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温良恭俭让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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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纸媒与电视远看海峡对岸，一片混乱，闹翻天。我曾三次造访宝岛，只是末一回去台北，距今也有12个年头了。日前，因台湾文学期刊《印刻》举办的年度“文学营”课席，去了几天，看望台北的老朋友，兼带访故宫，逛诚品书店──没有阿扁与马哥，也没有蓝绿阵营和贪污案，我看见的只是台湾的日常，日常的台湾。
　　
　　日常所见不免琐屑而平凡，我的行迹无非是机场，海关，宾馆，街市，搭出租车，看路上的人群，和朋友在酒吧夜谈。台北故宫大幅装修过了，最高建筑“一○一”的北端现在是诚品的“旗舰店”，楼层内的咖啡座与各种时尚店，已近东京的水平。十多年前位于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正待停业翻修，附近街心花园的吴稚晖铜象，当阿扁主政时，已被拆除了……短暂逗留，我无意核对十多年来的变化，对台湾的政治是非既缺概念，也没意见。我所搜集的密集印象，仅只是交遇过往的生人与熟人，什么印象呢？很简单，用大陆的说法，即“五讲四美”，引祖宗的古语，就是温、良、恭、俭、让。
　　
　　台湾人情好，我早就领教的，但那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可就处处看得稀罕，然而难描述。譬如“文艺营”主办方的迎送招待，全程没有差错延误，没有横生枝节，大陆做不到这般周详与准确；又譬如旅馆服务敬业到令你诧怪，每个服务生会一再提醒你有访客的留言，额外的请求俱可商量，交代的小事，绝对准时照办；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摸出一把硬币，掌柜的看我裤袋里零钱太重，不吱声，迅速数过，换给你整数纸币。
　　
　　在故宫买画册，台币不够，人民币能用吗──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我还要宽慰……礼貌、笑容、抱歉、连声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
　　
　　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在零星小节上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经验──走在这样的人丛中，我发现只有我自己时或粗心、急躁，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因为我已像久在大陆的人一样，惯于粗砺的生活，嫌种种礼数与自我克制，太麻烦。
　　
　　连日会面的新朋旧友则另是一番温良与教养：非常地想要见见，但必定问清你的安排，不使勉强或为难；席间随口应许的事，我倒忘了，不在意，翌日却已悄然办妥，如变戏法一般；谈话间难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议论，抑扬有度，不夸张，不渲染，总留三分余地，说是世故，却世故得自然而斯文，一点不是勉强，显然从来如此。
　　
　　通常，台湾对大陆的客人大抵格外的客气，格外热忱，我的留心观察却并非人家怎样待我，而是人家怎样对待彼此，这一看，我随时随处目击的人情，实在并非假装──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装不出来，也装不像，我所以觉得以上种种情状难以举证描述，并非指社会的精英，而是在街市随处遇见的人。
　　
　　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认真，台湾人的恭谨有汉民族的温润松爽，不给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凡事规矩兢兢业业，台湾人的周到透着家常的欢然，并不安扳着脸。细想想，好像在吴、蜀、闽、粤，民间尚存稍许类似的遗风，偶或遭遇，会念及早先的南中国民风大致还好──北地的良民另是一种表现──而今日中国各大都市的民风民德，还用我来细说么？
　　
　　所谓“温良恭俭让”，现代的说法叫做“公德”，也近于如今大陆常说的所谓“底线”。倘若温良恭俭让被养成集体的习性，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败。台湾的种种问题已被说得太多，不提政治状态，只说社会罪案，自我八十年代便在纽约华人报章不断读到，最惊心是九十年代演艺家白冰冰女儿的被绑架被撕票大案。
　　
　　然而由媒体了解一地，与亲履亲历的经验，实在天差地别，不可混同。我短暂的旅行印象必定表面肤浅，但我所看重的正是这点浅表。假使社会的浮面与浅表都不好看，不看好，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度过每一天？我不关心台湾曾经戒严与解严，也不关心那里如今实行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以我的阅历和记忆，民主实现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时，世道尤为难测。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会的常态，是否失去底线。总之，在台湾，在这短短几天，我有所触动的并非阿扁的遗患或马哥的希望，而是以上微不足道的琐碎。
　　
　　台湾的文艺家
　　
