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创作者永远要与世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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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吴虹飞
实习记者徐萌   (2011年第18期)

    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作家，骆以军设身处地，用晦涩文体刻画出精神上的漂流、恍惚，以及黑暗中的痛苦。

    北京5月底的一个下午，上下两册厚厚的《西夏旅馆》刚刚印制出来，从广西师大“贝贝特”负责人刘瑞琳手里递交给骆以军。骆以军捧着自己刚出炉的新书，高兴坏了。这是《西夏旅馆》和别册《经验匮乏者笔记》首次在内地出版。

    骆以军1967年3月29日生于台北市，祖籍安徽省无为县。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系文艺创作组学士。出版小说集《遣悲怀》、《月球姓氏》、《第三个舞者》、《红字团》等，被认为是台湾最重要的小说作家之一。

    过去，骆以军是一个胡子、头发长长的怪人，“走路永远低头看地下。”

    “那时候我父亲中风瘫了四五年，母亲退休了照顾他。我一直到26岁才交女朋友。我太太是大学的系花，林黛玉那样的美人，我则是个人渣，喜欢追求中文系那种忧伤的美女。可我没想到这是忧郁症，更没有想到求爱是要结婚的。”

    太太的娘家是做生意的，岳母一直是要把她女儿嫁给有钱人，结果嫁给骆以军，他就得工作了。“到办公室就崩溃了，我就是在家里写广告文案，后来也没做了。”

    “后来发现她是忧郁症，她生了第二个孩子以后很可怜，被困住了。忧郁症其实对最亲密的人压力最大，像是有一个异次元，像《盗梦空间》似的，把你最亲近的人无限吃进去。你身边的这个她不是原来的她，很小的一个事情都会让她崩溃。”

    生第二个孩子后经济压力就来了。房子要装潢，小孩要上好的幼儿园，那时骆以军没有专栏写，收入非常糟，每个月要还债……在写作过程中数次抑郁症发作，不得不求助于药物治疗9个月，部分原因可以说是长期的经济压力。

    他发现30岁之后，写小说不再是写诗的“才情喷薄”，而是一种“极限运动”，把最大的能量聚集在一个点上。“很像潜到黑暗的深海的潜艇，涡轮引擎，高压防水舱要非常强大。那时处在一个摇摇欲坠、支离破碎的状况，感觉仓压要爆掉。”“无法上班，不能出门，也没有爱人的能力，很多时候旁边的人不能谅解，其实他只是生病了而已——像电脑挂掉了，荧幕突然没有光，整个世界变成异常安静的黑白片。”

    他数次提到自己在台湾同辈的小说家，袁哲生、黄国峻，“都是30岁上下先后自杀了。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连带性，可能我们同处一个时代，我们所书写的也是一个共同的痛苦形态。”

    “写了半年，就发觉自己像武侠小说里的虚竹，看到墙上有一套剑法，跟着练，旁边的人也跟着练，内力不够就会吐血。我感到自己是提前来碰这本书了，耗费了很大的心力。”

    《西夏旅馆》以11世纪神秘消失的西夏王朝作为托喻，以一座怪诞的旅馆作为空间，是一部关于创伤与救赎、离散与追寻的传奇故事。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的作家，骆以军设身处地，用晦涩文体刻画出精神上的漂流、恍惚，以及黑暗中的痛苦。

    那是一场漫长的精神漂流。《西夏旅馆》写作历时4年，2008年9月由台湾印刻出版社出版。

    2010年7月，由香港浸会大学创办的华文长篇小说奖项“红楼梦奖”，将第三届“红楼梦奖”的首奖桂冠和30万元港币的奖金授予了创作《西夏旅馆》的骆以军。此前两届的获奖作家分别是贾平凹和莫言。

    “红楼梦奖授奖辞”里写道：“无论在中国内地，还是台湾、香港，文学都面临了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压力，以及市场化、娱乐化、粗鄙化的文化生态环境。本届红楼梦奖首奖授予骆以军的《西夏旅馆》，表达了一种文学道义上的相濡以沫的支持。”

    骆以军是台湾外省人，没有任何贵族经验，生活在一个匮乏的年代，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平凡的环境。“不像本省的家庭，有祖母，各房的亲戚，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像张爱玲，在她十三四岁，脑袋里已经建构出复杂的人际关系。”而骆以军们从小可能就没见过祖父祖母，“从小就只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爸妈得去打工，哥哥姐姐都不一定有，成长的环境就是身边的朋友，朋友的同质性又很高，大家对世界的期待都是一样的。”

