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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8腾讯思享会演讲答问部分

问：作为现在处在历史转折点上的青年人，我们需要什麽样的智慧来判断未来？

刘仲敬：智慧这件事情是一种共同演化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没有什麽绝对正确的东西，关键在於，你经验所形成的那个边界跟你所在的环境是不是有一种良好的协调关系。如果有，那麽一般来说不是因为你本人的缘故，而是因为产生你那个社会在它自己演化的过程中间，跟它自己原先的环境达成了较好的配合默契。如果是一个共同演化的体系，这种默契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是如果是一种以武断方式，人为引入依靠概念结构维持的东西，那麽它一开始就跟它所在的环境处在格格不入的状态中，而且这种格格不入的状态会随着演化而不断的扩大，开始还比较小的磕磕碰碰，随着时间会越放越大，冲突会越来越明显，就像是移植器官的排异反应一样难以避免。这与其说是许许多多具体问题难以解决，还不如说是你产生这个体系的方式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可以说吧，一开始你自己定了一个错误的定位，然後就给以後的人留下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你如果一定要说你是你本来不是而且不可能是的那种人，那麽你给自己安排的任务肯定就是你无法完成的。而你为了完成这个跟自己本身完全不配套的任务，又会做出其他更多的事情，使你在原先陷入的困境越陷越深，像是一只落在蜘蛛网上的飞虫一样，不挣扎的时候你陷得还要浅一点，越挣扎你就陷得越深。

问：第一，您说纯粹依靠史料的史学是不可靠的，您同时又说四大文明古国的叙事和多元文明平等的叙事是神话、是没有史料依据的，那我们为何不能说您的这种以以色列北部为中心的文明扩散论不是您刘同学自己的建构呢？第二，您刚才讲到了自然条件的演变对文明演进路线图的影响，您说那时的喜马拉雅山没有现在这麽高，但是印度板块碰撞到欧亚板块是七千多万年前的事情，一万年喜马拉雅山才长1.2米，这麽一点点的落差到底能引起温度和湿度多大的变化呢？您如何解释。

刘仲敬：你刚才那种说法就跟多元平等的理论是差不多的。你一定要说，为什麽警察可以打小偷而小偷不可以打警察，这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为什麽说中东地区是文明的起源而其他地区是文明的边缘，有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因为它跟目前的世界体系是一致的。如果它跟目前的世界体系是一致的，那麽它就是最好的解释。你要有绝对正确的解释方法，是不可能的。所有的理论多多少少都是零星材料和虚拟想象的结合。但是，你如果要说所有的虚拟想象，所有理论的可靠程度都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不同程度的虚拟，那就是一个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问题了。尽管历史上没有完全白的乌鸦，但是，各种乌鸦黑的程度明显是相差甚远，而且你完全有办法把不同的黑的程度解释清楚。

还有关於喜马拉雅山的问题。你说的好像是造山运动是一个事件发生完了以後就不再发生了一样，实际上青藏高原上升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进程，在现在也还是这样。而且关键不在於它的高度有多少，而是它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引起了气流的变化。从古地中海到东方 — — 并不是什麽七千万年前的事情，也就是距今一万多年以前的事情 — — 像里海、咸海这些地方，一直到现在新疆北部这些地方，在汉代以前，是有大片森林和狮子出没的地区。外伊朗地区留下来的那些壁画当中，有很多都是当地君王怎样捕猎狮子的图画记录。尽管不一定是绝对写实的，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当地的居民是经常看到狮子的。而直到东晋时代，佛教的朝圣者通过中亚路线来往印度的时候，现在的新疆，也就是当时的西域那个地区，在当时仍然是有狮子的。但在宋代以後，森林就变得很少了，狮子也就变得很少了。气候变得乾燥、变得更加寒冷的趋势是用很多方法都可以看出来的。不仅有文字记录，树木和花粉这些东西也可以留下很多记录。而且，你不用追溯到高古时代，就是追溯到文字能够记载，汉代班超以後这个时代，你也可以看出，从汉代到唐代再到明清时代，中亚地区的城邦一直是处在不断退缩状态的。汉代时期，张骞和班超所经过的路线，大部分已经连在沙漠之中，他曾经经过的古老楼兰王国早已经不复存在。重新建立的鄯善，已经从沙漠的边缘後退了一千多里了。这些证据都是明摆着的。所以，你要想否认中亚地区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应该说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现在还没有出现与此相反的说法。

