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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三个会议一部书轰起来的农业合作化高潮
1955 年3 月上旬，毛泽东回到北京，找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邓子恢、陈伯达、廖
鲁言、杜润生汇报工作。毛泽东肯定了他离京期间刘少奇、周恩来为缓解的农村紧张局
势所发出的文件和所采取的措施。对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他说：“方针是三字经，叫
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当场共同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
要停止发展；其它地区（迟解放的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后来毛泽东又单独约见邓子
恢，提出：“全国合作化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每个五年计划完成三分之一，15 年在全国
完成合作化。”
4 月20 日至5 月7 日，邓子恢主持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的上
述指示；在5 月6 日的总结中分析了农村出现紧张形势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他说：
（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私商改造）这三种都是造成紧张的带根本性的因素，同
意同志们的意见。当然应该承认，合作化是最根本的。。。。。。在去年12 月以前，那时我
也感到粮食问题压到我们身上，但是去年12 月以后，今年1 月以来，我越看越感到合作
化是主要的。我们这里有好几个人回家的，没有合作化的那些地方牲口都很好，没有什
么乱子，那些地方也有统购统销，就是没有合作化，一个合作社也没有，所以那些地方
有牲口的就不那样恐慌，这是很明确的。当然，牲口大批的杀卖也与粮食统购统销有关，
不是没有关，但合作化是最根本的。
邓子恢强调反冒进，推出“冒进现象不是全国性的，比较多一点是少数省份。。。。。
比如浙江、山东、河北、安徽”。“但是我感觉干部中的冒进情绪是带普遍性的。这种冒
进情绪如果不讲清楚，如果不克服，他将来还要冒进，今年不冒进，明年冒进。”冒进的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对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对农民的小生产的本质认识不
足。。。。。有些地方农民觉悟是有高涨，比如社办得好的地方，老社有基础，互助组有基
础，互助组办得比较多，比较好，社会主义旗帜在那些地方有个榜样，那些地方农民的
觉悟当然就有高涨了，这个不可否认。但是你说的那个普遍高涨，普遍的高涨，没有看
到不平衡，这样也是不对的，这只看到了它的表面，没有看到它的本质；只看到表面现
象，没有看到它的内心。把这个高潮估计过高，把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这是
主观主义的，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
从本质上看，就是不看究竟办好了多少社，互助组究竟办得怎样，合作社办得怎样，已
经有多少合作社摆在那里，不是从这个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光看他的表面：高高兴兴，
双手举起来，甚至哭哭啼啼地要求入社，你就认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这样看
会使我们犯错误的，就助长了干部的冒进情绪。
第二个原因，对合作化是改变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最深刻的阶级斗争这

一点认识不足因而对把合作社办好，对增产的艰巨性认识不足。。。。。。真正使合作社增产，
那是很费劲的，除非天老爷保佑他。认为只要插上社会主义旗帜就增产了，那就不是唯
物论。要把合作社办好，真正增产，内部团结好，样样上轨道，样样制度化，不是那么
容易的事。
对今后的方针，邓子恢宣布了四条：
1、 要求一般停止发展。原来我们说今年秋天就停下来，以后主席说，干脆就停
止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
2、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老社10 万个，新社50 万个都要巩固。
3、少数的省是要适当的收缩。丢掉一些包袱，不是消极的退却，而是为了更好
地前进，更好地巩固。
4、把互助组办好，整顿好，照顾个体农民，这就是为了搞好生产，为了将来合
作社的再发展。
邓子恢在北京正在贯彻毛泽东关于停止发展一年半的指示，到了上海的毛泽东，思
想已经起了变化。中共高层干部中承欢媚上之徒，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是个代表人物。
他摸清了毛泽东好大喜功急于实现合作化的心理，对毛说：“党内有30%的高中级干部和
基层干部反映中农的情绪，不赞成搞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改变了
他十几天前与其他中央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改变了三个五年计划实现全国合作化，每年
“化”三分之一的比较稳健的计划。
毛泽东急急忙忙回到北京，5 月5 日在颐年堂召见邓子恢，开门见山提出“1957 年
‘化’个40%，可不可以？”
邓子恢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毛泽东说：“不要重犯1953 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做检讨。”
5 月17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华东区、中南区和河北、天津、北京等15 个省市委书
