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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怪胎

　　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绝对不会想到，在有人对它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质问的时候，它竟由于产出一个怪胎，得以苟延残喘几十年。

　　这怪胎就是由洪火秀改名的洪秀全。

　　洪火秀在只有十四虚岁的1827年开始参加考试，一考就成为童生。随即乘胜前进，考秀才。可是考了四次，直到1843年已经三十虚岁，还是没能跨过这道比较低的门槛。

　　童生是由县官所主持的童试合格者，就是被承认的最低级的学历。如果考不上秀才，不论你多大年纪，在年轻的举人、秀才面前都只能算“小友”。秀才的正式名称是生员，是经过考试合格而进了学的，表示你有资格由县学管教的学生，是报考举人的一种资格，还不能称为“中武”或“中秀才”的。可是，就这么一个低级学历，洪火秀考了十七年还没有得到。

　　现在还没能看到洪火秀的当年的考卷，也许永远看不到了。照洪火秀——不，改名洪秀全之后留下来的文字来看，他是不应“进学”即考上秀才的。他桀傲张狂、自我中心的品性，三教九流、无法无天的思想，文白夹杂、颠三倒四的文字，在应考中无论怎么小心谨慎，不可能完全不流露出来，从而不可能不越出八股文的轨范。只要有明显出格之处，即使整个考卷水平不差，考官也不能、不会、不敢判为合格。这一点，洪火秀自己终于也觉察了。当他开始造反时，就将孔子作为革命对象。一方面固然是宣传拜上帝的需要，但在深层意识中，有强烈的报复情结。因为八股考试，作文内容必须限于《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依照朱注。形式从破题到束股，也有严格的模式规定。一个自负的青年，一个曾经被家里寄以厚望、被乡人夸得飘飘然的读书人，每一次名落孙山都会引发特别强烈而又复杂的反应。他1837年第三次科场失意后大病四十余日，死去还魂后“俱讲天话”。那心路历程，一万个弗洛依德也解释不清。我认为，有几点是可以推定的：一是内心在极其复杂煎熬中的挣扎，二是在极度刺激之后造成轻度的神经分裂症，三是清醒夹杂些许梦幻后的超常反弹，四是作为一种表演，主要是做给别人看的，五是考虑如何借助《劝世良言》创立宗教进而用以造反。失望、羞愧、沮丧、忧郁、不平、怨恨、愤怒、不甘沉沦、渴望报复……诸如此类的心态都会有。最基本、最现成的想法和表达，是认为考试和官府太黑暗了。最重大、最本质的逆反心理的产生与形成。是“我今为王”、“手握乾坤杀伐权”。他巳在内心深处做了造反的准备，“作秀”既是为眼前遮羞也是为以后造反放出的气球。他十几年后成了天王，说这次的大病一场、装神弄鬼，是“上帝教朕桥水（计谋）”。所以，他并不全是心力交瘁而病倒，也没有完全精神崩溃，故而能在挺过第三次落榜的难堪之后不医自愈，能够在六年后再去考了一次。1843年最后赴考，表明他对清政府的八股取士还没有绝望，也表明六年前的病倒不完全是“桥水”。第四次落榜，导致了他人生道路根本转折的实行。失意的老童生洪火秀，就成了激烈的造反领袖洪秀全。

　　茫茫中国，芸芸童生，进不了学，多如牛毛。人们多以各自的方式，消解了落榜的失意，打断了读书做官的念头，寻求别样生计。可是，老童生洪火秀却与众不同。十七年里四次挫折，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仇恨。使他仇恨的不是科举制度，而是他的落榜。他要用“让我来考别人”作为报复。在造反后首次占领小城永安时，万事纷繁，可是他却在1852年1月举行考试。当然是洪秀全自已作主考。可是，小小永安，没有逃跑的百姓都被迫参加太平军，有谁来应考呢？那就叫太平军中读过书的人都来考吧。于是，刚被封为南王的冯云山带头应考。考题是：天王万寿诗联。结果，四十多人榜上有名。冯云山为第一名。这次考试，根本不是什么“开国求才”。求才怎么会让造反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开国”元勋冯云山来应考呢？又有一种说法，说这只是为庆祝洪秀全生日。本来，他登极称天王后第一次过生日，尽可以举行特别的迷信仪式，吃喝玩乐，阅兵，比武，或者其它他想得出来的什么玩意儿。可是偏偏都不。而是要举行考试。将生日和考试联系在一起．由我来考别人，这种考试情结是明摆着的。打进南京的当年即1853年，在杨秀清生日时举行考试并由他主持。南京城里没有逃离的读书人。愤于太平军反文明、摧残中华传统文化的暴行，耻于在洪秀金、杨秀清这样的“鼠辈”手下求功名，不愿参加考试。洪、杨不得已而出布告，读书人不应考的要杀头。尽管如此，应考者也很少。有人还利用考试的机会，在考卷里讽刺乃至痛骂，当然都被五马分尸或寸磔了。后来，在韦昌辉、石达开生日时，也都举行过考试，同样由他们分别担任主考。这些考试，都比在永安那次较有准备，较有条规。所以，被视为太平军的正武科举。此外，还举行过一次女科，专要妇女报考。内讧之后，仍继续科举考试，由洪秀全身边的头号奴才蒙得恩任正总裁，会打仗而文化很低的陈玉成任又正总裁，让他们过过瘾。陈玉成被俘后，在清廷大员胜保面前，放着许多显赫的官衔爵号不用，自称“本总裁”，可见最重视的是这个。他自己造反前并未参加过科举考试（要考童生“被斥逐”），其所以重视总裁的虚名，无非是洪秀全科举情结和报复心理在领导集团的延伸和扩散，或者说，由洪秀全造成的一种集体意识。在南京的会试之外，1854年起，还曾在湖北、安徽、福建、江苏、浙江举行过乡试。1861年曾将由洪仁玕主持制定，由洪秀全批准的《钦定士阶条例》刊刻颁布。只是，这个条例并没有实行过。

