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亲历者写出的国民党政权兴亡史 ──熊式辉《海桑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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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天翼先生（熊式辉字天翼﹐以下简称“作者”）《海桑集》是一部历史价值最高的回忆录﹐比一般老人晚年自传或口述历史更为翔实可信。我说这句话并不是虚词溢美﹐而是根据两重理由。
　　
　　
　　一部国民党政权的兴亡史
　　
　　
　　　　第一﹐这部回忆录的原始材料是作者从 1907至1949年的日记中摘录出来的﹔日记为当时之笔﹐因此所记的“言”与“事”最接近客观的真实。不但如此﹐日记是一天一天地积累起来的﹐不可能事先有任何计划或构想﹐因此和自传的性质完全不同。老年人写自传﹐往往在有意无意之间想把自己的一生呈现为某种特定的公共形象﹔然后再在这一设计下﹐选择一生中某些言行作为回忆的重点﹐去取之间﹐主观的要求﹐有时竟超过了客观事实的限度。本书作者虽然也有去取选择﹐但他的基础是几十年的客观记载﹐下笔时不可能过于任意﹐至少主观的成分已减至最低的程度。本书基本上由日记原文所构成﹐再加上作者随时随地引当时的函电为证﹐这更为回忆的可信性增添了一重保证。我必须指出﹐作者所保存的函电﹐特别是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往来文件﹐正属于史学上所谓源文件﹐其价值之高是无与伦比的﹐必将受到将来史学家的重视。
　　
　　　　第二﹐作者在《叙言》中说﹐这部回忆录取材于日记的部分“偏重在国民革命有关之事﹐即自辛亥革命﹑护国﹑护法﹑北伐﹑剿匪﹑抗战诸役﹐以及大陆沦陷。凡属于当时国家军﹑政乃至党务之见闻﹐皆属身所经历者。”作者不但在日记中对上述每一重大事件都保存了忠实的记录﹐而且有时还留下了有趣的细节﹐读来十分生动。
　　　　例如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前﹐他在南京读陆军中学﹐还加入了同盟会﹔革命爆发后﹐他和同学们前往汉口﹐在船上还结识了与孙中山齐名的黄兴。临别时黄兴称许他为“志士”﹐他事后也写了两首七言绝句﹐纪念在船上高谈阔论的情况。日记中这一条描写﹐将百年后的读者带回了当时的场景﹐使人仿佛感受到国人对中华民国创建的那种欢欣鼓舞的情绪。作者这时大概只有十八岁﹐但政治思想已开始定型﹔他学的是军事﹐却已具有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史的修养。即以少作的两首诗而言﹐他已掌握了旧诗的基本格律。回忆录中还保存了不少其它诗作﹐其中也不乏警句。这位亦文亦武的少年“志士”为辛亥革命摄下一个快镜头﹐作为《海桑集》的开端﹐是很可宝贵的。
　　
　　　　如果从辛亥革命算起﹐《海桑集》的记事包括了中华民国在大陆上创建以至灭亡的全部历程。但以记事的深度与广度而言﹐作者的回忆其实是从他一九二五年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开始的。所以严格地说﹐《海桑集》不折不扣地是一部国民党政权的兴亡史。这部兴亡史当然是通过作者个人的观点写出来的。但由于作者在国民党政权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见后）﹐他的观察完全从内部的最高层次得来（即所谓the insider's view）﹐决不是一般从外面作冷眼旁观所能企及的。更由于他的观察建立在亲身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史料之上﹐国民党在这二十多年中的成败关键早已在他的胸中凝聚成一幅确定的整体图像。我们必须记得﹐作者根据日记整理出这部回忆录时（一九六九年）﹐他已退出政坛整整二十年了﹐而大陆上则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之中。所以这是作者在痛定思痛之余的一部反思之作﹔“超以象外”﹐故能“得其环中”。
　　　　善疑的读者也许会追问﹕我们如何能确定日记中叙事的真实性呢﹖我可以很负责地说﹕就我所读过的相关记载而言﹐《海桑集》中的重大事件大致都可以得到印证﹐最使我惊异的是作者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晚间在华盛顿与胡适大使的四小时长谈。日记中详记胡适揭发宋子文在美国种种争功弄权的表现﹐其中每一个细节都是我曾在《胡适日记》中读过的﹐分毫不差。由于这一段记述得到百分之百的证实﹐我对本书叙事的忠实是十分信任的。
　　
　　
