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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说来，有慧眼的读者仅从作品即可断定其作者。那么，这些明眼人的依据是什么？当然是作品独特的个性。一方面，作品不论怎样复杂，它对政治、社会、男性、女性、宗教、道德及其文化的看法都有某些固定性，从而形成其独特的思想观念特征；另一方面，对这些思想观念所采取的叙述角度和方式也有一定规律，这就是其文体模式特征。那么，林语堂的文体模式怎样，他有无较统一的文体？如果有，这一文体是什么，有何特点？这一文体的产生与确立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它对文学的健康发展有何意义？它是否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呢？
　　　　　　一、偏爱“闲谈体”
　　就中国现代作家而言，从思想观念角度对其进行区分比较困难，至少比较复杂；但从文体入手对其进行划分则要容易得多。因为文体较思想观念更具概括力和固定性。何谓文体？人们说法不一。有人把文体等同于文学的体裁，有人认为文体包涵体裁（样式）与体性（风格），有人认为文体是语言加主题加风格。这些说法虽各有道理，但缺乏确定性和明晰性。我认为，文体主要看作者的叙述方式和倾向怎样，换言之，文体主要表现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结构上。
　　基于对作家与读者关系之考察，中国现代作家的文体主要有三类，一是教导式，或称启蒙式；二是忏悔式，或称自语式；三是对话式，或称娓语体、闲谈体。所谓教导式文体，是指作者以先驱者的身份出现，他们洞悉历史和未来，了知世界和人生，知识丰富，智慧过人，以国家民族的拯救和发展为己任，向读者、听者讲解，启蒙。而听众则是受启者，他们往往以保守、麻木、愚蠢、无知者的身份现身。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中，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一在高处，一在低处；一是言说者，一是听讲者。这很像老师授课，学生听讲，这也很像牧师布道，教徒受启。因为中国现代新文化新文学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学习西方而批判故国，所以启国人之蒙、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就成为先驱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现代作家多是采用启蒙式文体教导国人走出黑暗和愚昧走向光明与文明的，鲁迅、胡适、茅盾、曹禺、蒋光慈、梁遇春、梁实秋、艾青、钱钟书等都属于这类作家。所谓自语式文体，是指作者往往不太考虑读者的存在与意见，更多是自我的表白与渲泄。此类文体的作者往往内心有着无法言状的欢喜、痛苦、彷徨与苦闷，其创作动机也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些作家与启蒙式作家偏于理性思辩不同，而是偏重情感表白，其作品往往带有较强的自叙传色彩，郭沫若、巴金、郁达夫、萧红等作家当属此例。需说明的是，这两类作家并不能绝缘分开，有时在同一作家身上表现出两种文体特征。如郭沫若的《女神》更多是自语式的，而《甲申三百年祭》则是启蒙式的；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主要表现出这两种声音。所谓对话式或娓语体，是指作者与读者如朋友谈心、双向交流，他们无所谓高下之分，也没有智愚之别，双方均敞开心扉，无芥蒂无挂碍，彼此沟通、学习。周作人、林语堂当属此类。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也有别的作家喜用“对语体”，但对此体喜爱之甚、用力之勤，追求之自觉，影响之大者恐怕无人能出林语堂右者。对这一文体的称谓，林语堂没有确定，甚至认为名字并不必定死。他说，“小品文笔调，言情笔调，言志笔调，闲适笔调，娓语笔调，名词上都不必争执”（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当然，在这一文体中，林语堂看中的是其内质，即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他说，“我们要明白这种文字的特格，是由于作者对读者的态度，认为大家是老友，关起门来，作密室谈的态度”（注：林语堂：《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6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还在《语丝》时代，林语堂就开始重视这种风格，后来，他主办刊物就将这一文体定为办刊宗旨，力求选取有个性，有谈话风度，肯对读者说心里话的名篇佳作。林语堂说，“《人世间》提倡小品文笔调，以谈话腔调入文，而能为此笔调者尚少。愚见以为西文所谓谈话（娓语）笔调可以发展而未发展之前途甚为远大，并且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中国文体必比今日通行文较近谈话意味”（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页。）。
