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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暑山庄和甘泉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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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让我做一次文化导游，带领你穿越历史时空，到两个地点看一下。
　　避暑山庄在河北承德，是清代的离宫。甘泉宫在陕西淳化，是汉代的离宫。两者的时间距离有1800年，空间距离有900公里，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但它们却有可比之处，值得玩味和思索。
　　一、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建于1703－1792年，地点在河北承德，位置在盛京（沈阳）和北京之间。三点一线，它大约是中间那个点（离北京近，距盛京远）。这个位置值得注意。
　　为了理解的方便，我想打个比方。
　　中国古代都邑，多作点线分布。周人从今陕西扶风、岐山一带崛起，沿渭水东进，占领今咸阳、西安一带，再东出函谷关，占领夏地和其中心城市，今河南洛阳一带，形成三个都邑：岐周、宗周和成周。岐周和宗周（包括丰京和镐京）在关内，成周在关外。清人从东北入关，进入河北北部，从东北到西南，也有三个中心：盛京、承德和北京。盛京是老巢，相当岐周，为第一站。承德是连接东北、蒙古的关节点，相当宗周，为第二站。北京是控制汉地和中国的中心，相当成周，为第三站。盛京是留都（原来就叫承德），承德是陪都（等于第二个盛京），北京是首都。北京在长城以内，承德和盛京在长城以外。
　　一般印象，骑马控弦的游牧民族，他们都是逐水草而居，辗转迁徙，居无定所，像鸟儿一样，海阔天空，自由飞翔。但实际上，他们是候鸟，随季节而迁徙，迁徙有固定路线。游牧人，夏天多在北方或山北的某个草场放牧，冬天则在南方或山南的某个牧场放牧，牧场分夏牧场和冬窝子，彼此之间，也各有分地。匈奴、鲜卑、突厥、蒙古莫不如此。满清皇帝（主要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冬春住北京，夏秋住承德，往来长城内外，也是保持这样的习惯。欧洲和俄国的王宫，也往往如此。
　　避暑山庄，即热河行宫，是满清皇帝的夏宫。这个地方，我向往已久，但一直没去，前些年，借便开会，才第一次踏上它的土地。
　　这里讲一下我的印象。
　　第一，以前有位外国朋友跟我说，出北京，往北走，去承德的路上，一路非常漂亮，美得让你喘不过气来。但我的感觉，是司空见惯，没什么特别之处。彼此的眼光不一样。出古北口，回望长城，我会想起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皇帝纪实》（叶笃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5年）中的描写。两百年前，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前往承德拜谒乾隆皇帝，也是从这里经过。对比于他们境内残存的罗马时期的长城（哈德良长城），他们对这个伟大建筑非常景仰，也非常好奇，曾登临眺望，进行实地测量。书中写到，“自从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后，长城已大大减少了过去的重要性。随着长城作用的缩减，中国人对它的兴趣也跟着消失。初次来到中国看到这个伟大建筑的使节团员们对之赞叹备至，但陪送前来的中国官员似乎对它不予以任何注意”。长城，秦、汉以下，都是为了拒胡。满、蒙是被拒对象，和汉族的想法当然不同。中国的长城虽有预警和阻延的效用，但不可能把入侵者彻底挡在墙外（罗马长城也一样）。现在的长城是明代的长城，修得再好，等于马其诺防线。满人入关，失去意义，弃之山上，成为古迹，年深月久，凋零败落，是必然结果。
