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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有感

　　历史的长河最容易洗刷人们的记忆，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也往往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有的人总希望自己在死后还被别人记住，特别是记住自己的丰功伟绩，为此不惜绞尽脑汁，甚至弄虚作假，编织一套耀眼的光芒；而对于自己曾经犯下的罪恶，则总是想方设法去掩盖去粉饰。这种作法往往能够得逞一时，一旦有朝一日真相揭开，光芒逝去原形凸显，人们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那人们就更容易记住其罪恶。而有些人虽然人为地被长期埋没于历史的深处，但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长河中，那留下的真金一样的东西，仍然会被有真知灼见的人重新拾起，人们也终究会拨开重重迷雾，看到他原本四射的光芒。尽管其生命早已作古，化成了人间的尘埃，但其思想的光辉，在经历过多年噩梦的人们看来，反而会更加璀璨。

　　张东荪是谁？几十年来共产党治下的媒体从没有提到这个人，眼看着他就要和芸芸众生一样，沉入茫茫历史的云海深处，被人们彻底遗忘。但就在此时，戴晴先生献出了她的新作，《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苏和他的时代》，一个值得戴先生耗费8年的时间潜心研究并为其作传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管怎么说，那一定是一个值得去了解的人物。

　　《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苏和他的时代》告诉我们，张东荪先生既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有着极高的政治远见的先知先觉的智者。他对专制独裁的毒瘤，有着特殊的超出许多杰出政治家的敏锐判断和鉴别能力。不管这个人有多么耀眼的政治光环，有着怎样让人仰视的盖世奇功，但只要有专制独裁的因素，他就坚决拒绝与其合作。对蒋介石是如此，对毛泽东，尽管他那时是志得意满的胜利者，同样也是如此。

　　毛泽东在拥有天下前，没少提“民主”，1945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曾信誓旦旦地说：“我们找到了摆脱周期律的办法，那就是民主。”（黄炎培《延安归来》）此时恐怕没有人怀疑毛对民主的真诚。许多民主党派拥护共产党拥护毛泽东，很大程度也是看中了毛的这种承诺，特别是对民主的认可。

　　从书中可知，虽然张东荪先生和共产党早有渊源，但他与毛泽东的直接接触并不多，由于在和平解放北平的过程中往来于傅作义和共产党之间穿针引线的突出贡献，被毛泽东称为“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一功臣”，并受邀请和其他三位民主人士前往西柏坡和毛泽东见面。

　　此时张东荪先生与毛泽东的关系是“相知已久但一直未深交”，在去西柏坡之前，张东荪认为自己与毛“在未来中国应该怎么治理这一话题上是有共同语言的”。在一般人看来，这种面见“君王”的荣耀是十分难得的，本应该诚惶诚恐感激涕零才对。但张东荪先生的感觉恰恰相反，正是这次见面，使他对当时如日中天的毛泽东产生了“非常失望”的印象。

　　对于让张东荪先生“非常失望”并最终导致他在新政协会议上投了毛泽东的反对票的西柏坡之行，文风严谨的戴晴先生绝不做无根据的揣测，对其他书上所展示的张东荪与毛泽东在外交政策“一边倒”问题上的廷争，作者倾向于是作书人的杜撰。因为无从查阅到相关的真实可靠的信使，作者宁可留作空白，也不做想象中的描述。

　　对西柏坡之行，张东荪先生仅对自己的家人有所议论，可以落到实处的只是简单的概括：“回来以后非常失望，” “在石家庄西柏坡见到毛，话不投机。……毛大谈梁启超。并说将来外交上‘一边倒’。”至于为什么“非常失望”，如何“话不投机”，却并没有进一步的读者特别想知道的细节交代。此外还有“共产党方面曾问过他对做‘北京大学校长’的兴趣——这都让他觉得气闷。”

　　在西柏坡与毛泽东见面交谈之后，张东荪对毛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西柏坡返回，面对着新中国（同时也包括他自己）的‘大好形势’，张东荪反倒‘消极’、‘苦恼’”，尽管详细的见面内容不得而知，但张东荪先生的敏锐与洞察力可见一斑。

　　那么张先生何以有如此深刻透彻的洞察能力，仅凭一面之缘就做出自己的判断？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威望如日中天之时，就认为毛泽东不适合担任这一四万万同胞的新的共和国的领袖？除了作为哲学家的渊博学识，这恐怕与他对专制独裁有着特别的敏感和不相融有关。

