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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方自治进程

在70年代，党外人士大多以个人名义参与，但从70年代末期开始，党外人士开始“抱团”共同参与竞选，“类政党”团体出现。1986年增额立委选举前夕，“民主进步党”成立。与此同时，选举从“地方”向“中央”逐层推进。1987年台湾省解除戒严。

蒋介石时代，县议员、市长、乡镇议员等经直选产生

在体制内外共同推进下，台湾省政府在1950年前后，制定颁布了诸如《台湾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台湾省各县市议会议员选举罢免规程》《台湾省各县市长选举事务所组织规程》等16项地方自治法规。自此，台湾地方自治开启。

其中，《台湾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台湾省各县市政府组织通则》等法规，将台湾省行政区域为16县5省辖市县市长、并规定台湾地方自治层级（此时，台湾行政层级为（中央－省（市）－县（市）－乡（镇、市）），为县市、乡镇县辖市两级；县议员、市长、乡镇议员等经直选产生。

除了确定自治层级外， “台湾省各县市议会议员选举罢免规程”还规定禁止军公职人员参与，确保选举的公平性：“现役军人、警察、各级办理选举事务的人员不得参加县市议员的竞选”，也未禁止公开竞选活动：“举办政见发表会、印发选举公报、印发名片或传单、悬挂标语、使用宣传车辆及播音器、访问选举区内选民。”

蒋介石本打算干涉县市长选举

1950，台湾首届县市长选举举行。在选举期间，蒋介石言见无党籍候选人赢得选举，便干涉选举；但最后，他觉得不妥后旋即收手，认为“即使国民党候选人失败‘亦无愧色’”。

“1950年12月台湾省第一届民选县市长选举期间，台中市市长选举竞争激烈，无党籍候选人杨基先、国民党候选人林金标，另一位非国民党籍候选人廖朝洲竞争市长宝座。廖朝洲无足轻重，主要是杨基先和林金标的竞争。杨基先是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士家子弟，在竞争中不免批评国民党，蒋介石密切关注他的言行。杨的声势看好，眼看就要赢得选举，蒋介石忍不住了，12月27日，他打电话给省主席吴国桢，让吴告诉杨基先自动退选。结果吴国桢回报，对方同意退选，而且‘态度良好’。这下子蒋介石反而不好意思了，觉得不安，认为自己干涉选举的做法‘处置不当’，考虑了三天，在1950年12月30日，他决定仍旧依法进行，不加干涉，即使国民党候选人失败，‘亦无愧色。’。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吴国桢后，觉得“寸衷大乐”。吴国桢打电话告诉杨基先之后，杨也欣然接受。”（郭岱君，《台湾现代化的进程与反》）

选举失利，蒋介石：即使他不是本党同志，也有尽量支持他

1951年1月7日，首届4个县市长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在基隆和澎湖取胜，而在台中和台南两市则失利。蒋介石在总结时选举时，认为应支持和协助党外人士，并检讨国民党的失利。

“台中、台南两市当选的市长，虽不是本党提名的人，但都是台湾知名人士，并非任何党派所操纵而选出来的……就国家社会而言，这是很可欣慰的，依照人尽其才的原则，凡是当地的贤能，只要他愿意依照三民主义的理想，参加国民革命建设国家的工作，或是过去在地方上己经卓有成绩的才智之士，即使他不是本党同志，本党也要提他做候选人，而且在合法的范围内尽量支持他，协助他。……这次提名为台中、台南两市长候选人同时落选，实在足供我们反省和警惕。”（庞俊峰，《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台湾地方自治》）)

国民党包办选举事务，要求议员学习三民主义理论

虽然国民党当局允许党外人士当选县市长，但是纵观50年代初期，台湾地方选举自治只是有限的“自治”。财政、立法、政策、组织人事等权限均掌控于中央，地方政府主要执行中央委办事项，并未有多少具体之自治事务。所以50年初期的台湾地方自治批评为“监护型”地方自治。而且，在选举期间，“政府包办选举事务。从1950年地方选举开始每届选举的工作人员均由政府指定，包括投开票场所的设置、投开票场所管理员的遴选，候选人资格审查，选举结果核定，选举重要案件的处理等均由带政府分控制，事实上也就是处于国民党控制下。”（庞俊峰，《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台湾地方自治》）)

除包办选举事务外，国民党当局还通过短训班、研讨会等形式灌输国民党的法统精神及意识形态。首届县市议员选举完成后，1951年9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即召集各县市议员举行的研讨会，学习三民主义理论和蒋介石的有关讲话。蒋介石亲自支持典礼，并以国民党的标准要求与会议员：

