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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文士，蔑视官场，鄙视权贵。朝廷屡次征召而不起，终身游离于政权之外。他们以诗文广交天下名士，似给人招声扬名之嫌，我们不排斥文人轻利好名的天性，不过他们的言行、交往，更多地是发自自身的爱好，而不受什么方式的拘羁。他们总是自由的，自由也正是他们隐居山林所企望的精神境界。

明末清初，那是一个野蛮与文明搏斗的时代。

既有胜利者，也没有胜利者。野蛮以血洗劫了大地，获得了时空。文明却创造了一个新文化时代。野蛮征服了腐败、软弱，却未能征服一个民族自尊自强的灵魂，相反倒做了汉族文明的被征服者。

至今，人们还不会忘记那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薙发令。当女真贵族吼出这句得意的令他们发狂大笑的野话时，满以为一夜之间，汉族人的头发会削去半边天，一夜之间汉民会乖乖地成为他们的奴仆。他们万不会想到汉族人为了保住那几根头发，竟肯不要脑袋，竟会因之卷起反薙发的民族狂潮，竟使数月之间就可踏平北京的八旗铁骑，屡遭重创,竟使他们付出了预料不到的惨重代价，使得他们征服的日程竟拖延了近 40 年。

这是两个民族决斗的 40 年，是民族征服与反征服的40年。清初前期隐逸文化所进发出来的那种浩然、刚烈之气，正是这 40 年腥风血雨灌溉的。人们不会忘记“嘉定三屠”、“扬州十日”那悲惨的一幕幕:大地凝紫，婴啼鬼嚎，尸塞长江。隐逸文化同那前赴后继的壮士，一同表现了那个特定时代自尊自强、抗争不息的民族精神。

这一精神是包括女真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自豪，就连《清史稿》撰修官也不顾忌讳，愤笔直书道:“天命既定，遗臣逸士犹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及事不成，虽浮海人山而回天之志终不少衰。迄于国亡已数十年，呼号奔走，逐坠日以终其身，至老死不变。何其壮哉!”(《清史稿·遗逸传》)

一身不事二朝的遗民自伯夷、叔齐以来，连绵不绝，惟清初人数最多，气势最大，最为典型。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与民族的自尊自强意志交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无比强大的群体意志、群体精神力量。

清统治者像征服这块富饶的土地一样，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要征服这批遗民，征服这群避身于深山大泽的隐士。然而皇帝的御笔诏书，高官厚禄的引诱，丰厚的物质赏赐，多无济于事。直至聪明的康熙皇帝,见汉族中真正有才华的大学者对清王朝的科考不屑一顾，便想出了“博学鸿词科”的新招术。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者便成了皇帝的弟子，地位不在一般进士之下。这是皇帝特地施赐于遗民文人的殊恩。设计者自以为得意，然诏书屡下，应诏者寥寥无几。

这样的遗民逸士，在清初的数十年里，比比皆是，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魏禧、李孔昭、李清、阎尔梅、钱澄之、梁以樟、庄元辰、李长祥、沈光文、刘永锡、徐枋、顾柔谦、傅山、汪风、费密、郭都贤等。

这是一个文人救国、学术救国的时代。救国失败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经过这批遗民的潜心着述却获得了成功。清代的汉学正是经他们的手而建立起来的。清代的心学也在他们及其弟子手上换了别一种面貌。其文化功绩永不可没。

清初后期，随着这一代人的相继谢世，随着清政权的巩固，复明的愿望破灭了，一切都成为过去，一切都适应了现实。隐逸文化又进人其平缓流程。

清代对文人的笼络比明代还要厉害，一是科考取士的办法更纯熟、完备。文人不走这一进身之阶，在世上就直不起腰杆儿，就会成为被人瞧不起的多余人。无论你有什么本事，在进士眼里总是矮半截。于是对于科考，人们趋之若鹜。“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清史稿·选举志》)吴敬梓是蔑视科举的，却让他的儿子用心考上去，中举人，中进士。他所赞赏的上上人物虞育德就是进士出身。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总留着科考的位置。科考对隐逸文化的影响与明代大体相同。

文人不做官，还可以搞第二职业--学术。寂静的山林，清新的气息，秀丽的自然风光，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得天独厚。文人有这样的自由，虽不做官，精神反倒更充实，更快活。

然而，文人仅剩的这条路，到清代也被朝廷霸为公有了。皇帝把文人的心理摸透了，文人能做的事情就是那么个小圈圈:舞文弄墨，做官、着书授徒。于是他们想出许多办法。给文人找了许多活干:着史整理古籍、编辑大典。朝廷把天下的学者召集起来搞学问、可搞大工程、大项目，出流芳百世的大经典，况且学人们在一起，又能互相切磋、交流。皇上出钱把这批文人养起来，给他们官职和优厚的俸禄。文人想做的事，朝廷都为你设置好了，一切都想得那么周到，安排得那么舒适，不怕你不上钩。仅编一套《四库全书》征集的有才之士竟多达一千多人。能被征聘者引以为荣，所以清代的大学者特别是乾隆后的大学者都是官方人士，与汉代的古文经学、宋代儒学多为族中名士或大隐士已是同工异曲了。