　　林语堂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上也坚持这种文学观，他甚至不无自豪地说：“我创出一个风格。这种风格的秘诀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真心话，就犹如对老朋友畅所欲言毫不避讳什么一样。所有我写的书都有这个特点，自有其魔力。”（注：林语堂：《八十自叙》，《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0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页。张振玉译。）这里，林语堂强调了三点：一是与读者进行心灵交流，这一文体为自己首创；二是这一文体把读者当朋友，与读者畅所欲言，尽叙心曲；三是这一文体不仅表现在散文中，还表现在小说及别的体裁上。有的学者曾指出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在西方引起反响的原因时说：“《生活的艺术》所以能脍炙人口，除了内容上对症下药，符合西方读者的口味之外，也借助于那种把读者当作知心朋友的吐露肺腑之言的笔调，使读者亲切地感到：‘林语堂在对我讲他的真心话’。这种形式很适应西方读者的阅读心理”（注：施建伟：引自林语堂《八十自叙》中的《林语堂出国以后》，第128页。）。这一说法是对的。 问题是这种文体不仅表现在《生活的艺术》中，也表现在别的作品中；不仅适合西方读者的心理，也适合中国读者的心理。如林语堂创办的刊物《论语》就极受欢迎。林语堂说：“听说《论语》销路很好，已达二万（不折不扣），而且二万本之《论语》，大约有六万读者”。（注：林语堂：《披荆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4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试想，在中国那样风雨飘摇的年月，一份纯文学刊物能拥有如此多读者，其文体之功绩自不待言。那么，林语堂在文学创作上是怎样使用“闲谈体”的呢？换言之，“闲谈体”给林语堂的文学作品带来哪些特点呢？
　　首先，林语堂善用“谈”、“说”、“论”、“记”、“答”和“闲话”等字眼给作品命题，这些与“闲谈体”关系密切的字、词一开始就给作品打上特殊文体的烙印，因为这些字眼中就隐含着一个读者一个知心朋友在。作者仿佛与读者对面而坐、促膝谈心，一种心平气和的情调油然而生。
　　其次，林语堂在作品中大量使用对话、书信和日记的方式表情达意。对话与书信都有听者和读者，而日记则是将自己当成读者，与另一个自我畅谈。把“闲谈体”直接引入作品之中，作品人物就可代表作者说话，从而有着强烈的艺术效果。比如，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写过王府花园里常常举行的闲谈，这是一个优雅舒适的所在，有山有水有鱼有树有花有草，简直是人间仙境。北京的名流如辜鸿铭常来此与姚家、陈家人聊天。谈话中还会有外国朋友，大家畅谈文化、家庭与人生，共度美妙时光。每至于此，辜鸿铭总是兴趣盎然，侃侃而谈，妙语连珠；而听者呢，或偶插数言，或提出疑问，或静听细想。这样的谈话极得闲谈真义，也使作品笼罩着闲适平和的气氛。总之，林语堂作品的“对语”和“闲谈”片断对其“闲谈文体”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些对话、谈论，更是一种氛围，一次心灵的感应与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的作品有许多是采用对话、闲谈方式结构全篇，“闲谈”自始至终贯穿作品，整个作品就是一篇谈话集录。如林语堂写了《谈劳伦斯》和《谈中西文化》，二文均以柳先生和朱先生（《谈中西文化》一文柳夫人也加入谈话）的闲谈来结构全篇，他们或谈《金瓶梅》，或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或谈中西文化之异同。有意思的是，他们谈兴未止，越谈越浓，其谈话在《谈螺丝钉》、《再谈螺丝钉》、《三谈螺丝钉》、《四谈螺丝钉》四篇文章中继续进行。而且，这四篇文章仍是以柳先生、柳夫人和朱先生三人闲谈的方式结构作品，他们以水龙头为引子或谈孔子的仁、礼，或谈中国的饮食，或谈外国的接吻，或谈外国的文学、艺术与哲学，开篇谈，终篇亦谈。这四篇文章又是相关相连，可以将其视为由四篇短谈组成的一篇长谈。还有《女论语》、《广田和孩子》、《记大千话敦煌》、《与大千先生无所不谈》、《想象的孔子会谈》、《恭贺阿丽西亚》、《记检查身体》、《记农历元旦》、《慈善启蒙》等，都属用“闲谈”结构全篇的例子。更值提及的是林语堂的长篇小说《奇岛》，它除了有大量的对话外，也是用“闲谈”结构作品的。虽然此书不似许多散文那样自始至终都在闲谈，但“闲谈”一直贯穿整个作品。在这个岛上，会集着哲学家、人类学家、冒险家、诗人、音乐家、美食家及宇行员，他们常常设宴畅谈，有时通宵达旦。他们在一起纵谈文学、哲学、艺术和美食，闲谈人生、人性与自然，常常乐此不疲。可以说，《奇岛》不是一般意义上以故事和典型人物塑造为胜的小说，而是由文化名人的宴会闲谈组成的散文体小说。如果站在传统小说观念角度看，《奇岛》无疑不是一部好小说，它杂乱松散甚至有点拖泥带水，一般人读之必然生厌，当然也难以读下去。然而，如果站在“闲谈体”的角度，站在作者与读者关系的角度，站在散文体小说的视域，用文化的眼光来体味，我又分明感到它与众不同的魅力。它谈及的文化问题是处处闪耀动人的光辉，给人以解颐之妙。另外，这种闲谈使作品充溢着从容、宁静、和平与和谐之美。
　　最后，林语堂作品的叙说方式具有对话性，是属于闲语体。表面看来，有的作品既没有对话，也没有书信，更没有闲谈的结构，但作品的叙述口吻、方式及其气氛具有对语的特性，就好似作者在与一位潜在读者进行交流一样。比如林语堂的作品中常出现的语句有：“你”、“你们”、“诸位”、“我”、“鄙人”、“我想”、“我觉得”、“你们都明白”、“也许”、“不妨”、“众所周知”、“谁也知道”、“何以故”、“且说”、“话说”，等等。这些用词遣句一是有“作者”和“读者”存在，二是作者态度自谦，无狂傲之霸气，对读者尊重、客气、友善。作者这种“心里时时有读者在”的写作方式在林语堂各类体裁的作品中都存在着。
