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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7）05—0063—06
　　“中国民族”与“中华民族”一词是在清末出现，由梁启超首先使用。“中国民族”一词有时指称汉族，有时指有史以来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主要是指中国境内多数民族长期同化混合而成的共同体①。由各民族构成有机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对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有重要意义。如何从多民族并存的事实中形成一个新的“中华民族”，也即“中华民族”如何能够成为各民族的认同，是近代知识分子较为关注的事情。在民族主义形成中，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构成民族主义内部权力结构，知识分子的思想必须转化为民众意识，使民族主义成为一个“民族”自觉的政治表达，构成广泛的社会参与，才能实现其政治目标②。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是一般国民普遍历史观的重要来源，是建构民族形象和民族认同的工具。清末民国时期是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通过这一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中华民族”的不同表述来讨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是个很有意义的尝试③。
　　一、从“汉、蒙、满并列”到“汉人主体”：清末翻译与改编教科书中的中国民族表述
　　中国近代教科书是由西方教科书的传入而引发的。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的编写经历了一个从翻译、改编到自行着述的过程，政府设有专门的教科书编写机构，但民间书局一直是编写发行的主流④。清末最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从日本编译过来的，其中《东洋史要》和《支那史要》都有较大影响。《东洋史要》为桑原骘藏编着，初由东文学社于1899年译至中国，作为学堂教科书。是书为“近代译自日本的第一种史书”，在中国有多个版本⑤。《东洋史要》以“亚细亚种人”来指称东洋历史上各民族。亚细亚种人也即所谓黄色人种，包括中国人种与西伯利亚人种两类。中国人种“蔓延于中国本部及西藏、后印度一带地，更细分之三族，日汉族、西藏族、中国交趾族”。西伯利亚人种中有影响的有四族：日本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和土耳其族。汉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和土耳其族都是东洋史中重要人种，西藏族和中国交趾族不是东洋史中重要人种⑥。
　　在《东洋史要》中，桑原骘藏把整个东洋历史都纳入研究范围，但关注的主要是中国历史。他所判断人种“重要”与“不重要”的标准，是看这些人种是否在中国本部建立了强大的政权。尽管桑原认为汉族是东洋史中最为重要的人种，但并不认为汉族在中国历史中占有主体地位，汉族与通古斯族、蒙古族和土耳其族是对等的关系。
　　《支那史要》作者为市村瓒次郎。市村曾与人合着六卷本中国通史《支那史》，后将其缩写成两卷本《支那史要》，作为教科书使用。1902年由广智书局译至中国，被学堂广泛采用。该书在论述中国民族时，列举了五种人种：苗、汉、蒙古、满洲和回回人种。苗人种在太古时，栖息于扬子江与黄河之间。汉人来自西北，驱逐苗人种，占有中国本部。汉、唐为汉人种全盛时期，元为蒙古人种全盛时期，清为满洲人种全盛时期，这些人种造就了中国四千余年的历史。对于汉人种，市村没有给予更多关注，只是在最后预测了“汉人种之将来”：满洲一统中原，成为一大帝国，中间与汉人有斗争，西北受俄国蚕食，东南蒙英、佛之侵寇，故自今以往，支那境内之人种竞争不止，当至于世界各人种之竞争也⑦。在市村看来，汉人种的将来难以确定。
　　从桑原和市村的论述可见，清末翻译的日本教科书在述及中国人种关系上，强调各人种在中国历史上的对等地位，特别是曾经统治中国本部、建立自己王朝的蒙古和满洲民族。中国历史是中国境内的这些民族依次统治中国的历史。
　　在清人改编或自编的教科书中，这种汉族与其他民族对等关系的叙述发生了改变。1903年广智书局出版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在叙述中国人种时，列举了苗、汉、蒙古、满和回回五种人种：苗人种最古，在诸种中最劣；汉人种充满中国各地，为中国开创者，比他人种有文化，富于智识，历代帝王大多出自汉人种；蒙古人种性质强悍，近世以来迷信宗教，逐渐柔弱不可用。满人种容貌体格，与汉人种略同，性质亦颇活泼；回回人种，今日与汉人无异，崇信回回教。“以上所述五人种，皆与支那历史上，有重大关系者也。其他若西藏人种，犹太人种，几尔其斯人种，其关系较鲜，略不论。”⑧
　　《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是从市村瓒次郎《支那史》改编而成，所举的人种与《支那史》相同，但在叙述上却有很大的差别。《支那史》对各人种只是介绍，未做评价；《支那四千年开化史》进行了褒贬，对汉族的关注明显上升，认为汉族优于其他民族。