记会议。毛对他提出的三字经“停、缩、发”作了新的解释，主要强调“发”。说在合作
化问题上，有种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
6 月14 日，中央政治局听取了农村工作部的汇报，批准了1956 年在现有65 万个社
的基础上发展到100 万个的计划。因为毛泽东在外地，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刘少奇说“明
年发展到100 万，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刘
少奇主持的这次会议，是紧跟毛主席的思想变化，由“停”而“发”的一次会议。
不料还是没有跟上毛主席的天马行空的变化。六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又找邓
子恢，他认为政治局会议定的到明年春天发展到100 万个太消极，提出要翻一番，65 万
个翻一番就是130 万个。邓子恢建议还是100 万个，不要变动了。讲了六条理由：（1）
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2）现有的65 万个社存在的问题很多，巩固
任务相当繁重；（3）地区之间群众觉悟水平不同；（4）干部的领导经验尚待积累；（5）
会计的培养训练颇费事；（6）苏联和匈牙利农业合作化过程的教训应加注意。谈话间邓
子恢犯上，与毛泽东发生了争吵。

7 月11 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见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并要谭震林也
参加，这是准备用谭震林代替邓子恢抓农业。一见面毛泽东就重申了自己的一番意见，
批评邓子恢；邓仍然坚持自己意见。毛泽东不悦，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谈话持
续了5 个多小时。邓子恢犯颜直谏，一片忠心，可惜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理解。
7 月18 日，毛泽东给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写一便条：“请将上次农村工作会
议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为盼。”毛要的是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
会议文件，据以做靶子，着手撰写《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重炮猛轰邓子恢。这件事情，
是对邓子恢，也是对刘少奇。发展100 万个社是6 月14 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定的，
毛要邓子恢加码到130 万个，邓硬是不同意，毛认为不仅是30 万个社的问题，是他能不
能左右政治局的问题，是邓子恢跟刘不跟毛的问题，是谁代表党中央的问题。毛泽东超
越于政治局之上的权威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他所谓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
是个以退为进的策略，中央政治局除他以外的多数定下来的事，要经过他点头认可才算
数，这不是政治局与主席的关系，这是军机处与皇帝的关系。
1955 年7 月31 日，毛泽东绕开政治局和书记处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所谓“绕开”就是说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对毛泽东在这个
会上要讲什么事先并不知道，他们是和省委书记们一起聆听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
题》的报告的。只听毛泽东说：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高潮就要到来。我们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
摇西掇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
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
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通观毛泽东这篇演说，高屋建瓴，头头是道，把个邓子恢和主张稳步发展合作社的
干部批得抬不起头来。从形式逻辑来看，毛泽东的推理是严密的，环环相扣，无懈可击。
但这一番大议论的前提是农民到底有没有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这是通篇立论的基础。
毛泽东说有，很大，而且是高潮，这种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邓
子恢认为：“把这个高潮估计过高，把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这是主观主义的，
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实事求是的。”毛泽东认为这种不同的认识，“表现了两条
路线的分歧。”
毛泽东是以救世主的慈悲心肠认识问题的。他充满感情地说：“许多贫农，则因为生
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
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
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
他们解决困难。”
被贫苦农民称颂为“大救星”的毛泽东，领导农民分了地，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
其中85%左右的人经过三四年的劳动发展，上升到中农的地位；还有一些人家很快享用
完了土改的胜利果实，重新陷入了贫困，究其原因或由于主要劳动力有病或死亡，或由
