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第三章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四巨头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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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

◎四巨头聚会

此时清华研究院五位导师中的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李济的心思仍放在田野发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上，陈寅恪独木难撑，研究院已成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势。傅斯年趁此机会，凭着自己非凡的人脉关系，迅速向陈寅恪、赵元任“二大”伸出了橄榄枝，对方很快作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的聘请，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待搞定“二大”之后，像清华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这两座文化昆仑的存在一样，心中窃喜的傅斯年，同样没敢忽视另一位讲师衔的导师李济的存在。尽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极一时的“海龟”，但李济毕竟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美利坚合众国哈佛大学的博士，且归国后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先河，声名日隆，为全国学界所瞩目。鉴于这种现实的存在，继陈寅恪、赵元任之后，傅斯年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准备邀请李济加盟这一新生阵营。恰在此时，两位学界巨子在1928年那个初冬里，于中山大学不期而遇了。
傅斯年告诉李济，在此之前，他在中大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现在要在中央研究院办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名称倒过来了。原来聘请的基本都是本土学者，现在全部或大部分要改为“海龟”，且以欧美派为主，目前已聘请了陈寅恪与赵元任，希望李济能加盟入伙，出任史语所第三组——考古组主任。
李济听罢，很是高兴，因为从事新式的专职田野考古一直是他的梦想与追求，现在有这样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当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这种愉快，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李济所言：“我感觉陈寅恪和赵元任先生都已答应他参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分别主持历史组和语言组，现在要我来主持考古组，地位和他们平等，而我的年纪比较轻，这使我感觉到很大的荣幸。在学术上，傅先生可以说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待遇。”[1]从这几句简短话语透出的信息推断，是否李济此前已感到自己在清华没有被列入“四大”的尴尬，而为这次与陈、赵二人同时被列为“三大”而庆幸？但无论作何考虑，李济的心是被说动了，他决定辞去清华和弗利尔艺术馆的职位，加盟史语所并集中全力主持考古组工作。自此，清华研究院残存的三位导师尽数归入傅斯年举起的大旗之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顺利完成了由本土学者向欧美派“海龟”的成功转型。
——这一年，傅斯年33岁，李济33岁，赵元任37岁，陈寅恪38岁。
对于这一决定史语所未来发展方向和命运的划时代成果，傅斯年大为高兴并有点沾沾自喜，他极力挽留李济在中大多住几日，与自己好好聊聊日后的事业。兴之所至，傅斯年找出陈寅恪写给他的诗文，略带炫耀之意地让李济观赏，也暗含坚定对方信念之玄机。陈氏墨迹作于1927年7月6日，诗曰：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　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2]
陈诗是由北京寄往广州傅斯年的，文中所谓“北海南溟”当指陈寅恪视傅为可以共同唱和呼应的知己。“正始遗音”则指此前投昆明湖自尽的王国维。“元和新脚”可解释为包括陈氏自己在内的青壮学者。全诗为后世学者争议最大者乃“天下英雄”一句。按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的说法，此句应看做陈氏“其立场与傅有别”。[3]台湾学者杜正胜认为余说有误，其理正好相反，陈与傅的立场不但未“有别”，且互为欣赏，大有“唯使君与操耳”之意。按杜氏的诠释，诗中“未成军”者，不一定就指傅斯年正在筹办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应涵盖更广博的深意。当时无论是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研究所转变为中研院史语所，还是中山大学本土派学者被欧美派“海龟”所取而代之，甚或包括盛极一时的清华研究院，只有陈、赵、李等不足40岁的几个“元和新脚”予以掌舵，而支撑整个中国新学术阵营的“宏大架构”尚未成军，还需加以组织训练。——这或许是陈寅恪诗的本意。
李济到中山大学之时，离陈寅恪作此诗又过了近一年半的时光，也是傅斯年单独拉起杆子，积极招兵买马，扩编队伍，欲使“元和新脚”成为一股强大生力军的关键时刻。因而李济的态度令傅斯年神情亢奋，肥胖的身体血压上升已属必然。
李济走后，傅斯年感觉底气倍增，史语所可以与清华或清华之外的任何一家院校、学术机关恃强斗勇、叫板甚至开打了。于是，他在给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等几位清华名流大腕的信中，以卖弄加显摆的姿态表露道：“现在寅恪、元任两兄，及李济之，我们的研究所均不免与之发生关系。这不是我们要与清华斗富，也不是要与清华决赛，虽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拆）清华的台，有诸公在，义士如我，何至如此！乃是思欲狼狈为善（狼狈分工合作本至善），各得其所。”
紧接着，傅斯年以沾沾自喜外加几分自负的心情，向三人剖析了史语所与清华的优劣：
清华到底是个学校，此则是一纯粹研究机关。
清华到底在一处（北平），此则无所不在。
清华各种关系太多，此则究竟是个小小自己的园地。
所以在清华不便派人长期在外时，可由我们任之。……清华有感觉不便者，我们成之，如此而已！[4]
早在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就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的名义撰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明确提出：“历史学不是着史；着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文中，傅斯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天才的构想，概括地提出了历史学与语言学研究的三个标准：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
在三条标准中，傅氏特别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最后，傅斯年以他惯有的“大炮”性格振臂高呼：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5]
同陈寅恪一样，作为学术“大鳄”的傅斯年，尽管游学欧洲七年，却是为学问而学问，没有弄到一顶硕士或博士帽子，但凭其出众的学识与大气磅礴的组织能力，受到学术界普遍的钦佩与尊重，李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这一号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举起这面大旗领首向前进的第一人，是年富力强的傅斯年。那时他的年龄恰过三十不久，意气丰盛，精神饱满，浑身都是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都有彻底的认识。他是这一运动理想的领导人，他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聚集了不少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学者。”[6]