    读中文系时，每次在学校就跟哥们儿讲黄色笑话，晚上回去就在小宿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昆德拉、卡夫卡、张爱玲，还有王安忆、莫言大陆的这些。

    诗是他的小女儿，小说是他的大儿子，骆以军说，我最爱的是小女儿。

西夏旅馆—自己伪造了一个父亲

    如果要在书里建构一个原乡，它绝不是台北，也不是南京。

    人物周刊：《西夏旅馆》主要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骆以军：我在《西夏》里面写的其实是寻找父亲，制造一个父亲。《西夏》可能有外省迁移的离散环境，这个环境只能写出苦难和悲情。石黑一雄(着名日裔英国小说家，曾获“布克奖”)有一本书叫作《别带我走》，也是写一个学校，、一群孩子，你以为他们这一群孩子有恋爱、有性，可是有点怪怪的。其实这个学校的成立是因为这些孩子是复制人，要捐赠器官。到二十几岁，做第三次捐赠手术后就会死掉。他们里面可以有性关系，这个女主角作为叙事者，很喜欢翻色情杂志，一开始会以为她有奇怪的毛病。后来明白这些孩子通常是由一些妓女或者底层的女孩捐赠的卵子复制出来，她会觉得杂志上和自己长得像的人，可能是她的母亲。

    我的意思就是，有一种后核爆，核爆已经发生过了，而你有没有可能在这样一个虚构的、复制人的世界，去重新开启一场唐吉诃德式的冒险？对我来讲西夏是时空上的符号，是灭绝掉的，李元昊要圆自己的春秋大梦，要建国，要像大汉天子。他拿掉了唐朝赐的姓“李”，建立官制，建立一个民族共同体，所有的文字要自己去创造。200年这个王朝有自己非常精美的瓷器，现在敦煌出土的大批的佛经还都是用西夏文，他们写经文，发动几次跟北宋或者跟辽之间的战争，他们通常是胜利的，只有打西藏是输的。这个民族非常狡猾、彪悍，而且会玩大国政治，把部落集中，慢慢帝国化，我觉得很像台湾。我觉得西夏是一个幻术、幻梦，他们本来不会灭绝的，只是散落在草场上的游牧民族：羌。

    我实在太喜欢“旅馆”这个场所。里面的人全是过客、侵入者、无主的鬼。在时空短暂抛锚之时，寻求庇护。这就是我们这些第二代迁移者面对严格检查，面对认同的主体所形成的困惑和彷徨：我们缺乏足够的时间的资产。

    书里描述的，很像当时1949年往台湾跑过去的事，父亲这一辈人从原本的土地上剥离，二十几岁跟他的母亲从南京跑到台湾，从二十几岁一直到他七十多岁过世，他一直认为这是一场梦，尤其在晚年，他整天在回忆童年、故乡、结婚、死亡、祭祀祖先——他现在已经过世了。

    小时候我看过父亲过年的一些仪式，我觉得这是他创造出来的，他用自己的记忆力，创造了一种祭拜祖先的仪式——有些东西变形了，荒诞了，超现实了。《西夏》里面很多章节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反而是逃亡的过程，在梦里逃亡——很像台北的外省，你不停碰到一些人，讲他们的童年，讲他们的逃亡，讲他们一辈子在台湾被人拒斥，好像是一个集体的梦。像我这样的书写者，其实如果要建构一个原乡，它绝不是台北，也不是南京，是从听故事中幻想出的自己，是我自己“伪造”了一个精神上的父亲。

    人物周刊：你写《西夏旅馆》受到了忧郁症的严重困扰。

    骆以军：小说家比正常人理性控制力要强，我要写最残虐、最暴力的吃人，写最疯狂、最黑暗的，地狱里的人脸，可是自己不能疯掉。就像在高速打曲棍球，自己的运动非常快，冰上的球也必须非常快。像鸟那样的视觉变换，瞳距、聚焦一直在变化。长期这样高速地高重力使用自己的心智，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濒临疯狂、精神崩溃的状态。

    我不知道内地的写作者，如阿城，或者王安忆、莫言——他们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是如何承受极限的。我不知道他们用怎样的一套修辞，或者怎样一套自我的调整。