　　这种以汉族为中心的叙述方式在清末国人自编的教科书中极为普遍。1903年由东新译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列举了汉、蒙古、通古斯、土耳其、西藏和苗族六种。作者称汉族为“本族”，认为支那历史就是汉人种的历史。中国之所以有今日，都是汉族辛苦努力而得来的。“汉族蕃殖于中国内地全部，世握帝王之特权”。蒙古等其他五族一概称之为“外族”。至于这六个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以汉人种为历史大主干，其余五外族，皆栟枝也。枝干相乘，得历史之全局。”⑨ 《中国历史》将汉族作为中国历史的重心和主体，其他各族处于辅助的地位。
　　尽管《中国历史》具有明显的汉族中心主义的倾向，但是作者还注意到联合其他民族一起与外国竞争，没有将其他民族排斥在书写之外。在稍后出现的教科书中，这种汉族主义立场越来越明显，在中国民族的叙述上又发生了变化。
　　二、“汉人”：清末国人自编教科书中的中国民族表述
　　在近代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的国人自编教科书，当首推夏曾佑的《中国历史》。该书是商务印书馆编纂的“最新教科书”系列之中学历史科，于1904年至1906年出版。《中国历史》在人种叙述上与前人不同，只是提及了世界人种分布情况，不再列举中国境内各人种。在谈到“中国种族之原”时，认为“种必有名，而吾族之名，则至难定。今人想率称曰支那。案支那之称，出于印度，其义犹边地也，此与欧人之以蒙古概吾种无异，均不得为定名。至称曰汉族，则以始通匈奴得名；称曰唐族，则以始通海道得名，其实皆朝名，非国名也。诸夏之称，差为近古，然亦朝名，非国名也。惟《左传》襄公十四年引戎子驹支之言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华非朝名，或者吾族之真名欤!”⑩ 从夏曾佑对种族名称的考定来看，其所谓的“中国种族”当然指汉族，不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民族。
　　稍后刘师培的表述基本相同。1905年刘师培编写了《中国历史教科书》，在“凡例”中曾言及编辑此书的“注意之处”，第二项为“种族分合之始末”。刘师培注意到除汉族外，还有其他种族的存在，但在讲到“中国人民”时，依然只指“汉族”：“中国人民，近世称为汉族，与亚洲之民同属黄种。”(11) 刘师培详述了汉族从巴比伦东迁、驱逐苗民占据中原的情况，对其他民族未及一词。
　　夏曾佑与刘师培的历史教科书编写几即同时，就二人的学术观点与政治立场而言，殊有不同，但他们对中国民族的认识却极为相似，都认为中国民族就是汉族。与之相应的是，当时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依然可见。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即是如此。该书改编自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在改编过程中，剔除了桑原原书中对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介绍，只保留了汉族。“汉族于上古最远之时，次第自西北移入中国内地。是等之民，约在五千余年前，已繁殖于黄河沿岸，分无数部落。”中国境内各族是放在周代讲述的：“苗：上古与汉族首先争竞者。苗民即交趾中国族之一种，优先于汉族而蕃殖于江河之间者。夷：今安徽江苏北部，有徐淮等夷。周兴西方，其威不及，故东夷常谋作乱。春秋时，为羁縻。狄：在周代最跋扈者为北狄与西戎。时扰中国，周末时侵暴中国，周不得已，乃东迁。戎：东周之初，有戎，与我逼处，杂居中国。秦时为所征服。”(12) 在汉族之外的民族中，只是提及了“苗、夷、狄、戎”四族。
　　综上所述，清末的“中国民族”表述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指中国境内独立的各民族，二是指以汉族为主体的集合，三是指汉族。前一种情况主要出现在从日本引进的教科书中，在清人自编的教科书中，则把中国民族看作为以包括中国境内的其他民族而以汉族为主的集合或就是汉族。此时教科书中，也很少出现“中国民族”或者“中华民族”一词。这可能正说明了一个问题：作为包容中国各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在清末产生的时候，最初只是一部分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认识，是否有着广泛的影响而成为多数人的自觉，实则未知。
　　三、民初中华民族“一元说”
　　“中华民族”成为中国各民族的认同，是在民国成立之后逐步完成的。民国初年出版的教科书明确强调“五族共和”，对以往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书写进行了批评：“吾国历史，向以汉族为主，于他族多有贬辞。本书以五族共和为纲，故于满蒙回藏四族之肇兴与进化及其势力分合等，皆搜求靡遗，以符现世；其与汉族接触冲突之处，亦一律平等，绝无轩桎，藉联五族之感情，而融洽一气。”(13) 对“五族共和”的强调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叙述的主流。
　　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赵玉森《（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书中列举了中国六种民族：汉、蒙古、东胡、突厥、唐古特和苗。对这六种民族的介绍与清末史家基本相同，但特别强调了这六族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种，自有史以来，即以种种之关系，及种种之组织，联合而为一伟大国民之团体。”(14) 在1922年的《（新着）本国史》中，赵氏对这样的民族叙述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世界上的人种，本来是同出一源，不过分支派别之后，各地方的气候不同，那容貌和肤色，也就有些不同了。现在全国的人民，因为移植地点不同，有汉满蒙回藏苗六大族的区别。但是读历史的人，须知虽有六族的名称，却如同一家的兄弟，真个是瓜瓞绵绵，异常的繁盛，差不多要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你想合四万万的同胞，结成这伟大的团体，不是最光荣最幸福的么?”(15) 赵玉森突出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一源性”：中国各民族出于一源，实为一体而不可分割。
