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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道德越位——罗伯斯庇尔悲剧之发生

　　政治语言的道德磁化，势必进一步要求政治规则的道德转换。摩尼教式的原教旨主义热情藉此进入政治生活：光明与黑暗不能并存，正义与邪恶不能兼容。政治斗争在教赎热情中转化为残酷的宗教斗争，道德理想流露出道德嗜血的肃杀之气。

　　１７９２年以后，马拉出现“奇理斯玛”特征。他生前狂热崇拜卢梭，声称自己“可能是卢梭之后唯一的作家”。他的两部小说——《青年伯爵巴洛夫斯基历险记》和《波兰信札》——都是《新爱洛琦丝》的模仿之作。O L他说，他乐意被人称为“一个脾 气暴躁的疯子”，因为这一称号正是“那群百科全书派的江湖 骗子赠予《社会契约论》作者的恶谥”。O M他是“广场短路”的天 才，在街头政治中如鱼得水。他的道德语言在无套裤汉、编织 妇O N中具有呼风唤雨的巫术功能。

　　在国王审判案中，圣鞠斯特冷静，罗伯斯庇尔能辩，马拉则如雄狮般狂吼。他曾数度打断潘恩的发言，跳到走廊上攘臂怒号，并威胁潘恩的译员，不许他朗读潘恩的讲演辞。P E

　　他比罗伯斯庇尔更大胆、更炽热，因而生前也更得底层群众之崇拜。他要求模仿当年古罗马演说家每天说一句“必须消灭迦太基”，在雅各宾俱乐部也派专人每天到讲坛上说一句： “必须消灭阴谋家！”他的语言充满道德自信：“嗯！谁能反对我们？真理、正义、贫穷、道德是在我们这一边的。有了这些武器，雅各宾派不久就可以这样说：我们一到，他们就不存在了”。P F

　　１７９２年２月，马拉在《人民之友报》上一再宣传抢劫某些商人作为示范行动。后来果然发生抢劫，国民公会决定控诉马拉。但是激辩之后，马拉胜诉，道德威望更加高涨。从国民公会回来的路上，无套裤汉和编织妇们把他举过头顶，一路欢呼。

　　１７９３年５月３０日推翻吉论特派统治，起义初获胜利时，包围议会的群众听到要求已经满足，自动散去。６月２日，马拉来到巴黎市政厅，要求进一步控告吉伦特派议员以及议会中其他“卖国贼和政治家，把起义再推一步，从针对吉伦特派统治激化至针对吉伦特派个人”，为此，他又一次发动“广场短路”，亲自走上钟楼敲起警钟，唤来８万民众，１６３门大炮。国民公会——法国宪政体制名存实亡，雅各宾派执政，即法国革命的“最高阶段”，就是在马拉亲自发动的“广场短路”，马拉亲手敲响的广场钟声中开始的。

　　两个月后，即７月１４日攻占巴士底狱两周年纪念日前夜，马拉被少女科黛刺死。这一事件促使双方都表现出更加强烈的道德逻辑和道德情绪。

　　夏洛特·科黛首先被称颂为道德英雄，圣女贞德式的人物。科黛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被人广为传诵：“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P G安德烈·舍尼埃为她作 了一首颂歌：

　　 啊，美德！

　　 你是一把短剑，

　　 你神圣的尖刃

　　 是大地唯一的希望。P H

　　 与此同时在另一方，也掀起了道德狂潮。马拉生前活跃于广场，临终被刺于浴缸，死后心脏悬挂于雅各宾俱乐部大堂，成为圣物——“美德的象征”，国民公会也树起了他的半身胸像。在众多公共场合，民众聚会，发出报仇的呼喊。忿激派起而竞争马拉人民之友继承者的称号。雅克·鲁三天后即发行刊物——《人民之友马拉荫庇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论家》。７月２０日，勒克雷克起而仿效，刊行《人民之友》，直接继承马拉所办刊物的名称。同一天，艾贝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嚷道：“倘使要有人继承马拉，倘使要再有一个牺牲者，这个牺牲者已准备一切及接受一切，这个人便是我！”P I

　　这个人不会是艾贝尔，也不会是雅克·鲁。在道德狂潮中推举出来的领袖，只能是一个道德英雄——罗伯斯庇尔。７月２６日，罗伯斯庇尔选入救国委员会；８月１２日，罗伯斯庇尔当选为雅各宾俱乐部主席；８月２２日，罗伯斯庇尔又被推选为国民公会主席。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罗伯斯庇尔连任三职，他跨过了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根本性转折，跨过了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只能论政，不能执政的边际界限，而且进入了一个直接执政、最高执政的危险状态。

　　在马拉遇刺激起的道德狂潮中当选，是一次危险的机会，不幸的机会。罗伯斯庇尔的内在危险，就在于他始终保留有卢梭式的道德洁癖：道德纯度越提越高，道德选民越划越少。这就意味着随着他一旦上台执政，统治基础将日益萎缩，日益缩小，并最终走向跨台崩溃。

