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觀察清末民初精神脈絡  >>>

簡體     傳統

台湾民众在日据时期就已争取地方自治了。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为了巩固政权，不得不回应民众早已觉醒的自治诉求，实施有限的地方自治。此后，在台湾民众不断争取下，地方自治不断深化。那么，这一深化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它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台湾自治运动渊源和动因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由于此前台湾民众已对自治有强烈意愿，失利失势的国民党，不得不回应民众的自治诉求，收揽民心。国民党还借此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作为“反攻大陆”一个利器.

光复初期：台湾省参议会再三提请议案实施自治

现代台湾自治运动可以追溯至日据时期。被日本控制下的台湾民众，以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等迫使日本颁布“台湾地方自治制度改正案”，设立州、市议会，争取了部分自治权。台湾民众也借选举自治积累了参与管理地方经验。台湾省光复后，已有自治经验的台湾民众，对地方自治的诉求甚为强烈。但在光复初期，台湾地方自治程度依然十分有限，除了乡镇县辖市区长外由民选，省、县市行政首长都不是民选产生，而是自上而下派任的。

在当时，台湾民众要表达诉求，只能通过省参议院，但它只是政府的咨询机构，没有真正的话事权，听不听，台湾行政机关（省府）说了算。即便如此，当时省参议员依然秉持民意提请议案，大胆地一而再再而三提请议案，要求尽快实施地方自治。

1948年7月，省参议会第五次大会，参议会员韩石泉提案，要求立法院制定“省县自治通则”。“省县自治通则”的制定是根据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省得召集省民代表大会议，依据省县自治通则制定省自治法，省设省议会，由省议员由省民选举”，但这一规定一直停留在纸面，未见付诸实现。

韩石泉的理由为：

“行宪伊始，各种选举告一段落，立法院现正集会着手制定，根据宪法的各项立法，地方自治的施行刻不容缓，而省县自治通则及地方自治的基本法律为尊重民意，谓立法院急速着手制定省县自治通则公布施行。”(高小蓬，台湾省参议会推动地方自治之研究（1946-1951））

同次大会，参议员黄纯青也提出询问

“训政结束，开始行宪，省长、县长、市长民选、时机已到，期待地方自治通则公布，省长、县市长民选即时施行，此乃六百五十万省民所要求也，关此，欲问当局有积极的准备乎？何时施行有具体的计划乎？(高小蓬，台湾省参议会推动地方自治之研究（1946-1951））

光复初期：台湾省行政首长推动自治

由于台湾省实施地方自治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地方分权思想，体制内外对于实施地方自治有共识，所以体制外参议员的推动，得到体制内回应。当时台湾省主席陈诚推动成立地方自治研究会，开展地方自治实施的准备工作。地方自治研究会自1949年8月成立起，经过四个月时间，完成自治主要方案和法规，有《本省调整地方行政区域方案》、《台湾省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草案》、《台湾省县市议员选举罢免规程草案》等送交台湾省府参考。（李汝如，《台湾省通志·卷三政事志·地方自治篇》,P5)

不过，体制内外关于自治进程存有分歧。体制外认为实施自治的条件已然成熟，但是体制内则认为仍需考虑其他因素和条件。台湾省主席吴国桢（1949年-1953年任）就曾表示：

“实行地方自治，为百年大计，希望事前应有周密的准备，件件事均应考虑到，实行时才能收预期的成效。”(高小蓬，台湾省参议会推动地方自治之研究（1946-1951））

国民党败退台湾，借实施地方自治收揽民心，建“三民主义模范省”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由于此前台湾民众已对自治有着强烈意愿，失利失势的国民党，不得不回应台湾民众的自治诉求，收揽民心。蒋介石曾下达陈诚手谕：“勤求己过，用人自辅，此为补救吾人过去燥急骄矜，以致今日失败之大过”。蒋介石不仅指示陈诚要“收揽人心”并亲自聆听台湾人的心声：“蒋介石还在阳明山上召见台籍政界人士，听询地方民情及粮食情形。”(高小蓬，台湾省参议会推动地方自治之研究（1946-1951））

除了为收揽民心被动回应自治诉求外，国民党还借此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作为“反攻大陆”一个利器，诚如陈诚宣布筹备实施地方自治时所言：

“本席接主省政以后，即提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这两句话，以为施政的总目标，要在台湾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的理想，本年增加精食生产，实行三七五减租，并发展各种经济建设，即为‘民生第一’的实行。今天成立地方自治研究会，即为实行地方自治，以求达到‘人民至上’的目的。今后我们如能在政治经济上胜过共匪，就可立于不败之地了。”（庞俊峰，《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台湾地方自治》)

共和国辞典 2012-03-28 00:3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