　　中国民族“一源论”在民初教科书中就已经出现。1914年中华书局的《（新制）本国史》认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同为黄种，其先同出于一原，皆由西而适于东。年远地隔遂相睽异。以今考之，皆由帕米尔高原，而蕃衍于黄河流域者，羲农黄帝之一支，汉族也。由卫藏入川陕者，人皇氏之一支，其后为氐为羌，藏族也。由新疆之北入蒙古地者，为荤粥，其后为匈奴、突厥者，回族之祖先也。其在东北之地者，有息慎，迻移当在荤粥前，其后为东胡、契丹，满蒙二族之祖也。五族中，惟汉族得地最优，文化特着，而他族不及焉。”(16) 中国各族都是出于一源，都是从西方迁入中国的，由于东迁的路线与繁殖的地点不同，也由于相隔的时代久远，才有今天的民族差异。1926年世界书局的《（评注）国史读本》也认为，中国人“细别之，又有五族，曰汉、满、蒙、回、藏。其最初托足地，在亚洲之西小亚细亚之南，名加特亚国，以巴比伦为国都，即西史所称前巴比伦国也。其后由西渐移于东，以至中国。年远地陌，遂相睽异”(17)。其论述与《（新制）本国史》基本相同，强调中国民族出于一源。
　　“民族一元论”是中国人在民族起源上的传统观念，两千年来，大家信从中国上古帝系的说法，以为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子孙。这种看法根深蒂固，以至到了1920年代，顾颉刚“古史辨运动”推翻“非信史”方面的一个标准，就是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18)。强调中国各民族出于一源，对于中国各族的凝聚和共同建设民国，无疑有重要的意义，相较于清末各族独立的民族叙事是一个很大发展。但是“民族一源论”只是相对于民族起源而言，强调各族在起源上的一种亲和性，对各族在历史上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注意。
　　四、“民族同化”：部分民族之汉化
　　中华民族“一元说”并没有获得一致赞同。在清末，主张联合各民族成为一个大民族的梁启超就反对民族一元说。他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9)。各族是否有个共同的起源并不重要，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才是关键。民族“同化说”逐渐成为民国前期（1930年代前）民族关系主要叙述方式。
　　民族同化情况早被中国知识分子注意到。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倡导的“大民族主义”，实则以民族同化为基础。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列举了“组成中国民族的最重要分子”的八个民族：苗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和百濮族。除苗、濮二族外，其余几族都已同化于中国民族。在民族同化上，“北虏”较难同化，而“东胡”多已同化于汉族。
　　这一时期所言的“民族同化”，实是外族的汉化，外族与汉族交往中，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汉族所接受的外族影响，主要是南下外族带来的战争和破坏，这种民族同化是单向的。就外族汉化来说，也不是所有的外族都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汉化的只是部分外族。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体）中国历史》就坚持了这一的观点。在叙述中国人种时，举出了六种“有关历史者：即汉人种、满人种、蒙古人种、回回人种、西藏人种和苗人种”，认为满人种和苗人种已经与汉人种同化(20)。1923年顾颉刚在《（现代）本国史》中，提及了构成中国历史的诸民族为华、苗、东胡、蒙古、突厥、藏、韩七族。“七族之中，华族是主要分子。华族，泛称汉人、唐人，只是一个大共名，里面包着无数历史上被认同的民族。”(21) 其他的六个民族中，苗族、东胡族多与汉族同化；蒙古族、藏族、韩族也多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与汉族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一时期，在论述各族关系中也多使用民族同化说。如对先前颇有争议的“五胡乱华”与孝文帝改革一事，也开始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观点上肯定其积极意义而予以正面评价。如赵玉森的《（共和国）本国史》认为“五胡云扰”：“就形式上言之，小部分良不免破坏；而就精神上言之，则大部分皆大受刺激大受感触而相为抟抗相为化合。于是五族之发达，又增进一步。凡吾国民，对前历史当感先民铸成伟大民族之劳，而思所以光大者也。”“五胡乱华”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破坏，但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重大意义。