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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主权在民——“广场”上的山呼海啸

　　 在议会战战兢兢的大门外，就是广场政治的山呼海啸。

　　２０世纪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成果告诉人们：“政党组织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影响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一个政党或一个政党制度的稳定与力量取决于其制度化和参与水平。低水平的政党制度化与高水平的政治参与相融合，会产生混乱的政治和暴乱。”这一理论还根据世界近现代历史大量统计资料，在政治参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不稳定这三者之间找到了三方互动的数学模式D L：

　　 政治参与　

　　 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

　　 法国革命当然不能等同于简单的政治暴乱。但是，用上述理论的研究方法观照法国革命政治不稳定这一特定侧面，人们确实可以发现它与英、美革命的重大区别：它是取政治参与最大值，政治制度化最小值，结果造成长期的、激烈的政治不稳定。法国革命最壮观的场景是，政治公开加道德鼓动，街头啸傲，聚散无常。美国人形容为：那全是帆，没有一根锚；而法国人自己的现象描述则更为生动：“国民公会里有一个向人民敞开的窗户，这就是那些公众旁听席，等到这扇窗户不够用的时候，人民就打开大门，街上的人就涌进来了。这种群众走进议会的景象是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景象之一”D M。

　　群众走进议会，政治走向广场，是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重 大特色，也是卢梭政治哲学在排斥英美政治学的过程中，一家 独大的必然产物。它既反映着法国革命的真诚，也反映着法国 革命的偏执，更预示着法国革命进程的种种困境。

　　 广场，是议会外的又一个“议会”，而且是一个容积更大、流动性更强的液态“议会”。它决定着那个“洞穴议会”的命运，玩议会领袖于波峰浪谷之中。它也是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方式，是民粹领袖与民众直接对话，吸取民粹资源，动员民粹激情的最佳场所。一旦民粹领袖在“议会洞穴”内受到制肘，首先想到的就是“到广场上去”，直接诉诸民众的参预爆炸，引发一场“广场短路”，产生瞬间超负荷电流，以胀破狭窄的议会通道。这种绕过制度规范，一杆子插到底的广场政治，用作家雨果的话来说，“就是街头巷尾的人群和居高位者的亲昵”D N。在 这种情况下，政治走出议会，走向广场，就只能走向奇理斯玛 型统治，而不是法理型统治。

　　１７８９年６月１７日，法国国民议会刚刚诞生，广场政治已初见端倪。当时在场的一个英国人，目睹议员们在４０００名群众的围观喝采声中宣誓就职，曾惊诧不已。这个名叫阿瑟·扬的着名观察家写道：

　　 旁听席上的群众被允许以鼓掌和其他表示赞许的声响来干预辩论，这样做太欠雅观，也很危险，因为他们既然可以表示赞许，也就可以表示反对，既然可以鼓掌，也就可以发出嘘声。他们这样是会压制辩论，影响议事的。O E

　　 阿瑟·扬作为英国人不能理解之处，恰恰就是法国革命的独创之处，也是法国革命努力超越英国革命，“树立雄心壮志把自己变成各国榜样”的超凡之处。

　　 广场政治是“阳光下的政治”，它的第一特征，就是政治生活的高调姿态——无党无派。

　　 大革命有这样一个奇观，一方面政治派别如过江之鲫，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却没有一个派别敢于对外承认自己是一个派别，有明确的党性、派性，敢于对内建立一套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约束性纪律和组织机构。革命充斥着党派倾轧或一“党” 专政，然而无论是党派倾轧还是一“党”专政，却无不以全民利益反党派政治的姿态出现。

　　 能够说明这一现象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雅各宾派。这一派别曾建立过全国性的联系网络，在９３年革命中客观上起过类似政党的作用。但是，该派领导人却始终不具建党意识，甚至自觉抵制建党意识。由于拒绝建立组织制度和稳定的领导机构，这个政治派别始终停留于亨廷顿所言政党发育的原始阶段——派系活动期，即“俱乐部”状态，并未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政党。雅各宾派两位最孚众望的领袖曾这样反对政党政治：

　　 圣鞠斯特在１７９３年３月１３日《关于外国乱党的报告》中宣称：“所有党派都是罪恶的，因为它游离于人民和民众社团之外，并和政府闹独立。所有乱党都是罪恶的，因为它企图分裂公民。”O F

　　罗伯斯庇尔甚至更进一步，他连当时已得到普遍公认的 “雅各宾派”这一称号都感到忌讳，如芒刺在背，不除不快。１７９２年２月２６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言，要求该派成员放弃“雅各宾派”这一简明称呼，而应坚持使用“设于雅各宾修道院的宪法之友社”这个全称。理由很简单；“雅各宾派”这一称呼，“由于敌人不断加予我们的种种诽谤，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行会，甚至乱党。”O G