　　　　我是最喜欢读传记﹐特别是自传的人﹐每读重要人物的自传﹐我首先便注意作者所运用的史料。以我所读过的西方自传来说﹐我发现日记和亲友函札几乎毫无例外地构成了它们的基本材料。让我举一个最近的实例。刚刚去世一年的施勒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1917－2007）是美国史学界﹑文化界和政界的一位重要领袖。一九六一年他暂时弃学从政﹐成为甘乃迪的“总统特别助理”﹐参与了美国政府的最高决策﹐甘乃迪死后﹐他虽然仍回到教研岗位﹐但一直在民主党的政治世界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年他出版了回忆录上册（A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Innocent Beginnings﹐1917－1950）﹔他在《前言》中说﹐此书主要取材于日记﹑备忘录之类。但由于健康关系﹐下册始终未能动笔﹔二○○六年秋天﹐他的两个儿子在他的指导下﹐将六千页的日记编写成八百多页（Arthur M. Schlesinger﹐Jr.﹐Journals﹐1952－2000）﹐算是回忆录的下册。《日记》杀青尚未及出版﹐他已去世了。这部《日记》事实上也是一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政治史﹐生动与可信并不逊于上册。我觉得熊天翼先生的《海桑集》在很多方面都和施氏的《日记》可以相比。
　　
　　
　　蒋介石依赖的智囊之一
　　
　　　　现在让我对本书作者作一点最简单的介绍﹐使一般读者可以进一步认识这部回忆录的历史价值。
　　
　　　　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的读者今天大概对“熊式辉”这个名字都很陌生﹐很可能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是因为作者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便过的是退隐生活﹐姓名已不再出现在公共媒体上了。但是从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在广州发动“北伐”到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为止﹐这二十五年间作者则一直居于权力核心的位置。早在北伐之始﹐他已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处立下战功。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从南京出发﹐攻克济南﹐他也在蒋的参谋总部之中。他曾在日本陆军大学进修三年（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不但认识日本甚深﹐而且富有现代知识。所以当日本军队在济南阻挠北伐﹐造成惨案的严重关头﹐他临危受命﹐以代表身分两度入日营谈判﹐展现了折冲樽俎的才能。不但如此﹐在北伐前后﹐他又不断运用灵活的政治手腕﹐为蒋调处了不少党内外的纠纷和冲突。因此他的重要性逐步从军事推广到党务和政界﹐终于成为蒋所依赖的少数智囊之一。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熊式辉往往被视为所谓“政学系”的一个重要成员﹐连美国国务院一九四九年所公布的《白皮书》也是这样认定的。但作者在回忆录中却一再否认“政学系”的存在﹐他所列举的理由是相当坚强的。无论真相如何﹐他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曾是蒋所最信任的高层人物之一﹐则是无可否认的。他时时有机会与蒋单独谈话﹐并且在重大决策的关头提出个人的意见。蒋对他自然不能说是言听计从﹐但尊重他的看法则是可以肯定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蒋曾在不同阶段交给他种种不同的任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领域﹕
　　
　　　　第一关于政府和党内的政治设计和重大人事任命﹐蒋必特别征询他的意见。第二﹐与其它党派沟通﹐如共产党﹑民主同盟﹑民社党﹑青年党等﹐他是最高负责人﹐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他和周恩来在张治中寓所进行了三小时的谈话﹐记录保存在《海桑集》第四编第三章﹐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周善于解除敌人的防范心理﹐在谈话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第三﹐在国际交涉方面﹐一九四二年三月他率领军事代表团访美﹔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军事代表的身分赴苏﹐参与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这是军事外交方面两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综合以上三点﹐可知蒋对他的倚重是全方位的﹔他居于当时的权力中心﹐毫无可疑﹐他的回忆录之所以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即在于此。