清代中叶的隐士像明代一样，有不少是居住闹市的“市隐”或“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式的“心隐”。这是明代心学和禅宗转生于清代而结下的果子。但它已不是清代文化的主流。力求恢复原儒面貌具有求实精神的朴学的兴起，使得清代隐逸文化中的道德色彩与社会关怀的因素多了起来。也正因此，隐逸文化的衰落已达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

圆圆的日头经过一天的奔波，疲惫地躺下了，躺了。

在了大山的后面，收起了她那残红的余辉，夜幕降临

中国的隐逸文化走完了数千年坎坷而漫长的路程之后，也悄悄地去了，消失在了漫漫的夜幕里。

身滨十死不言危

政治风云，像大漠六月的天，孩子的脸，变幻莫测。当明朝内战打得火热的时候，女真人与农民军两把刀，已经架在皇帝的脖子上。

先是李闯王，真地闯人皇宫，崇祯“身挂东南枝”，以一根绳子结束了明朝。继而，吴三桂“冲冠一怒”，打开国门，于是努尔哈赤子孙们的铁骑以迅雷之势，踏平了半个中国。

国家危殆!明朝危殆!人民在死亡、流血!

热血男儿按捺不住，纷纷揭竿而起。在浙江，明朝旧员熊汝霖、孙嘉绩相继率众起义，“以一旅之师划江而守”。黄宗羲与两个弟弟，“纠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随诸军与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营’”(《神道碑文》)。当此之时，将士斗志高昂，“士民喟然有吞吴楚之气”(《鲁纪年》卷上)。被鲁王任命为监察御史的黄宗羲，也雄心勃勃，志在复国。

然而，拥有重兵的镇东侯方国安、武宁侯王之仁，拥兵自专，鲁王难制，况宗羲一介书生乎?方、王二帅意在自守，不肯挥师北上。当是时，首举抗清义旗的孙嘉绩、熊汝霖，屡遭排挤，弄得既无兵权，又无粮饷。孙嘉绩感黄宗羲义气，又倚重其才略，遂毅然将“营卒”尽付于宗羲，宗羲又与王之仁的儿子王正中合军，得 3000 人，宗羲率之，挥师北上，“由海道人太湖”，又“招吴中豪杰”(《清史稿·黄宗羲传》),“百日之内，牛酒日至，军容甚整”(《神道碑文》)，直

达乍浦。这次进军，计划周密，外有精兵，里有内应，水陆并进。

然而，清兵防备甚严，陆军被清兵围堵，不能前行，孤立无援的水军已溃败，于是全军败还。

黄宗羲自感无颜见江东父老，率残兵 500 人，“归人四明山”，欲“结寨自固”，而后“徐为航海之计”(《行朝录·四明山寨纪》)。部队驻扎杖锡寺，宗羲微服出访，临行告诫部下:“善与山民结。”部下不听，与山民结隙，遂被山民举火，焚毁山寨，全军尽没。

宗羲悲恨交集，几痛不欲生。天地之大，竟无其立身之地，而清兵逮捕的檄文，张贴四方，为逃避清兵追捕，黄宗羲携带子弟逃往剡中，躲进深山，边精研历算，边等待时机。

当黄宗羲在山中研究历算的时候，鲁王在闽中攻城掠地，节节胜利，打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局面，先后复三府-州，共 27 个县，后来虽又被清兵夺去，但东南明朝势力毕竟振作了起来，鲁王召定西侯张名振返身夺回浙江建跳。黄宗羲闻讯，精神为之一振，遂连夜前往，鲁王晋升他为左副都御史。

然而，在那烽烟四起、时局飘荡的岁月，军人主政，悍帅一言九鼎，文职不过是傀儡，何况像黄宗羲这样曾失兵的败将，又能做些什么?

人最怕无所事事，胸怀大志、一腔热血的黄宗羲，空耗岁月，其焦急、忧愤、痛苦之情，何语能道!何言能述!

他无法打发那无聊的时光，只得“日与吴钟峦坐舟中，正襟讲学，暇则注授”(《清史稿·黄宗羲传》)。且莫将此等闲看，那不是在游山玩水，不是在观赏湖光山色，不是津津乐道古人话语，宗羲自己凄然写道:

觞余于鲸背之上，落日狂涛，凄然相对，但觉从古兴亡，交集此时，何处容腐儒道得一句!

