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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宋代中国与内亚细亚的矛盾
    文武的共生
　　中国自创的科技、政府体制、艺术、思想、社会组织等等，都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内亚细亚异族侵略中国夺取主权的行动，也于此时趋于高潮，中国竟然在文明发展到顶点的时候被外族征服，这似乎是令人惊愕的矛盾。更不可思议的是，外族征服并不是一举灭宋，而是在公元九○七年宋朝未建立之前就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三个半世纪，到了一二七九年才完成。历时这么长久的发展，不能说它是意外了，在其背后又存在着什么样的长期趋势呢？
　　宋代积弱的一个因素是，官职增扩得太多而军费支出过繁。保罗·史密斯（Paul J．Smith，1991）索性直说「到了南宋时，朝廷已变成寄生状态」。在这背后还有儒家重文轻武的观念，武人的地位因而比商人还低。这种轻武的心理是根深蒂固的，以致固有的「四民」分类只有士、农、工、商，未给武人一席之地。德克·博德（1991）指明，四民之说并不是孔孟提出来的，很可能是周末汉初法家的理论。不过，从那时候起，历经二十一个世纪，这个观念在中国一直普遍通行。
　　由于武力可创建王朝、支撑王朝，可扩张帝国、保卫帝国，一朝之中通常会有很庞大的军事权力结构。也可以说，武人在中国也是一个行业或阶级。有人认为，商代甲骨上刻写的「士」当时是指战士、士兵。显然武人未被列为「第五民」是因为划分四民的是儒家的「文人」，这些人视习武者为死对头，当他们是横暴大恶的化身，为维护合礼的行为，儒家有道义上的责任要予以铲除。把他们列为第五民无异于容忍他们，使他们的存在合法，给他们道德地位。
　　儒家学者还可以更进一步说，诉诸武力向来都是读书人兼文官身分的统治阶级可以运用的手段。要进入这个阶级就必须是读书人，然后入仕为官；做了官便可以调兵遣将。读书人而握有兵权乃是常有的事。最早的军队不过是招募成军或是征用农民组成的。在读书人看来，能够自成一个团体的武人「阶级」，其成员不外是被招降的匪徒、骑士佣兵、训兵的小班长、弓箭手等等，是个三教九流杂处的团体，在朝延用人的系统中是等而下之的，武举考试、武人官职等级，虽然和文职官是并行的，却是士人明白表示不屑的。使用暴力的军人是皇帝内廷的一部分，也是官僚系统之中的文人管不到的。而太监有时候是可以统率军队的。
　　中国文人为什么赞同儒家这种不肯承认从武是一种行业的态度达两千年之久？中国历史上一直有职业军人的力量出现，我们若拒绝正视武人这个阶级，就表示研究中国的人仍末脱离伟大的儒家治国迷思——以德统治——的支配。如果换个角度看，又可从这儿看见古老中国的一大光荣成就——深思熟虑后的和平反战主义。我们也看见其中一个极可忧的弱点，即是，无力避免被大草原的异族征服。