　　还需说明的是，林语堂对语的方式往往不是单一的，不是仅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展开。事实上，“作者”与“读者”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其中有着多层含义。比如作品中的人物的“对语”，比如作者与潜在读者的“对语”。除此之外，还有作者与自我的对语，作者与自然的“对语”。像《秋天的况味》不仅有作者与读者的潜在交谈，还有作者与自己与自然与人生静静的推心相知、倾心相与，因为在弥漫的香烟云气和初秋的意味中，林语堂既有无限的满足，又有说不尽的伤感。在与自我与自然相面对的过程中，作者与读者一道在同另一个“对象”叙说，倾谈。还有《辉煌的北京》中那些写北京四季，写北京自然田园的文字都是如此。读这些作者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文字，我分明感到作者那颗独特的心。这些文字还让我感到洁白的飞絮没有重量甚至没有心，它在轻歌漫舞，在大自然的怀中“做梦写诗”、“低吟浅唱”。可以说，林语堂“闲谈体”中的“作者”只有一个，而“读者”有多个，这是立体式的文体结构方式。
　　　　　　二、“闲谈体”的特征
　　总体说来，“闲谈体”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也无确定的内在规范，它是比较随便的文体。但是，它总应有较相对的限定。那么，“闲谈体”有哪些特征呢？怎样理解“闲谈体”的精髓和要旨呢？
　　第一，包容的心态。与其他文体严格的选择和规定不同，“闲谈体”视野比较开阔，心胸比较广大，在题材、主题、人物和叙述等方面都比较包容，换言之，就是比较随便。比如选题，一般的启蒙文体都是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视角选择那些较为重大神圣至少有相当意义的题目，或革命，或杀头，或疯狂，或破产，或战争，或疾病，或恋爱，或失恋，或剥削，或压迫，或失业，或逃亡，或醉生，或梦死，……，不一而足。林语堂并不是不写这些问题，而是并不把视野限定于此，在他看来，“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均可入题”，关键看其是否反映真情、真性、真意。重大的题目可以写，细小的题目何以就不能写呢，大海固然广大浩瀚，透过它可以了知世道沧桑，但一滴水同样可以小中见大，管窥全豹。而且因为细小之事来自生活、伴于身边，目所见、耳所闻、脑所思、心所感，最易见出真情实意，与那些远离人生、虚无空浮的思想、观念、逻辑给人的感受相比真有天壤织别。林语堂曾表示作家应将目光转向日常生活锁事，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选择阔大题目的做法。他曾为《人间世》确立办刊宗旨，本刊“或谈现代人生，在东西文化接触，中国思想剧变之时，对于种种人生心灵上问题，加以研究，即是牛毛细一样的题目，亦必究其究竟，不使放过。非小品文刊物所弃而不谈者，我必谈之，或正经文章而廊大虚空题目，我反不谈。场面似不如大品文章好看，而其人处反深”（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在林语堂看来，题目固小，但它照样可以表情达意，以倾肺腑。林语堂说，“今之所谓小品文者，恶朝贵气与古人笔记相同，而小品之范围，却已放大许多”，“此种小品文，可以说理，可以抒情，可以描绘人物，可以评论时事。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是之谓现代散文之技巧”（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正是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林语堂文学创作选题广泛，几乎无所不包。在一般人不以为然的鸟兽虫鱼和生活琐事都可进入林语堂笔下，并得到较好的表现。林语堂的包容还表现在对偏见的看法上，人人都反对偏见，而他却偏爱偏见。林语堂说，“世界上本没有‘公论’这样东西，凡是诚意的思想，只要是自己的，都是偏论，‘偏见’。若怕讲偏见的人，我们可以决定那人的思想没有可研究的价值；没有‘偏见’的人，也就根本没有同我们谈话的资格”（注：林语堂：《论语丝的文体》，《剪拂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3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林语堂认为谈话者的错处并不可怕，人云亦云最可怕。总之，正是这份宽容，“闲谈体”才可包罗万象，有百川归海之气象。
　　第二，闲适从容的格调。闲谈与争吵不同，它往往讲究的是雍容和平的气氛，舒缓从容的节奏，人在其中有宾至如归之感。
　　谈话首要者是周遭的氛围。房间、花园、密室均好，但要安静，要自在，要舒适；时间可早可晚，以时间优裕为妙；季节则以夏日树下清凉和冬天大雪暖炉为佳；至于周遭环境当有自然美景和优雅的文化为要，或书香弥漫，或鸟语花香。就闲谈者的心态言，人们最好是无杂事缠身，无烦恼扰心，无忌讳分神，眼前如明镜般透彻，胸中似洞火样明亮，精神像秋水样清爽。还有闲谈者最好是朋友，知情知意知心，无碍无虑，人间世相，芸芸众生，甚至鸡毛蒜皮都可随心所欲、畅所欲言。林语堂笔下的闲谈都具有这种气氛。北京的王府花园，奇岛的宴会，新加坡的房间，杭州的寺院殿中，都是闲谈的“人间仙境”。像《谈劳伦斯》中朱先生与柳先生的谈话气氛就是如此。文章写道，“朱柳两位老人正在黯淡的灯下闲谈，因为此时虽是民国卅五年，苏州城外居户大半还未有电灯。在廿八年曾经因为沪宁公路通行，苏州的马路上屡次发现汽车的踪迹，后经吴门人士一体反对，报上也曾有过一次剧烈的辩论，才把汽车禁绝了。柳先生饭后无事，过来找朱先生攀谈，在这黯谈的灯光之下，看得最清楚的就是朱先生的一枝旱烟，下垂着一个烟袋，一卷烟云缭绕而上”（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另外，谈话者与听众在林语堂笔下也具有相当的随意性，他们的姿势不必讲究，可坐可卧，可将沙发坐垫放在地板上盘膝而坐，也可将腿放在桌上，以自己舒服为准。他们可以随时插话，随时提问，当然也可缄口不言，俯首静听，甚至也可不听、打瞌睡或睡觉。一切听其自然。就如一个女性，告别世俗伪装的社会，晚上回到家中，脱掉衣服，卸下装饰，随意卧眠，处于自由自在的放松状态。如《谈中西文化》中，柳先生与夫人正谈得起劲，喉咙都干了。作品写道，“柳夫人立起，倒一碗茶给柳先生喝。又倒一碗给朱先生，却见朱先生已经鼾鼾入梦了。他们举头一看，明月刚又步出云头。