　　从现在所知，太平军的科举考试，内容有根本性的变化。考题如：“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颂”，“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功德巍巍论”，“平定江南论”，“立整纲常醒世，莫教天光鬼迷解”，“四海之内有东王”，“禾王作主教人善”，“真道未知须醒悟”，“不好拜邪神赋”，“诛残妖以安良善策”等等。总的看来，是要求为洪、杨歌功颂德，顺从军事统治，信仰邪教。美化暴政，谩骂清朝政府与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宣传教育含意。如果说，考《四书》《五经》是以陈旧的传统文化来束缚思想的话，那么太平军的考试则是反文化、反理性的。参加考试的。大多出于被迫应付，少数是谋求功名。但这些人没有人认真研习过洪氏邪教，太平军的统治实在没有什么好恭维，而且也怕写豁边了以文贾祸，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像样的试卷。有一首流传下来，被以吹捧“太平天国”为能事的人所津津乐道的试帖诗，题为《一统山河乐太平》，写道：“一统天朝界，山河万重新。士民皆欢乐，成颂太平春。”从头到尾全是由空话、套话、谎话堆砌而成，内容贫乏，文字恶俗。比清政府的举人、秀才的一些试帖诗更加平庸无文，倒是很像一百年后的某些新诗和“新民歌”。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整个太平军统治区科举考试的水平。实际上，太平军的领导人也并不要求应试者写出什么好诗好文，只要你表示归顺、洗洗头脑、凑凑热闹也就可以了。

　　考试中式的比率很高。大约去应考的，只要能够填满考卷，未被发现什么出格的内容，便都给中一个不同的等第。在南京，就如《金陵省难纪略》所说的，“大约应考人无不中试者”。三鼎甲赐冠服金花，次一等的有袍无冠，再次者给红绿绉短袄。然后游游街，便算完事。武科尚且“一律回原衙听候调用”。文科就自然只能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有人考过后，等等未见授职任用，问他所服侍的某王，得到的回答是：“本为祝寿耳。若授职，尔等文人，能作何事？岂若仍作吾之掌书大人为佳乎！”乡试中武者起初也叫举人（后来改分博士、约士、杰士，相当于原来的举人、廪生、副榜），只考全日一场，便以定局。1854年，湖北一千余人应考，取八百多人。1857年，安庆乡试，只潜山一县便有八十四人中举人。每人奖点什么。比如黄巾、红缎包头，都是“圣库”里富余的东西。给你们一个空名，让你们来表示归顺，听听你们歌颂，消除些胡思乱想．弘扬一通洪氏教条。粉饰一下升平，表示一点德政，满足我的报复心理，享受我的王权威风，都是从“本为祝寿”生发出来的。领了奖算完，大约连游街也不游。从南京到省里，从逼考到考试到唱名到发奖到游街，不知多少笑料。

　　像闹剧而不是闹剧，像猴戏而不是猴戏。这是变了味的科考，是科举制度将要走到尽头的一支插曲。

　　老迈衰朽的科举制度受到了哭笑不得的嘲弄：它所孕育的一个怪胎，被抛弃后却怀着特殊的“恋母情结”，在成为一方主宰之时，就急切地要让它按自己的意愿和设计重新焕发青春。虽然，这只是短暂而丑陋的插曲。但是，正因为这怪胎和插曲的出现，人们暂时停止了对老朽的科举制度生存权利的质疑和挑战，推迟了它寿终正寝的日期。

潘旭澜 2013-08-20 16:3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