--《思旧录》

“落日狂涛”，寓意何其深，“古今兴亡”感慨何其多。“凄然相对”，有心灵犀，无语自悲，那是心灵在哭泣。

当此无用之时，宗羲思念老母，自己只身在外，抛母亲于家中，况且清廷又“以胜国遗臣不顺命者，录其家口”相逼。母亲危在旦夕，宗羲日日心焦，既然在此无所事事，不如归去尽孝，于是他“陈情监国，得请，间行归家”(《神道碑文》)。

然而宗羲并未忘怀抗清大业，仍不懈地进行着秘密的斗争，“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费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岂能奈我何?”此首《山居杂咏》正是他此时此地内心世界的自我写照。直到顺治十年，鲁王去监国号，“海氛渐息，无复所望"，他才“奉母返里门，毕力着述”(《清史稿·黄宗羲传》)，将全部精力用于论道、治学。

黄宗羲是位典型的遗民，清代的伯夷、叔齐，我们从他百折不挠的斗争中，从那“身滨十死不言危”的坚强意志中，感受到了一种“威武不能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

持子陵之风节

黄宗羲没能实现“复明”的政治理想，于是像孔子一样，退下来治学，遂成就了一代大学问。

黄宗羲做事，十分投入，苦学力行，实属罕见。少年时代“入京诉冤”如此，自京返乡“肆力于学”也如此。

他读书，不读则已，一旦用心于此，便欲读尽天下善书，家中藏书读完了不过瘾，就四处乞书。浙江余姚，向有书海之地的美名，藏书楼甚多，他依次讨去，不肯放过一家。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千顷堂黄氏、绦云楼钱氏，他都一一讨来，手抄后，如期奉还。为此，他专门开出一片地，兴土动工，建起了一栋抄书楼，名曰“续抄堂”。嗜书苦读，到这个分上，学问的回报，自当与众不同。

黄宗羲早年是刘宗周的弟子，早在崇祯末年就小有名气了，十年烽火，千里奔波，使他对人生体验，对社会、政治的体认，清醒、深刻多了。学问也日渐精深博大。故而，一回到家中，“四方请业之士渐至”(《清史稿·黄宗羲传》)。

既然教学授徒，就要教出个样子来。他首先将 20年前老师刘宗周创办的“证人书院”恢复起来，重新开始讲学活动。

黄宗羲治学有三条原则:其一，讲根基，主张“以六经为根基”，反对束书游谈。其二，重博览，强调融会贯通。其三，强调经世致用，厌弃迂腐之学。自晚明以来，束书而谈的风气兴了近百年，黄宗羲力倡“实学”，且有自己的真学问推行之，遂风靡天下。“东之鄞，西之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神道碑文》)

黄宗羲学问博大精深，“着作盈车”。《清史稿》称:“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涉及经学、子学、史学、历学、文学等广泛领域，且一经其涉足，便多有发现、开拓。其治学的总精神一言以蔽之;总结明亡教训，恢复原儒精神，为中华民族寻找一条出路。最能体现他的这一构思的就是那部《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以“三代之治”为楷模，其着述总旨为:使天下为“家”变为天下为“公”。他认为，封建社会一切腐败现象的总根源，在于“家天下”的体制，从而使得国君“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原君》)。君权未到手时，“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一旦大权在握，便肆无忌惮,"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原君》)

何以变“家天下”为“天下百姓的天下”?黄宗羲提出了“君臣共治”的政治主张。君臣关系，不是上下关系，臣僚不是皇帝的“宦官、宫妾”，而是皇帝的师友、同事。君臣治国，犹如共拽一棵大树，同是拽树之人。何以共治?黄宗羲提出了“学校制”。“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学校》)处理政务，选拔人才，评判是非，制定法律，不可以皇帝的金口玉言为准，而由学校公议。学校制，颇似后来西方的议会制。且比西方早了近一百年。

黄宗羲的这些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革命性质，可以看得出字里行间还散发着战场的火药味。那是来自他亡国间的亲身经历，来自他长达十年抗清斗争的体验，来自于他对明代因何而亡的反思。这种反思有着鲜明的时代性，许多真知灼见不是任何时代学者都能提出来的，我们仿佛感受到，在他那思想的大海里，总是漂浮着商船的桅杆，显示出新工商业者对政治的渴求，大概也正因此，《明夷待访录》更具有近代的性质。

顾炎武读后，为之震惊:“大着《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顾宁人书》)梁启超也从中得益非浅，极赞此书“为刺激青年最有力的'兴奋搁”。我自己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而最早而最深。”遂“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清代学术概论》)

这的确是一部近代启蒙之作，不单单在政治方面，同时也是隐逸文化走人现代的一个符号。

如果以君臣共治取代封建专制，为臣的不再是伴君如伴虎，犹如同学、朋友推心置腹，尽情而谈，无所忌讳;如果官职大小不由皇帝一人定，而是由百姓、由学校公众推举，有本事自己做出业绩，无须争名夺利，勾心斗角……那么文人为了保持那独立人格，获得精神自由，又何必再逃入深山老林，忍受饥困之苦，经受酷暑严寒，消磨那孤单寂寞的时光呢!