柳夫人轻轻的拿一条洋毡把朱先生露在椅上的脚腿盖上”（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还有《四谈螺丝钉》一文，当柳先生见夫人谈得起劲，谈得美妙时，“俯首吻她而不答。……等他们吻完了，柳夫人忽然抬头看朱先生，怕难为情。柳夫人：老朱怎么不见了？朱先生已悄悄地走到大门口了。”（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199页。）由此观之，林语堂笔下的谈话者真是自由之子，行当行，止当止，全在顺其自然中。他说，“谈话和小品文最雷同之点是在其格调之闲适”。“真正谈话的必要条件是：我们能够在一个房间里悠闲而亲切的空气中表示我们的意见，身边只有几个好友，没有碍目之人”（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他还闲适对文学艺术的重要性，“凡是艺术，都是心手俱闲时慢慢产生出来的”（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然而，工商业文明却使这种谈话氛围渐渐失去， 令人感喟！林语堂说，“人们今日在叹惜炉边或木桶上谈话艺术已经失掉了，因为目前商业生活的速度太高了。我相信这种速度颇有关系，可是我同时也相信把家庭变成一个没有壁炉的公寓，便无异在开始破坏谈话的艺术，此外，汽车的影响更把这种艺术破坏无遗。那种速度是完全不对的，因为谈话只有在一个浸染着悠闲的精神的社会中才能存在”（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最后，闲适从容的格调还表现在谈话节奏上。这节奏是铿锵的，又是连绵不断的，如一串自远而近的灯火，似一串珍珠。林语堂说，“娓语笔调，尽可拉拉扯扯，不分段纵笔直谈。谈得越有劲，段落越长”（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页。）。 林语赞赏高雅之士连绵有节奏的谈吐，认为听其谈吐为人间一乐！他说，“学会讲官话的人，你可半天坐着听他谈论，如听一出好戏一样。他的声音是从喉管里的深处发出来的，到了嘴里，又有一段抑扬顿挫的工夫，其中又有应有的咳嗽，停顿，捻须等做点缀；你听他的句读是流利铿锵的，措词是温文尔雅的，前后是有照应的，有‘一则’，‘二则’，‘三则’的分段的，……在他静听之时，一口一口的‘是的’，来的非常安详，宛如钟鼓之有节奏，在他发言时，每段段末，他有‘高明以为何如’重叠的波浪，听来非常悦耳。……现在不然了，我们的贵人只会乱发谈话，而且发的粗鄙、不雅、无伦次、不动人。记忆力既差，前后又无照应，所以益发不像样了”（注：林语堂《行素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4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136页。）。高雅之士的谈吐仿若神仙妙语，令人着迷，不可多得。
　　为使谈话更富闲散之美，林语堂还指出琐碎材料和佐料的作用，它的是谈话的润滑剂和调节器，这使谈话既有生活情趣又轻松自然。如上面官话中的“一则”，“二则”，“三则”，“是的”，“高明以为何如”，都是琐碎材料。而上文提及的柳失人在谈话中也是佐料。林语堂认为有女子参加的谈话具有普遍性，他说：“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凡是具有注意于了解生活艺术的文化者，同时都一致发展欢迎女子加入以为点缀的习尚。雅典在派里克列斯的时代即是如此，十八世纪法国沙龙时代也是如此。就是和中国男女之间虽禁止交际，但历代文士都渴欲女子加入他们的谈天一样。在晋宋明三朝之中，当清谈艺术最为流行的时候，都有许多才女如谢道蕴、朝云、柳如是等参于中间。”（注：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4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越裔汉译。 ）对作为谈话琐碎佐料的女子之作用，林语堂说，“在风雅的谈话中，我们需要女人供给一些必要的琐碎材料，因为琐碎的材料是谈话的灵魂。如果没有琐碎的轻松的成分，谈话一定立刻变得滞重乏味”（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综而观之，林语堂笔下精彩的闲谈往往少不了女性，木兰、芸、柳夫人、尤瑞黛、艾玛·艾玛等都是闲谈的积极参与者。
　　第三，灵光闪现的心灵。林语堂理想的闲谈并不是无病呻吟，进行低级趣味的胡说瞎扯，因为这种谈话对人对文学都无益处。他强调闲谈者需是朋友，并且是有知识有智慧有见解有趣味而又善于谈话的朋友。他曾提到一位长醉不醒的好谈者，每当善谈朋友到来，他都是谈兴浓、精神旺、通宵达旦长谈而精神仍然清明健爽。然而，无好谈之人，他却或醉或眠，长睡不起，形同死人。有了好谈的朋友还不一定有好的闲谈，真正神妙的闲谈必须各抒己见，独发性灵，所言是至论，所道为至声，当大家都将真知灼见化为妙语连珠时，谈话才更有魅力，令人击节赞叹。而且，和谐融洽的谈话，易生共鸣，碰撞有光有声，更具魅力。可以说，谈话不是单独行动，而是一种相互撞击、互为启发、相互攀升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见解才能越来越清明、新颖、深刻。所以，“性灵”在林语堂的“闲谈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何谓“性灵”？“性灵”与“个性”的关系怎样？林语堂认为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只是角度不同而已。他说，“神感乃一时之境地，　 而性灵赖素时之培养。　 一人有一人之个性，　　以此个性Personality无拘无碍自由自在表之文学，便叫性灵”。 “凡所谓个性，包括一人之体格、神经、理智、情感、学问、见解、经验、阅历、好恶、癖嗜，极其错综复杂。大概得之先天者半，得之后天者半”（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林语堂谈到《论语》选文之标准说， “大概有性灵，有骨气，有见解，有闲适气味者必录之；萎靡、疲软、寒酸，血亏者必弃之。其景况适如风雨之夕，好友几人，密室闲谈，全无道学气味，而所谈未尝有不涉及天地间至理，全无油腔滑调，然亦未尝不嘻笑怒骂，而斤斤以陶情笑谑为戒也”（注：林语堂：《拾遗集》（上），《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7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167页。）。其实，性灵与灼见是“闲谈体”的精髓，有了它，就如山有水、树有花、鸟有声、眼有神一样。