　　第二，避暑山庄的修建是和木兰围场有关。木兰围场在承德以北150公里，占地10400平方公里，现在叫围场县。它的位置，正好在漠南蒙古的南缘，盛京的西侧，北京的东北方向，是满、蒙、汉三族相邻的一块三角地，汉族曾以“鞑虏”混称满、蒙，英人称之为“鞑靼之地”。满清皇帝在此会蒙古王公，聚满、蒙八旗进行秋狝，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秋狝是围猎，同时是军事演习。中国古代校阅士卒，也是借围猎行之。春猎叫蒐，夏猎叫苗，秋猎叫狝，冬猎叫狩，四季各有专名（《尔雅。释天》）。但汉族是农业民族，古人有“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说法（《国语。周语上》），围猎主要在冬天。满清皇帝不同，夏天避暑，秋天打猎。围猎主要是猎鹿。“木兰”是满语，本身是鹿哨的意思。时间则选在秋高气爽、鸟兽肥壮的时节，套用汉语的说法，当然就是“秋狝”。贵族喜欢打猎，各国都如此。满、蒙也有此好。但满清皇帝在此行猎，还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一是告诫满族子弟，不要忘本，要居安思危，保持尚武之风，发扬“国语（满语）骑射”的满族传统，二是抚绥蒙古各部，受其朝觐，固其盟好。康熙设木兰围场，本来是住滦平（喀喇河屯），后来才建热河行宫。他从北京出发，去木兰围场，一路有20多个行宫，承德最重要，康熙、雍正、乾隆，每年夏五月到秋九月在此避暑、秋狝，一住就是小半年。其地位实相当于陪都。但盛世转衰，嘉庆以下的皇帝，不遵祖制，来得越来越少。当地满、蒙、汉三族杂居，经过300年融合，很难分辨。我和当地满族人交谈，口音酷似北京话，但仔细听，还是有一点东北味道。当地厨子擅长做满汉全席。人之口味，各随父母，但好吃的东西，没人拒绝。满汉全席，主要是鲁菜加东北、内蒙口味，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象征。
　　第三，避暑山庄，山庄本身，让人想起法国的凡尔赛宫。作为皇家园林，和圆明园、颐和园一样，湖光山色，非常美丽。但我印象最深，是它的门。山庄正门叫丽正门，这个名字是取自元大都的正门。有清一代，是以“外来之君入承大统”，作为征服王朝，宁可认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对汉族复明极为敏感。他们说汉族偏见太深，对元朝的评价极不公允，“历代以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着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大义觉迷录》）。这里是满、蒙联络感情的地方，宫门名称就是体现。又丽正门后是午朝门。午朝门上，乾隆题的匾，是用汉、满、蒙、藏、维五种字体书写。清朝五族杂居，当时有《五体清文鉴》。清代图书，很多是满汉合璧或蒙汉合璧（法国汉学，最初也是满汉兼授）。很多匾额、碑刻、玺印也是数体并行，就像现在各国的国际机场，也是用多种文字写成。过去主要是英、法、德、俄、日五体，现在偶尔还有中、韩二体。清朝的五族，汉族是地位不高文化高，书匾以汉字为主，作通行文字，满、蒙次之，藏、维又次之。这种习惯，现在还有保留，如我们花的人民币，凡纸币，上面都印有汉（汉字和汉语拼音）、蒙、藏、维、壮五种字体，去满而加壮。五体并用，也是民族融合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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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暑山庄和甘泉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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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避暑山庄外，有12座寺庙环绕，四座住喇嘛，四座不住。前者即“外八庙”。外八庙的“外”是对北京而言，指其建于塞外。它们从理藩院支银，在北京有办事处。理藩院是当时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宗教事务管理局。外八庙是康、雍、乾时期中国边疆政策的象征。溥仁、溥善二寺，是康熙为蒙古各部前来祝寿（六十大寿）而建，为汉式。其他六座，都是乾隆所建。