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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道德与国家相联——政治哲学与政治学错位

　　 为什么卢梭会从道德救赎之宏愿走向“世间上帝”、“世俗寺院”，直至那一令人不安的“断头台”？

　　 应该说，道德救赎与后面三者没有必然联系，只有或然联系。但是一旦建立起下面这两个中介环节，道德救赎就不可避免地滑向“上帝寺院断头台”的怀抱。

　　 １、道德与国家行政权力相联，换言之，神学与政治相联；

　　 ２、政治学错位为政治哲学，换言之，政治学概念转换为 政治哲学概念。

　　 这就回到我们在第一节抽出并留待此处处理的那个问题 了：卢梭哲学中的语言大转换。这也符合卢梭的风格：最后的 结论总要退回至最初的起点。让我们讨论这场语言大转换！

　　 阿尔图塞对卢梭作结构主义分析，曾发现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有四处“裂缝”，是靠概念游戏偷越过去的。阿尔图塞到此为止，没有挖掘概念游戏后面更深一层动因：卢梭有一场政治哲学与政治学之间的语言转换。继阿尔图塞之后，一批后结构主义者亦称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德·包曼等人，从能指与所指［５７］互动这一语言学角度，又一次切入卢梭问题，作出很多语言哲学切片研究的尝试。如德·包曼曾抓住《忏悔录》中卢梭对他幼年偷窃一根红丝带又反诬他人所为这一事件的辩词，跟踪追寻，层层剥离，最终发现卢梭语言中有一种能指转移的癖好：总是把事实判断换为价值判断，再以价值判断抽离事实判断，从中得以自辩。［５８］但是，这批解构主义者对卢梭问题的切入，角度偏窄，偏于他个人心理层面，切入虽深，切角却窄，又忽略了阿尔图塞抓住的政治哲学方向。故而以偏概全，结论虽然精致，却失之偏颇，不能偏信。然而，他们所开拓的语言解构的新方法、新视野，却值得借鉴和重视。

　　 前面说过，从卢梭的“抗英情结”中，可以分离出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两个层面。政治学功用与政治哲学之价值，进入社会过程后，可以耦合为某种综合效果。但在学理层面，却各有定位，各有边界。政治学定位于事实世界，以经验理性讨论事实判断；政治哲学定位于价值世界，以先验理性讨论价值判断。两者进入社会合力过程，可以互相补充、互相解毒，构成健康张力，但在学理讨论时应有清醒的边界意识，不能互相窜位，以此代彼，或以彼代此。由此，又发生学者的角色定位：两种学者身份可以选择，但一经选择，就各自承担定位以后的社会功能，也不能以此代彼，或以彼代此，这也是一种边界意识。但是，卢梭显然对这两种边界都缺乏意识。

　　 １、卢梭面向中世纪而立，他始终不能接受身后的时代变迁：政治学通过英国学派的自觉、不自觉摸索，正在突破神学、伦理学的母胎，发育成为一门非价值化的独立学科。与此同时，政治哲学接受神学、伦理学的遗产，发育成为另一门价值化的独立学科。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分野，是近代社会世俗化、分殊化在学科类别划界分工的正常反映。然而，卢梭却背道而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一生坚持“把政治与道德联系在一起”，贯注于理论运思，就是一生坚持“把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联系在一起”，而且是努力以前者取代后者。这样，他对神学政治论的中世纪遗产，就不是有边界意识的分流接收，而是无分界、无分流的整体接受；其间虽经过世俗化的改造，但是这样的改造，也只能是把神学政治论整体改造为政治神学论，把彼岸的上帝改造成为此岸的、世间的上帝，由此开辟一个后神学时代——意识形态ｉｄｅｏｌｏｇｙ时代。

　　 ２、卢梭思想在起步时，前半段（《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充满忧患。人类在脱离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后的历史性异化，使他坐立不安。那种超乎常人的道德敏感使他走在了同时代人前面，提前发出了人类异化的预警报告，这一警告经黑格尔、费尔巴哈、青年马克思、海德格尔、萨特，历时２００年才汇成２０世纪系统的文化批判、社会批判理论。尽管他发出这一警告的姿态是前倾后顾的复合姿态，却正应《圣经·新约全书》所言，那走在最后面的人，恰是走在最前面的人。卢梭思想的这一功绩不该埋没。