于不会经营，或由于好吃懒做等等。毛泽东关心这些贫困户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怎么
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办法是政府出钱来救济这些人，但毛泽东领导下的政府百废待兴，

拿不出钱来；再一个办法是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农民组织在一起解决富帮穷的问题，
避免有些人发家，有些人卖地。如果这样做能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政府从农民手里拿
到更多的粮食去发展工业，这是解决五亿农民问题的最佳方案，毛泽东对此充满了先知
先觉的自信。
在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后，各省、市、自治区闻风而动，开
展了批判“小脚女人”的反右倾斗争。
1955 年10 月4 日至11 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六中（扩大）全会。陈伯达代表中央
政治局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毛泽东以《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
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为主题作会议总结，又有惊人之论，他说：
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
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事。我们的目的就是
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从毛泽东的这一番宏论来看，他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小生产，都是
作为政治概念来看待的。
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东西同时还是个经济概念，是个生产力的概念。毛
泽东既把这些东西看作是政治观念，他消灭这些东西的手段也是政治手段，即在他权力
所及的范围内，运用政权的力量，发动和领导群众来消灭资本主义和小生产。作为代表
一定生产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和小生产，如果不是用经济手段，即创造更高的生产率的
生产方式来代替他们，而用政治手段—政府领导的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消灭它们，那必然
会流于荒谬。但毛泽东竟认为只要不是“太仁慈”，只要“良心少一点”就可以办到，这
里确实表现了毛泽东对经济理论的惊人无知。他的鲁莽灭烈的改造中国的计划—消灭资
本主义和小生产的计划，最后弄得一塌糊涂，一片混乱，绝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在总结时心里有些不踏实，自问自答地说：“会不会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
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
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他要求各级干部一定要坚决贯彻他的路线。“在今后五个月之内，省一级，地区一级，
县一级，区一级，乡一级，这五级的主要干部，首先是书记副书记，务必要钻到合作社
问题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种问题。。。。。如果老是钻不进去那怎么办呢？就应当改换
工作。”这里“改换工作”是撤职罢官的客气说法。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之后，各地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小脚女人”，成为时尚。
各级干部承受了巨大压力。本来毛泽东给共产党的干部定了一条规矩：对党的领导机关
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的一致性，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这是毛泽东得民心、得天下的
一个法宝。这个规矩一破，党风整个就变坏了。从开展合作化运动以来，对上级负责和
对人民负责不一致的情况，甚至截然对立的情况，越来越多。你要坚持对人民群众负责，
就要准备当“小脚女人”，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就要准备撤职丢官。你要跟上上级精神，

跟上毛泽东的路线，就要昧着良心说瞎话，报假情况，对下级，对群众，强迫命令，不
择手段，按上级要求的数字，完成发展指标；你要想有突出政绩，比别的乡、别的区、
别的县、别的地区、别的省市自治区发展得快，发展得多，就要完全不讲良心，不顾群
众死活，吹牛造假，瞒天过海，无所不用其极。反正毛主席说了，不讲仁慈，不讲良心，
才是马克思主义。各级干部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和抉择之后，大多数跟上来了，决
心只能顾一头，顾上头。少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要讲良心，讲党性，对群众下不了狠
手的干部，就当了“小脚女人”，被淘汰了。1955 年10 月，山西、浙江、广西、四川、
广东五个省（自治区）的党委向中共中央送来报告，大讲本省农村“社会主义积极性空
前高涨”，证明毛泽东的预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确实已经到来了。
毛泽东认为中央农村工作部是“促退部”，下令各省关于农村合作化的文件电报，直
接送他处理。他通过写批语，树“先进”的办法，选择一些报告转发全党，无形中造成
了各省在做法和指标上互相攀比的形势。8 月31 日毛泽东在批发安徽省委的报告时写道：
“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