对这一辉煌的科学发展前景，极富理性与科学眼界的李济没有因为傅斯年的大呼小叫而陶醉，反而为之担心并提出警告：“口号是喊响了，热忱是鼓起来了，如何实行？若是这进一步的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口号将止于口号，热忱终要消散的。”[7]
傅斯年毕竟非等闲之辈，亦不愧是胡适盛赞的“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8]他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处理各项事务时，较之中山大学时代更加谨慎、务实和富有远见。经过一年的筹备经验及各方面的反复磨合，到1929年6月，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把全所的工作范围由原来预设的九个组，压缩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大主任”。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由留美的“海龟”吴定良博士主持工作。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南按：其中有一段时间，人类学组从史语所分出，成立人类体质学研究所筹备处，但终未正式独立建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要鸣锣开张了。当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非凡的处事能力与人脉关系，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内阁大库档案，指定了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调查。二组的语言调查工作也相应地开展起来。
为了消除李济担心的“口号将止于口号”这一形式主义的疾痼，富有学术远见的傅斯年于史语所筹备阶段的1928年8月12日，便指派时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史语所通信员董作宾，悄悄赶往安阳殷墟，对甲骨出土地进行调查并收集甲骨了。
所谓甲骨文，即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古老文字，其作用就像远古的先民“结绳纪事”一样，属于一种“纪录文字”。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识读之前，只是被当做不值钱的药材出现在大小药店。而一旦上面的古文字被确认，天下震惊，中华远古文明的大门轰然洞开。
据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时任国子监祭酒，也就是相当于皇家大学校校长的山东烟台福山人王懿荣得了疟疾，京城一位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龙骨”，王氏派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字号中药店——达仁堂按方购药。待把药买回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查看，忽然发现“龙骨”上刻有一种类似篆文的刻痕，凭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金石方面深邃的造诣，他当即意识到这颇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种年代久远的古文字，且刻写的时间要早于自己以往研究古代青铜器皿上的文字。这一意外发现，王氏既惊且喜，于是又派家中跑堂的伙计迅速赶到达仁堂把带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加以鉴别研究，同时注意在京城各药铺及“龙骨”出现的场所大肆收购。由于王懿荣在天下儒林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其收购、研究甲骨文的举动在圈内逐渐传开。不久，消息灵通，颇具生意眼光的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携带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进京拜见王懿荣。王氏一见视若珍宝，将此物全部收购下来。此后，又有一位古董商赵执斋见搞这种东西有利可图，不知从那个地沟里弄了数百片带字甲骨跑到京城王府售卖，王祭酒悉数认购，并发出信息让古董商继续搜寻，多多益善。唯利是图的古董商闻风而动，采取许多年后侵华日军“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战略战术，四处搜索追寻，在不长的时间里，王氏就收购了有字甲骨约1500片，并作了相关研究。正是得益于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的机缘，王懿荣不仅作为认定商代文字第一人，确认了甲骨文世之无匹的学术价值，同时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揭开了中国商代历史研究的序幕。
继王懿荣之后，1912年2月，着名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罗振玉，按照世间流传和自己调查的线索，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望，在安阳小屯逗留50余日，不仅弄清了甲骨出土地的准确位置，而且搜求甲骨多达1．2万片，分两次装箱通过火车运往北京。罗振玉一见如此丰盛的收获，大喜过望，遂着手对这批甲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经过一番努力，罗氏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中得到启示，认为出土甲骨文的安阳之地，就是历史记载中商朝的“武乙之都”。再后来，罗振玉又在其所着《〈殷墟书契考释〉自序》中，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个考释，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被学术界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
如果说罗振玉通过对甲骨文的释读和研究使湮灭日久的殷商的历史之门露出了一道缝隙，让学界同仁得以管窥远古庙堂之间的些许影像，那么，王国维则把这扇封闭了三千余年的殷商王朝的大门彻底撞开了。王氏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考订，使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基本上得到了确认，并在整体上建立了殷商历史的体系。为此，王国维作为“新史学的开山”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第一座奇峰。所着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为甲骨学研究和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从而直接引发了古代史，尤其是殷商史作为可靠信史研究的革命性突破。
正是鉴于已经面世的辉煌的研究成果，傅斯年才决定派34岁的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前往安阳进行调查，为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作准备。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举动遭到了不少老派学者的反对。此时跳水而死的王国维，僵尸不能复活，自然无话可说。但以罗振玉为首的大部分金石学和古器物学家认为，自王懿荣时代始，经过世间近三十年对甲骨文的挖掘、搜集，地下所埋藏的珍品已全部被发现，可谓“宝藏一空矣”，如今“再进一步搜集是徒劳无益的，而且这种企图也是愚蠢的”。[9]骨血里流淌着梁山好汉精神基因的傅斯年闻听，不但不吃这一套，反而认为罗振玉等人是愚不可及的，所言纯是没有学术眼光和不懂“概率”这一新兴科学理念的谬论。在傅斯年的强力坚持下，正在南阳探亲休假的董作宾开始了对殷墟科学发掘具有历史性决定意义的安阳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