普宁寺，是乾隆为庆祝平定准噶尔部（卫拉特蒙古之一），宴请卫拉特蒙古（西蒙古，即明瓦喇）各部的首领而建，是照西藏三摩耶庙（桑鸢寺）的样式；普佑寺，是蒙古喇嘛的经学院。安远庙，也是乾隆为庆祝平定准噶尔部而建，则仿新疆伊犁的固尔扎寺。普乐寺，是为庆祝杜尔伯特部（亦卫拉特蒙古之一）、左右哈萨克和东西布鲁特归附而建。这四座是藏汉混合式。普陀宗乘之庙（也叫小布达拉宫），是乾隆为四方藩属前来祝寿（他自己的六十大寿和他母亲的八十大寿）和庆祝土尔扈特部（亦卫拉特蒙古之一）东归而建，则仿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是为六世班禅前来祝寿（七十大寿）而建，则仿西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班禅在后藏所居）。这两座是藏式。普宁等六庙，都是喇嘛庙。历史上，汉族与北方民族为邻，苦其侵扰，从秦始皇到明太祖，一直都是“高筑墙”。满族以外族入主中原，角色相反，是靠“广修庙”。清代怀柔远人，主要用喇嘛教（黄教），而不是他们原来信奉的萨满教。满、蒙、藏三族可以一教统之。汉地有佛教，也可相通。只有维、哈等族，因为信仰不同，不适用，但毕竟掌握了宗教上的多数。
　　清朝不仅在此接见藩臣，也接见外国使节。如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就是在避暑山庄万树园的黄幄大帐谒见乾隆皇帝。中国古代的“藩”，既是边疆也是外国，两者的概念常有混淆。在乾隆皇帝眼里，英国和蒙、藏藩臣也差不多，只不过距离更加遥远罢了。
　　二、甘泉宫中华帝国的王朝史，秦汉是头，明清是尾。避暑山庄和甘泉宫，正好在一头一尾。它们都是帝国盛世的辉煌建筑。
　　甘泉宫，是汉武帝因秦旧宫而建，大约建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前后。它的兴衰，也和国运相伴，武帝最盛，昭、宣弛废，元帝复作，成、哀则时罢时复。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奏废武帝诸祠，这里不再是皇帝的驻跸之所。但东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旧宫还在，偶尔还使用，隋唐以来才湮灭无闻。现在是一片废墟。
　　去年，去陕西考察，自西安出发，西北行，经三原、泾阳，从谷口入淳化县境，道如深沟，越往北走，越高越平，最后到达这片遗址。
　　过去，读汉赋，如王褒的《甘泉赋》，扬雄、刘歆的《甘泉宫赋》，我的印象是，这里山川秀丽，宫观玲珑；珍禽异兽，出没其中；繁花茂树，点缀四周。但一路所见，却是满目的黄土，沟沟坎坎，颠颠簸簸（当时正在修路），除了庄稼地还是庄稼地，北面的远山（甘泉山），也是昏蒙一线。那感觉就像西方探险家初入伊拉克。他们很难想象，眼前这个气候恶劣，蚊蝇丛生，野兽出没，强盗横行，贫瘠而荒凉的土地，就是《圣经》和古典作家笔下那个有如仙境的文明之域。凡是古老文明的故地，都贫穷落后，灾难深重，这是令人伤感的地方。
　　这是一片开阔的塬区，荒烟衰草之中，有十个绿草丛生、大小不一的土堆，即古代建筑的夯土台基，耸立其中。其中两个窝头状的土堆，是着名的通天台。两台的前面有个小院，现在是遗址文物保护管理所的工作站，原来是明清武帝庙的献殿所在。院子的后面，野地里戳着两件西汉石刻：石熊和石鼓。石熊，面部残损，但憨态可掬。石鼓，高可齐腰，据说原有魏太和六年艾经、艾程等人的题记，已经看不清，可以看清的是宋政和六年种浩等人的题记。田埂上，随处可见农民耕地捡出的残砖断瓦，拿起看一眼，都是秦汉遗物。此外，一切很平常，就像其他北方农村。历史的记忆，震撼的美丽，静静地埋在这片土地之下，一睡就是两千多年。没有人去发掘，把它从沉睡中唤醒。
　　空白诱发想象，止不住。我们还是看看古人留下的描写吧。