要的。”因为安徽省委承认本地区有“小脚女人”，用斗争“小脚女人”的办法，解决干
部中的“右倾思想”，促进本省的农业合作化高潮。
呼风唤雨，造成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不是广大农民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
是广大干部不讲“仁慈”，不讲“良心”，强迫命令造成的；是“三个会议一部书”改变
了干部思想作风一哄而起的。三个会议就是1955 年5 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15 个省市
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7 月31 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全体省市自治
区党委书记会议和毛泽东主持并作结论的七届六中全会，一部书就是毛泽东亲自选编并
作序言的《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这部书选了176 篇材料，90 多万字，发行152
万册，当然是公家印，公家买。毛泽东在谈到这部书时不无得意地说：“我用了11 天功
夫，看了120 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还走得宽，
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这就是声明，他说：高潮来了是有根据的，是唯物论，不
是胡思乱想。这就增加了他的结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但他这一次调查研究，与井冈山
时代对长冈乡和才溪乡的调查研究有根本的不同。那时他像穷教书先生一样，亲自深入
到农民家庭中去，农民和他没有一点隔阂，无拘无束地谈自己的境况，毛泽东口问手写，
整理成篇。这些成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组织发动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实行农村包
围城市的革命路线的最可靠的理论基础。现在不同了。他是国家元首，是主席。在农民
心目中，主席和总统、皇帝是一个概念。而毛泽东又给农民分了土地，使他们得到了翻
身解放，因此毛泽东在广大贫苦农民心目中又是大救星，有一种半人半神的神秘和敬畏
感。他一出现在群众中，就是山呼海啸的一片“万岁”声，他再也无法接近群众，无法
接近农民了。有时他要“抗议”，一定要见群众，也能见到。但那是在省、地、县各级领
导的陪同下，在从中央公安部到省公安厅到县公安局的秘密保卫下，见什么人，在哪里
见，被召见的人要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都在事先导演排练好了，毛泽东很难知道群
众在想什么，很难知道农民的真正忧虑和渴望。这是毛泽东的悲剧。在中国这样的体制
下，国家领导人下去视察是很难看到真实情况的。所以古代有作为的皇帝讲究“私访”，
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照片，群众不知道皇帝长得什么样，“真龙天子”青衣小帽出现在市
尘酒肆之间，很能看到和听到一些真实的民间疾苦。毛泽东既无法真正向农民作第一手
的调查，就只能依靠各省送上来的报告。在报忧得忧，报喜得喜的情况下，各省的第一
书记要摸准毛泽东的意向，才敢向中南海报材料。于是，省委对地委，地委对县委，县
委对区委，区委对乡委，乡委对村支部，一级对一级，对材料的观点和导向是非常明确

的。既然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说了实话，碰了那么大的钉子，当了
“小脚女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谁还敢再讲实话呢？于是迎合毛泽东的“高潮”
说，从各个角度反映农村确实出现了社会主义高潮，反映农民确实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积极性”，反映合作化比单干确实有“增产”的优越性的典型材料，经各级文章圣手层
层编造、层层修改、层层把关、层层拔高，最后送进了中南海，毛泽东看到的就是这些
东西，他据以判断“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
将到来”的理论基础，就是这些东西。
毛泽东在 1951 年12 月27 日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
1955 年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多万农户中，到
现在—1955 年12 月下旬—已经有60%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
加入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1955 年7 月31 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
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1690 万户，几个月的时间，就有五千几百
万户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 年一个
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
1959 年，或者1960 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
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前一些
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
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
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在这种氛围下，各省不断加码，悄悄修改自己的指标，以免成为落后的典型。所以，