　　彼得·波尔（Peter Bol，1992）认为，从科举策试的题目可以断定，南宋的人相当明白有军事困难存在。然而他们仍旧依赖靠社会下层糟粕组成的佣兵，这些人欠缺纪律，连指挥层级的人亦然，岂能把决策权交付给他们？以文率武乃是统治阶级控制朝政的策略，但这种策略却使国家的武力不振。宋的国土和军事资源都比相对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大而多，可是宋的大臣们都不好武。查尔斯·贺凯（Cherles Hucker，1975）以及其它人都认为，南北对峙时期的中国这一部分变得太过文明，以致没有了抵御外侮所需的尚武精神和族裔意识（sense of ethnicity，不同于culturalism〔文化主义〕），而且外来侵略者通常都承诺按中国方式统治。事实是，儒家思想熏陶的人特别宜于行政治理，却不宜于掌握大帝国的权威。他们毕竟受的是实实在在文职官的训练，也有「暴力孳生暴力」的先知卓见，即便如此，南宋阻住所向披靡的蒙古人达四十五年之久——将近两代，却是不争的事实。
　　托马斯·巴菲尔德按年代顺序记述的草原部族入侵史料，可提供有关中国皇帝对边境外患关系的正确观点。巴菲尔德认为，中国国力强大时与外来部族的关系培养了这些部族的霸主地位。如汉代强盛时，匈奴在内亚细亚称霸，唐代则有突厥。主张维持这种关系的看法后来遭到阻力，而证据显示，阻力主要来自中国这边。
　　宋代因为与内亚细亚无甚接触而不易获取作战所需的马匹，构成很大的不便。秦汉、隋唐之际都透过贸商或使者与内亚细亚的强势外族保持联系。各朝都善于寻得盟友，并且利用某一族势力抵制另一族势力。宋朝的外交政策不当；先助女真人抵挡契丹人，随即败于女真，继而联蒙古抗女真人，之后又亡于蒙古。运用这种外交政策，可能是与内亚细亚没有直接往来，对其生活也仅止于最低限度的参与之故，其实宋代中国与好几个周边国家并存，包括南方的越南、西南的南诏、西北边的西藏和西夏、北边契丹的辽。因此中国实际上的外交处境，按莫里斯·罗撒比（Morris Rossabi，1983）所说，是「在地位对等者之中」。明朝自称高于所有他国之上的地位奠定，还是因为十三世纪的蒙古大帝国开了先例。
　　自宋代起，可看得出有文官行政的综合系统和武官掌权的综合系统在儒家政体内一前一后操持着国政。两者都是治国必需的。文官体系包括科举出身的人、受理学调教的文职大臣，还有培育这些人才的地方士大夫阶级。第二类是比较没学问的武人体系，包括皇帝、皇亲贵族、军队、禁军，再加上特别专属皇帝本人的太监群和安全情治单位（套用现代的说法）。
　　也许我们可以分辨两种权力结构功能上的分野。前文提过，皇帝独裁是与官僚政府互补所必需的。因为它是未例行化而自主的，变动改革和猝发的阻力都由此而来。它的作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经常是残酷无情的，而且隐含着灾祸。在有条有理的儒家秩序中，皇帝既在层峰发生作用，同时又代表极端形态的强烈失序。他称得上是大刽子手（the great executioner）。
　　几乎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是这两种作用共同管辖的状态。内亚细亚部族勇士们持续不断的草原游牧黩武活动模式，助成了皇帝掌大权的功能。另一个功能则由中国的儒家文职行政官来完成。每一朝代开创时都是尚武的，待基业奠定了，用的官僚全是文人。两者的意识形态都符合其需要。诉诸暴力的开国之君相信「天命」，夺天下的阻力消失之时，便证明天命确实归属他。朝中为臣的这些读书人却鄙视诉诸暴力的人，因为用「武」即是欠缺「文」（修养）的表现。儒者之邦的主要迷思即是，君主堪为表率的端正行为证明他有德，有德便可吸聚子民得授天命。这话是有理的，只要造反叛乱者闹不起来，而治乱的上策是处以斩首极刑。