　　罗伯斯庇尔的道德逻辑是，首先把社会的全体成员划分为人民与反人民的两极：“一个民族总是划分为这样两个部分：保皇党人和人民事业的扞卫者”。

　　然后再把人民一分为二：“所谓的爱国者又划分为两部分：邪恶公民和有正义信仰的人”。P J

　　甚至在“有正义信仰的人”中，他还要继续划分。１７９３年５月１０日，吉伦特党人微尼奥在议会发言中区别双方的道德定义，声斥雅各宾派的道德追求已堕落为斯巴达式的暴力道德， “你们追逐道德的完善，一种虚幻的道德，你们的行为与野兽无异！”与此相对，吉伦特派推出的“道德选手”则是“美德罗兰”，温文尔雅，一尘不染。罗伯斯庇尔对这种道德信仰不屑一顾，斥之为：“这种所谓罗马式的道德，决不是那种燃烧在真正爱国者胸膛的迅猛激情”！P K

　　持有这种道德逻辑的人，是不能执政，也不应该执政的。他可以以政论家的方式存在，以道德理想之高调要求，中和平衡政治家政论过程中必不可免的现实主义低调因素。先验理想主义在野，经验现实主义在朝，两者方能出现健康的配置，健康的关系。法国革命及其所形成的政治传统则恰恰相反：先验理想主义在朝，经验现实主义在野，在朝者不会或不愿从事制度性建设，在野者则从右翼发动复辟或守旧运动，使得在朝者有理由居高不下，把道德理想主义的观念逻辑越拉越高。这种在朝在野的背反配置，在受法国政治传统的影响的地区、国度，后来曾反复出现，造成深重灾难。

　　１７９３年７月２６日之前，罗伯斯庇尔可能还有这点自觉，尚守得住道德理想主义只能论政不能执政的边际界限。这样的边际界限，是限制，也是保护，是道德理想主义者最好的存在方式。据陈崇武先生考证，罗伯斯庇尔在７月２６日前始终避免担任行政职务，数度辞去已当选的官职。马拉因此还批评他“仍然缺少政治家的眼光和勇气”。P L

　　马拉一死，舞台上的道德追光灯转移到他这里，既给他打上道德光环，又笼罩住他的个人选择，罗伯斯庇尔身不由己了。７月２６日进入救国委员会时，罗伯斯庇尔忧喜参半，心情矛盾。但是一旦进入，他的道德忧患，他的道德逻辑，他以道德划分人群的习惯则又迅速开动起来。这两方面的心情，在他半个月后８月１１日在雅各宾俱乐部的演说中充分表现了出来：

　　 应召进入（救国）委员会，是违背我天性的。我在那里看到的事情，是我从来未敢怀疑过的事情。我看到，一方面，爱国分子正在追求他们祖国的利益，劳而无获；另一方面，卖国贼却正在这一国民公会的心脏部位策划阴谋，反对国家的各项利益。

　　 我不会泡在一个委员会里做个无所事事的人……　假定我所预料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会宣布退出委员会，那时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向国民公会说明全部事实真象，指出人民面临的危险的措施。P M

　　 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听众中即有救国委员会成员，当时一片沉默。罗伯斯庇尔是个真诚的人，惟其真诚，他才会坦露他进入执政状态时的胸襟，后人才得以从这里看到他夜半临池却又不知不觉的危险；惟其真诚，他在这里所预兆的一些后来失误，才分外令人同情：

　　 ——他的角色身份发生了变化，他的道德逻辑却没有发生变化。他带着他的道德逻辑跨过了边界。卢梭当年越界筑路，曾露出天才的马脚。罗伯斯庇尔本人可以选择不同的政治角色，但是，他的道德逻辑却必须有一个合理边界。他个人可以跨过边界，但是他不能带着道德二分法的逻辑跨过边界。一旦他这样跨过来，作为社会批判、良心监督的道德理想主义与边界这边的巨大权力相结合，则很难避免不走向危险的方向，不走向政治乌托邦的设计，不走向道德嗜血的客观趋势。他本人也就难免以实践的形式，重演他先师当年以理论形式出现过的悲剧。

　　发表这篇演说的第二天，他当选为雅各宾俱乐部主席；又过了十天，他被推选为国民公会主席。当时众人都明白这一身三职的含义，但众人都默不作声。

　　罗伯斯庇尔进入救国委员会签署的第一道法令，就是逮捕令。罗伯斯庇尔在救国委员会总共签署５４２项法令，其中最多的也是逮捕令。P N

　　罗伯斯庇尔遇难后，人们发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一份私人笔记，即所谓“９月笔记”。这份笔记中有哪些至关重要的内容？从瓦尔特《罗伯斯庇尔》和饶勒斯《法国革命社会史》中，人们分别读到这两段文字：

　　 这次起义（指６月２日马拉发动的起义——本书作者）必须继续下去，必须逐步全面展开……内患来自资产阶级……Q E

　　 谁将是我们的敌人？邪恶者与富人。我们必须处死或放逐那些引诱人民误入歧途唯利是图的文人作家。Q F

　　 在这里，人们可以释读出罗伯斯庇尔悲剧的逻辑根源：在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中，视资产阶级本身为“内患”；要求这场革命成为“反”革命，革“革命”的命——反对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把“富人”与“邪恶者”并列，不仅打击财富对象，而且打击道德对象，打击精神对象，以道德革命深化社会革命，以道德革命禁锢文化领域内一切异己现象。

　　罗伯斯庇尔以己度人，以己度世界，把自身道德律令外化为革命的客观进程。他“带球越位”，他的道德理想主义在这里大大越位。它不仅越出了自我律令的个人之位，也越出了这场革命所属时代这一更大的历史之位。

　　他是大难临头了。

朱学勤 2013-08-20 15:3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