问：依照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描述，如果没有东方向西方输入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怎麽会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怎麽会有近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您如何解释。

刘仲敬：没有什麽就没有什麽这种逻辑是很荒谬的。如果没有印第安人发明的树皮的话，有很多人早已经死於疟疾了，像新加坡这种地方是根本不可能变成繁荣的资本主义城市的。那麽你能说是，因为没有印第安人，所以就没有新加坡，所以新加坡的文明从本质上来讲跟印第安人的文明是平等的。这样的推论，你要坚持也可以，因为反对它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它能说明什麽问题呢？假定西方的文明是依靠东方的造纸术建立的，这到底能够说明什麽问题呢？你所吃的那些面包也不是孔子时代吃过的，孔子从来没有见过小麦，你吃的都是孔子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这又说明什麽问题呢？答案是什麽也说明不了啊~~~这不过是文明传导的一个孤立因素而已。

你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有东方向西方的传导，也有西方向东方的传导。但是我得说，这是一个误解。你现在所使用的东方和西方的概念，一般来说都是指的是欧洲和非欧洲的差别，这不是文明演化史上的东方和西方。文明演化史上，其实没有东方和西方的区别，只有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区别。从叙利亚和以色列边境，从亚述和以色列时代那个文明，在地理上讲，也许是处在现在的东方，但是，它毫无疑问是希伯来人和希腊人的直系祖先，而希伯来人和希腊人又是现在美国人的直系祖先。你要按照这个推论的话，你甚至可以说，为什麽不把这些人算成是东方的祖先而一定要算成西方的祖先？这是没有意义的说法。

东方和西方之间谁输入文明多，谁输入文明少，不是取决於它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而是取决於它处在文明的核心区还是处在文明的边缘区。核心区的定义很简单，它就是输出较多而输入较少的地区。例如中古时代的唐朝和印度相比，印度就始终是输出较多的一方，而唐朝则是输入较多的一方；同样是中古时代的唐朝和日本相比，唐朝又是输出较多的一方，日本是输入较多的一方。你要找相反的例子当然也可以，例如日本的刀具之类的也有它的逆向输出，但是你说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唐朝和明朝对日本的输出是超出了日本的反向输出的。这个结论大体上是站得住脚的。

当然，如果你目的是为了辩论胜利的话，你当然也可以列一个表，列出日本向唐朝和明朝的反向输出，列出一个几千项甚至几万项的名单，在别人给你列出同样的名单以前，你可以花上几天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然後别人就丧失耐心不跟你辩论了，你就可以假定自己胜利了。但是如果你要根据所谓健全常识的做法，只要廉价七成正确的话，我觉得浪费这种时间其实是一件根本没有必要的事情。有很多事情，你只要了解大致上的框架就行了，无需了解每一个细节，就会得出差不多的比例感。

问：您的《经与史》是从殷商时代讲起的，那麽您认为夏文明是否真正存在过？

刘仲敬：夏朝即使存在，现在也没有任何证据。它不存在的可能性大於存在的可能。因为，殷商以前并不是没有考古遗迹。假定夏朝是在殷商以前的某一个历史时期的话，那麽这个历史时期，在中原地带已经有很多遗址被发掘出来了，例如有些人就坚持说二里头就是夏代，另外一些人则反对。不管他们支持还是反对哪一个证据，但是很明显，如果二里头或者其他时间相近的遗址能够算是夏代或者相当於是传说中的夏代的话，那麽它显然也不符合大多数文明的基本定义，它没有一个成文的文字体系。如果要把这样的遗址也算是一个文明的话，那麽文明的定义的门槛就必须做相应的降低，那麽其他许多原先通常不算是文明、而只算是前文明的遗址也可以升格为文明了。