　　闲谈的性灵还表现在谈话的“意味”。如果说“见解”主要是谈话的骨骼，那么这“意味”主要是谈话的血肉，如果说“见解”是金子，那么这“意味”则是滋润金子的水。有“意味”谈话则生，无“意味”谈话则死。不论闲谈体的笔调如何，凡佳作均需有韵味。林语堂概括说，“至于笔调，或平淡，或奇峭—或清新，或放傲，各依性灵天赋，不必勉强。惟看各篇能谈出味道来，便是佳作。味愈醇，文愈熟，愈可贵。但倘有酸辣辣如里老骂座者，亦在不弃之列”（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当然，“见解”与“意味”不是绝缘分开的，某种意义上说，新奇的令人解颐的“见解”中也包含着“意味”。
　　第四，灵健雅致的语言。为使“闲谈体”能够充分发挥优势，使其更加动人，林语堂非常注重“闲谈体”的语言。首先，简易明晰，人人能懂。如果“闲谈体”的语言生僻、古怪、板滞，或是道学气氛浓重、学究气十足，那么它就不会有广泛的读者。林语堂说，“凡写文章都要人人能懂，做文章不是给古人看的，或是专给少数文人看的。所以报上的文章必日趋简易”（注：林语堂：《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6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其次， 通俗易懂，成为大众语。林语堂说，“吾意大众语必无声无臭的归还白话，真正大伙儿的话，文人必学不来，但能从此学会写明白的白话，而矫正今日白话洋八股之弊，是亦一大佳事”（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某种程度上说，大众语是活泼的，简洁明快的，极富表现力，很适合交谈。人们如果注意街谈巷议就会发现它较接近“闲谈体”，它的语言具有灵健生动的特点。再次，文雅精致，富有魅力。大众语并不是林语堂“闲谈体”的理想语言，因为它有其不足，即太直率有时甚至有些粗鲁，缺乏文化感。为了弥补这种不足，林语堂主张吸收古文的致雅。就是说，将古文之文雅与土语白话之灵健熔为一炉，就可以创造出真正适合闲谈的“雅健”语言。他说，“国语要雅健，也必有白话、文言二源。凡为文体必先雅顺自然”。“而文好的，自然而然加入文言。文言作家肯大家注意这一点，文言中的精华，自今流入现代国语。也不必故意排斥文言成分，否则白话文永远不会养成文雅与劲健俱到的丰富的国语”（注：林语堂：《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6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将文言与白话融汇，互为取长补短， 即可创出全新的语言。这种语言既通俗易懂，普及性强，又格调高雅，益于提高。
　　当然，林语堂的“闲谈体”最重要者还是“性灵”和“笔调”两项，用林语堂自己的话说就是“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注：林语堂：《拾遗集》（上），《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7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180页。）。如果进一步概括林语堂的“文体特征”， 那就是他自己的话“清顺自然”。他说，“关于文体我想提出四个字，叫‘清顺自然’”。“关于文体方面，我想可以两句包括，‘平淡不流于鄙俗，典雅不涉于古僻’”。（注：林语堂：《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6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页。 ）这是一种既要求通俗，又需要境界的文体，换言之，在雅俗共赏、深入浅出中显现出真的见解、雅的趣味的高的品位。
　　　　　　三、“闲谈体”的价值意义
　　长期以来，林语堂的文体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受到痛斥，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自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一个世纪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一直是谁也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许多仁人志士忧心如焚、呐喊抗争，甚至断头流血，而林语堂却倡导“闲话”、“幽默”与“性灵”，主张闲谈笔调，确是不合时宜！但换一个视角，站在今天的高度，站在文学的立场进行审视，林语堂的“闲谈体”并不是没有针对性的废止喧闹，也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意义。
　　中国现代新文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打破“文以载道”的旧的文化传统，倡导“个性”、“自由”、“科学”和“民主”，从而使中国文学出现了新的生机。但也不可否认，中国新文学还属开创期，尚未臻于成熟和完美，存在不少局限。其中，最突出者是文学的独立性时时受到干预和制约，影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林语堂正是从此意义上倡导“闲谈体”，其目的是为了确立文学的独立地位。
