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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朔是老革命、知名作家。我开始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抗美援朝小说《三千里江山》。那个时期这本书堪称“家喻户晓”，方今畅销书很少能与之相比。因为它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起政治辅导教材作用。与巍巍的《最可爱的人》可以相提并论。对于我这初出茅庐的青年来说，只有仰慕的份。没想到，几年后就因工作之故，与杨朔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大约1957年之后，杨朔开始参加“和大”（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的简称，与中国亚非团结委员是同一机构）的工作。他主要在作协工作，同时兼任“和大”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一度被派往开罗常驻，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中国书记。后来成立了亚非作家协会，他是亚非作协常设局联络委员、秘书长。我与他接触就是在这一范围内的各种国际会议的场合。
 
 文革之前的杨朔
 
 他很早就参加了领导的革命活动，当过战地记者，到过延安，革命经历丰富，又是名作家，在那个时候我们后生小辈是只能仰视的。不过在我印象中他完全是白面书生，既无大作家的傲气，也无老革命首长的架子，而且还没有文人浪漫不羁的作风。他对工作很认真，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在代表团内遵守纪律，服从领导。与其他领导干部不同的是，发言稿都是他自己动笔，如果经团长审查有什么意见，他一般不坚持己见。他与我们这些小青年都能平等相处，态度谦和。一般来说，代表团出国以后，不像在国内那么等级森严，气氛比较放松，在廖承志、刘宁一两位喜欢开玩笑的领导带头之下，谈笑风生，笑话不断。而杨朔虽是文人，却很少参加这种玩笑。人家取笑他，他也只是一笑，很少反击。
 他一直是独身，这也是别人开玩笑的一个话题。廖公常逗他说，某某女士看上他了，要他抓紧机会。他也只是笑而不语。对于他终身不娶，有各种说法，一说是他原来有一位感情很深的妻子（或未婚妻？）在战争中牺牲了，他曾经沧海难为水，不再作他想。还有说他并非有意独身，只是知己难逢，没有遇到合适的。以我对他的认识，这两种说法都可信。他是非常老实而认真的人，工作如此，对个人感情大约也是如此。
 杨朔的英文也很流利，平时与人交往、开会发言一般不需要翻译。只是同他的中国话一样，英语也有浓重的胶东口音，听起来有点费劲。更有意思的是，他提到地名、人名，不知道原文的就直接用中文译名发音，例如“hecomesfrom加拿大（读如JiaNaDa）”，“Iwentto东京（读如DongJing）”，令人忍俊不禁。进入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化，在亚非团结运动中常常“吵架”。杨朔也用他的胶东口音英语认认真真地吵，寸步不让。总之，杨朔一直忠于职守，工作无可挑剔。与此同时，他很勤奋，笔耕不辍，在这期间又写了许多散文，大多与非洲风光和独立斗争有关。
 “文革”开始后，“和大”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作为领导干部--所谓“当权派”，少不得要挨批斗。杨朔本来属于作协，并不在“和大”上班，何时正式调到“和大”，为何在“和大”“参加运动”，我就不清楚了。现在记忆模糊，对“批斗”杨朔的会印象不深，好像开他的会比较少，而是有几个造反派专门“研究”他的作品，鸡蛋里挑骨头，找出“反动”思想，写出大字报。我有一点印象的是，说他的《三千里江山》中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杨朔的散文文笔优美，但内容是与时俱进地配合政治形势的，所以对他作品从政治上挑剔，作各种反面的解释，实在是牵强附会。
 1968年，军代表进驻，造成了他的悲剧。军代表来了之后，接过了运动领导权，有了权威，气氛更加紧张起来。他们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把批斗对象都隔离起来。大约有六七人，多为原“和大”的领导干部，杨朔也在其中。有一个经常把“光屁股长大”挂在嘴边，自诩“根正苗红”的勤杂工得风气之先，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到隔离室之前经过那里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以前，他还没有被扣上这顶帽子，所以大约他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xing。他关进去之后，就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我听说军代表说先冷他一下，给他点压力，让他好好交代问题。谁知杨朔就绝望自杀了。
 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以他的学养、才华、文字的锤炼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真挚的感情，如果在另一种无拘无束的氛围中得到自由发挥，是可以留下更多、更有个xing、更精彩的有永久价值的作品的。
 
 [ 本文选自《资中筠自选集：不尽之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

资中筠 2012-04-27 03: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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