前引《（新制）本国史》也持这种看法：“魏晋而后，文字愈华，丧乱愈甚，满、蒙、回、藏诸族，迭起交乘。汉族失败始于此。五胡之混合，亦始于此。惟满、汉、回、蒙诸族，本无文化，一入中原，辄慕汉族之文化而效之，舍其尚武崇欣之俗以尚文崇虚，其根据势力又本不如汉族之厚。故不久仍为汉族所并，而受其同化。此则其得失之林也。”(22) 对于孝文帝改革，一般认为：“孝文自鄙胡俗，深慕华风，正汉晋以下大改革家也。论者议其忘强武之旧，习弱靡之风，国势之衰，萌芽于是。然孝文弃平城而趋洛阳，失形式则有之；加之宣武胡后，内政迭驰，以致混乱。至于革鄙陋，趋文明，夫安能为孝文咎耶。”在北方民族同化上，孝文帝起了重要作用，“鲜卑之同化中国，帝功居多。”(23) 1923年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认为：“孝文帝是北魏一个杰出的人物。迁都洛阳，断北语，改族姓，禁胡服，与汉人通婚，兴学校，改制度，从此以后，鲜卑就与汉族同化了。”(24) 五胡乱华和孝文帝改革促进了民族化合。
　　从民族同化角度看待汉族与外族的关系，是民国前期一种普遍的看法。但这时的“同化”，主要是指“汉化”，部分民族同化于汉族之中，促进了汉族的发展。这种以汉族为中心的做法，显然不是“中华民族”表述的最佳方式，建构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稳定共同体更为重要。
　　五、“民族融合”：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
　　1930年代前后，中国民族同化被认为是个普遍的历史现象，存在于各族之中。中华书局编辑、曾编着多种教科书的金兆梓就认为民族同化是一直存在的，春秋以前各未开化民族均被汉族同化，秦以后和汉族竞争的西北与东北各族多有被同化而加入汉族的(25)。汉族中实在早有其他各族的成分；便是其他各族也往往自以为和汉族同出于一源，种族上的界线更没有的，所以由这些民族做主干混合而成的现在的中华民族，实是历史造成的结果(26)。1931年周予同的《（开明）本国史教本》也认为，构成中国民族的，最重要的是汉、满、蒙、回、藏、苗、韩族七族，这七族互相影响，组成中国绵远灿烂的文化(27)。
　　在各族共同缔造中国文化这一点上，1934年大东书局的《（新生活）本国史》认为主要是各族后天努力的结果。中国民族最初不是一个民族，但是经过长期的同化，尤其是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到今天已经互相趋同，混成为一个民族。“中国在最初已经不是一种民族，也不止一种文化；后来经过数次兼并同化，才并为一国，变成一族。”“中国人”这一个观念，在古代就已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种民族，而是由许多不同的民族混和成的。现在都已同化，不可分别(28)。与先前史家强调中国民族的“一源性”有所不同，《（新生活）本国史》强调各民族的融合和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一致性。
　　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其表述兼有民族“一元论”与“融合说”两种情况：“向来说中国民族的，往往以为是合汉、满、蒙、回、藏及苗、瑶等族而形成一整个中华民族。好像所谓中华民族也者，是由许多各不相同的民族混合而成。其实这些民族，当初本来同出一源，不过后来因所住地方的地利关系，开化有先后罢了。”各族的差别，主要是由于居住地方的不同，民族起源与民族特性基本一致的：“所谓满蒙回藏苗瑶等族，原无不一和所谓汉族同出于黄帝——所谓有虞氏、夏后氏、有扈氏都出于黄帝。不过汉人大部居于中原，开化较早；而此等人则因散处于关东、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山中，开化较迟而已。”清代统一后，仍以早开化的汉人文化为中心，融合为中华民族(29)。
　　与“民族同化”不同的是，民族融合指各族融为一体，其他民族不仅同化于汉族，汉族也同化于其他民族。如在叙述“五胡乱华”与孝文帝改革时，更注重北方民族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北方所谓中原之地，反遭西北民族之蹂躏。其后诸族居中国既久，亦渐染华风。北方人士，复有留仕各族者，于是诸族遂大受汉族之同化。及拓跋魏之孝文帝，则竟禁胡服胡语，提倡与汉人通婚，仿改汉姓。国中一切制度文物，亦无一不仿南朝。至北齐北周之治制，则尤为隋唐治制之所本，于中国之贡献颇大。”(30) 南方自经汉代开辟后，中原的文化，渐渐的南下。经五胡之乱，北方文化遭异族蹂躏，北方人遂相率南迁，江南文化却因此大盛。又因异族居中原既久，渐染华风而大受华族的同化，到拓跋魏时，一切模仿南朝；北齐、北周的治制，又多为后世取法。这都是同化之明证(31)。各民族互相融合，“凡昔日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除若干远迁别地不计外，至是盖几全数化为诸夏名字矣。”(32) 汉族正是吸纳了各民族的成分而形成为一个大民族，各民族在长期的融合中，已经没有区别：“民国成立后，所有域内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的区别，一律平等，当更易铸成伟大的民族团体。”(33)
　　从上述对“中华民族”的表述可见，1930年代后，“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体的看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中国各民族关系的叙述上，都强调中国各民族起源上的一致性与历史上的融合以及现实中的平等关系。中国各民族互相影响，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形成了一个新的包容各民族的“中华民族”，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观念开始形成。