30年大陆无真正反省的小说

    人物周刊：现在大陆和台湾的文学界，你觉得有什么相似和不同的地方？

   骆以军：大陆和台湾，同时期都各自有一个梯队。大陆这边当时80年代末大爆炸，像阿城、余华、贾平凹、莫言这一批。当时在台湾也是到了一个爆炸期，有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出来。他们那时候30岁出头，那他们的黄金时期大概就在30到40岁。像天文、天心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台湾是二三十万出版量的畅销玉女作家，可是到30岁以后突然就越写越严肃了。他们为台湾的某一类纯文学小说的维度画了一个边界。到这一批结束，台湾市场上的创作者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时代差异，不管是在市场销量，还是小说的视野，都没有那种爆炸性了，我觉得大陆好像也有这个感觉。

    内地的一些“青春作家”，在他们二十多岁时，因为商业的关系，就已经处在一个话语权的位置了，但他们并没有把自己20、30岁的小说写好，但在名利的道路上已经一路狂奔。

   但像莫言、王安忆，我觉得他们还是蛮保护羽毛的，虽然是作协副主席什么的，但基本上没管事。我听说有很多省作协已经是朱门酒肉的地步，包案子、弄工程，听到很多是这样。国家政治跟经济结盟了，变成这样的模式在支撑文艺。对于我这种创作者来说，我觉得很怪。本来创作者永远要跟全世界为敌，是全世界最孤独的人。也许这不是作家的问题，是这个国家的体制以及文学环境的问题。

   人物周刊：中国早期的作家，很大的文学资源是来自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拉美的文学。这些早期翻译过来的东西进入内地，经过变形，文学的想象力会丢掉，还有爱，轻盈的、梦一样的、会飞翔的想象力会丢掉，最后就只剩下吃人啊、杀人啊、强奸啊，这种触目惊心的，感觉从十几岁开始就阅读这样的内地作品……

    骆以军：作家本来就不该把一个时代的全景的恶梦全加在自己身上。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性在中国的书写，还是非常非常的简陋。

    我喜欢王小波。当然后来他很红，当年他在台湾莫名其妙一个没听过的出版社出了书，我觉得天啊，真是天才！

     现在已经距离60年代的“文革”、70年代的下放，过了30、40年了，后来呢？我15年前到北京，和我去年来到北京，北京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已经很有一个城市的样子了，这里面发生多少事情？现在已经不是农民在骂天，大家没裤子穿，共用一个老婆，骂狗日的粮食，或是亘古的哀愁、头被砍掉的时代了，有许多深刻变化着的过程。为什么这20年、30年，西方的小说他们都没有交白卷，大陆这么一个有重大事件发生的地方，可这30年我没有看到在一个小说本质形式上，真正提出过反省。

    可能是因为环境的高压控制，有些东西可以写，有些东西不能写，哪些东西伤风败俗，哪些东西不符合国家利益，有些东西是你要加入我们才能写。我不让你出版，或者你不能获得作家的身份……这就很奇怪，因为作家本身，作者、小说家应该是独立的人，你要给他们一个独立的空间。可是连这个基本都在控管，而且大家已经默然接受。

    大陆的情形更复杂些，而台湾是另外一种模式下灭掉的，台湾纯文学后来和经济挂钩，政府已经不检查了，问题是资本主义市场，根本没有人要出你们的书，书只能出两千本，或者一千本。出版社出两千本可以打平，跟印刷成本打平，一千本是赔的就不做。

    人物周刊：你说过，作家要有一种讲笑话、理解笑话的能力。

    骆以军：有一部科幻电影，杀手去杀伪装成人类的机器人，他检查的标准是，你有没有说笑话、理解笑话的能力，没有，你就不是真正的人类。其实讲笑话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那些笑话有时是历史的沉淀，具有某类天才。我听到，贾樟柯讲的笑话，阿城讲的笑话，含义会很不同，包含了各自不同的集体记忆。

    我有一次去东北，作协招待我们，特别热情。有一天晚上，我们说慕名而来想看二人转，本来我们高度期待是听一些黄笑话。没想到全是怀旧的红军戏，找一些漂亮姑娘唱十送红军之类，摇一个五星旗，一片红。我突然觉得听不懂笑话。