实际运动的发展，又比各省报的发展规划快得多。到1956 年11 月底，全国农村实现了
合作化。共建农业生产合作社764000 多个，入社农户1674 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6.1%。
由于毛泽东在《高潮》一书中对北京郊区白盆窑农业社由互助组直接升入高级社加以肯
定，各地立即掀起了“一步登天”办高级社的高潮；由于毛泽东肯定了浙江省慈溪县岐
山乡办大社的做法，一乡一社，几乡一社的大社也多了起来。到合作化完成时，高级社
占全国总农户数的83%，达488500 个，入社农户超出一亿户，平均每社206 户。
于是，奇迹出现了：原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15 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农业社会主义
改造—由个体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转换，在短短四年时间就宣告完成了。
就在毛泽东期望农业合作化带来农业生产大发展的时候，“不识时务”的忠臣邓子恢
又给毛泽东送去了坏消息。1956 年12 月6 日邓子恢在一份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简报上说：
“最近在电话中与辽宁、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等八个省委农村
工作部作了联系。。。。。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出现了社员退
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摇想退社的户，所占比
例要大一点。浙江的宁波专区，已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的5%，想退社的占20%左右。广
东全省已退社的约7 万户，占社员户数1%，并已有102 个社垮了台。辽宁省今年是丰收
的，也发生社员退社的现象。”退社的主要原因“大多数是因为减少收入而引起的。各省
一般就有10-20%的社员减少收入。减少收入较多的户，多半是富裕中农、小商贩、有技
术的手工工人等，积极想出去单干；减少收入不多的户，情绪也有些动摇。”

接着河南省委于 12 月21 日报告：“临汝县汝南原十区一带，曾经一度发生所谓‘闹
社’。其规模涉及13 个乡，67 个自然村，35 个合作社，84 个生产队，共包括3 万人口的
地区。。。。。。严重的地方，发生打骂干部，甚至私自改选干部和人民代表，个别社抢分公
粮，最后闹分社、退社。”
12 月24 日毛泽东又接到广东省委的报告：“据最近到省人民委员会请求退社较严重
的中山县南头区调查统计，全区增收的户5164 户，占54%；保产保收的2431 户，占25.5%；
减收户1767 户，占20.4%。在减收的农户中多数是上中农。如中山永宁洪水村一户老中
农邓丙业，入社前每年纯收入1750 元，入社后只得600 元；九州基老中农刘旺兴，入社
前纯收入650 元，入社后只得180 元。上中农认为：合作社富养穷，强养弱，是大拉平。”
毛泽东认为这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没有一番严重的阶级
较量是不行的，他要打退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他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
一文的按语中说：“在中国农村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
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合作社这面站着共产党”，“在富裕中农后面站
着地主和富农”。这个阶级阵容一摆，还有什么和平竞赛呢？谁还敢闹退社呢！合作社成
功的标志就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超过富裕中农，社员的平均收入超过富裕中农。毛泽东
没有办法把合作社的生产率提上去，让社员增加收入；却有办法把富裕中农的生产率打
下来，让富裕中农减少收入。把富裕中农推向地富阵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很快
就办到了。他用政治手段把富裕中农经济催垮，合作社就一枝独秀，没有人和它比美了。
毛泽东要防止两极分化，要富帮穷，这在道德领域是无可非议的，但在经济领域是
落后的，是行不通的，是空想社会主义。
所谓贫富“两极分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并不是绝对的坏事。如果不允许分
化，人类还处在集体渔猎、集体耕种的原始公社时代，实行共同生产、个体分配的制度。
这种制度的维系是以生产力低下基本上没有剩余产品为前提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原
始公社解体的。奴隶社会的产生不是某个人有了邪恶的思想，是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
了剩余的结果。所以恩格斯说：“文明向前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一步。”恩格斯还辩证
地指出：“可是这种进步包含着对抗，它同时又是退步。”（《反杜林论》）把两极分化当做
绝对的坏事，一辈子提倡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毛泽东自己就陷入了形而上学。
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绝
不会想到要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
阶级差别。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
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灭成为真正的进
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再说话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衰落。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有两种防止“两极分化”的办法：一种是把社会拉向倒退，回到野蛮人