　　这桩儒家治国迷思的一大弱点是，君主若要持续主政，决不能舍弃为了维护社稷随意砍人脑袋的武力特权（militaristic prerogative）。所以，「帝王儒学」下的政府是由为一位独裁者效命的官僚们操持，君臣是相互依附的。这种政治实施起来，受儒家熏陶的地方行政主官能够率军平乱的时候，文武均衡的状态便可以达致了。许多读书人是专精于用兵的；有些还成了名将。但是他们能否掌兵权都在皇帝一念之间。
　　中国人在宋代将科举发展成为培训忠顺官僚的完善制度。同时期的外患——契丹（辽朝）、女真（金朝）、蒙古（元朝）则证明了皇帝权威的尚武根本是有用的。古人说的中国只能按儒家重仁、尚礼的方式治理，只对了一半。御用的儒家思想要发挥功用，必须统治天下的一朝能掌握足以消灭叛乱的暴力，而这种暴力正是内亚细亚外族的特长。我们看得出来，中国的行政官与内亚细亚的外族势力自古就有不同的功能专精所在，以致外邦异族在中国的统治上参与愈来愈多，有时候甚而全盘接管了。
    异族统治中国之始
　　我们回顾一下内亚细亚异族介入中国政体的始末。发祥于中国西北部的周、秦两代，藉与北方的部族交往与通婚，学会一些善战的长处。隋唐两代亦然。再往前迈一步便是，北方外族侵略者直接占据中国的部分领土，利用中国人的协助而由非中国人的王朝统治。公元第四世纪在满洲地区的南部就已经有汉胡二元统治模式的迹象了。到了蒙、满灭亡中国的时代，达到了完全由异族控制的顶峰。
　　受文化上的异族统治，在中国政治理论中构成一个尖锐的问题。早在商代皇帝统治时期，文化即是政治体制的主要部分了（文化包括了甲骨文、使用铜的礼器、巫教问卜，以及君王在仪式上表现对自然力的敬重）。古时的中国温和主义信条是，中土的中国在文（文化与文明）的方面优于四邻，终将统御内亚细亚各部族不堪一敌的武（暴力）。只要胡人之主向中国皇帝表示恭顺，承认中国为上国。而中国的皇帝受天命统治中国，其伟大的德意仁心自然吸引外邦来归顺，并且接受中国同化。
　　汉、唐时期因为没有接触过文化成就可与中国平等的外邦，因此外交政策基本上是进贡制，即上国与下国馈赠互惠的对外关系，与维持中国社会安定的「三纲」关系相似。由于外族的进贡通常都换得中国皇帝丰厚的赏赐，向中国称臣在物质上是值得的。此外，进贡古时便成为定制，而且替代了外贸活动。
　　唐朝的中土大国地位崩溃后，约有十个国家在第十世纪的中国继起，形成有些类似秦统一以前的战国时代那样的多国政体。十国彼此相交的关系也多少类似战国时代，都派遣使者谈判，但此时的议题中心是：该由谁来重振居中央的帝国势力？而且这一回胡人也加入了逐鹿中原的竞赛。等到胡人首度在华北统治汉人之时，昔日的政治文化结合体制也打破了。汉代建立唐代复兴过的汉人世界秩序——用以处理外交关系的一套思想与制度的系统——于是完全瓦解。
　　外族统治始于契丹的兴起（契丹是蒙古族的一支，中古时期欧洲人指华北用的名称Cathay便是由此而来）。契丹在华北部分地区、满洲、蒙古建立的帝国维持了两百多年（公元九一六～一一二五年）。起初的契丹是半游牧的民族，既从事农作——以小米为主，也饲养羊、马、猪。渐渐从大草原边缘，往可以融和游骑武力与农耕生计的地区扩张。建立帝国的这一股势力以耶律氏为领袖，而耶律王朝实行了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度，以及许多儒家政府模式，才得以延续其辽帝国的统治。
　　按维特福吉尔（K．A．Wittfogel & Feng，1949）以及其它人的研究，辽帝国是二元式的国制。南半边是包含燕云十六州（约合宋的三百个县；见地图13）的部分，按照唐代文职官僚制度采汉人的治理方式。北边面积大得多的部分，仍旧是马上英雄治国。因此，契丹皇帝在南边利用科举制度任用文官，北边则募训了骑射好手为御用精兵（契丹语音ordo；亦即英文字horde〔游牧部族〕的字源）。到后来，共有十二支精兵队伍分设在不同的地区，总人数约六十万，是一支储备中的可动员的震撼武力。