　　结语
　　本文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主要材料，讨论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认识变化的过程。清末早先翻译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多是日人写于19世纪末年，此时正是日本“东洋史学”建立时期，其目的是要取代中华帝国的传统东亚盟主地位。从东洋史立场上观察中国历史，带有日本民族对中国史之偏见(34)。在桑原骘藏和市村瓒次郎等人的中国民族表述里，中国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追寻到本民族的主体——那不是一个连续的民族主体，而是被世界列强所瓜分的领土(35)。清末国人在改编日本教科书时，突出了“汉族”的主体地位。把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把汉族历史看作为中国历史的看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当普遍(36)，其根源则是或显或隐的排满种族主义(37)。
　　1912年元旦，孙中山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38)并用法律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论述，正是在“五族共和”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如果说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满清政府、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任务的话，那么民国肇始，如何建构一个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在内的新的国家认同是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辛亥革命之前的“汉族主义”，在当下显然不符合中国境内多民族并存的实际，也不利于团结各民族共同抵抗外国的侵略。以“五族共和”为标榜的中华民国，以“中华民族”来指代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重建国家认同。1929年国民党统一全国后，明确将“民族主义”列为民国的教育宗旨之一，以“延续民族的生命”，强调历史地理学科的教学，要“阐明民族的真谛”(39)，从而“养成自重自信之国民，以期恢复民族精神”(40)。1930年代后的时局，使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先前关于中华民族的种种讨论，全部纳入到一个新的融合各族的“中华民族”的认知下，中华民族由各族融合成的“共同体”在教科书中成为一种“常识”(41)。
　　“中华民族”一词在20世纪初年出现之后，从部分知识分子的自觉到逐渐成为中国各民族的认同，从最初的汉族到汉、满、蒙、回、藏五族到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体再到今天的56个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就不断调适自我认同。当建构成为一种特定的意识时，建构的东西就很容易成为想象者认为是真实的东西，进入想象者的观念与现实生活并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对于那些开始时怀有一定目的来创造这种想象的人来说，自己也迷失于这种建构之中了。
　　注释：
　　① 参阅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李喜所：《中国现代民族观念初步确立的历史考察——以梁启超为中心的文本梳理》，《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
　　② 徐讯：《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9页。
　　③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研究颇多，从思想史角度考察“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过程，如前引黄兴涛、李喜所的文章。这些研究考察了“中华民族”这一主题词在清末民初的出现、传播和内涵演变，彰显了有关人物的思想贡献。这对认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有重要意义，但存在着很大的不足：首先是混同了“中华民族”主题词的提出时间和作为全民族认同的确立时间；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忽略了知识分子思想认识对普通民众观念的影响和转化。
　　④ 参阅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⑤ 参阅李孝迁：《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⑥ （日）桑原骘藏着、金为重译：《东洋史要》，商务印书馆（原书无出版时间），第6—8页。
　　⑦ （日）市村瓒次郎着、陈毅译：《支那史要》，广智书局1903年版，第4—6页。