　　 但是，卢梭并未止步。他的可爱之处也就在他的可怕之处。到了后半阶段（《社会契约论》、《致达朗贝尔——论观赏》等），他逐渐发出了另一种声音：要求政教合一，要求国家控制人的内心、公共舆论、道德生活，建立意识形态，禁绝社团党派 ……等等。如果说第一种声音来自他内心的不安，那么这后一种声音则引起同时代人的不安了。这一部分声音可能正是２０世纪某种极权理论的预警信号。

　　 这两部分理论之间（也就是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背反，还有没有内洽逻辑环节？答案是肯定的。前后呼应的环节在于：卢梭对历史已然状态的怀疑，使他产生对社会自发状态、社会自发演变的强烈不信任心理；而返回森林的道路已经遗忘，人类的社会化状态已不可避免；为了避免社会化走向异化，就必须切断社会自发性流变；正是在这里，他对重经验沉积的历史进步观投以最鄙夷的眼光，把视线投向了政治国家 ——这一社会状态的唯一对待者、控制者、改变者。他把所有的道德要求都寄望于国家，由国家承担过去由教会承担的责任，为社会道德立法；同时，又在国家之上安排了那只看不见的“上帝之手”，使之反过来接受道德监察，在督率道德化过程中实现国家本身的道德化。这就是卢梭以道德化合国家与社会于一炉的社会化学工程，也是卢梭所有政治运算的如意算盘。如此一来，这个潜在的无政府主义者，在道德理想主义实践要术的推动下，无意中转过了身子，成了一个最强烈的国家主义者，政治全能主义者。走在最前面的人又成了走在最后面的人：他的这方面理论，听上去活像中世纪在教俗之争中曾反复出现过的教会一方的政教合一论。天才的“异化”理论本身也未逃脱“异化”的作弄——异化论本身发生了异化。

　　 ３、在上述背景下，自然发生一场语言大转换：卢梭政治语汇的道德磁化现象，［５９］几乎所有的政治概念都经过道德磁化处理：以道德词语讨论政治命题，以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断，以伦理审美代替操作设计。如第五节一开头引述卢梭的那段道德理想国的“进路”：共和国、共同体、政治体、主权者、国家、人民、公民、臣民，八个政治学最基本的概念，皆受道德磁化处理，转换为道德语言来讨论，成为语言转换的一份高密度标本。这样，卢梭政治哲学表面上呈道德——政治的宽泛貌，内里却陷于道德词语的无边界讨论。无边界讨论表面热烈、严密，翻过来一看，很可能是政治学的一个巨大“空洞”：几乎无一处有严格意义的政治学讨论。这种政治学的“无”，我们暂称为：政治学的失位。

　　 ４、政治学的“无”，又有一个“有”的表现形式：以政治哲学的错位掩盖政治学的失位。如前所述，卢梭政治学是卢梭政治哲学的越界筑路。越界筑路在语言转换中的表现，就是“鹊巢鸠占”，侵占政治学的应有地位。如此一来，政治学讨论似乎处处存在，实际上却是处处被占；政治哲学处处到位，然而一到位，就错位，处处到位，处处错位。这种现象，我们可暂称为 政治哲学的错位。

　　 “错位”与“失位”互为表里。“失位”为“无”，“错位”为 “有”。对政治学而言，虚假的“有”比“单纯的“无”更为有害。因为还有一个“有”，卢梭可以用错误的话语持续一种错误的讨论，不易察觉“有”之下那个“空洞”的无。这个若有实无的政治哲学的“错位”与政治学的“失位”，是卢梭失去边界意识，任意进行语言大转换的必然恶果。这是卢梭政治思想发生逻辑错谬的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它既是卢梭从道德救赎走向“世间上帝”、“世俗寺院”的语言桥梁，也是一代天才越界筑路时露出马脚的基本原因。

　　 这场语言大转换，是价值判断对事实判断的大换算，是政治哲学能指对政治学所指的大换算。大换算引起大逃亡：政治学所指的制度性操作符号纷纷逃亡，逃离道德理想的疯狂追捕。就在政治学逃亡所剩的空白地上，卢梭开始营建他的道德理想国——此岸的彼岸天国，在俗的离俗寺院，一个没有上帝却有神性的世俗寺院。

　　 历史终将证明：政治哲学对政治学在学理上的大规模入侵，在政治实践中，必然“换算”为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大规模入侵；起于反异化理论的道德理想本身发生异化，从神人同敬的理想试验国，异化为神人同泣的道德嗜血国！

朱学勤 2013-08-20 15:2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