　　第一，从地图上看，甘泉宫也是汉胡来往的关节点。它所在的云阳县，本来是义渠戎（可能与匈奴有某种关系）所居，秦昭襄王母宣太后用美人计刺杀义渠王，才占有该地。秦昭襄王修长城，是秦始皇修长城的先声。他修的长城是一道斜穿北纬38度线的长城。始皇拒胡，再修长城，把汉胡分界线推到北纬41度线左右，设北地、上郡、云中、九原四郡镇守之，控制匈奴南下的通道。秦末汉初，中原内乱，匈奴南下，占领蒙恬故塞，曾一度把汉胡分界线推回到秦昭襄王长城，即朝那（今甘肃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一线。汉武帝再拒戎胡，又把匈奴势力推回到秦始皇长城，即北纬41度线。甘泉宫是在云阳，今陕西淳化县的西北。淳化县又在秦都咸阳和汉都长安的西北。它和咸阳、长安有驰道相连，去长安约三百里（《三辅黄图》卷二）。这个地点，是从两大帝都北上黄土高原的入口。秦、汉在此大兴土木，修建离宫，是以它为北通胡地的塞门。秦人北拒匈奴，是仰赖两个浩大工程，一是横贯东西，修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二是纵贯南北，修高速公路，南起云阳，北至九原，当时叫直道（长约900公里）。直道的起点就在甘泉宫后约4公里的甘泉山上。秦始皇崩于沙丘，他的尸体，就是从井陉、九原，沿秦直道，经云阳，送回咸阳发丧。汉代备胡，也是以它为长安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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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暑山庄和甘泉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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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甘泉宫是西汉的六大宫殿之一。其他五宫，长乐、未央、建章、桂、北，全部集中在长安。长安以外的离宫，名气最大，要数甘泉宫。甘泉宫是因秦旧宫而建，不是一个宫殿，而是一个宫殿群。学者说，它的实际地位是陪都，一点没错。这个宫殿群，也是一座大型园林，当时叫“甘泉上林苑”（有“甘林”瓦当出土），或省称“甘泉苑”。园林是仿长安上林苑（原为秦苑），既是避暑胜地，也是校猎的围场。苑南有大湖，和长安一样，也叫“昆明池”。苑中宫观，是以秦林光宫和汉云阳宫为主要宫殿。此外，还有武帝祷祠神君的寿宫和武帝用事太一的竹宫，以及高光、长定、望仙、七里、增城诸宫，仙人（林光宫内）、石关、封峦、鳷鹊、露寒、益延寿、迎风、储胥、洪厓、弩陆、彷徨、天梯、瑶台、走狗、白虎、温德、相思诸观。甘泉苑南，今淳化县城附近，原来还有梨园和棠梨宫。汉武帝到此避暑、校猎，是在每年的五月到八月，和康熙、乾隆于承德避暑、木兰秋狝情况相似，连时间都几乎一样，围猎也主要是猎鹿。避暑期间，皇帝还在此处理政务（如受郡国上计），接受诸侯王朝觐，特别是处理藩务，宴享外国宾客，派遣使节出塞。如张骞出使西域，就是从这里出发。汉宣帝接受匈奴单于和蛮夷君长朝觐，也在此处。
　　第三，甘泉宫是汉代最重要的祭祀中心。西汉时期，官方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是叫“祠畤”。祠和畤，混言无别，细分则有差异，祠是泛称祭祀神鬼的场所，如武帝太祝所领的六祠：亳忌太一祠、亳忌三一祠、冥羊祠、马行祠、甘泉太一祠和汾阴后土祠。畤，则专指祭祀天地、五帝，即举行郊祀的场所，如甘泉泰畤和雍五畤。畤可称祠，如甘泉泰畤也叫甘泉太一祠；汾阴后土祠属于畤，却以祠称，但一般的祠却从不称畤。《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记载的祠畤，都是国家注册的宗教场所，民祠还不知道有多少。它们有点类似后世的寺庙。但汉代，祭祖的场所多叫庙，如高庙、孝文庙、孝武庙；祭祀神鬼的场所多叫祠，如上面说的那些祠。当然两者也混用，如汉文帝的渭阳五帝庙，既不称畤也不称祠；武帝立汾阴后土祠前，高祖已立后土庙。唐宋以来，也是把后土祠叫后土庙。武帝时期，其文治武功，也是借“广修庙”，除致力政治统一、学术统一，还强调宗教统一。武帝和武帝以后，王莽废祠以前，西汉祠畤达700多处，其中最有名，是三大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和雍五畤。甘泉泰畤是祭天中心，地位最高，就是设在甘泉宫。甘泉，秦夺其地前，固有所谓“黄帝明廷”和“匈奴祭天处”，本来就是个古老的祭祀中心。泰畤，有祭天圜丘，上为太一坛（紫坛），周环五帝坛和群神坛，有如后世的天坛（旁边有紫殿），这是汉族最高的祭祀中心。此外，它还有六座象征武帝怀柔政策的祠庙。三座是胡祠，径路神祠是祭匈奴的刀剑之神；休屠祠应是匈奴休屠部的神祠；金人祠是祭匈奴供奉的“祭天主”，神像是胡貌胡装，用铜铸造，也是虏自休屠。它们都是为胡而设，祭胡之神，既可抚绥远在北方和住在当地的胡人，又可配合汉人自己的宗教信仰。汉族祭天，太一无象。匈奴祭天，则有金人。两种信仰，和平共处，并存于甘泉，是一大奇特景观。三座越祠，是由越巫用一种叫“鸡卜”的巫术，在一座小台上进行祠禳，当时叫“越巫※※祠”。前者是汉武帝北逐匈奴，借匈奴神只怀柔匈奴。后者是汉武帝南征南越，借南越巫术怀柔南越。它们很像承德的外八庙。这些庙，是当时的天下缩影，有点像现在的世界公园。