    那个团长说，哥们，我有一个绝活，用鼻子喝牛奶，用眼睛喷出来。你真的看到他半杯牛奶从眼睛出来。接着用眼皮把钱币夹着，下面绳子吊着几斤重的水。那时候我彻底被这个身体所展现的残酷惊吓到了，那个残酷是有一个记忆性的疯狂层面。后来我们大家都非常沉默，都不知道怎么才好。

经验匮乏者

    人物周刊：王安忆说过，台湾作家最大的问题是经验的匮乏，您怎么看这句话？

    骆以军：在文学创作上，这句话是对的，但并不见得是问题。说《圣经》创造出来那样一个启示录，天火燃烧，海上地震，蝎子出现、雷霆不已，那种场面，是谁创作出来的？它是在一个没有经验，是在一个最枯竭的画面里创造出来的空间场景。

    人物周刊：你提到的内地的成名作家里，他们都曾经在青年时期有过天才式的作品。而有些人是红色贵族之后。这些作品，恰好是他们处在一个没有营养的时代，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混合着青春的荷尔蒙爆发出来的作品，他们恰好是真正的经验匮乏者。

    骆以军：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其实我很羡慕他们，很自卑，觉得他们经验好丰富啊！王安忆他们在“文革”，跟着其他的几千人，甚至一亿人被丢到农村的各个角落，他们可以算作人类学的报道文学，而且他们有天赋、热情。他们这一批的经验确实是非常饱满的。

    可是问题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文明的小说，不可能产生了这一批创作者之后，就变成昆曲，就被封印了，就变成另外一种固定的套式。

    当这个区域里的人，集体的精英越来越相似的时候，你繁殖下去生出来的就是白痴嘛！你去翻一翻大陆的文学期刊，有多少复制王安忆这种文体，或者复制莫言，为什么后来这些作品不成立，被淹没掉了？他们就是把王安忆的小说、莫言的小说——本来是爆发的、疯狂、冒险的——现在变成昆曲了。

    我这几年碰到的两岸对谈都是半官方的模式，我永远见到的就是莫言、王安忆、李锐、余华，台湾这边就是张大春、天文、天心、我。我觉得这些作家都开始要被进入到神坛供奉了。而他们的过去面对的经验是多么饱满啊。

    人物周刊：世界也似乎在趋于同质化，似乎是另外一种洗脑。

    骆以军：很可怕，我有一次去爱荷华参加国际笔会。一个外蒙的诗人，诗写得很好，读完作品，下面的诗人就问，请问一下你们蒙古的年轻人，10岁到20岁都在读什么文学作品。他想想，说，哈里波特。全场都在笑。全世界的，各地区的，台湾、香港、日本、韩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印度、印尼，所有的年轻孩子都在读哈里波特，那多可怕啊！他们不去读那些看不懂的小说，他们被伺候得太舒服了。

    人物周刊：很多内地的传统作家，在小说技法上已经登峰造极，年轻时也有很好的作品，可是后来就慢慢地缺乏血肉，仿佛大家在青春的爆发期之后，缺乏一点点爱，也没有爱的能力。有些可能是爱惜自己的羽毛，索性不写了。你呢？是否害怕江郎才尽？

    骆以军：很多作家觉得江郎才尽可能在30岁或者40以后，因为他太容易征服江湖，后来一直在卖的是他30岁以前的资产。他30岁以前世界观就成形了，他后来有了话语权，小说没有疑问，没有悬念、没有挣扎，没有人性本身的冲突，甚至可以无聊。

    其实一定是有一个巨大的悬念在魅惑着你。我已经44岁了，我再努力，我就算写到了60岁，我后来的15年再努力再努力再努力，我都写不出一本马尔克斯的小说，也写不出《哈姆雷特》。

    我通常写完一个长篇以后会有半年，连最烂的东西都写不出来，很想吐，就像你狂吸完毒以后，不想再碰毒一样，就像你做爱做太凶了，就想吃斋念佛。可是你们慢慢过了半年，顶多一年，你那个饥饿感就像水草细细的长出来，池底的小泡泡又会出现。那我们大家就会又开始蠢动。

    后来我到《西夏》的时候就发现，当你要挑战更大的一个东西时，就算原先以为可以用急行军的方式，很有效率、很规律地写，我觉得我的结构还是会垮掉，可是垮掉还可以复原，复原以后再来。

    这个市场没那么大，所以不急着你赶快赶工，你不是在做球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