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力与美——性事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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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篇仓促的命题作文,起因是一位香港文汇报编辑,前天约我谈谈有关性观念的问题。
 我过去虽然喜欢读爱情诗词,也在课堂讲这一类文学作品,但很少系统地关注青楼文学。这倒不是我假装正经,任何一个健康的成人,谁不曾因爱情而神魂颠倒?但以往研究青楼文学的学术着作很少理论深度,加之这种话题在课堂上谈多了会“擦枪走火”,不是给人浅薄低俗的印象,就是予人诲淫诲盗的把柄,所以在课堂上,我只敢碰那些“健康”的爱情文学,避开所谓轻佻的艳情作品,总之,是在“保险”的范围之内“谈情说爱”。七八年前读到福柯的《性经验史》,这本书真让人眼界大开,原来诗人可以把性描写得十分美,理论家也能把性论述得非常深。可惜,要把性分析得如此深透,我既没有福柯那样的思辨才能,在当下中国也没有这样的社会环境。
 性也许是人类一种最强大的本能,它可能鞭策一个人拼搏向上,它也可能驱使一个人强奸杀人。以往一说到强奸,人们就会想到男性淫棍,昨日从网上得知,三月份美国和俄国法院先后判几位女性强奸罪。今天又从网上看到,化名“小关”的农民工二代,长得又帅气又强壮,从小随父母在城里长大,回农村根本不会种田,在城里又没有办法就业,迫于生计只好去当“鸭”。据美国性学专家一项调查结果,超过二分之一的已婚女性,在一生中都有一次或多次婚外情。可见,性对女性也有极强的内驱力,只是社会和文化长期压抑了她们这种本能,压抑一旦放松或解除,她们对性事同样有强烈的渴望,嫖娼并非男人所独有,女性同样也愿意掏钱买春,不然,从古至今谁养活了那些吃软饭的男人?
 躲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男女可以从灵到肉都“一丝不挂”,但一回到现实世界中,女孩可能还要去修复处女膜。这暴露了社会在性事上的不平等,也揭示了我们在性道德上的虚伪。只允许“男盗”,不允许“女娼”,所以男子要求女方是“处女”,但很少女孩要求男方是“童男”。去年三月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电视栏目《新老娘舅》的嘉宾主持柏万青声称:“贞操是女孩给婆家最贵重的陪嫁妆。”“贞操”只是单方面对女性的要求,从来就没有要求男性讲“贞操”,因此它不是性道德而是性歧视。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社会一直都是男权社会,强调男女平等还是晚近的事情。男性掌控了绝对的话语权力,“贞操”就由性歧视变成了性道德,久而久之,不仅男人认为它“天经地义”,连女性也觉得它“理所当然”,即使在电视上如此前卫的柏万青女士,也把“贞操”看作女性出嫁“最贵重的嫁妆”,不难想象男人顽固的处女情结。性虚伪和性歧视一样随处可见。有钱有权的人二奶成群,暗地里是贪官荡子,公开场合都装正人君子。广州、上海等开放城市搞性产品展销,都取名为“性文化艺术节”,一定要把“性”与“文化”和“艺术”扯在一起,否则光秃秃的“性”就不能提上台面。这反映我们一种病态的性观念——从骨子里我们还是觉得性很邪恶,性很丑陋,必须要“文化”来掩饰,必须用“艺术”来遮羞。
 在灵与肉这对范畴中,人们总是高扬“灵”而贬斥“肉”,“灵”与“肉”的内在张力,在宋代理学家那里上升为“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命题。“人欲”中,要数“食欲”和“性欲”最强烈,也要数“食”与“性”最重要,更要数对“食欲”和“性欲”贬损得最厉害,嘲讽食欲旺的人“好吃”,咒骂性欲强的人“好色”。人们常把好吃好色的人骂为猪,《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受尽了奚落,因为他贪吃和贪色两样都占全了。
 一方面把性欲看得十分丑陋,一方面又对性事有旺盛的渴求,这导致我们在性事上的虚伪和病态,要么是极度的性压抑,要么是极度的性放纵,而且压抑与放纵常常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最严重的压抑过后,便是最恣肆的放纵,就像饥肠辘辘的饿鬼,最容易暴饮暴食一样。压抑也好,放纵也罢,本质上都是由于觉得性很邪恶很丑陋。可以偷偷摸摸“做”性爱,但羞于大大方方“谈”性事,因为觉得此事“一说便俗”,可谁都对它又未能“免俗”。这样,人们心中对性事都有浓厚的兴趣,可大家嘴上对性事又都遮遮掩掩,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对性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史载,他们兄弟俩有一次到朋友家赴宴,宴会上有语娇声柔的陪酒女郎助兴,弟弟程颐见此攒眉拂袖而去,兄长程颢则怡然自得尽兴而归。第二天程颐为此责怪兄长,兄长的辩解很有意思:“昨天,我座中有妓,但心中无妓;你书斋无妓,却心中有妓。”其实,弟弟一脸正经固然大不近情,哥哥的借口同样也十分搞笑。他们兄弟二人对歌妓的态度虽大不相同,心灵深处都觉得妓女卑贱,都认为性事丑陋。
 性很长期时间都与丑、贱、鄙、俗联在一起,直到现在,很多人对性仍然只是偷窥而不敢正视,只是亵渎而不能欣赏,只是轻薄而不知尊重,只是审丑而不会审美。
 对性理论上的拒绝和贬斥,是人类精神结构分裂的结果。性本能内在于我们的人性,对性的拒绝就是人类对我们自身的拒绝,对性的贬斥就是理性对我们感性的羞辱,对性的禁欲就是我们对自身的放逐。从这种意义上说,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的性解放,本质上就是人类对自身的解放,也是人类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自身的接受和肯定。当然,性压抑的矫枉过正就是性放纵,这是长期性压抑的钟摆效应,性解放将消除人类长期以来灵与肉的紧张,并最终实现身与心的和谐。