　　从今天才看到的书中展示的不多的张东荪先生的论断中，再次印证了世界上并不缺少真理而是缺少发现这句话，有时真理摆在那里，却被人置若罔闻甚至当做谬误。此时真理的阐述者是孤独的、寂寞的，甚至是痛苦的。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走向深渊，发生浩劫，却无能为力，不但不能阻止，连微弱的不同声音也不能发出。当浩劫结束之后，人们才终于在尘封的曾经被批为谬误的张东荪先生的着作中，发现了真理之光其实早就预示了后来的结果。然而悲剧已经发生，无法估量的损失，已经造成，而且已经无法挽回了。

　　“独裁国家不是人格者的集团，乃是奴隶的集团。因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只有独裁的首脑是有独立的人格，能自由发挥其意志，得运用自己的判断，其余一切人民只能奉命承旨，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而已。”张先生发表这番见解的时候是1937年，但是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都有切身的体会，毛泽东时代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历史状况吗？毛泽东本人“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可以“谈笑凯歌还”，甚至可以把“不须放屁”这样的词语写进诗词让全国人民传唱，而八亿民众呢？除了不断学习背诵领袖的语录条文，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表示对领袖的忠诚，还能有什么自己的思想意识？凡是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者，都成了被政府的机器以各种名目各种形式绞杀的对象。

　　共产党曾经喊了几十年的“革命”，许多人当年投身共产党参加革命，也是希望通过革命赢得民主，但究竟什么是革命，通过所谓暴力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真的能实现民主吗？张先生告诉我们：“革命就是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干。我看这是不对的。既然是革命，就要拿得出自己的一套。土地改革也罢、其他也罢，总要拿出自己一套本领来。在这种打倒你、我来干的政治中，民主是无从谈起的。”

　　共产党很顺利地打倒了国民党，但当共产党自己来干的时候，却很难拿出自己的一套本领，分给农民土地又收回土地，想让国家跃进却弄得鸡飞蛋打，搞出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的大饥荒，直到改革开放后，还在争论姓资姓社问题，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可见执政三十多年，仍然在摸索治国的本领。直到今天，民主仍然远离中国的政治生活。

　　早在1915年，张先生就指出： “国之支柱也，恃国民之人格。……中国国运之兴也，不在有万能之政府，而在于有健全自由之社会。而健全自由之社会，唯由人民之人格优秀以成之。此优秀之人格，苟政府去其压制，使社会得以自由竞争，因而自然淘汰，则可养成也。易言之，中国之存亡，唯在人民人格之充实与健全，而此人格则由撤去干涉而自由竞争，即得之矣。于诸自由之中，尤以思想自由及思想竞争为最也。”

　　我们的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初的两会上发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活得有尊严的豪言，总理的话让人鼓舞甚至让人感动，一个总是要人民为国家牺牲为国家付出的政府，终于关注老百姓的尊严问题了！但尊严不是仅仅吃饱饭有衣穿，不是手中有了剩余的金钱，可以旅游可以观光，尊严是要有国民的人格。但是在一个思想不自由的国度，个人的思想必须与被指定的别人的观念理论保持一致的国度，老百姓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尊严！

　　张先生的品格操守，堪称知识分子中的楷模，他当然知道自己的那一张反对票，对选举结果起不了任何作用，他可能没有想到这张票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厄运，毕竟他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一个纯粹的文人，他既不求官也不喜职，唯一的职业是教书，对政治领域的黑暗，对独裁者手段的残忍和拙劣，还远没有哪怕基本的认识，也更无法体会视权力如生命的人对权力的热衷，和对反对其拥有这种权力的人刻骨的憎恨。但投出这张票对自己不利是肯定的。即便如此，他也不愿违背自己的心愿，去拥戴一个自己认为不适合治理这个国家的人，即便他是打下这个江山的政党的领袖。

　　张先生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都坚持自己的原则：“所谓说自己的话就是自己觉得非如此说不可。这是由于自己对于真理有切实感，因对于真理愈切实，则对于言论便愈尊严。于是觉得侮辱言论即等于自堕人格。所以读书人之人格就看其对于本人的言论自己有无尊严的保持。凡为人作啦啦队的都是自己愿意把他的言论作物品（即商品）来出卖，我以为非校正此风不会有学问，不会使文化有进步。” 张先生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思想，维护着自己的尊严，绝不刻意做别人的啦啦队，绝不做自堕人格的事情。他以一个文人的微弱的力量，在推动着中国文化的前进。而直到今天，还有不少的文人，甘心做别人的啦啦队，人格差异之巨大，可见一斑。