　　二元制的辽可能有四百万人口，大约为南边宋朝的十五分之一。但是辽的骑兵骁勇无比，迫得宋朝每年供给物资来维持边境和平。北宋皇帝于一○○五年和一○四二年与辽签下破财消灾的盟约，同意降低宋的地位，每年赠币绢等。一○四四年又和西北方的西夏国签立了类似的盟约。宋虽然富裕先进，却无力征服戎狄，主要原因也许不一定在于欠缺实力，而是在于欠缺决心。
　　按李约瑟说，火药是中国的炼药术士于公元第九世纪发明的。中国抵挡外患的时候用过简单的炸弹和火矛，但是这项军事科技上的伟大突破显然未受到读古籍诗书的宋朝大臣的重视。在此我们发现，儒家学问迟迟不跨跃科技的马背。
　　一一二五年间，满洲北部的通古斯女真人灭了辽，建立金朝。起初仍实行辽的二元统治模式，汉化游牧的金帝国可以融和草原马队和华北农谷，发动军事袭击，迫使宋人南退。公元九六○年宋朝建立以来，国都一直是黄河以南大运河口的开封。一一二六年的金兵南侵却迫使宋朝放弃了华北领土。宋朝抗金的行动因为主战主和的争议不下而瘫痪。到了一一四一年争议最剧烈的时候，主和宋臣兼谈判代表的秦桧，设计害了主战领袖岳飞，从此岳飞也就成为中国民族英雄的不朽典范。一一四二年间，南宋依和约割让淮河以北的华北土地，并且向金称臣，每年纳贡。华北平原和黄河下游流域一向都是汉人生活的心脏地带，如今很大一部分中国人首度臣服于异族统治之下了（见地图14）。
　　灭了北宋之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一一一五～一二三四）有大约四千五百万人口，其中女真人仅约六百万，辽的遗民大约占四百万，所以金朝必须统治大约三千五百万的汉族子民。为此，金朝首先藉助于汉化的契丹人和辽朝留下来的汉人官吏。另外，也从宋的政府官员中拔擢人才任用。但是金朝皇帝不久就发现，必须巩固中央势力以对抗女真各部的领袖竞争，因为这些北方来的贵族武将有意掌控他们征服的土地。为了自保，金朝皇帝便依儒家政府的模式建立起朝廷官僚系统，既然必须以学养丰富的人为大臣人选，金朝皇帝于十二世纪晚期设置了女真文学校，翻译儒家典籍为女真文，确立了女真人的考试制度。不过，任用的新人以汉人为主，一一八五年以后的二十五年中，扩大的汉人科考制至少录取了五千名京师举子。彼得·波尔指出，儒家文化的传布也是重要的事实，有「数以万计的人接受了科考教育」。
　　然而，说金朝皇帝要追求的是「汉化」，并不恰当。他们并不想要「变成汉人」，而是要展现皇帝主张文治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具有超乎族裔性的价值，凭此可以使汉族百姓和入侵的游牧者在统一帝国之内和平共荣。换句话说，中国本来的文化主义（儒家所持的思想行为方式）被异族的统治者提倡了。统治者维持其族裔本色，同时在中国和内亚细亚以皇帝的身分运转。金人便是这样发展成多族裔帝国的理论基础，再由其后裔的满清将它发挥到极致。
　　金朝皇帝为表示其国朝为「正统」，采纳了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刻意执行皇帝应行的祭拜仪礼。据陈学霖（Hok-lam Chan，1984）指出，其中首要的是商代特别注重的祖先社稷祭拜。这些仪式可维护周代主张的天命之说，以及孟子提出而由儒家学者发扬光大的智者君主行仁政的教条。汉初以五行交替为中心理论的相关性宇宙观，也传到了后代。这套假定自然现象与人为事件有相关性的理论，强调归属五行、颜色等等的重要性，因为一朝地位可由此而合法化。例如，汉武帝便选中土德，尚黄色，以五为吉数等等。以后的朝代，不分大小，也都按五行交替之理来确定自己的正统地位。如唐朝也选土德以表示继汉的正统，宋朝则崇火德，尚红色。金朝因此以土德承宋之后。
