人。比如，《墨子》讲城守的各篇，还有《荀子》中的《议兵》，汉以来都认为是兵书，就不是军人写的。宋代的文人，也经常掺乎军事，有些作品，就是出自文人的笔下。文武有分工，其来尚矣，但自古军中就有文职，摇羽毛扇的军师谋士和带兵打仗的人不一样，张良、诸葛亮型的人，古人叫“画策臣”，现在叫参谋，他们都是很有知识的人，很会动脑筋的人。现代指挥人员，也是从军校毕业。兵书的作者还是要有点文化。它的读者，也有一些是文人，特别是关心军事的文人。
    文人读《孙子》，特点是咬文嚼字，一字一句，抠得细，讲解词义，分析内容，比军人强。他们喜欢读有注的《孙子》。比如，宋代的《十一家注孙子》，搜集历代注解，就是文人的读物。其中很多注，都是文人写的，或很有文化的人写的。旧注，唐四家的杜牧，宋四家的梅尧臣，都是有名的文人。
    文人谈兵，大家喜欢说“书生之见，纸上谈兵”，明清小说经常这么讲，意思是，文人不懂军事，只会说，不会干。这种说法，很明显是贬义，但它出现比较晚，明清以前，好像没有这种说法。什么叫“纸上谈兵”？大家举例，总是拿赵括当典型。司马迁说，赵括的爸爸赵奢是赵国的名将，秦国怕他。赵括从小读兵书，谈起军事，以为天下没人比得上他。他和他爸爸辩论，他爸爸都辩不过他。但他爸爸看得很清楚，兵事凶险，这小子太狂，把它看轻了，并不认为他真懂兵法。赵奢死后，秦国散布谣言，说我们最怕赵括子承父业当将军，使赵国上当。他妈妈劝赵王千万不要让他当将军，赵国的另一位大将廉颇也说，他是“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都不同意让他当将军，但赵王不听，结果就发生了秦军败赵于长平，40万人被活埋的惨剧（《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赵括光会读书，没有带兵和实战的经验，随便换人，随便改规矩，又不知道怎么应付战场上的千变万化，误不在书而在用。文人好读书，但照搬书本的，未必是文人。从早期制度看，肯定不是文人。赵括是世将，不是书生。文人，只要不心血来潮，投笔从戎，是插不上手，也负不起责的。魏源说，“今日动笑纸上谭兵，不知纸上之功，即有深浅，有一二分之见，有六七分之见，有十分之见”（《圣武记》卷十二）。兵书都是“纸上谈兵”（但赵括的时代还没有纸），有的写得好一点，有的写得差一点，关键是怎么用。书是书，用是用，不能混为一谈。
    文人谈兵，害国误国，也有。但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主要问题出在政治，出在政治上的瞎指挥。这种问题，宋以来最突出。
    宋代有意思。宋太祖出身军人，赳赳武夫，马上得天下，反而提倡偃武修文。他是有感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兵连祸结，对国家为害太大，才痛下决心，让笔杆子管枪杆子。以文制武，以文代武，就是当时的“政治挂帅”。明代，太监当政委，也是宋代就有的制度。文人不懂军事，但比军人懂政治。乱世靠军人，承平靠文人。承平之世，军队的作用是警察，分散各地，用于剿匪，维持治安，这是双刃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岳飞冤死风波亭，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历史遗产。宋代的安定团结是获福于此，屡战屡败也是埋祸于此。问题最大是中御之患。宋代猜忌武人，监视武人，什么都不放心，临阵才授锦囊妙计和阵图，能不打败仗？
    宋代，朝廷重视军事，是被逼无奈。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从此边患无穷，才出现“士大夫人人言兵”的局面，宋代注解《孙子》的，很多都是那时的文臣（《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庆历三年（1043年），立武学，刻《武经总要》，也是针对边患。立武学属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当时，文臣捣乱，说学学古名将就得了，何必读兵书，故武学三个月就被撤销。《武经总要》是曾公亮和丁度编的，他们也是文臣。
    宋神宗于熙宁五年（1072年）再立武学，是第二遍。《武经七书》就是武学的教本。宋神宗元丰三年到六年（1080—1083年），朱服、何去非奉命校刻《武经七书》，他们也是文臣。当时，武学归国子监管。朱服是国子司业，相当于今教育部的副部长。何去非是武学博士，相当于今军事科学院的教授。何去非写《何博士备论》，是讲当时的“政治挂帅”，深得苏轼赏识，但他并不安于本职工作，两次请苏轼上书，推荐他转文职。宋以来，文人在武人之上，武举和文举没法比。文人谈兵，注重治兵，讲来讲去，无非是士兵要听将领的话，将领要听天子的话，一切命令听指挥。当时，刻《武经》，立武举，是模仿读书人。但骂《孙子》无用、兵书无用的也是读书人。军人不读书是不行了，但兵书和打仗脱节是大问题。打仗是一回事，武器、制度、训练，是新一套；读书是又一回事，完全是古典。真的打起来，大主意是皇上和皇上身边的人拿，没人管兵书怎么讲。当时打败仗，责任在皇上和文臣，不在军人。苏洵讲治兵，说带兵打仗有什么难，不过如“贱丈夫”管下人、丫环、小老婆（《嘉佑集》），苏轼讥评孙武，也说“天子之兵，天下之势，武未及也”（《苏轼集》卷四二《孙武论下》），都说丘八不懂政治。但政治是文人搞坏的。
    文人批评武人，喜欢拿三代王者之兵、春秋霸者之兵压战国兵家，拿《司马法》压《孙子兵法》。这是典型的宋代偏见。后世怀疑《孙子》，这类批评是源头。
    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有所谓熙宁新政，立武学，刻武经，都在这一段。苏洵、苏轼和何去非，都属于反对派。他们的议论，他们的怀疑，可能和政治斗争有关。背景复杂，值得研究。
    这是历史上的情况。
    下面，我再讲一下现在的风气，看看我们现在是怎么读《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