 被马克思誉为人类“健康的童年”的古希腊,对性的态度同样也健康坦然,从普通百姓到伟大哲人,都十分自然地谈论性和探讨性。东汉以前我们先人对性的心态也很阳光,《汉书 艺文志 方技略》中,载有大量“房中术”一类书籍,如何提高性质量,如何增加性快感,我们古人做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而且写了许多科学着作,研制了像今天伟哥一类的壮阳草药。这些书籍还入藏秘阁,近似于我们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六朝人还能以正面眼光看待性,梁陈宫体诗用绮靡浓艳的语言和圆转柔美的声调,描写女性的容貌、举止、情态,与女性相关的物象、环境、氛围,并没有表现传统意义上的爱情,只是将女性身体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如她们的轮廓、身材、香肌、美目、隆鼻、秀发、蛾眉、纤指等等,诗人带着欣赏的眼光进行穷形尽相的描摹,进入诗中的意象无疑是古人感觉最性感的部分,如萧纲《美人篇》:“佳丽尽关情,风流最有名。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粉光胜玉靓,衫薄拟蝉轻。密态随流脸,娇歌逐软声。朱颜半已醉,微笑隐香屏。”又如庾肩吾《咏美人》:“绦树及西施,俱是好容仪。非关能结束,本自细腰肢。镜前难并照,相将映渌池。看妆畏水动,敛袖避风吹。转手齐裾乱,横簮历鬓垂。”诗中有对形体美的激赏,更有对异性的性吸引,笔致虽然轻盈,诗意绝不轻薄,语言尽管香艳,格调并不艳俗。南朝民歌中对性的表现更为直露: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子夜歌》之三)
 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裳。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子夜四时歌》之四)
 秋夜凉风起,天高星月明。兰房竞妆饰,绮帐待双情。(《子夜四时歌》之六)
 南朝民歌绝大部分是情歌,主要表现都邑中士女的恋情,这种恋情又很少是礼教所认可的夫妻恩爱,常常是为道德所不容的艳情,它们把男女性爱写得缠绵、热烈而又放纵。“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的调情撒娇,“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的娇艳香体,“兰房竞妆饰,绮帐待双情”性爱表白,挑逗却不失纯真,坦荡但不涉淫亵。
 唐朝人对性也很少禁忌,即便诗圣杜甫也写艳情诗,李白诗更都“不离醇酒妇人”,诗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艳遇,如《陌上赠美人》:“骏马骄行踏落花,扬鞭误拂五侯车。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风流才子元稹更以优美的笔调描写性爱:“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频聚,朱唇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光珠点点,发乱绿松松……”晚唐杜牧还公开宣称“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宋代那位风流浪子柳永更把市井小民的男欢女爱写得十分逼真:“欲掩香帏论缱绻,先敛双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鸳衾图暖。 须臾放了残针线。解罗裳,恣情无限。留取帐前灯,时时看伊娇面。”(《菊花新》)
 可见,古人在性观念上比我们更健康,在性实践上比我们更诚实。宋明理学高扬严峻的道德主义以后,逐渐将性与“下流”划上了等号。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多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性行为越来越被妖魔化,只要欣赏色和享受性,一律都被斥为荒淫邪恶和腐化堕落,稍涉爱情和艳情的文艺作品,全部都打成了“黄色读物”,在家里看三级片也属于“流氓行为”。
 一方面强加给性否定意义和反而价值,另一方面人们又离不开性,这使大家永远摆脱不了罪恶感,做爱不是享受而是罪过,越是生命力旺盛的人,越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如果只知道对性进行审丑,人们就无法肯定自己,也不可能欣赏异性,男权社会尤其容易导致作贱女人;如果认为性下流污秽,我们就只有偷情而没有爱情。
 只有赋予性以肯定的意义,才会有高尚的性道德;只有赋予性以正面的价值,才会有健康的性行为;只有给性创造宽松的舆论环境,才会有宽容的性意识。
 接受性就是接受我们自己,肯定性就是肯定我们自身,学会对性的审美吧,健康的性行为是灵与肉的交融,是人类快感的高峰体验,是人类最富于激情的“形体艺术”,也是人类自身美的极致——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

戴建业 2012-04-27 03: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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