和半野蛮人的“没有任何阶级差别”的状态，那当然是普遍的贫穷，在普遍贫穷的条件
下求社会平等，中国古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大同思想，就是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
另一种办法是把社会推向前进，不怕道家义愤填膺地喧嚷，允许竞争，允许会经营的人
先富起来，在生产力大发展，社会财富普遍增加的情况下，“使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

的进步”，“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衰落。”前一种办法是毛泽东的合
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办法；后一种办法是邓小平“包产到户”，也许“自发资本主
义势力”自由发展的办法。
在农村经济领域，人们追求多劳多得发财致富的努力，即所谓自发资本主义倾向，
是先进生产力的活的灵魂，灭了这个活的灵魂永远不会有先进生产力。“掐尖减富”（即
不许有人先富起来）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死穴，是毛泽东农业合作社道路失败的根源、所
以他坚持办起来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年年整顿，整顿20 年也没有整顿好，公
社化的优越性全在报纸上，在广播里，而实际生活中，人民的口粮越来越少，布票越来
越少。1956 年人均口粮408 斤（市斤，每市斤折合半公斤），合作化道路走了20 年，到
1976 年人均口粮是380 斤，减少28 斤；食用植物油1956 年人均消费5.13 斤，1976 年为
3.19 斤，减少1.94 斤，1959 年棉布凭票供应时每年每人29.17 尺（市尺，每市尺折合三
分之一米），1976 年为23.55 尺，减少5.62 尺，其中1966 年每人只发了9 尺布票。（《中
国统计年鉴》（1984 年）第477 页）经济发展数字可以造假，平均到人头上的油、布，几
亿人口在那里证明，造不了假。经过20 年穷折腾，在毛泽东死后人民公社全部垮台，回
到包产到户，恢复单干。这就是历史对社会制度的选择。
现在又有人鼓噪，包产到户搞错了，在每人几分地上农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农民是
富不起来的，还是要搞集体化、合作化。把“包产到户”理解为发展农业的终极政策是
“左”的流毒未肃清的表现。包产到户是开头不是结尾，接下来土地私有（农民可以买
卖租赁土地），兼并分化，土地向种田能手那里集中，形成种田大户，最后出现私人农场，
都是以包产到户开头的农业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到包产到户就止步当然不行。现在的
问题是邓小平破题的文章没有人敢往下做。在上层是怕承担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
责任；在下层是把土地所有权控制在政府手里，可以任意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剥夺（只
象征性地给一点补偿）本该属于农民的土地。于是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越来
越严重，长期得不到解决。中国五十多年“三农”问题的源头，是合作化中农民被剥夺
了土地的“产权”。“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这就不去“三农”的根基彻底悬空了。改革
开放以来连发8 个中央一号文件，没能解决“三农”问题，其症结就在于指导思想老是
要绕开“耕者有其田”这个本质问题。没有土地的产权的农民、农村和农业是永远发展
不起来的。
我国的土地制度，参照世界先进国家情况，以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混合土地私有制
为宜。美国公有的土地总共将近8.7 亿英亩，它大约等于美国全部土地面积的38%，其
余62%的土地则分布在几百万私人手中。日本现行土地所有制有三种主要形式，即国家
所有、公共所有、个人与法人所有。属于国家所有和地方自治团体所有的土地占国土总
面积的35%，属于私有的土地面积占占国土总面积65%，其中，个人所有的土地占57%，
法人所有的土地占8%。土地的自由买卖推动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最终推动日本经济的
发展，使其实现了强国富民的梦想。
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是虚置的。按我国现行的土地法，用地
单位如果要取得所需的农村耕地，不是直接面对他的的主人农民，而是要向政府提出申
请。由当地政府（省、市、县）出面将所需耕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政府出面买农民的土
地，农民的法人代表村长或村支部书记只能乖乖地听政府的，在村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做主将耕地卖出；再由当地政府高价卖给用地单位。当集体的成员（农民）不具有实际

的土地财产权利，而具体的法人代表在失去农民监督的情况下，行使所有者权利时，任
何外来的对集体土地权利的侵害和剥夺，在满足了个别人利益之后，不会遇到任何阻碍。
真正的土地所有权在乡以上各级对方政府官员手里，大至一个开发区的建立，小至一个
高尔夫球场的建立，那里头包含多少地方政府的利益乃至地方官员的私人利益呀！“南方
某市市政府国土部门征用农民土地每平方米10-30 元，卖给开发商每平方米150-300 元；
中部大省某市征用农民承包土地每亩3 万元，而农民实得不过1 万元，市政府国土局卖
给房地产商每亩10 万-30 万元；某城市2000 年征地13 平方公里，每亩农民得补偿3 万
元，卖出挂牌价每亩135 万元（引者注；政府的暴利达45 倍），当地政府通过卖地已赚
了65 亿元，正在建四套班子的办公大楼。”（2005 年8 月24 日《文汇报》，张根生：《关