　　甘泉宫的祭天金人是在佛教传入前就存在。佛教传入后，曾被误解为佛教造像。如敦煌莫高窟323窟北壁的初唐壁画就是这样画，崔浩、张守节也有这种解释。其实，这种金人是代表匈奴的天神，它与秦始皇销天下之兵铸造的十二金人是同一类造像，都叫翁仲，并不是佛像。前者是直接虏自匈奴，后者则是仿制品，原形还是匈奴的神像。这样的神像被立于甘泉宫中，有如承德普宁寺的大菩萨（高达23米多），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夸张的说法，是一庙可抵百万兵）。它们既是秦汉武功的象征，也是秦汉怀柔的象征。
　　三、余论：中国早期的“五族共和”
　　动物凶猛，因为害怕。人类残忍，源于恐惧。他们害怕敌人，子子孙孙，世代传递深仇大恨，早晚一天会复仇。
　　说到这个话题，和汉征匈奴有关，和休屠金人有关，有个故事值得提起。这就是休屠王太子金日磾的故事（见《汉书》本传）。
　　金日磾，“金”是纪念汉武帝虏获休屠金人而赐以汉姓，“日磾”盖原名之译音，“翁叔”是汉代常用的名字，则与“翁仲”相配。他以父王不降见杀（初与昆邪王谋降汉，后悔，被昆邪王杀害），而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初入汉宫，只有14岁，因为身材高大，相貌庄重，见后宫佳丽，目不斜视，样子长得好，马也养得好，深受武帝喜爱，先拜马监，后迁驸马都尉，随侍武帝左右。武帝对他母亲很好，母死，下令为她画像，挂在甘泉宫中，署曰“休屠王阏氏”，日磾每见必拜，向之涕泣；他的两个小孩，也是武帝身边的弄儿，有如宠物。莽何罗刺武帝，日磾救过他的命，夙有忠孝之名。武帝死后，遗命封侯，不受，与霍光共同辅佐汉昭帝，地位极其显赫，死葬茂陵，谥曰敬侯。我到茂陵参观，见过他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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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暑山庄和甘泉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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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很好奇，古人为什么常常用自己过去的敌人或敌人的后代做近侍或养马？难道他们就不怕孙悟空（官封弼马温，就是养马）大闹天宫，勾践（他也为夫差养马）卧薪尝胆，一洗会稽之耻吗？看来，政治家是要有点胸襟和魄力的，就像人能驯服猛兽，豢养役使之。他们懂得，“奴才”比本来意义上的“自己人”要更为可靠。“奴才”是“丧家之犬”，对主人最有依赖性，不像“自己人”，各有地盘和势力，盘根错节，反而难以驾御。
　　古人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器量。
　　当今世界，是个充满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混乱世界，虔诚有余、宽容不足，以巴冲突是其缩影。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圣地都在耶路撒冷，一地难容三教。他们根本不能想象，甘泉宫是把汉胡之神搁在一块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个靠武力输出一切的世界，声音太小。它使我们不能不对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进行重新思考。
