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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自己心目中，我是意外出现的异乡异客。我将漂流瓶投入大海，自己知道瓶中的文字确有意义；却不能肯定漂流瓶会归向何处，更不知道（假如存在的）读者能否理解这种语言。

《史记》是我第一部“根底”书，冥冥中若有神意。我在12岁和13岁之间，非常渴望杀时间的大部头书。当时（上世纪80年代中叶）不存在网络，我似乎懵懵懂懂地以为中学生的生活状态是永恒的。我没有足够的钱买足够的书，填满用不完的无聊时间。因此书越难读，耗费时间越多；对我来说就越好。 《史记》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和施瓦辛格的电影好，因为一册《史记》所消耗的时间，20倍於《尼罗河上的惨案》。

我大概天生就是文学青年本义上的文学青年，遇见精彩的段落就会默记默诵，就像对待《燕歌行》或《长恨歌》一样，除了节律的快感以外，别无其他目的。我不看表、志之类讨厌的流水账部分，只看本纪、列传这类有故事、有文采的部分。故事总会有续集，文采则是会上瘾的。这条线路引导我读完了二十四史的大部分，当然也是只读有故事的部分。我自己不知道也不在乎有什麽用处，无非是蒐集大侦探波洛全部作品同类的事情。我後来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能写古文和古诗，而且比写英语文章轻松得多（我根本不会写英文诗）。现在看来，我大概是古典中国那种熏陶式教育的最後一批意外产品。这种际遇都是时间太多的结果，我估计自己和任何人都不会再有这样的环境了。

梁遇春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时间已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时期）。当时我在癖好（而不是需要）的指引下，大肆收集民国和英国散文家的随笔集。在流行的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查尔斯·兰姆、蒙田、赫兹里特、爱默生当中，一册薄薄的《春醪集·泪与笑》突然跳出。当时的感觉犹如朱彝尊的《高阳台》：“重来已是朝云散，怅明珠佩冷，紫玉烟沉。前度桃花，依然开满江浔。”世间若有烂俗台词所谓“灵魂伴侣”，一定就是这麽回事。

我没有费多大的劲，就收集到这位作家的各种版本。其中最全的版本应该是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的《梁遇春散文全编》，收罗了作者的文章和译文，比以前和以後的其他版本都更完整。

後来，我收集此类图书，数量数十倍於当时，但只有一部能唤起同样的魅力，就是托马斯·布朗的《瓮葬》。倘若文字可以用“质地”分高下（余光中是这麽认为的），此书堪称“精金美玉”（在诗歌方面，我只能给格雷的《墓畔哀歌》和阮籍的《咏怀》同样的评价）。同时代流行的优质散文家梁实秋、董桥之类，在我看来都不过是好吃的奶酪：甜腻可口，绵软易朽，绝对当不起“时间的征服者”重任。顺便说一句，我发现自己的真正专业可能是搜书。无论我表面上的正业是什麽，都更像是这种真正专业的副产品。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出版（或重版）的。这些书能够从同时期出版的布罗代尔、亨廷顿等大家着作中脱颖而出，给我留下格外深刻的思想印刻，以後永远没有磨平；至少部分原因在於文笔的质量。我是苛刻的辞章监赏者，经常歧视那些口齿笨拙而材料丰富的作者。文笔是视野、境界和洞察力的镜子，这些比材料重要得多。在我内心最深一层的价值天平上，博雅比专业分量更重。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纯粹技术性的研究能打动我。我查看这样的作品，动机和效果都跟查字典差不多。我不会因为查字典而绘制或修改认知地图，只会运用补充的材料将原有的地图变得更细密。对我来说，作品不是孤立的存在。相反，作品是某种伟大传统通过作者进行的自我表达。如果作者不是神明的称职工具（照柏拉图的说法），其作品就仅仅是用过即扔的梯子和锤子。今天的年监学派虽然声势浩大，我却私心以为他们丰富的资料和狭隘的识见不成比例。人类只有两个时代产生了伟大的博雅传统。第一个是古典时代，第二个就是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时期。在此之後，有格局、有丘壑的作品实属凤毛麟角。我在这里举出的两位就属於这样的极少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19世纪以後，传统已经基本穷尽其可能性。作者的个人才干并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托克维尔最大的特点，其实是他深入骨髓的宿命感和沧桑感。我深信：如果读者对古典和基督教传统没有概略的了解，就不能真正领悟“字缝里的涵义”，这种涵义犹如余英时解释的陈寅恪“心史”，只能领悟，不能证明。领悟的基础只能是共同精神结构下的设身处地。你在托克维尔的文本中，只能看到一位敏锐而冷静的观察家。他不偏袒任何人、任何力量，透过流俗之见和文宣辞令，揭示了旧制度并不美好的真实面貌，使人无法怀疑民主的正当性和必然性。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托克维尔也是一位优雅和周到的廷臣。他在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二世的宫廷中都能如鱼得水，能让卖花姑娘在绅士淑女当中怡然自得。这种人从来不会忘记在作品中赞美死敌“心胸高尚”，却可能忘记表扬真正的朋友。其中道理，无异於玛丽·安东尼特在断头台上向刽子手道歉。如果你比敌人更有失风度，你就是输家。我们浸淫於野蛮的20世纪斗争文化，习惯於明确、夸张、恶毒地攻击敌人。如果我们从字面意义理解前人，就会犯下最荒谬的错误。加里波第说某人“慷慨恢弘”，意思差不多等於托洛茨基说某人“罪不可赦”。两者描述的现像是一样的：“某人是我原先的战友，由於政治而非私人的原因而反目成仇。我对他本人并不反感，但一定毁灭他的事业。”真正的贵族托克维尔其实对群众时代的原子化极为恐惧，但他相信大势已定、逃避无益；因此他对理性认同、感情陌生的新时代用尽了廷臣的恭维，这种客套绝不会用在“像自己一样可靠”的老朋友身上。恭维背後，他是想尽可能礼貌地发出警告：“末人”的自私将会普遍降低文明的素质。群众平等的洪水过後，只剩下官僚平庸专制的淤泥。当然，托克维尔不会将宿命感罗织成系统理论。学究气是中产阶级缺乏品位的证明，斯宾格勒就是这样一位中产者。

我接触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在2002年前後。这时，我已经确定了大部分认知地图。我除了蒐集材料充实细节以外，此後就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简单地说，雷海宗是斯宾格勒在中国的真正继承人。他们和主流的差别不在技术上，而在格局上。这种分歧不是更加精确的实证研究所能解决的。从根本上讲，以文明兴亡为对象的思辨和以历史事实为对象的实证是两种东西。後者的主要用途在於为前者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材料；但如果没有前者，後者就没有什麽意义（除非你认为，给文科生提供就业机会也算一种意义）。博雅教育的消亡和学术无产阶级的兴起势必导致前者的没落，本身就是文明由盛转衰的徵兆之一（当然，在实证意义上，盛衰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词）。

中国的博雅教育早已灭亡，目前正在笨拙而混乱地试图建立学术无产者的流水作业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後，西方的博雅教育传统也在缓慢但确定地衰退。实证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繁荣经常掩盖了这一点，正如果实在树叶发黄的时代最为甘甜。托克维尔是群众时代的最後一位贵族。斯宾格勒是战国时代的最後一位春秋思想家。雷海宗是抛在石田上的​​一颗种子，只有祖先、没有後裔。在我自己心目中，我是意外出现的异乡异客。我将漂流瓶投入大海，自己知道瓶中的文字确有意义；却不能肯定漂流瓶会归向何处，更不知道（假如存在的）读者能否理解这种语言。

本文发表於201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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