　　同年５月，《巴黎革命报》就此评论说：在“雅各宾派”称号的背后，“有某种既滑稽又不祥的东西。它带有乱党的味道。 ……但是，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于宪法之友们也许已经无法摆脱‘雅各宾派’这个名字了，他们已经以‘雅各宾派’着称于世，即使罗伯斯庇尔本人反对这个名字也无济于事了。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以公民责任心，审慎、善行和智慧来为这个名字赢得尊敬。”O H

　　后来的雅各宾派活动，也确实是按着这“唯一的办法”办：以大量的道德理想词语换算具体的派别利益，并随着这一派掌权，法兰西全民族都进入了不言功利只言德化的理想阶段。弥漫于全社会氛围的反政党政治空气，是前文所述议会内部反结社联盟价值取向的社会心理根源，产生这一心理的原因，除了当时革命环境的险恶，阴谋层出不穷，危机连续不断，观念方面的根源显然是卢梭式的直接民主制理想。直接民主制是古代小国寡民政治活动的简朴形式。从古代小国寡民到近代大国众民，民主制的组织形式本来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种“二次组合”：在政治领袖和民众之间，必须安排一个政党层面，以利益集团为单位，集中表述过去以个人为单位直接表述的政治意愿。这就是支撑英、美宪政体制长期稳定的近代政党制度。但是，正如亨廷顿所言，“法国人民信奉的是民粹式的、卢梭式的直接民主”，“民粹反对派否认在人民与其政治领袖之间还有建立调解结构的必要。他们所期望的是，无政党的民主。”O I

　　这种“无政党的民主”表现在议会内外两个方面，“洞穴”内聚散无常，“广场”上浪击有常，只见旧制度崩坏塌陷，不见新制度树立权威，只见政治参预扩大、爆炸，不见政治制度化给予约束、整合。在这种情况下，全民族政治活跃，如一片流动的沙漠，沙子不能粘集为沙团、沙堆，成团粒结构，板块碰撞，只能朝聚暮散，随风飘移。尽管广场上警钟长鸣，市政厅起义不断，法兰西人给旧大陆各国树立新型道德政治的高尚榜样，他们本身不得不承当长期不得社会稳定的沉重代价。

　　 广场政治作为“阳光下的政治”，它的又一个特征，就是政治的公开姿态——透明无隐。

　　 这是卢梭反异化理论以全民动员的形式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政治实践。所谓“透明”，浅层含义是政治过程的全曝光，消灭旧式政治在“洞穴”内的种种“暗室形态”；深层含义则是政治的道德理想化，政治过程放射道德理想的光明。所谓“无隐”，也有两个层面。浅层含义是消灭政治上的异己之物，不容反对派存在；深层含义则是扑灭政治上的种种疏离、间隔，裹挟一切政治上的不活跃分子，扑灭更大范围内市民社会中各种远离政治的“暗室形态”，如个人情趣、家庭空间、私人氛围，乃至各种不含政治成分的消费生活……。

　　 这种大同和一的政治一体化要求，首先从“称呼革命”开始。一夜之间，行政命令各色人等统统放弃旧式称呼，一律以 “公民”相称。然后向各个方向展开，放射出威慑性的强制力量，“广场”上出现前文所述卢梭之独创的“剧场暴力”，如：

　　 三色徽崇拜——

　　据考证，初起的革命标志是绿色缎带制作的。但是不久人们即发现绿色是阿尔图瓦公爵（路易十六之弟，后来复辟王朝的查理十世）家仆人服装的颜色，于是便创造了一种由红、白、蓝二色组成的圆形标志取而代之。红、蓝是巴黎徽记，白为波旁王朝徽记。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３日，攻打巴士底前夜，三色徽被民众采用为集合的标志。从此，它成为不可侵犯的革命象征物，迅速风行全国。１０月５日，巴黎妇女进逼凡尔赛，将王室胁迫回巴黎市区，这一重大事件的起因就是因为风闻凡尔赛宫晚宴上，有军官将三色徽踩在地上践踏。在这一阶段，巴黎民众对三色徽视若圣物，无可厚非。此后当行政当局以法令形式强制人民佩戴，三色徽迅速成为法国式自由的象征，即如卢梭所言：“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约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O J１７９２年７月１５日立法议 会规定，全国所有男子必须佩戴三色徽，后来国民公会又把这 一规定扩大实行到所有妇女头上。上有所好，下必其焉。三色 徽逐渐泛滥，在政府公文、教堂钟楼、公共建筑及自由树上，都 出现了这一花饰。１７９３年的一张由半文盲的人写的告示中， 终于把不佩戴三色徽者一律斥之为居心险恶的“温和派、斐扬 派和贵族派”！