如果说发现的相当於夏朝时期那些中原遗址可以算是夏朝的话，那麽：第一，像美国南部霍皮人【主要生活在亚利桑那州东北部的一种原住民】那些遗址好像也可以算是一个朝代或者文明了；第二点更重要，就是说，假定推论为夏朝的那个时代，在中原地区、山西南部或者河南北部或者其他周边地区出现的遗址可以算是夏朝的话，那麽毫无疑问，在江西、浙江、四川发现的同一时期的遗址，比它更有资格称为朝代：因为论文字，它们同样都没有文字；论其他方面，无论是陶器、青铜器还是建筑物来说，这些南方的遗址都要比黄河中游的遗址要结构更复杂、造诣更深。如果一定要承认夏朝的存在的话，那麽我们也势必得承认同时代的这些遗址也代表着相应的朝代，例如是巴蜀的什麽什麽朝代、前三代的什麽朝代，江西、浙江的类似文明也必须给它一个相应的朝代的称呼。这样做事情就变得更复杂。

老实说，这样做其实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的，就是说它比原先的叙事体系更接近於真实，更真实地反映了史前时代东亚的那种缺乏一个固定中心的状态。殷商可以看作一个固定的中心，因为它至少是一个具有强烈扩张性的军事中心和巨大的祭祀中心。它的军事力量是当时最强的，而它的祭祀礼仪扩张到它军事力量所能够达到的范围之外。所以你把殷商当作当时的东亚地区中心，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把殷商以前的那些遗址，无论它是不是夏代，也当作中心的话，就一点道理都没有了。比较接近於合理的说法就是，当时没有什麽中心。如果一定要搞一个中心的话，这个中心放在钱塘江东岸或者是放在四川盆地，都要比放在中原地区更合适一些。

问：大洪水呢？

刘仲敬：所谓的洪水就是指秩序的崩溃。秩序的崩溃是由於文明本身秩序产生机制的破坏所造成的。这种机制是一种内耗的机制，它不能容许自发的小共同体成长发育、积累资源，而是不断地破坏它，把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源打散。然後这个社会也许通过它不断的汲取，在表面上有一个巨大的上层建筑和貌似强大的国家组织，但它的基层一定是极度松懈和溃散的。这样的社会很容易在僵硬的上层遭到动摇以前，在基层就遭到巨大的渗透和破坏。而明显的特徵就是，在它遭到这种渗透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激起重大的排异反应。这就是基层组织趋向於崩溃的一个症状。只要秩序内出现真空，那麽它肯定会有填补真空的力量产生，如果内部的力量不足以填补真空，那麽周边和外来的力量一定会引入。如果你用殖民主义或者其他抽象的话语，实际上是拒绝了最优秀、最能保护你的一种秩序来填补真空，十之八九你就会得到其他的、比殖民主义糟糕得多的秩序来填补。所谓更好是好的敌人就是这个意思。凡是在人类社会中能够建立的秩序，都是要消耗成本、消耗资源的，而且肯定要让一部分人、甚至全部人付出一定代价的。但是这不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共产主义说，所有的秩序都是恶秩序，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邪恶，显然不是这样。你通过健全常识就可以看出，周代的统治秩序就是要比殷商的统治秩序仁慈一些，至少他不用大规模的杀人来祭神。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做终极追问的话，也可以来一个文化多元论。我们凭什麽认为杀几千人祭神就是不对的？只杀马杀牛来祭神就是比较好的？我们用更高的标准来说，大家都是邪恶的，殷人和商人也没有什麽区别，所以孔子干的那些事情全都是白搭。但是，这种说法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吗？你也可以说，我们之所以认为周人比商人要稍微文明一点儿，是因为我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儒家的思想或者是跟儒家思想同构性比较强的其他思想。但是你既然已经接受了这种思想，而且推翻这种思想的成本太高的话，那麽你很难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拎到天上去的。所以比较合理的、合乎健全常识的说法，是承认：第一，没有完美的秩序；第二，各种不完美的秩序当中，不完美的程度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如果你一定要说，完美不完美是你主观的判断，那也可以。你也可以说，你本人和跟你价值观相似的群体比较倾向於这一种秩序而不是那一种秩序，那你就要老老实实地放弃那种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装逼言论，老老实实地说，我就是喜欢这种秩序，这种秩序对於我来说比其他秩序要更好一些，那麽我当然要促成它的实现，而不愿意为了「更好」的缘故，破坏了本来可以得到的、勉强还可以维持的秩序。