隐逸文化说到底，不过是文人对自我意识的尊重，不过是寻求一种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品德的高洁，不愿做政治的奴隶，权势的奴仆，不愿为名利所累，为了挣脱名缰利锁，在政治之外所做的一种人生选择。

政治的民主化、法律化，君臣共治，学校参与，为文人的人生提供了自由的竞技场，提供了文人与政治的结合部，从而使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文人找到了他们用武的自由天地，因此可以说隐逸文化在理论上，自《明夷待访录》起已开始迈入近代时区。

然而理论归理论，行不通的理论到头来不过是一堆被遗弃的废纸。中国的历史不会因为几个书生做出了天真的想象，就像变戏法一样，突然间改变自己的面貌。政治制度尤其顽固，比经济体制、生产方式顽固得多，有惰性得多。战争不过是几个小丑在它设计的舞台上舞枪弄棒，扑打厮斗，像在如来佛的掌心里翻几个跟头而已。几个异想天开地舞文弄墨的文人，像大海中的小鱼，怎能翻得了船?

就像大自然有阴必有阳一样，世上的事物往往是成双成对的。教书和写书就是这样的一对，相互推促的一对。黄宗羲的许多着作都是在讲学过程中写出来的，这些着作直到今天我们还很熟悉。如《明文案》、《明儒学案》、《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以及后来的《明文海》、《明文授读》等。其学术价值，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人多希望出名，但也怕出名。不管是出好名，还是坏名，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苦恼乃至痛苦。在抗清的岁月，黄宗羲成了被捉拿的要犯，四处奔命。如今又以学问出了大名，与孙奇逢、李颙并称为当世三大懦，成为遗民文人的代表。于是清政府又极力地拉拢他，多次想以显赫的地位诱他人朝。

就在《明夷待访录》完稿的第二年，学士叶方蔼举荐他，被婉言谢绝了。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掌院长学士叶方蔼，寓以诗，敦促就道，再辞以免”(《清史稿·黄宗羲传》)。他的弟子陈锡暇深知老师的为人，对叶方蔼说:别再使先生为难了，弄不好会促使他像谢枋得那样自尽的。过了不久，“方蔼奉诏，同掌院学士徐元文监修明史，将征之，备顾问”(《清史稿·黄宗羲传》。他碍于私人面子，礼貌地给徐元文回了封信，信中言道:

昔闻首阳山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吾遗子从公，可以置我矣!

自比伯夷、叔齐，毫无商量余地，举荐之人也只好作罢。

有司知他不会来，只得令浙江督抚“抄其所着书关史事者”，送入京中，徐乾学将此事详奏皇上，说他年老不能来。皇上心中怅然，以为这位大学者只是不肯做官，想了想，说道:“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既欲归，当遣官送之。”乾学将信奉上，说明其绝无来意。皇上听了叹息不止，为失去这样的人才，深感惋惜。

作为一个文人，黄宗羲早在少年时就享有盛名，然自清王朝建立后的 50 年间，清廷屡征，他屡辞，至死未人清廷一步，科考不去，征召不至，布衣终身，表现出安贫乐道的隐士情怀，崇高的民族气节，可谓清代遗民的代表。其品德气节，不失为那个时代的伯夷、叔齐，而学术思想又超而上之。在他身上几乎凝聚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所有隐逸文化的光点，并初步展示出了近代隐逸文化的新走向。

康熙三十四年(1695)，天空上一颗文化巨星陨落了，一个精神的光点眨眨眼、晃了晃，离开了它久居的星座，飞似地离去了。它虽然在有形的空间消失了，却嵌人那无形的记忆世界，成为一个永不消失的光源。

黄宗羲在死的刹那，同样是不寻常的，不寻常的

思想总是伴随着不寻常的行为。

他在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夕，早已营造好了自己的坟慕，那是一个既平常又极不平常的坟。墓底中央，放置一张石床，床上不放棺椁。对于这个独特的安置，他的再传弟子全祖望作了如下的解释:盖自以遭家国之变，期于速朽，而不欲显言其故也。临终前，他还立下遗言:不做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纸幡、纸钱之类，一概不用。

他不相信鬼神，更不愿落俗，他别出心裁让人在坟前树立两条望柱，柱上书写着一副对联:

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着述，同虞喜之传文。

不事王侯、变名隐居、耕钓于富春山的严光，屡征不起，朝廷有大事便“就喜咨访”的虞仲宁，就是他一生的楷模，一生的自画像。

2022-12-16 23: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