　　自八十年代在纽约结识台湾文艺家，一来二去，总觉得这些同文同种的同行和我们有点异样。九十年代末常回大陆，新朋旧友的言状作风也渐变异──但并非台湾同行的那种异样──新世纪迄今可就日甚其异，我得悄悄调整才不至于在大陆同行面前暗暗受窘，最显着的进步，就是学会可别率而谈论艺术。不谈艺术，谈什么呢？细想起来，却不记得谈些什么。概括地说，可能是位子？票子？房子与车子？当然，还有至关重要的路子……此外便是不咸不淡的闲话。几位熟透的老友自是例外，一见面仍旧挠痒痒似地聊艺术，而偏是这类憨人大致对位子路子之类不开窍、缺感应，直白地说，就是比较傻。
　　
　　这回去台北和几位老相识重逢，十几年没见了，一个个都还是从前那般，说不几句，就聊到各自永在周旋思忖的那一门子艺文，简直像卡带的唱片，我忽然明白了：他们的“异样”固然不止一端，但相对今时中原文艺人普遍的老于世故或嬉于世俗，显得有点傻。
　　
　　侯孝贤六十开外了，惯常如老农般寡言，除非说到电影。譬如问及《海上花》劈面头一个镜头不可觉察地移动，他来神了，详详细细跟我说机位怎么摆，演员又该如何调弄……朱天文长我一两岁吧，辫子斜扎，还有校园姑娘气，她出书不断，居然至今手写，不用计算机，若是开口言说必是文学的心得，脸色一正，如正在写作中，好一番思量……诗人杨泽是在纽约相熟的老朋友，那时他出版诗集《彷佛在君父的城邦》，意指当年被阻隔的中原，日后回台主编时报副刊，这回面见，意态殷殷要我写写作为“南朝”的台湾文化，显然对宝岛仍在爱恨交加的思绪中，心灰而热肠……张大春，台湾文坛悍将，这回特意听他一堂课，单说“七言”的缘起，深入浅出，浅出而深入，真听得我佩服，参加文艺营的学生是社会上老中青业余爱好者，于各种典故应对如流，念及中原所谓“国学热”的虚火与声势，还是闹“运动”那一套，台湾则真的是在上课，好安静，好平常，窗外艳阳……九十年代以世界摄影观念启蒙大陆同业的阮义忠是个激动之人，才刚握手坐下，就讲起不久前在台北看珂特兹原作展：“哎呀呀，老兄！那种质地，那种震撼……”瞧着脸就涨红了，彷佛文艺青年，算算他也年近花甲。
　　
　　天下文艺人的性情行状，本无定规，不该有个模式。我自己平素就不热衷整天谈论绘画，念叨艺术。可那几天一拨拨与台湾老友倾谈，忽然置于一种疏远已久的氛围，那氛围，非指艺术，而是我们也曾有过的率真与本份：在我曾嘲笑的八十年代，中原文艺人群相聚首，一概热烈地犯傻，而此岸同行的集体来历，我也其中之一，毕竟熟悉而同情的，无非压抑过甚，穷贱过久，如今大约是该抖它一抖，活得猖狂一点吧，只是瞧着台湾同行的守本色，不免发生感触。
　　
　　譬如老友请我吃饭，亦如从前那样寻个街边店铺，并不去豪华宾馆开包间，因出入各种场合，他们不在乎朋友是否在乎彼此身份的贵贱；除了本业，我至今不清楚这些哥们儿挂靠哪个“单位”，或有人兼课任教，或阶段性属于某些民间机构吧，但台湾哪有遍布中原的作协、影协或美协，他们向来只是“个人”、“自己”。享誉台湾数十年，以上几位无可置疑是岛内一流艺术家，可是没一位身居官位，言谈神色间看不出半点周旋官场的潜意识或显意识；他们的青春记忆有过白色恐怖，书报查禁，但从未彼此揭发、痛遭批判、革职流放的经验，是故说及戒严年代，大抵平静笑谈，既不会咬牙切齿，也不会因创伤太深而刻意遗忘。他们中好几位出身“眷村子弟”，即王朔似的“军区大院”孩子，但细究其详，却又不好比较：譬如朱天文的父亲朱西宁原是“国军”作家，一路南渡，居然带着张爱玲的书，又在七十年代胡兰成来台授课而被正人君子讨伐之际，邀胡来家久居，日后成了朱家小姐妹的启蒙师，这在“我军”简直大逆不道。另一位“国军”画家李仲生，南来台湾，五十年代即以立体派与抽象画影响弟子，培育了岛内第一拨现代主义画家，这在“我军”又是匪夷所思……说起台湾种种，我们时或粗粗撮要国共之间两岸历史的相似，一笑而过，细究其故，其实越说越见分殊，这分殊，是当我将两岸同行一事一事比照过，这才愈见其深，背后的缘故，说来话长。
　　
　　那天新竹文艺营课后，教员休息室挤满十来位被邀请的文艺家，或年逾古稀，或正当少壮，报出名姓，全是岛内精英，如雷贯耳，也不过一人分一盒便当，如今中原大学客串教席的最低待遇也必是校园餐厅开包房──他们无官无衔，各自经营一摊行当，惟美其名曰文艺家。忽然我想起邓丽君、三毛、琼瑶、罗大佑、李敖、柏杨……二三十年前，这些人物的作品远渡大陆，如消息，如南风，拂润浩劫过后艺文枯败的大中原，如今中原的无产阶级文艺家变阔了，神气了，还记得昔时台湾吹来的如缕南风吗？
　　
　　那时他们出去进来，调笑逗趣很开心，显然好久不见了。我从旁闲看，心里想：他们也会有异见、门派、代沟、猜忌吧？老一辈，则可曾在蒋家父子的时代有过同行相残的冤案与中伤？凡有人的地方总有这等小故事，但眼前这台湾文艺的日常一幕，又还是觉得有些异样，并非仅止温良恭俭让──隐隐约约，又像又不像，我瞧着偏安岛内半个多世纪的同行与同胞，无端望见了民国时期的文艺家。
　　
　　备注：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并自习绘画。1978年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留任油画系第一工作室。早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陈丹青于80年代初曾被国中同仁认为是当时最具才华的油画家，甚至直至今日，油画圈仍存在着“陈丹青情结”。“西藏组画”被公认为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在美术界及文艺界引起很大轰动，持续获得广泛的关注、评论、研究与影响。《西藏组画》对当时长期盛行并严重教条化的主题性创作模式发生冲击，被认为是中国写实油画自前苏联影响转向溯源欧洲传统的转折点。而他对写实能力的熟练把握，对欧洲古典油画语言的深刻理解，令沉醉于油画传统手法的观众佩服不已。1982年，陈丹青以自由画家身份移居纽约，2000年回国后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主持“陈丹青工作室”的工作。 2004年末提交了辞去清华美院教授职务的辞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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