　　那一时期的政治环境是相当恶劣的，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日本侵略，文学都受到封杀，革命作家甚至普通的文人都受到严密控制，难以畅所欲言。对此，林语堂非常不满，他反对文学离政治太近，而离人生和文化太远。如果过分强调政治对文学的决定作用，势必会扼杀文学。他说，“我以为文学的作用，便是使我们带了一种更真的了解与更大的同情把人生看得更清楚，更正确一点”。“把文学放在政治的仆从地位这种看法，必然因为限制了人类心智的自由创作，而把文学杀害了的”。“文学最要紧是必须要打动人心，只要它把生活描写得真实”（注：林语堂：《讽讼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5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林语堂还反对夸大文学的作用，认为文学并不似有人所言，可以兴邦可以亡国。一个国家的兴亡最主要不是取决于文学家。文学的作用只是潜在的渐渐的作用于世道人心。基于此，清淡不会亡国，玩物也不会亡国，统治者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发几句牢骚、玩一玩，于亡国有何干系？林语堂说，“吾素最反对清淡亡晋之论，晋之亡不在阮籍猖狂，而在昏君暴主杀人如麻使阮籍不得不猖狂之环境。向来中国无民权”，“夫饮酒猖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洁身自好耳”（注：林语堂：《披荆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4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他又说， “西洋舞台跳舞，如草裙舞，妖邪比中国何只百倍，但是未闻西方思想家抨击，而实际上西人也并未因看草裙舞而遂忘了爱国，中国人却不能容忍草初舞，板起道学面孔，詈为人心大变天下大乱之征。然而，中国人也并不因生活之严肃而道德高尚国家富强起来”（注：林语堂：《披荆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4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很显然，林语堂不赞同将文学与政治等同起来，认为文学要有其自身的特性，而不应该成为宣传和工具。
　　强调文学的独立品格还表现在解除文学的精神束缚。应该说，“政治”对文学的过分干预虽然对文学的健康成长有不良后果，但它远不如“精神”对文学的束缚来得严格、长久和深入，一者是有形的，一者是无形的；一者是短期的，一者是长期的；一者是表面的，一者是内在的。这里所说的“精神”，林语堂称之为“道统”、“理学”、“道学”或“方巾气”。中国新文学虽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传统文学，但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思想却非常顽固，它如水中之球常常冒出水面。在谈到中国现代散文的弊端时，林语堂说，“今日散文形体解放而精神拘束，名词改易而暗中仍在摹仿，去国外之精神自由尚远。性灵二字虽是旧词，却能指出此解放之路，故以重性灵为一切解放基本之论。有人反对这种解放，那是道统未除，流毒未尽。性灵也好，幽默也好，都是叫人在举笔行文之际较近情而已。两者在西洋文学都是老生常谈，极寻常道理。今日提倡之难，三十年后人见之，当引为奇谈。但我们仍相信此为中国散文演化必经之路”（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 对中国整个新文学林语堂也批评说，“二千年来方巾气仍旧把二十世纪的白话文人压得不能喘气。结果文学上也只听见嗡嗡而已”（注：林语堂：《披荆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4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还有，封建文人的虚假与做作也未得到根本清除，严重影响新文学的健康成长。周作人曾批评说，“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器识文章都无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他们只会做文章，谈道统，虚骄顽固，而又鄙陋势利，虽然不能成大奸雄闹大乱子，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注：周作人：《厂甸之二》，《苦茶随笔》，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7页。）。鲁迅也曾剖析文人献媚的丑态，有的可怜虫竟因拍马屁献文章反被杀头，这就是鲁迅称之为欲做奴隶而不得者。林语堂对道学文人也多有批评，有时表现得非常愤激，他说，“惟有矫情君子理学余孽，必诛无赦。我们誓以此刊与新旧道学作战。若有新旧八股先生戴方巾阔步高谈而来，必先以冷猪肉招而诱之，而后痛打之”（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他还说，“理学腐儒，惺惺作态，非子才适情哲学不足以正之，非子才嘻笑怒骂之刀笔不足以诛之。评子才者，须先识得其所痛恨反对之当时理学”（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林语堂认为， 束缚中国新文学的因素还有过于严肃，过于苦闷，未得浪漫精神的熏陶，当然也就难以产生性灵的健康的文学，“在中国新文化虽经提倡，却未经过几十年浪漫潮流之陶炼。人之心灵仍是苦闷，人之思想仍是干燥。一有危艰大家轰轰然一阵花炮，五分钟后就如昙花一现而消灭。因为人之心灵根本不健全，乐与苦之间失了调剂”（注：林语堂：《披荆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4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 页。）