　　从这部书中还可以体会皇权专制思想在中国大地上那深不可测的根基和浸入骨髓的影响。

　　几千年的集权专制制度下所驯养出的思想意识，怎么可能因为这个制度的名义上的灭亡，就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得到彻底的哪怕是基本上的根除？共和国将要成立，但即便就在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人群中，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共和”的含义？在相当一部分人心中实际上就是新的王朝的开始。

　　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官方文献中有着他人无法超越的头衔和光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等等，其实毛泽东除了会作诗能写雄文，骨子里和朱元璋、李自成并无本质的区别，在大权在握江山一统之后，他就是这片国土上的帝王，对臣民们发出万岁万万岁、皇帝圣明等等的赞美欢呼早已在期待之中，而且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程度，否则也不会在1950年五一节前自己去加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在新政协会议上那种“众望所归，每个人都为自己投了伟大领袖一票而感到光荣、骄傲”的氛围下，居然有人胆敢投他的反对票，这不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又是什么！哪怕只有一张，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不但毛泽东如此认识，共产党上下当时也都是如此认识！所以从计票的工作人员到周恩来，都认为是不正常的，否则不会立即报告上去。所以何祚庥才会说“当时他印象非常非常深：那时刚解放啊，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有人投反对票——敌人这么快就钻到这么小的圈子里边来了”。所以“他们”一定要确定那个投反对票的人是谁，因为这里有“犯上作乱”的苗头，至少也是对皇帝的大不敬。何祚庥后来对张东荪的儿子说：“当时他们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干的。虽然不能肯定，但他们猜除了他不会有别人。”

　　可见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这张反对票着实让中共高层很是忙碌了一番。

　　更可见即使在当年筹备“建国大业”的所谓民主选举中，所标明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代表们“有权舍弃名单中的任何一人或若干人而另选”的原则，不过是摆姿势做样子而已。或者说这项原则只适用于别人而不适用于毛泽东，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是名单上的其他人，少了一张赞成票而出现了一张反对票，人们一定会觉得很正常，但因为是毛泽东，所以大家就觉得不正常。因为在许多人心里，已经把毛泽东看成了帝王，怎么能投皇帝的反对票！“大臣”有一张乃至几张几十张反对票都无所谓，但皇帝只能有一个，任何人不能有非分之想，投皇帝反对票的人，那是公开表明不想做皇帝治下的子民。新朝的皇帝还没有正式登基就出现了叛逆，这样的“反贼”，难道不是应该而且必须立刻铲除的危险的敌人吗？由此推演，毛泽东在野时大力提倡的所谓民主，也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民心的一种手段，是与政治对手较量中用来打击对手的一种工具而已。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讳言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只不过他把顺序颠倒了，他其实是徒有马克思之表，而实有秦始皇之里。

　　作为披着红色外衣的帝王，毛泽东口是心非伪君子的面目已经有多人描述，当年的“亲密战友”林彪更是直接指斥其为“痞子”（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对张东荪这张反对票，毛泽东起初也表现出了身为领袖的大度：“毛泽东从容地说，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选不选毛泽东的权利，要尊重事实。”但如果大家以为毛泽东的内心真是这么想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毛泽东多年后对自己有一个“招供式的”描述：“我是不看话剧的，因为我天天都在演话剧。”毛泽东这番很可能是无意中的表白，极为形象直观地道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其一生中看来没少做心口不一的事情。戴晴先生更是盛赞其“演技”的出色：“毛泽东什么人？记在肚子里几十年的仇，爆发前一分钟你都觉察不出来。”关键是哪一句是他的真心话，哪一句是他演话剧式的表演，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辨别的了。

　　周恩来在得到有反对票的报告后， “马上向毛泽东报告”，因为他太了解毛泽东了，毛泽东对反对过自己的人的记忆之深刻，清算之彻底，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这一点从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直到那时，毛泽东都没有忘记二十多年前的长征路上会理会议中林彪写信要求彭德怀来指挥红军的事。但是毛没有把账算在林彪身上，而是算在了他认为的“既得利益者”彭德怀身上，武断地认为那封信是彭德怀指使的。但战争年代正是仰仗彭大将军的时候，毛泽东一直隐忍着，终于到了庐山会议，可以彻底清算了。“从1935年到1959年，毛泽东曾四次提起此事。”（黄瑶《长征途中会理会议真相》《扬子晚报》2007年11月10日）可见其刻骨铭心的印象之深。