“大家能够至公至正、必信必忠，来领导一般党员和非党员，这就要求能在品德上、学问上、能力上求其充实进步，增益其所不能。在生活、工作上能够刻苦自励，为民服务，为民除害，接近群众，深入群众，而后才能领导群众，实行三民主义。”（庞俊峰，《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台湾地方自治》）)

1970年代，候选人以“党外名义”参与地方选举

1970年代，台湾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化。新兴地方财团及中产阶级逐渐崛起，他们急需参与政治事务扞卫自己利益。他们成为选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1977年11月，台湾同时举行“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以及乡、镇、县辖市民代表和行政首长等“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这是台湾实施地方自治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地方选举，不少候选人以“党外”的名义参与选举。其中，竞选桃园县长的许信良尤为引人注目。

许信良本是国民党重点培养的“青年才俊”，但他选择与国民党“决裂”，以党外的名义参与1977年桃园县长竞选。许信良透露决裂的心声： “在英国电视上，看到美丽可爱的巴黎少女呼啸街头的镜头，久久不能忘怀。他们的社会富裕自由，他们的政府能干有为，他们到底不满什么?追求什么?我曾经与他们作过广泛的接触和讨论，答案是：一个更平等、更人道的社会；更照顾大众，更纯洁无暇的政府。”（庞俊峰，《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台湾地方自治》)

在桃园县长的选战过程中，许信良支持者认为国民党舞弊。国民党并未解释事情原委，引起民愤酿成警民冲突。最终，台湾当局不得屈服民意，将舞弊人员“移送法办”，并公布许信良以高票当选桃园县长，民众才逐渐散去。这就是“中坜事件”。

党外人士组成“组选团”参与地方选举，突破党禁

中坜事件“对国民党政治心态的冲击，无疑是近30年来所罕见”，而且使台湾民众和党外势力得到鼓舞，对以后的党外政治运动起了推动作用。甚至有评论认为，它是“在野政治势力发展的分水岭，也是党外政团崛起的关键”。（庞俊峰，《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台湾地方自治》)

所以，如果70年代是党外人士以个人名义参选，那么从70年代末期开始，这些党外人士就“抱团”共同参与竞选了。

1978年底增额立委选举，反对人士组成“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提出党外候选人的共同政见，并巡回台湾全党各地助选。1980底，增额中央民代选举恢复，1981年地方公职选举开启，反对阵营组成“党外推荐团”，并建立一套形同政党的“准提名制”，雏形政党隐约成型；1983年，增额立委选举，反对派成立“党外中央后援会”，推荐候选人。这个后援会在1984年变成了一个类似政党组织，成立“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治研究会”（简称“公政会”）。1986年，公政会又在全省各地纷纷没立分会，最终于1986年增额立委选举前夕，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彭德福、《台湾地方选举与民主转型》）

戒严解除后，台湾省主席、台北市、高雄市直接民选

1987年，台湾省解除戒严。1989年举行第11届县市长选举，同时举行台湾省、台北、高雄两市议员选举等三项公职人员选举。

1994年7月7日，“立法院”通过“省县自治法”，省自治团体的法人地位在“宪法”层次上得以恢复。12月举行台湾省首届省长直接民选，宋楚瑜获得470万选票，以将近60%的得票率当选首届台湾民选省长。同年，台北市、高雄市市长直接民选。1996年，台湾“总统”直选

1998年10月，“立法院”通过“台湾省政府功能业务与组织调整暂行条例”，规定：省政府为“行政院”派出机关，非地方自治团体。省政府受“行政院”指挥监督，监督县市自治事项，执行省政府行政事务以及其它法令授权或行政院交办的事项。自此，台湾省正式被虚化。

参考文献：庞俊峰，《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台湾地方自治》，河北师范大学，2005年;高小蓬，台湾省参议会推动地方自治之研究（1946-1951），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郭岱君，《台湾现代化的进程与反》，南方报业网，2011；等等

从50年代地方自治选举到90年代的“省主席”直选，台湾民众对“地方自治”孜孜以求。而“地方自治”更是民主的训练场，台湾民众不断投身管理公共事务，并在实践中积累管理经验。台湾地方自治进程昭示了一个简单道理：从来没有不合适搞民主的人民，只有不给人民实践民主的当权者。

共和国辞典 2012-03-28 00:3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