　　⑧ 支那少年：《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广智书局1906年版，第5—7页。
　　⑨ 东新译社编纂、横阳翼天氏编辑：《中国历史》上册，东新译社1903年版，第18页。
　　⑩ 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第2—3页。
　　(11)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8页。
　　(12) 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历代史）》，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第8—9页。
　　(13) 钟毓龙：《（新制）本国史教本》第1册，中华书局1914年版，第1页。
　　(14) 赵玉森：《（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第2—3页。
　　(15) 赵玉森：《（新着）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2—3页。
　　(16) 钟毓龙：《（新制）本国史教本》第1册，第5页。
　　(17) 李岳瑞、印水心：《（评注）国史读本》第1册，世界书局1926年版，第5页。
　　(18)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14页。
　　(19)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41，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页。
　　(20) 吕瑞庭、赵徵璧：《（新体）中国历史》，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6页。
　　(21) 顾颉刚、王钟麒：《（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2—15页。
　　(22) 钟毓龙：《（新制）本国史教本》第1册，第162、57页。
　　(23) 赵玉森：《（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上册，第53、50页。
　　(24)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2篇，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
　　(25)(30) 金兆梓：《（新中华初中）本国史》第1册，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5、77页。
　　(26) 金兆梓：《（高中）本国史》上册，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4—7页。
　　(27) 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开明书店1931年版，第8—9页。
　　(28) 梁园东：《（新生活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第1册，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5—6页。
　　(29) 卢文迪、姚绍华、范作乘：《历史》第1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页。
　　(31) 朱翊新、沈味之、朱公振编：《（初中）历史》第5册，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81—82页。
　　(32) 罗香林：《（高中）本国史》上册，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244—245页。
　　(33) 孟世杰：《本国史》上册，百城书局1932年版，第3页。
　　(34) （日）子安宣邦着、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0页。
　　(35) 参阅（美）杜赞奇着、王究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36) 参阅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7) 参阅刘青峰编：《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132页。
　　(38)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
　　(39) 《教育宗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40) 《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3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842页。