　　林彪写信是在长征路上，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都处于前途未卜的最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尚且如此记恨反对自己的人。如今江山一统，毛大权在握，居然还有人敢蔑视自己，以毛泽东的个性，这样的人不拉出去枪毙就已经很客气了，还把他养起来，毛泽东怕是认为自己已经相当宽容大度了。

　　而所谓的“原则”，对于毛泽东来说，“总是随着形势、随着对象、包括随着他自己的心境，想怎么变就怎么变”。所以原则上是“常识”或者“正常”的问题，到了毛泽东那里，就很不好说了。

　　找出投那张反对票的人，并不是难事。因为当时能够不对共产党和毛泽东顶礼膜拜并且还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想独立见解的人并不多，张东荪恰恰是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人物。同时“他是一个思维缜密但心地单纯的学者，没有能力揣度当了皇上的农民，对‘冒犯’怀有的切齿之恨。”

　　毛泽东只要一个暗示，自有手下的那些无限忠于的人去忙碌。这正是帝王体系正常运转的结果。所以整个过程，都不见毛说过什么狠话，今日人们能看到的只是“坏人”、“再不要见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这样几句难以看出结果的话。

　　毛泽东似乎喜欢给要置于死地的政治对手安上“卖国”或者“里通外国”之类的罪名。张东荪是第一个“受益”者。其后被抛弃和打倒的党内高官高岗和彭德怀也都享受了这一“殊荣”。因为这样更容易达到置人于死地的目的，如果说别的事情还有商量的可能，还有通融的余地，那卖国为他国特别是敌对的国家充当间谍，就是无论如何不可饶恕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罪恶。即便是想为之求情的人，也难以开口了。至于为了达到目的手段如何下作，就顾不上了，革命者似乎也早有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训诫。（几个月前在中央电视8台放映的一部名叫《决战南京》的电视剧中，就有这样一个情节：从苏联受训回来的特工人员，为了摆脱自己的情感去完成任务，不得不重温受训时的信条：忠诚的极限就是无情。）

　　对不知底细的大众来说，他们也许搞不清什么主义问题，看不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国家有什么不好，但卖国是人人都懂的，也是最应当痛恨的，最容易燃起对那个卖国的人的怒火，最容易激起人们的义愤，如果没有真相的揭露，被指控卖国的人就可能一辈子遗臭万年不得翻身。

　　张东荪这位和共产党打了多年交到，为共产党做过大量工作的着名的燕京大学哲学教授，“一个受了十八年倚重与尊敬的人”，就从人们的视线中神秘地消失了。先是他的政府委员的职务没有了，后来连书也不让教了。但多数人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更没几个人知道那张反对票的事情。“文革”开始，张东荪又被关进了监狱，还是没有公开他的“罪名”。

　　“毛泽东没有服膺过谁，对他而言，不管你强盗、和尚、教授、戏子，对于只问‘谁主沉浮’的强虏大枭，此时彼时，‘有用’‘没用’而已。就算看上了什么人，也极少慷慨施恩；而获得点滴甘露者，无不感激涕零。”像张东荪这样，领袖一再给予笼络，不但不感激涕零反而敢于投反对票的人，没有像王实味那样被枪毙，已经很不错了。

　　十几年前读过鲁迅先生的《灯下漫笔》，文中提到中国人的历史就是两种形式的循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当时还觉得我们新中国下的人民终于摆脱了那种命运，殊不知，所谓新中国也不过如此。即使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有了质的飞跃，但在思想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奴隶般的的束缚，只不过多数人不自知罢了。

　　因为先觉者的先知早早被彻底封杀，无法传递出一点声音，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被耽误了几十年。张东荪先生无法解释无处辩驳，甚至对自己的家人也没有多说什么，但在内心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看着自己的国家在走向深渊，但却无力解救，那种感觉一定是相当痛苦的。

　　好在历史终于让这位大师看到了见证自己的那一天，“还是我对”，简单的几个字，不知道涵盖了多少深意。多想让历史来一个假如，但历史是无情的，何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已经失去的东西，无论怎么假如，也已经无济于事。但今天的人们终于通过戴晴先生的努力知道了张东荪先生，并为他的远见卓识和敢于坚持自己的见解的独立思想精神所感动所叹服。尽管他早已远离了人们的生活和视线，但相信在读了这本书之后，人们不会忘记他——这位在1949年毛泽东正处在自己人生的顶点之时，就看出毛泽东不适合领导这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并勇敢地表明自己的见解的人！

来源:共识网转自作者赐稿

蔚蓝 2013-07-23 10:2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