。心灵不健，必然失去定力，何时何事都难有信心与耐心。林语堂还说，“过于严肃，便多虚伪，精神上不得调剂，郁结不伸，只好骂人出气，谩骂之风又来了，我想这是不足取的，说来也是旧社会文人好相轻的习惯”（注：林语堂：《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6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林语堂也自嘲自己说，他办《论语》，“以我们自己而论，本来不想负什么移风易俗之责，不过说说笑笑而已。但是做起文章来，还脱离不了满身的道学气。是的，中国做文章的人，都是有形无形卫道的”（注：林语堂：《披荆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4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 163页。）。从中更可理解道学思想对文学之深刻影响，也可明白林语堂何以如此痛恨道学。中国新文学的另一局限，即语言怪僻，行文生硬，或受中国文言的束缚放不开手脚，或欧化过甚，不明不白，实际上这也是道学毒素在作怪。林语堂说现代白话有的不近人情，“一人行文，不肯平淡，不肯通俗，徒以搬弄词藻为能事，以炫其空，与做艰深古文者何别？故今日杂志虽多，而近情可读之文章极少。所谈既皆乏味，文体尤为艰涩”（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林语堂又说，“即以通行文体而论，也是不近人情，故也是非现代的。时行白话做势装腔甚于文言”（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93—94页。）。这一现象在新文学的初期尤为明显。
　　文学应丰富多彩，应是多元的。文学可以有主流，但大家蜂拥追求一个中心，凡事不问原因，不管时间，不讲目的，只要作文必与爱国、救国、教化相连，那么，文学的生命就会渐渐枯萎。张炜说过，“我觉得政治、经济有中心，文化也有中心，但文学艺术很难讲一个中心。如果一个作家不断地向往中心寻找中心，那么就是失败的开始”（注：张炜：《创作随笔三题》，《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5期。）。 由此，人们就容易理解林语堂倡导与实践的“闲谈体”对文学个性和独立性确立之重要意义。这是“闲谈式文体”价值意义的第一个表现方面。
　　遵从文学的创作规律，注重作品的文学性，这是林语堂“闲谈式文体”价值意义的第二个表现方面。总体说来，中国现代作家比较注重如何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至此，文学创作似乎就完成了，而对作品的销量及其影响就不太重视也不关心。其实，这是与文学创作的全过程和规律相背的。因为按照接受美学的说法，一部作品如果只是创作出来而未被读者接受，它仍是一部未完成品。因为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家的目的仍未达到，作品仍被悬置着。其实，中国现代作家对读者的忽略是一个普遍问题，即使有的作家重视读者也多是从营利的角度一味应和读者的低级审美趣味。而林语堂则不然，他既重视读者又有着高尚的境界和审美趣味，这恐怕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少见，也是非常难得的。林语堂不仅重视作品本身的创作，而且在创作过程中让读者参与其中，创作出令读者喜爱令读者境界提升的作品。林语堂说：“我还发展出一套文风，秘诀是将读者当做心腹知交，宛如将心底的话向老朋友倾吐。我的作品都有这种特色，别具风情，使读者和你更亲密”。（注：林语堂：《八十自叙》，宝文堂书店1991年版，第63页。）。就是说，在林语堂的“闲谈体”文学作品中，读者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林语堂作品的魅力与读者的再创造是分不开的。
　　林语堂的“闲谈体”把读者当朋友，当知己。心中千言、胸中万语、一腔热爱、万般幽情都毫不保留和盘托出。林语堂的目的就是要与读者贴心贴肺，肝胆相照，相投相知。如此胸襟，如此境界，如此见识，能不得读者信赖？能不被读者喜爱？在林语堂这里，作者固然有作品表情达意，将一己精到的见解告诉读者，但读者并不是一无所知的蠢人，不明事理的糊涂人，他们有能力有资格与作者对话。如果不能够，那主要因为或是作者的学说过于高深，或是时机未到，或是作者未能深入浅出，或是作者本身就没有见地、没有趣味、没有魅力。林语堂说，“敬重读者——文字有作者与读者双方关系，读者固然要敬重作者，作者亦应当敬重读者，谁也不可看不起谁，不然使双方感觉无聊，读者掩卷而去了。……不要说陈言，不要说烂话，不要说天经地义童叟皆知的话，人人说过的话，读者早已知道你要说的话，及一概不必你说的话”。“这种文人所以讨厌，就因为他们太看不起读者，太不敬重读者。谁高兴让人当小学生看待？”“萧伯纳说过‘平常妇人与贵妇人之别，不在于她的行为风度，是在于你如何待她’，‘凡读者都要人家当他很有学问，犹如凡妇人都要人当她贵妇’”。（注：林语堂《行素集》，《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4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与板起面孔训人式的文章或只知自言自语不顾读者式的文章不同，林语堂的“闲谈体”作品更重与读者的合作与交流，让作者明白读者，也让读者明白作者。这就要求作家谈与人们息息相关的事情，谈大家视而不见、知而不详、言所未言、言所难言的问题或道理；这也要求作家一片真心，合乎情，合于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之。不卖弄，不夸饰，不做作，不板滞，自然清明，有活力，有趣味，讲真，重善，求美。林语堂这种“闲谈体”之所以能深得人心，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是性灵。因为性灵即个性，所以它可有感而发，启人智慧，三言两语，击中要害，如此成文必真实无欺、夺人眼目。林语堂说，“小品文笔调与此派不同。吾最喜此种笔调，因读来如至友对谈，推诚相与，易见衷曲；当其坐谈，亦无过瞎扯而已，及至谈得精彩，锋芒焕发，亦多入神入意之作。或剖析至理，参透妙谛或评论人世，谈言微中，三句半话，把一人个性形容得维妙维肖，或把一时政局形容得恰到好处。大家相视莫逆，意会神游，此种境界，又非说理文所能达到”（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页。）。当然，这种灵性并不是随意而得的， 它需要长期的磨砺与培养，这样才有可能冲口而出，看似平淡无奇，实是生活千种滋味、万般甘苦尽在其中。