问：我说的大洪水是夏禹治水的那个，您认为这个大洪水是否存在过？

刘仲敬：夏禹治水包含着几种不同来源的神话：包含了南方会稽一带的筑堤的神话，因为有些技术可能是当地特有的；但是同时也包含了黄河流域洪水泛滥的神话。这些依据，你可以看出，黄河下游的最古老的城邦往往以「丘」来命名。「丘」就是说它不是设在低地上，而是设在山坡上。为什麽设在山坡上？合理的因素可能就是害怕水淹。但是这几种不同来源的神话是很难凑到一起的。例如南方的治水就跟北方的治水是不同的。所以传说中的夏禹有好几个来源，有的来源把他安置在山西南部，有些来源把他安置在河南中部，有些来源把他安置在东南一带。这就说明，夏禹的神话可能跟老子的神话一样，他最初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在不同地方曾经出现过不同的文化英雄。最後在大一统建立以後，後来的文人为了把相互矛盾又有相似性的传说整合起来，重新修改神话体系，把几个不同的神话人物合并为同一个人，然後才产生了夏禹的神话。我认为这是最合理的解释。

问：苏美尔文明和中国文明是何种关系？

刘仲敬：苏美尔文明显然是跟殷商文明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烙印是烙在殷商文明身上的。但是这倒不见得证明说是，殷人一定是西来民族，因为他们的时间差了几千年，苏美尔文明已经衰落的时候，殷商还连影子都没有存在。所以完全可能是苏美尔产生出来的文明遗产，通过间接传播和刺激的方式，最终来到了中原，而殷商接受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非常间接的途径，而没有直接接触苏美尔文明的本体。但是如果真的在高古时代存在着越过古地中海南岸的移民团体的话，这也不是什麽不可能的事情。你只能说这两种可能性造成的实际结果差别不大，也很难加以区别。

问：您觉得伊斯兰恶秩序入侵的可能性有多大？

刘仲敬：穆斯林所代表的秩序也许还不能说是恶秩序。有很多证据证明，它在某些方面比儒家的宗族主义带来的秩序，至少是抗风险能力要更强一些。在明清五百年时间内，西北地区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每一次发生饥荒的时候，都有一批比较穷困的汉人会投靠穆斯林，然後变成穆斯林就再也不会变回来。相反的情况就很少。这就说明什麽问题？穆斯林的宗教组织在抗风险能力上比儒家的宗族主义要强一点。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连比较强大的强宗大族都很少有，散沙式的小农特别多，那麽这样的小农，按照某种价值观来说，他们是特别平等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特别平等，所以每家每户的剩余储备都非常少，所以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就特别弱。如果有什麽豪强门第之类的、特别大的财主之类的，有特别多储蓄的话，那麽他本身反倒可能变成一个有储蓄抗风险的基地。但这样的组织没有。

而伊斯兰社会呢，它的宗教组织，因为有从事慈善活动的长期的团体，所以在政府之外，有一个政府不能干预的从事宗教慈善活动的社团传统。在这方面他们的成绩好像是比东亚的儒家社会要强一点。因为他们尽管同时都可以被称为东方专制主义社会，但是中东的各王朝在它倒台的过程中人口损失的比例，没有东亚各王朝在倒台的过程中人口损失的比例那麽大。这就表现出它的社会团结能力和组织能力是要稍微强一点的。这样也符合其他方面所显示的歧视链。就是说，欧洲的社会组织大体上讲比中东的社会组织要强一个数量级，而中东的社会组织又要比东亚的社会组织要强一个数量级。每一个都能够吃掉下一级组织，但是吃不掉上一级组织。在军事组织和社会福利各个方面都是这样，所以这可能反映了他们所在社会的秩序生产能力的强弱。这个秩序生产能力的强弱同时体现於经济、军事和社会福利各方面，而不是只体现於一方面的。这就好像一个人如果身体强的话，他不大可能是只有胳膊强，可能是胳膊和手同时强。如果胳膊弱的话，那你可以合理地推断他的腿可能也是比较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问：第一，现在中国的处境是不是和二战前的日本有些相似？第二，在大洪水来临之际，如何在散沙社会中自保？