　　(41) 一些教科书直接以“中华民族的起源”或“中华民族的建国”为题。如金兆梓编的《（高中）本国史》（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4月34—35版）就以“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的起源”为题，罗香林的《（高中）本国史》（正中书局1935年8月初版）和杨东莼的《（高中）本国史》（上海北新书局1946年5月初版）都以“我国民族”为题；直接以“中华民族的建国”为题的有傅纬平编着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5月初版），朱翊新编着的《（朱氏初中）本国史》（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11月初版），姚绍华编的《（初中）本国史》（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7月发行）等。WW方英

安徽史学合肥63～68K3中国近代史刘超20082008
中华民族/民族同化/民族融合/教科书
　　Chinese nation/national assimilation/national permeation/textbook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onception of Chinese nation　　——focuses on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 of middle school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and Republic of ChinaThe nation with modern sense established in 1930's. When the word “Chinese nation” appeared in End Qing, it had three expressions: first expression is the independent nations in China; second is the eolleetion of nations whose main body is Han nationality; third expression is only Han nationality. The cognition to Chinese nation experienced a change from Coexist of Han, Meng and Man to Only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nations is warship and confli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signification of Collection of nations w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For the expression of national relation- ship, there were different version such as nation monogenism and nation Assimilation, all are emphasized the monogenism and assimilation in genesis. In later 1930' s, nation amalgamation beeame the main expression which foeused on the amalgation of nations as well as the eguality. All the expression influenced each other and founded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Chinese nation has become the public cognition. The duration of modem Chinese nation establishment is also the duration of changing of cognition to Chinese nation.
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开始形成于1930年代。“中华民族”一词在清末出现时，主要有三种表述：一是指中国境内独立的各民族，二是指以汉族为主体的集合，三是指汉族。清末对中华民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汉、蒙、满并列”到“汉族”的变化，各族间的关系主要表述为斗争和冲突。民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为“各民族总体”的含义被重视，民族关系表述上，有“民族一元说”和“民族同化说”等方式，强调中国各民族起源上的一致性和外族与汉族的同化。1930年代后，“民族融合”成为主要表述方式，注重中国各民族历史上的融合以及现实中的平等关系，他们互相影响，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华民族”成为全民族的认同。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认识的变化过程。
作者：安徽史学合肥63～68K3中国近代史刘超20082008
中华民族/民族同化/民族融合/教科书
　　Chinese nation/national assimilation/national permeation/textbook

网载 2013-09-10 20: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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