　　
　　
　　中共领导的是“农民革命”吗？
　　
　　　　上面已说过﹐《海桑集》是一部国民党政权的兴亡史。反过来看﹐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兴起与灭亡也就是共产党从二﹑三十年代的挫败到一九四九年席卷整个中国大陆的全部过程。本书作者于恰好在共产党由败到胜的两个关键时刻都是历史的积极参与者。因此本书第二编第二章《剿共与国内之牵制》和第五编《抗日胜利与东北祸患之勃发》是最值得细读的两个部分。
　　
　　　　一九三○年以后﹐中共的主力集中在江西瑞金一带﹐并正式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以在北伐告一段落之后﹐蒋决定了江西“剿匪”的政策﹐从一九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攻下瑞金为止﹐一共进行了五次围剿。本书作者则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自告奋勇﹐出任江西省主席﹐为乡梓效劳。
　　
　　
　　他回江西时正值第三次围剿期间﹐但由于“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蒋被迫辞职以谋党内团结﹐围剿的事自然只有暂时搁下。第四次围剿始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与同年十月所订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事实上是连续的﹐不妨合称之为后期围剿。本书作者在后期围剿（一九三三年六月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以省主席兼南昌行营办公室主任的身分承担了与共产党正面作战的任务﹐吸收了前三次的失败经验﹐这次围剿采取了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的新战略。当时军事的要点在碉堡封锁﹐政治的要点则在发动民众。这一新战略终于奏效﹐使红军无法再在江西存身﹐只有突围向西北流窜﹐即中共一贯宣传的所谓“长征”。本书在这一章的叙事虽然稍嫌简略﹐但大体的轮廓是相当真实的﹐毫无自我夸张之处。我为甚么能说这样肯定的话呢﹖这是因为有其它客观史料可与作者的日记互相印证。青年党领袖之一李璜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从四川到江西南昌行营访问﹐由作者安排他考察了收复地区的实际情况。他证实了组织民众和碉堡封锁两大措施确是逼使毛泽东﹑朱德的红军逃出江西的主要因素﹐他因此还写了一本《江西纪游》的小册子提供四川当局参考。
　　　　作者在本章第四节﹐论及“匪区的真实情况”﹐指出共产党虽然以“分田分地”为号召﹐却并没有得到农民的真心支持。这一情况甚至出于作者最初的预想之外。这也是很可靠的实录﹐足以打破中共宣传的神话。关于这一点﹐更有数不清的史料可以支持作者的观察。李璜记徐向前红四军在四川东北部的情况与江西完全一致。让我再举两个来自当时江西“苏维埃”内部的报告来印证本书的叙事。
　　
　　　　第一是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的经典着作﹕《中国革命的悲剧》。伊罗生是二十年代到中国来推动共产革命的一个人﹐与第三国际有密切的关系。“革命”失败以后﹐他在上海住了很长的一段时期。通过共产党内的刘仁静﹐他收集了许多内部文件﹐特别是江西红区的报告﹐他的书便完全建立在这些文件之上。他指出﹐井岗山的红军与农民之间根本格格不入﹐加入了红军的农民不断逃亡﹐而农村中人包括农民在内﹐不但不支持红军而且还把他们当作“土匪”来攻击。
　　
　　　　第二是追随毛泽东在井岗山“革命”的龚楚（后来是红七军军长）﹐最后因为实在受不了中共在农村的残杀而脱离了党。他告诉我们﹕他当时是组织并策动过“ 苏维埃”运动之一人﹐中共所吸收的都是农村中的流氓地痞﹐老实的农民根本不肯加入﹐而“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所以地方苏维埃的重要干部和农会﹑工会的主席都是由这些流氓地痞构成的。这是参与其事者的直接供证﹐其可信性是很高的。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内部报告说﹕江西中共党组织中的农民包含了许多帮会分子﹐便是一个最有力的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