　　金朝于一一五三年将国都自哈尔滨迁至北京，再于一一六一年迁至北宋旧都开封。金朝诸帝有的暴虐无比，以审问大臣后杖笞为常例，与中国一向免除读书人——尤其是有官职者——体罚的传统背道而驰。也有的皇帝斩杀数以百计的宗室、臣子、武官，以免受政敌威胁。
　　但是，金末的世宗却是一位模范的儒家仁孝之君。他在位的期间，金国的汉人儒士曾发起文化复兴之风，以维护先代传承的仁治文化。有儒家思想的女真皇帝和朝中为官的汉族读书人都认定，非汉族的王朝确实可以维持「中国的」（即中国和内亚细亚的）文化传统。总之，金朝正史在元代写成之时，其正统地位便得到确立了。
　　南宋理学的出现又为朝代的正统性定了更宽的评判尺度。征战胜绩、政府推行的敬祖膜拜及其仪式表征、学术理论、威吓的控制手段、相互监视、民众（或社会菁英）的拥护等等，在中国或西亚或欧洲一样都是取得合法地位的重要因素。但是多亏儒家学问的传播，中国的评判尺度比别处的统一而具同构型。宋代理学家强调其宇宙观和价值观是放诸世界皆准的，这给了异族侵略者很大方便。因此，从政治理论的层面来看，如果非接受不可的话，中国已经有了接受内亚细亚外族统治的准备了。
　　分析到最后，异族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还包含一个事实——这是避免不了的，因此必须将它作一番合理解释。韩国观察者后来发现，在满族统治下的中国内，读书人可以厌恶清朝统治，却不会留下表示厌恶的记录。这种内心愤恨，外表接受的态度，与古今大多数受专制压迫者的态度相似。这种态度需要表现自制力和某种程度的虚伪——假装的顺从。表面上承认，内心却否认统治势力的正当性。抱持这种态度会使大多数人看来正如统治者指称的那样——对政治漠不关心。
　　若往前看，我们可能假设，征服中国的辽、金、元三朝形成内亚细亚军事势力侵入中国的一个相关连续状态，虽然有间断，却必须视为单一的过程。辽持续得最久，但只占据了华北的北边地带。元占领整个中国，但朝代最短。因此，只有金占到了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地位，学会了外族入侵者怎样借着吸收灭亡的北宋留下的现成汉人，得以统治华北的中国心脏地带。与蒙古人灭中国的气势相比，金的统治相对有些受忽视了。     蒙古帝国内的中国
　　蒙古征服是十九世纪中国经历西方帝国主义的前驱，两次都是相冲突的外来影响使中国遭受文化震撼。这也就是说，吾人审视元朝（一二七九～一三六八）的时候，必须视之为酝酿明清两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一九一二）出现的重要现象的时期。
　　第一步骤必须看清蒙古人缔造大帝国的惊人成就。蒙古人的战争机器乃是纵横欧亚大陆的铁骑军武力的极致发挥。成吉思汗于一二○六年统一各部并且发兵四处征伐之后，儿孙辈分别在波斯、俄罗斯南部、中亚、中国统治四个汗国（见表3）。做为征服者，蒙古人凶狠的破坏力换来恶劣的名声，尤其为好讲道德的儒士所不齿。举一个例子，蒙古人首度侵入华北的金朝就把九十多个城镇烧得只剩瓦砾。★表3★