　　二是亲切。闲谈的双方之所以亲切无间，这既是因为相对而坐，目可视、手可触、声可听、言可传、意可达，可感可觉，了无障碍，又因为促膝而谈，对也好，错也罢，都可立即或赞同或否定，或续谈或中止或修正。甚至喜可和，不喜则不和，争执与塞耳都无妨。虽然，“闲谈体”作品不可能真如现实中动人的谈话这样自由，但其放松与亲切却是一致的。林语堂说，“娓语笔调之难，难在作者把读者当知友，亲切自在谈去。娓语笔调之魔力，亦正在亲切二字。被作者当知友，这在读者是多么轻松愉快”。“读好的娓语笔调文章，如聆名人高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要谈的有劲，须学力足，阅历富，见解透”。“闲适笔调便是娓语笔调，着重笔调之亲切自在”（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页。）。林语堂又说，“盖此种文字，认读者为‘亲热的’（familiar）故交，作文时略如良朋话旧，私房娓语。此种笔调，笔墨上极轻松，真情易于吐露，或者谈得畅快忘形，出辞乖戾，达到如西方所谓‘衣不纽扣之心境’（unbuttonedmoods）”（注：林语堂：《拾遗集》（下）， 《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这种“衣不纽扣之心境”，就极得“亲切”之意。对此“亲切”林语堂还做过形象的描绘，“当我们听到一番真正的谈话或读到一篇美妙的小品文时，我们却如看见一个衣饰淡抹素服的村女，在江岸洗衣，头发微乱，一钮不扣，但反觉得可亲可爱。这就是西洋女子亵衣（negligee）所注重的那种亲切的吸引力‘讲究的随便’（studied negligence）。一切美妙的谈话和美妙的小品必含着一部分这种亲切的吸引”。“谈话的适当格调就是亲切和漫不经心的格调”（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页。）。因为亲切就容易使人理解，亲切也是真实的流露，过于严肃不仅使人有隔膜之感，有时也给人以虚假印象。
　　三是绵密。因为“闲谈”笔调正可拉拉扯扯，随意谈去，只要有话可说，妙语连珠，谈话甚至可以通宵达旦。所以，“闲谈文体”的魅力之一即是其绵密的风格。林语堂将这种长段文体与“肉丁”短段文体相比较，认为短段“肉丁”不过瘾，远没有长段文章来得绵密悠长。就如同悠扬的琴声远比短促的锣声来得更有意味一样。林语堂说，“娓语笔调，尽可拉拉扯扯，不分段纵笔直谈。谈得越有劲，段落越长”。“英人态度从容，故主长段。美人只求时间经济，故报章文字每由编辑截成短段，以便读者。这种文字读下去，如吃肉丁，不能过瘾”（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基于此，林语堂表示说，“总之，我所要搜集的理想散文，乃得语言自然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遗憾的是，中国现代以来， 由于中国现代文化主要是以西方文化为坐标，加上中国一直面临着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现实，闲谈的气氛越来越成为不可能，当然这种绵密的文章也就难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应该说，安装于车轮和计算机上的文化是很需要经常播放“闲适文体”之“音乐”的，因为过于紧张过于追求速度的世界和人生必得以“闲适”和“放松”来调节，否则，人不紧张、不粗陋、不生病、不变态才怪呢！任何事物都必须有张有弛、有进有退，这样方不至于违反自然和人性。林语堂曾坦言，“我忙人也，忙人只好用闲适笔调优游的自在，用野老谈天方法做文章，（注：林语堂：《拾遗集》（下），《林语堂名着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 ）这也可能是林语堂“闲谈体”文章对克服现代工商业文明弊端的积极作用。
　　
　　
　　
海南师院学报海口14～2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兆胜19991999林语堂的文体模式属于与读者对话式的“闲谈体”。这是一种较随意的文体。它具有包容的心态、闲适从容的格调、灵光闪现的心灵、灵健雅致的语言等特征。它的价值首先是强调了文学的独立品格；其次是突出作品的文学性；第三，它对克服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弊端有积极作用。林语堂/文体模式/闲谈体 作者：海南师院学报海口14～2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兆胜19991999林语堂的文体模式属于与读者对话式的“闲谈体”。这是一种较随意的文体。它具有包容的心态、闲适从容的格调、灵光闪现的心灵、灵健雅致的语言等特征。它的价值首先是强调了文学的独立品格；其次是突出作品的文学性；第三，它对克服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弊端有积极作用。林语堂/文体模式/闲谈体

网载 2013-09-10 21: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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