于土地经营的调查》）这样干法还能说党和政府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吗？
据国土资源部主办的中国土地杂志2001 年第九期刘田一着文说：“近二十年内，国家向
农民征用土地约1 亿亩，国家利用垄断一级市场的制度和征地廉价剪刀差（土地市场价
—征地补偿费之差）总共从农民手里拿走土地资产大2 万亿元以上（这显然是一个保守
的估计数）。”这2 万亿元以上的资金，成了这些年不少政府的第二财政，主要用于城市
建设、城市扩张上，对农村则是极大的损失，有人推算，这笔资金如果大部分能用到农
村的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上，那么农村的发展将大为改观，城乡差距就不会像现在
这样悬殊。
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农民失地，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在
政治体制下以国家的名义已经剥夺了4000 万农民的耕地，使他们成了赤贫。农民贡献了
土地，一座座新兴城镇闪亮登场，但城市化并没有带动农村的现代化，并没有帮助农民
脱贫致富。据多部门多渠道调查，土地补偿金分配结果一般是各级地方政府拿走50-60%，
村组拿走30-45%，农民只得到5-10%。2003 年底，我国耕地面积只有18.51 亿亩，人均
耕地仅1.43 亩，为世界耕地资源的45%。我国是13 亿人口的大国，年均需粮5000 亿公
斤左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经连续四年达到这个水平，但2003 年降为4305 亿公斤，
这个底线敲响了警钟。我们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必须保证全国人均有一亩基本农田。
目前全国已有8 个省低于这一水平，有666 个县已低于人均0.8 亩。地方政府靠倒买倒卖
土地搞创收，增加GDP，得实惠，出政绩，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断送了子孙后
代的生计。
必须在包产到户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土地
私有有两个最主要的标志：一是无限期可以继承的所有权，二是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如
果土地所有权完全私有化了，农民将成为自由民，若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它业，他
可以出租或卖掉土地，让土地转化为货币资本。可自由出租买卖的土地比不可以自由出
租买卖的土地市价要高得多。国家建设必要的土地征用，地价形成要靠市场机制。农民
要有参与权、要价权、谈判权。要让土地资本化，并将安置失地农民为前置原则，还要
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土地私有化会使农民富起来。台湾很多农民比城里人富，
就是因为他们有大块土地的所有权。
邓小平破题的文章群众在自发地往下做。废除公社制度20 多年来，农村发生了什么
变化呢？在湖北省江汉平原的监利县，改革开放以来，出外务工者日见增多，据2000 年
统计，外出人口达33.8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其中劳动力22 万人，占全县总劳
动力的49%。村庄是“38-61-99（妇女、儿童、老人）部队”留守，出现了弃田撂荒现象。
监利县弃田41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6.4%；弃田最厉害的毛市镇占本镇土地的38.9%；

在毛市镇的吴村这个比例达 71.4%。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种田大户”，土地向集约经营、
规模经营发展。“种田大户”万良伍原是洪湖市农民，老家只要七八亩田，但他懂农活，
会经营，1997 年来监利县网市镇扒头村承包200 亩田，据他自述：“种七八亩田就算一亩
收入500 元也不过4000 元，种200 亩田就算一亩收入只有200 元，收入也有40000 元。”
据《南方周末》2001 年6 月14 日《新土地革命》一文报道：
就在万良伍200 亩水稻田旁边，30 出头的黎维华种植了500 亩湘莲，去年他种湘莲
200 亩，赚了七八万元，预计未来几年收入可以突破20 万元。
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机械化耕作及引进新技术新品种，调整种植结构，种田人因此节
约了开支，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收入。记者在田间遇到万良伍时，他的一条机耕船正在
犁田，而在他只种七八亩田时，使用的是耕牛。
桥市镇南塘村的张新芝刚化9 万元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
在监利、桥市镇南塘村的张新芝有种田大王之称，今年他种了1100 亩田，去年更是
达到1500 亩。去年年初张新芝对一些乡亲们说：“你们外出打工放心走，你们丢下的田
我一个人包了，年底我们比一比，看谁赚的钱多。”她认准一个理：“只要肯吃亏，种田
有钱赚。”在张新芝的“庄园”内，不光种水稻，还种棉花、大豆、甘蔗、高梁；不光搞
种植，还养鱼、养鸡、养猪、榨油、酿酒。
“都说现在种田不赚钱，我的体会是种憨田不赚钱，憨种田也不赚钱，现在粮食价
格下跌我不怕，我有粮食加工厂，粮不赚钱，粮食酒还是赚钱，菜籽不赚钱，菜油也赚
钱。粮食滞销我不怕，我办有养鸡场、养猪场、油厂、酒厂，都可转化余粮。”去年一年，
张新芝的“庄园”纯利润达十几万元
在耕作方式上种田专业化与社会化初步显露。一些农户在逐步摒弃以往事必躬亲的
小农经营方式，他们雇人播种、管理、收割、指导技术，种田大户张新芝去年开给雇工
的工资就有六万多元。
一些专门的农业服务行业逐渐兴起。监利县拓木乡谢北平今年与人合伙买了三台联
合收割耕种机，花费26 万元。自从机械买回后，农忙时节没有一天空着，租用机械的不
仅有本乡人，还有外乡人，“生意好得出奇”，当年就可以赚回本钱。
现在，拓木乡做农机服务生意的有8 户11 台机械，而且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谢北