　　蒙古灭金是在一二三四年，灭宋是在一二七九年，只迟了四十五年。在这四十多年间，他们统治着已经有过受外族统治经验的华北心脏地带，也弄懂了可以马背上取天下，却不可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这和十九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者的情形差不多，他们发现刺刀不是戴着好看的。
　　后来，成思吉汗最有才干的孙子忽必烈——一二六○至一二九四年间为蒙古大汗——以北京为都（见地图15），建国号元，从一二七一年开始统治中国，采用的是汉制。然而，他不时要为政治纷争及夺权对手而分神，又要以伊斯兰信仰保卫者的姿态迎合教民；为了信奉西藏喇嘛教的蒙古百姓，他还必须是信佛教的万民之主。宗教信仰的多样反映了元朝社会的富于国际性与多族群性，当时甚至中亚传来的景教也有皇室成员为其信徒。
　　在自己的国家里沦为异族顺民的屈辱，必然使元代以及后世的汉人产生愤慨。然而元代中国人生活的实际状况，如约翰·蓝洛依斯（John Langlois，1981）所说，是复杂的，需要给予至今尚未有人做过的详细再评估。首先，尚武精神方面无疑是受蒙古人影响的。中国古典的理想是，每个农民都应该是潜在的、有自卫能力的军人。自秦至唐的各代，军队都是招募百姓组成的。秦汉的制度规定，身体健全的男子，一律要服两年徭役。隋朝和唐初用的是府兵制，令某些家庭提供服役的壮丁，并自备装备给养，有男丁服役的家庭可以免税赋。唐初约有六三三个府兵单位，每府约有一千名兵员，府兵多设于西北地区和京畿一带。公元七四九年府兵制废除，以后的唐宋就以雇来的佣兵集合成军，这些人的品行使军队的声誉大坏。
　　反观内亚细亚的部族，生长环境培养每个人成为骑射好手，经过征战后很容易就变成了一支专业的世袭武力。凡农皆兵只是个理想，凡猎皆兵却很容易变成事实。女真人以每三百户为基本单位供应百名军士。成吉思汗在一二○六年间，设有九十五个千户的军事组织单元，每千户都包含供应给养的家庭和派给的放牧草场。蒙古人是征服并统治中国全境的第一个内亚细亚民族，也正是在军事上给中国影响最多的一族。萧启庆（Ch'i-Ch'ing Hsiao，1978）曾指出，蒙古征服者「一直极为关注权力，倾向于从军事观点思考」，给了中国新的军队组织，「将大部蒙古人纳入其中」。
　　占领了中国之后，戍守的蒙古军队都分得了华北地区的人口已经减少的土地，必须靠自己或奴隶的耕作换取生计。家传的战斗能力不久就退化了。蒙古大臣自成一个不掺外族的自家相传的领薪俸的贵族集团，即是武官们居优势的一派。但大体上，中国的蒙古军人变穷了。他们有的娶了汉族女子，许多人丧失了地产，甚而迫得卖让妻儿，有的人因为逃债而沦为游民。在太平时代做世袭的军人竟成了大不幸。
　　历史学者辩论的一个问题是，蒙古统治影响中国传统儒家式政府更趋于专制了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是影响并不全然来自蒙古人。也许更肯定的因素将是后来的明太祖。蒙古人被汉人鄙视——汉人常说站在蒙古人的下风处，就闻得到其膻腥味，元朝的统治不满一百年，比女真人在华北的统治期还短。除了在长城一带，蒙古人无法在土地上生根。但这并不表示其作风未经被汉人模仿。
　　统治中国的时候，蒙古人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文化的问题。在外蒙古是纯粹游牧者的他们，早先就和中国接触不多。蒙古人的语言、衣着、习俗、背景都和南宋人大不相同，双方的文化鸿沟难以跨越。由于蒙古人多不识字，人数又少，政府中就任用了许多西域人（如维吾尔突厥人、阿拉伯人，甚至有马可波罗等欧洲人）和金朝遗留下来的汉化女真人，南宋人则因为忠诚度不可靠而遭到冷落，南宋人则以不做官为回应。劳延瑄（Yan-Shuan Lao，见Langlois，1981）曾举例指出，考中进士的南宋人愿入书院教书，却不肯任官学教席，而官学教师是有官阶的，虽然是最低一阶。