刘仲敬：这个形势还是相差甚远的。当时日本所处的还是一个列强横行的时代，它处於国际社会演变的早期，比较接近於春秋时代。如果说日本在当时的情况下采取冒险行动，其实它是有一定合理依据的，因为当时的世界有很多比较势均力敌的强者，可以说，後进者通过投机行为出头露面的机会比较大。现在的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晚期的世界了，已经比较接近於战国时期或者是罗马时期，可以说，投机的余地已经大大缩减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日本它相对於当时的国际主流，另类的程度是很小的，尽管它不断地抱怨因为自己是有色人种而受到歧视，但是它那种不管说是立宪君主制还是绝对君主制的体系，在欧洲都是可以找到匹敌的。它那种以武士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也比较接近於欧洲近代以前的封建组织，它跟欧洲的相容性是远远超过任何时期的中国的，比大清更接近於欧洲，更比共产主义的中国更接近於欧洲。所以它的相容性要大得多，它的挑战依据也要大得多。现在的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比当时的日本要孤立得多、软弱得多，它自身的社会能够提供的资助要少得多。而世界体系已经演化到，可以说是只剩下一棵大树的地步了，已经很难有合纵连横的余地了。所以从各方面来讲，它的处境都只会是更糟而不是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采取冒险行动的话，十之八九会落到比日本人要惨得多的那种下场。

至於在社会动乱的情况下你怎麽样自保的问题，这就取决於你自己所在的共同体的强弱了。而共同体的强弱主要不是取决於你自身的能力，而是取决於你依附的传统。而传统这个东西都是依靠千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秩序积累搞出来的。可以说，得到这些传统的人都能够有了大树可以依旁，能够继承先辈的遗产，比没有这些传统的人要强得多。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选择一个传统最强的大树抱在上面。

问：第一，您对中国未来20–30年的发展路径是怎样的判断？第二，有人说中国需要来一次文化和思想的啓蒙运动，您认为中国是否有这个土壤？

刘仲敬：可以肯定，就是说，中国现在所走的每一条路都已经是走到尽头了，哪怕是再往前走一步，都会面临着它无法控制的强烈反制。但是走到尽头又会发生什麽？这就像是跳下悬崖以後会发生什麽一样，这是不可预言的。谁也没有办法说，你跳下悬崖以後会发生什麽。也许从此以後你就不复存在了，在你不复存在以後，所有问题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这一切都只能说是臆测，奇点以後，原有的规律是失效的。你现在所形成的所有预测，都是在产生你的社会存在的条件下才有意义的。在这个社会不存在以後，它就不再有任何意义。如果你想局部地保存你所习惯的这个社会，那你肯定需要做一系列的牺牲。但是牺牲哪一部分呢？牺牲哪条路线呢？这是一个没有共识的问题。很可能因为在调整和牺牲的问题上达不成共识，本身就会激起强烈的冲突。

至於啓蒙，啓谁的蒙啊？以什麽为出发点的啓蒙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啓蒙本身就是一个定义极其模糊的概念。如果啓蒙是指近代，清朝末年以来引进西方思想的运动的话，那麽我得评价说，这个啓蒙运动进行得非常糟糕。我们现在尊重的那些啓蒙者，很少能够抓住西方文明的基本脉络，引进的下游的枝节太多，而最根本性的东西反倒引进太少。而且，越往後越糟糕。清朝末年那一批人引进的还比较到位，五四运动以後，基本上是每况愈下了。甚至出现了一种专门引用西方的那些批判性和破坏性的东西，来干扰西方那些建构性和基本性的东西的倾向。引进的选择其实也是一个德性的考验。你能不能判断出真正重要的东西，或者说是心怀恶意地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去专门引进那些解构性的东西，对你将来的命运是有很大影响的。就近一百多年的引进史来说，很明显，无论是从技术上讲还是从德性上来讲，汉语世界的表现都是非常糟糕的。而且我还得补充一句，这个汉语世界是包括南洋和台湾香港在内的整个汉语世界，他们的表现比起日本人或者土耳其人都是相当糟糕的。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整体上他们制造了一个扭曲的格局。