平说：“先有种田大户，再有我们农机大户，反过来农机大户又带动了种田大户。”
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变得轻松了。棋盘乡桐湖村村民张连发在做水产生意积累一定资
金后，今年初一次性承包低湖田800 亩养河蟹，养河蟹每亩效益比种水稻高出20 倍，在
张连发等一批大户带动下，全乡有70%的农户搞起了养殖。在棋盘乡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
中，土地流转后形成的大户或前来投资的公司起了关键作用。
据统计，到今年三月中旬，监利县承包或租赁100 亩以上农田的种田大户有一千多

个，其中开发 1000 亩以上的有30 多个，比去年都有翻番的增长。
各省都有自己的“监利县”，监利县是全国农村的缩影。监利县的农业发展道路概括
地说就是：通过土地向大户集中，农民向城镇转移。监利道路为为中国“三农”问题找
到了光明前途。如果把土地产权给了农民，这条道路接近欧美国家家庭农场的发展道路，
经过20 世纪许多先进国家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道路。要走好这条道路，，关键
是政府放开政策，不要干预，让农民自己去搞，自发地搞；一干预，搞什么变相的合作
化（如合并农户搞农业公司之类），那些生机勃勃的现象很快就会被扼杀，回到共同贫困
的合作化老路上去。
中共在反思历史的时候，企图以 1958 年大跃进为界，在这以前的合作化是正确的，
在这以后的公社化才把事情搞糟了。好像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只是过快、过急，工作粗糙
的问题，如果采纳邓子恢的意见，稳步发展，工作细致一些，按原来计划15 年过渡完，
也许情况就不同了。邓子恢与毛泽东的分歧，是工作方法的分歧，邓子恢不敢也没有从
根本上反对农业合作化道路。按照邓子恢稳步发展的意见，农村可能少遭受一些破坏和
损失，但最终农业还是发展不起来。
试图通过农业合作化让农民摆脱贫困的苏联集团各国，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苏联的
农业，到1953 年斯大林去世时，尽管已经有了拖拉机，粮食还是没有达到沙皇时代的水
平。1913 年沙皇时代俄国的粮食产量为8600 万吨，到1953 年斯大林去世，这时的俄国
已经变成了苏联，由一个俄罗斯变成16 个加盟共和国，领土增加了24%，“解放”和“发
展”了40 年生产力，粮食产量是多少呢？8200 万吨，比起沙皇时代的俄国，不仅没有增
加，还减少了400 万吨。苏联开创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及其相关政策，被实践和时间证明
是失败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说合作化基本正确，公社化才把事情搞糟了是不对的。公社化后期实行所谓“三级
所有，队为基础”就是恢复合作社。三级所有就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
队为基础就是以生产队为经济核算的基础。实际上，保留公社名义，是为毛泽东保留面
子，队为基础就是退回初级社阶段。问题的关键是退到这一步并没有使我们在农业上摆
脱困境。二十年来，许多农民付出了温饱和生命的代价，换得了年年丰收的虚假数字。
请看1978 年的农民收入吧：
1978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3 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
全国有4000 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人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
从冬到春靠政府经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约有2 亿人每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足两角，
有27160 万人每人每天挣0.164 元，有1 亿9 千万人每人每天挣0.014 元，有1.2 亿人每
人每天挣0.011 元。山西平鲁县每人每天挣六分钱。提供这些数字的是一位有良知的记者，
1978 年他访问了沂蒙山区农村，拍下了许多珍贵照片，用镜头定格了毛泽东模式的“农
村社会主义”：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一位老人一个冬天都躺在床上，
因为没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病人不让洗碗，为的是饿极时能闻一闻碗里的香味。。。。。。
（《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的农村改革》，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6 月版）邓小平倡导
改革开放以来，在世纪政策上摒弃了合作化那一套，农业退够，回到了包产到户、单干，
但理论上只推倒了1958 年。2003 年官方出版的《毛泽东传》仍在鼓吹毛泽东“开辟中国
农业合作化道路”，睁着大眼说瞎话，硬说合作化“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毛泽东

所担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粮食大量减产的情况，相反，粮食年年增产。”（《毛泽东传
1949-1976》上卷418 页）这等于宣布，改革开放第一炮—解散人民公社后没有回到合作
社搞了包产到户—搞错了，为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下一轮大折腾留下了历史的和
理论的根据。这是明目张胆地否定改革开放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如果采纳他们的理论，
胆敢搞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再重复一遍合作化和公社化的错误，那就真的要亡党亡
国了。

网载 2015-06-02 23:3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