　　总的看来，文化隔阂导致政府管制较松。元朝的刑罚显然不及宋朝的严峻，税赋上也较少有不合常规的苛捐杂税。忽必烈对于喇嘛教、道教，以及正统儒家学术都给以保护之外，也不曾查禁书籍文物。蒙古王公们可以在各自的封地上安逸生活，或是互有纷争。蒙古人能戍守要冲，在政府行政、地方治安监督、文学戏剧检查、提供知识界文化界领导力量等方面，却无力可施。
　　赫伯特·法兰克（Herbert Franke，见Schram，1987）将辽、金、元三朝作比较，认为其行政之放松几近殖民政府的性质，原因在于汉人和三民族习俗像水和油一样地难以混融。所以，在三朝多民族、多种语言的政府中，各族仍是按自己的——契丹的、女真的、蒙古的——脚本演出。中国人仍旧预期权威阶层以世袭的方式传承，入侵者却是按有些民主意味——至少是各部宗王联合开会——的选举方式决定继位者。对中国人而言，法律是一贯的而且具普遍性的，游牧民族却是因人而异的——以其人所属部落的惯行法则处置其人。这样的差异性致使中央集权不能彻底，也不易形成强大稳固的专制权威。
　　由于科举制度迟至一三一五年才恢复，行政官员的空缺就以增用衙役的方式填补。有不少汉人便是利用这个管道谋得公职。但是衙役欠缺儒家知识熏陶，又没有蒙古人监督，助长了普遍的腐败。为了保持在地方上的势力，蒙古人增设了一层地方官吏。在枢纽性的地方，朝廷安排全权的蒙古官员——也有些是汉人——总理军事民政，即「大断事官」（札鲁忽赤），这些人都是皇帝直接任命的。元末的几十年中，儒家思想被研习了，蒙古的行省首长也予以充分运用，但是又遭到未汉化的顽固蒙古人内斗的破坏。
　　蒙古人有游牧民族好动的特性，总想不断前进夺取更多战利品和奴隶。扩张到原先未知的西方世界又征服中国之后，他们又利用夺来的宋人的船队和经验丰富的船长船员，向海外远征。一二七四年与一二八一年间，元朝以上千艘船的舰队试图征服日本，侵略了越南和占城（在中南半岛南部），进攻琉球群岛，又于一二九二年攻爪哇，都未成功。缅甸和暹罗也遭受了攻击。蒙古战士们虽然有向外扩张的冲动，却没有让中国的海上贸易加入正开始在亚洲各海域成形的早期世界航海系统。蒙古统治带给中国几十年的内部安宁和越过亚洲的沙漠商队贸易。有些欧洲人便是由这条陆路来到中国的。有人说，约于一三三一年至一三五四年间流行并大量减少中国人口的腺鼠疫，也是从这条路传到欧洲而成为一三四八年至一三四九年间的黑死病，似乎是有理的。
　　忽必烈实施的大运河第二网络系统等公共工程，对经济繁荣有相当程度的帮助（见地图16），但是西亚和印度来的海上贸易主要仍操于阿拉伯人之手，原因前文提过，伊斯兰教徒大迁移使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除了经丝路而来，也走运输东印度群岛香料到中国的香料之路。活跃于中亚旅行商队贸易界以及海上商贸界的穆斯林商团，受元朝廷的管制，也获赐贷款投资贸易。这些商客还兼营包收税款，帮忙元朝廷收取农地盈余，并将之转投入贸易。商业的成长可以从广泛发行纸币得到证明，这个发行业务也是由宫廷里的穆斯林金融家监督的。