问：是什麽因素导致了西方文明获得了秩序呢？

刘仲敬：演化体系中是没有确定因素的。你可以想象一个原始的星云，最初的星云都是差不多的，在演化过程中，它会面临着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大部分的质量会集中到中间部分，剩下的一点质量集中到外围部分，最後就形成太阳系这样的结构：大部分质量在中间变成恒星，一些小的质量在边缘地带，变成绕着恒星转的行星。但是在演化中也可能出现另外一种结局，就是说，质量会分散，形成一个双星系统，双星系统分担了全部的质量，双星系统中间没有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出现。这两个系统在结束的时候是大相径庭，在开始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你要说是在哪一个阶段截然分开的，这很难说。照天文学家的解释，最重要的是角动量的因素。在一个达尔文式的演化体系中，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任何因素能够解释全部体系，你只能用体系本身来解释体系。

如果说，文明是怎麽产生的？那麽答案就是，具有一定共性的各个实体的一个组合，形成的一个网络结构。它照定义来说，就是多种秩序的组合。多种秩序的冲突本身就是自由的一种保障。当一种秩序逐步的整合到吞并了其他秩序，使秩序僵硬到没有办法来调整的情况下，那麽它自己内部的生命力都已经结束了。这到底是系统一个固有的衰变趋势呢；还是出於一系列偶然因素，本质上是可以避免的？这很不好说。但是我相信，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於，内外体系的联动性：在一个国家内部，就是它的各阶级和社会团体之间能不能保持平衡的问题；在国际上，就是各邦国之间能不能保持平衡的问题。这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国内的宪制和国际体系的演变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彼此之间会相互强化、相互锁定的。如果在国际方面走上了多国体系灭亡、强化大一统的方向，那麽你在社会体系上，基本上也是会相应的走上瓦解阶级结构，实现散沙和平等社会的目的；如果相反，国内的宪法结构能够保持自由的话，那麽国际上的多国体系多半也能够保持。这是一个互相锁定、互相强化的过程。但临界点在哪里，那是不好判断的。你即使放小单位，像法国这样一个较小的实体，你也很难判断，到底真正的临界点是出现在美男子腓力四世屠杀圣殿骑士团【腓力四世，1268–1314，法国卡佩王朝国王，绰号「美男子」。他曾派兵拘捕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使其在受辱後死去。又向继任教皇克莱门特五世施压，命其宣布圣殿骑士团为异端，随後将骑士团成员交由国王法庭判罪，对主要首领处以火刑，并攫取了骑士团的财产】的时候，还是出现在路易十一强化君主专制【路易十一，1423–1483，法国瓦卢瓦王朝国王，以诡诈着称，被称为「蜘蛛国王」，他使用分化挑拨、软硬兼施的手段对付封建君侯们，吞并了勃艮第公国、安茹公国、普罗旺斯伯国和曼恩伯国等】的时候，还是出现在路易十四穷兵黩武的时候。答案是都有可能，也许都是不确定的。你在系统内部，只能描述，不能判断。

问：您在知乎上被黑的最有名的案例是，回民那个事情之後，您说「大刀向卡菲勒头上砍去」，「痛惩暴支」。您如何解释？【整理者注：此处已做精简处理。】

刘仲敬：我发现你还没有把这个典故搞清楚。你没有搞清楚，陈寅恪说的「古典和今典相互印证」。你想一想1930年代的口号是什麽，当时的口号有两条：第一条口号叫做「痛惩暴支」，这是日本人喊出来的口号；另一条口号叫做「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是中国人喊出的口号。好，现在你来套一下，用今典来套一下古典：「痛惩暴支」这句口号可以留下；然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变成「大刀向卡菲勒的头上砍去」，你难道还没有看出这里面的格局吗？在这个新的格局中间，暴支现在站在日本这个位置上，而穆斯林则站在当年中国人站的那个位置上。他们处在弱势，所以用义和团的精神高呼：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刀向卡菲勒的头上砍去；处於强势的这一方，则高呼着：痛惩暴支，痛惩暴烈的穆斯林。如果你没有看出这种典故嵌套的话 — — 我估计大家可能都没有看出来 — — 那麽後面你说的那些东西就全变成废话了。然後他们在这儿激愤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在背後嘲笑他们的。

2023-11-25 12:2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