　　世界上的国家形态，一直有两条路子。一种是部族纷争，小国林立，长期分而不合，或只有松散的联合，管理水平低下，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权力中心。一种是大地域国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科层管理非常系统，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前者如雅典，后者如亚述、波斯和中国。由于取径不同，政教关系也不同，造成两种“大一统”：一种是有统一宗教，没有统一国家，宗教管国家；一种是有统一国家，没有统一宗教，国家管宗教。前者的典型是欧洲各国，后者的典型是中国。
　　两种国家形态，两种大一统，哪种更好，这里不必谈。很多问题，短期里还看不清。我想说的是，中国在国家形态的研究上有什么意义。
　　我们都知道，国家的产生是为了制止和控制人类的流血冲突。我们人类比任何动物都更爱自相残杀，也更会自相残杀。对这个物种来说，杀人是最高科学。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怎么在同一片天空底下和平共处，这是一个难题，至今还困扰着人类。在数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上，我们能看到的最普遍，最简单，也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既消灭其肉体，也消灭其精神（主要就是铲除对方的信仰），挖对方祖坟，毁对方宗庙，灭对方社稷，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如亚述帝国和蒙古帝国，马蹄所到，剑锋所及，经常是血腥屠城。近代列强瓜分世界，也充满野蛮杀戮，遗风被于今日。征服者为了获取其可怜的安全感，他们觉得，杀死对方居民，真是太有必要。即使留下妇孺老弱，也只限于女性，所有男人，必须全部杀光，西周铜器铭文叫“无遗寿幼”。为了防止意外，坑杀降卒，在古代也极为普遍。
　　这些都是笨办法。
　　梁惠王问孟子，什么样的人才能统一天下，古代的聪明人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即不是杀人成瘾乐此不疲的人才能统一天下。他的话，并不等于说，不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这样的“好帝国主义”，从来没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杀人。成吉思汗，康熙、乾隆，更杀。他们都靠杀人取天下，我们不能忘记。忘记这一条，少数民族不答应，周边的国家也不答应。但光靠杀人不能统一天下，孟子的说法完全对。
　　还有一个聪明人，孔子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文革”批林批孔，这话批得最多，但是孔子思想中的闪光点。他的意思是说，最好的统治办法还是笼络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人家的国家亡了，要想办法把它重建起来；人家的国君死了，要把他血缘最近的遗属找出来，让他接续香火，保持该国的祭祀；人家的大臣和贤人躲起来，不敢露面或不肯露面，也要三顾茅庐，把他们请出来做事，共襄盛举。
　　这样的办法，很好，但绝不像有些人以为，全是孔孟发明、儒家传统。实际上，这样的想法，孔孟之前就有，孔孟以后也没断。它们的真正发明者全是铁碗政治家，发明物也不是道德，而是制度。如武王克商，把商纣斩首示众，血淋淋，但下马之始，即表商容之闾，封比干之墓，请商朝遗老出来做事。商王的后代，也授土授民，初封于殷，后封于宋。商的与国也各有分封。就连商的军队殷八师，也被周人全盘接收（当然，同时要移民设监，编户齐民，类似后世的“徙豪强”）。特别是周之“百姓”，传出五帝，各有自己的祭祀系统，春秋战国以来，散处各地，每个国家都不能一族独大，必与他族共存，兼并各国，统一天下，就更离不开这条。因此，出现五帝并祭的局面（秦最早，也最突出）。
　　五帝并祭，就是中国最早的“五族共和”。