　　元朝政府不用南宋人，也不干扰南人的地方社群，因而刺激了汉人的私人学术发展。数千的汉族士人由于得不到政府的任用，可以自由从事个人志业，进而成为汉人社群中的领袖，孔孟教诲的传承者。因此故，元代有曲的兴起发达，绘画也发展至顶峰。学术界大力提倡朱熹的自我道德修持，以个人的品格修养为社会秩序与良好政府的基础。除了朱熹学派敦促研习客观世界之外，另一位理学家陆象山的信徒则主张发明人之本心。与这些较哲学思考性的学风同时发展的权术学派，以研究实用的政治制度为主。这两类学问，一讲道德一讲功利，同样强调「忠」。与其说是对某一国朝的忠，不如说是对于理学大道的忠。此外还有重法的理论，目的在矫治政府的专断无常。
    解释宋代
　　没有一个文明高峰时期可以用简单的术语描述明白。然而，学者将某个伟大时期作的一番阐释，往往会变成这个时代历史记录的一部分。宋代转变极深极广，以致日本史学者内藤湖南从其中看见了「近代」中国的诞生。他所指的近代中国是一直延续到他自己的时代的清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内藤在这个近代之中看出两个势力层：一是专制皇帝与其「亲信及走狗」，二是「中央任派的官僚之下的地方社会」。这个新生的近代时期的特色是，「政府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重要性渐减，同时文化的重要性却渐增」（见Fogel，1984）。内藤看出这个过程的一种移转，即是我们曾指出的，从贵胄家族的寡头统治，移转至较强势的皇室利用有学养科举背景的官僚与地方士大夫统治。皇帝远离了每天与寡头统治同僚的非正式接触，变得更专横。「其后果」，按崔维泽（见CHOC 3）说：「是皇帝和社会之间以及皇帝与他藉之发挥统治权的大臣之间的隔阂愈来愈深。」崔维泽认为，内藤的论点「很经得起现代研究探索的考验」。但是这个论点并未特别关照宋代的全盛发展以及外族征服对这种发展的阻遏。中国在宋元两朝下的不寻常发展，以及后来阻碍这项发展的因素，似乎早该有人来重作一番评估了。
　　多家学者的说法由一个人纵观过，再予以结合关联，似乎可以从其中归结出一个理论。别人也用不同的言语表达过差不多的意思，前提大致如下：⑴古时中国建立了为达中央控制之目的而编制的「政治化」国家政府，其手段是从官僚体系中灌输学术信仰，以及独裁皇帝可运用的暴力；⑵内亚细亚的异族入侵者，凭着军事本领和行政技巧，变成了中国政体中固有的「参与者」；⑶由此而形成的汉胡皇权，一直保持在次要的经济成长与文化多样过程之上的地位，为中央「政治控制」的首要之务。
　　简而言之，从一开始，异族入侵者就有助于维系政治挂帅的地位，使政治控制了中国古来固有文化的、经济的生活。如今政治仍然（或是格外）控制着全局，愿意被控制的倾向，主要是受理学意识形态的加强，因为理学家强调在层次分明的社会秩序中向权威尽忠，并且较看重务农的自给自足，却看轻较难控制的贸易发展与对外关系。在政府专制持续加剧的同时，随附着的是前文提过的，在中国人心目中「文化的重要性渐增」。换句话说，我们要讨论的是两个层次：国家政府，以及伏于其下的社会。
　　因此，内藤的第二个论点——有关政府角色缩小而文化与地方社会角色扩大的，可以由前面讲过的士大夫社会之形成行到证实。不过，这种在地方层次上的成长，却使在上层的皇帝和朝廷专制如旧。
　　中国被辽、金、元三朝外族征服所受的影响，现在才刚开始被人们探讨。外族征服造成的经济冲击似乎仍难确定，但这确是创痛，而且可能整体上是剧烈的心理挫败。它对明代中国发生的影响很快就突显出来了。
　　

费正清 2013-08-22 10:5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