　　小红帽和红色崇拜——

　　小红帽，一种无套裤汉常戴的红色无边尖顶软帽。红色，初为法国苦役犯的号衣颜色，原来并不吉利，但是随着小红帽上升为革命图腾的地位，红色迅速上升为压倒一切的颜色。１７９２年春，对外战争迫在眉睫。吉伦特派开始对民众进行心理动员，大力提倡以长矛为标志的武装权的平等和以小红帽为标志的服装平等。同年４月，吉伦特派赦免不久前判罚苦役的一批瑞士籍士兵。由于获赦的苦役犯当时大都头戴小红帽，前来庆贺狂欢的巴黎群众也都模仿着戴上了小红帽，整个会场成为一片红色的海洋。从此，小红帽的鲜艳色彩染遍法国革命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成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政府公文、印章硬币、节日庆典、房顶墙壁、船桅石碑上，到处都是小红帽的标志。激进的妇女在菜市、路口巡视，强迫其它妇女一律穿长裤、戴红帽，一度引起众多纠纷。像法国这样将整个革命戴上一种帽子，染成一种颜色的壮举，在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中都是看不到的。历史学家米什莱针对红色现象评论道：“人们采纳最贫穷的农民戴的小红帽。大家觉得红色比任何颜色都好看，是最艳丽、最为大众喜爱的颜色，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红色也是血的颜色！”O K

　　广场狂欢——

　　我们还记得卢梭那句名言：“在广场的中央，树立起一个鲜花环绕的长矛，把人们集合在那儿，你们就拥有了一个节日，至善不过如此。”大革命一开始，一些重大的革命事件就出现了广场狂欢的浓烈色彩。

　　 巴士底狱攻克后，民众把守备部队司令德洛内的脑袋挑在矛尖上游行，并把城堡夷平，辟为广场，广场上树起一块木牌，上书“大家来跳舞！”

　　 第二年马赛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民众在那儿攻取了被称作马赛“巴士底狱”之一的圣尼古拉堡，然后跳着法兰多拉舞在全城游行。民众挑着被杀死的要塞司令博塞的肚肠，嘴里吆喝着：“货色新鲜啊，谁要？”

　　 第二年，即１７９１年，在阿维尼翁市也出现类似情况。在街头杀死贵族的儒尔当等激进人士获赦时，当地人民也举行了狂欢游行。传统的酒神彩车浓装过市，年轻人在车上开怀畅饮，市民夹道欢呼，一派狂欢节气氛。革命最初三年里，群众已自发形成种种节庆：五月植树节、赛马、牲畜献祭、反宗教化装舞会等，既延续基督教的传统节日，又在这些节日里充塞大量世俗性的革命狂欢内容。如在奥维涅地区，人们在宗教节日期间玩九柱戏或骰子戏，在漂亮女人和社会名流的窗前起哄；如在普罗旺斯，青年们热衷于一种所谓“假充好汉”的闹剧：着戎装，佩刀枪，簇拥着载有异教神灵的彩车，随同一列列滑稽可笑的游行队伍行进，同时燃放烟火。在巴黎，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时，马尔斯校场上举行全国性的联盟节。尽管尚有主教主持弥撒这种基督教内容，但是已出现数万人共同宣誓效忠祖国的盛大世俗内容。

　　 卢梭生前的另一遗愿：改造上流社会剧场生活的异化现象，此时也已实现。革命来临，剧场的观众成份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大量无套裤汉在政府赞助下，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剧场。剧场上、下间隔的疏离现象也得到了克服，观众与演员开始融为一体：一听到正面角色的爱国唱段，观众会跟着大吼大唱；一听到反面人物的词，观众席上会站起激动的人群，攘臂叫骂；一待全剧结束，观众会涌上舞台，与演员们一起欢歌起舞。革命到了这种时候，是剧场，也是广场，是一个广大无边的狂欢广场。革命座无虚席，所有的观众都涌上了政治舞台，成为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表演，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良心监督。革命中的法兰西，没有一个观众，到处都是演员，所有人都生活在别处，生活在革命舞台上——

　　 “人们不可能长久挤在窗台上，于是纷纷走下来，出现了拥抱、欢笑、畅饮祝福和相互抚爱……所有人的脸上都充满了醉意，比美酒还要甜蜜，广场上持续了长时间的欢声笑语……它如此令我感动，我已看不见其他事物了……”

朱学勤 2013-08-20 15:3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