　　中国的大一统肇始于秦，但民族矛盾太激烈。制度统一较顺利，思想统一（学术统一和宗教统一）不成功。专恃武力和法律，不足以收拾人心。汉代的办法还是西周的办法，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但对外宣传，还是强调“软”。如《尚书》和西周金文都有一个词，叫“柔远能迩”。对待前朝遗臣，越是地位尊显，越是手下留情（杀小留大，是我们的传统）。汉高祖取天下，不但为七国绝无后者寻找后代（包括秦始皇的后代），维持祭祀，还为造反失败的陈涉置守冢，奉祭血食。汉武帝整齐学术，可以团结当时的精英，但光靠这一条，还不足以收拾人心。收拾人心，还得整齐宗教。他到处修祠立庙，干什么？就是为了整合各地不同的信仰。一国多教，很符合现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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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暑山庄和甘泉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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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以后，中国的大一统，内部融合比较成功，但边患无穷，始终头疼。“蛮族入侵”，世界各国都抗不住，只有中国，胡汉之争两千年，各有胜负。中国的领土，就是借这种你来我往，我化你，你化我，而成就其大。单就领土而言，双方各有贡献，但“蛮族”的贡献更突出。历代版图，蒙元最大，满清次之，民国、唐、汉又次之，遑论其他。元代和清代，统治者都来自塞北，世界历史上，除近代欧美列强，他们是最大征服者。有清一代，虽受反清复明的革命党人诋毁，包括章太炎和孙中山，但平心而论，他们能以少融多，把横跨欧亚大陆的众多国家和民族纳于同一个国号之下，反客为主，确实有其独到之处。边疆政策，它是两种“大一统”并用：汉族是以政统教（延续传统），边疆是以教统政（类似欧洲），远比汉族成功。民元以来，孙中山倡“五族共和”，是继承清朝。再向上追溯，则是元朝。这点对现代政治很有启发。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东亚共荣圈”，也是模仿清朝和元朝，幸好未能如其愿。
　　蒙古族，在中国的边疆地区，除蒙古本部，在青海、西藏、新疆，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深刻影响，居民也散居各地，青海、新疆和西藏，到处都有。清朝在统一政策上，最能认同的是元朝。他们的边疆政策，首先就是整合蒙古各部，蒙平则回定（北疆定则南疆定），青海、西藏也迎刃而解。他们是从蒙古手下接收整个西北边疆，然后借广阔的西北边疆，内控汉地，外纾列强包围的外部压力。
　　前些年，我到青海访问，去过青海湖、日月山、瞿昙寺，到处可见“五族共和”的痕迹。如青海湖边有共和县，共和县里有海神庙，雍正平定罗卜藏丹津之叛，在此与蒙、藏、汉、回会盟，改遥祭为近祭，就是五族共祭。庙中有碑，原题“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民国改为“中华民国万岁”，仍袭其礼。日月山，是唐朝与吐蕃会盟，分疆划界的地方。如今，山南山北，还是两幅景色：山南是遍地牦牛，山北是汉式村庄。日月山以北的居民，即使是藏民，也是汉语汉装。瞿昙寺，是喇嘛庙，也采用汉式。
　　北京居庸关，有个云台，券门内有《陀罗尼经咒》等题刻，是用汉、藏、西夏、梵、维和八思巴六种文字刻成。它说明，蒙元才是“五族共和”的更早源头。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强调世界市场的形成，本来中国才是老大。其实，世界市场的形成，海路，是欧人开辟；陆路，是蒙元开辟。这才是世界市场的本来面目。
　　清朝认同元朝，背后的原因很深刻。
　　2004年11月2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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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 2013-08-19 13: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