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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托克维尔《旧制度和大革命》有感

我早在几年前就拜读了托克维尔，这位和马克思同时代的伟人的巨作《论美国民主》，并早就想拜读他的另一部巨作《旧制度和大革命》，但一直没有时间来实践这一心愿。直到最近，在网上读到了端宏斌先生的文章《中南海的高层在担心什么？》文章中不但提到了中国高官目前正在热读该书，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于是我终于下功夫仔细阅读了这一伟大着作。不但获益匪浅、体会深刻，而且也造就了这篇读后感，对端宏斌先生的部分问题也做了个人的粗浅解答。

一、 “革命并非从压迫最深的地方爆发，而是从最轻的地方爆发，在压迫少的地方，人民反而最无法忍受。”

世界上的许多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往往发生在社会改革已经起步，甚至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初见成效的时期，而不是发生在专制统治最黑暗的时期，这是为什么？

请看托克维尔在本着作中是如何评价18世纪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的：“然而在法国，很久以来，一切都已朝着民主迈进。……教士在道义上无能的状态，贵族的贫困和衰弱，第三等级的财富和知识，地产独特划分的既成事实，大量的中等财产，少量的大产业……当时这个有着贵族、国教、贵族制法律和惯例的法国，总的来看，已经是欧洲真正最民主的国家；而18世纪的法国人，由于他们的社会状况、公民组织、思想风尚，已远远超过了当今最明显地趋向民主的那些民族。”

记得方绍伟先生也曾经提出：“最黑暗的斯大林时期专制最巩固，反倒是‘三垄断’最松动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专制才开始崩溃。”同样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在清政府已经进入君主立宪的历史阶段发生了辛亥革命，在国民政府在1946年已经招开“制宪国大”和1948年召开“行宪国大”时却被共产党领导的暴力革命推翻了。

托克维尔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感觉却更加敏锐。”

我对这种历史现象的解释就是：第一，这种在极端专制统治制度上的改良，或者说改进，并不是专制统治者主动的、彻底的民主化运动，而仅仅是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推动下，被倒逼的、被动的、不彻底的改良和改进。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往往会造成二大事实，一是，纯粹的、原始的市场经济尽管在总体上改善了民生、但却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贫富二极分化，二是，同时也加剧了民众对贫富分化和特权的憎恨和怨愤，激发了民众追求平等的强烈愿望。

第二，最主要的是，上述统治集团被倒逼的、被动的改良和改进，往往是不彻底的，也是无法满足已经尝到改良甜头和已经觉悟、并强烈要求平等的民众的要求。所以，暴力革命的起因并不是改良已经初见成效，而是政治统治者的改良和改进不彻底，无法满足已经觉醒的、强烈地追求平等的民众的要求！！

结论就是，改不改革的问题，由不得集权统治者，在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你不改也得改，你没有其他选择，除非你宁愿玉石俱焚，不怕被暴力清算。你要想改革，就必须彻底地、真心诚意地、有效地进行改革，这样，就一定会使国家和谐地、平稳地、逐步渐进地实现制度的民主化转型，而有效地避免大规模动乱和暴力革命。历史的先例就是台湾蒋经国先生主导的国民党主动开放党禁，实现政党和平轮替的历史事实，当然还有南非、新加坡、韩国、菲律宾、印尼等国，而且大多数都是东亚文化的国家，都是在民众民主力量倒逼下，在政府主导下逐步渐进地发展的民主进程。

重要的是，当代中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历史的教训：当今改革进入十字路口的中国，必须避免法国暴力大革命的根源之一就是：既要实行和推进民主制度，又无法有效地消除特权之下的不平等，这是引起暴力和动乱的关键！而这种对平等的片面追求，和因暴力剥夺所纵容的对财富贪欲相结合的结果，必然就是平等和专制集权的结合，而对自由的追求却被异化为对财富的贪欲！

二、为什么暴力革命后，往往是平等和专制相结合，而自由却被“异化”？

托克维尔先生在本书中写道：“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

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又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当我们读到托克维尔这些对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描述时，难道就没有一种1949年中国革命后，一直到1978年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这些现象上，中国1949年到1978年的社会实践，可以说是重演了法国大革命的某种情境！“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之在这场革命所形成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以致人们心安理得地将中央集权制列为大革命的功绩之一。”那么这种历史情境重演的深层次根源又是什么呢？我的理解就是：

1、 对贫富二极分化和专制特权的憎恨和怨愤，以及对追求平等的强烈愿

望，往往是革命的起因，所以，和法国大规模摧毁贵族特权一样，中国革命同样也剥夺了乡村绅士阶级和城市有产阶级的财富和特权，而在这些社会的中间阶层被摧毁后的后革命时代中，就更适宜集权的统治。这和英国光荣革命后，贵族阶层逐渐地和中产阶层融合为社会中产阶级，成为民主宪政的中坚力量是完全不同的。

2、 当因为对平等的追求摧毁了贵族和社会中产阶层后，通过暴力革命取得

胜利的领导集团，因恋权和专权，就轻而易举地、更容易地建立了贵族和中产阶级缺位的、一管到底的“平等而专制”的社会制度。

3、 反对贫富二极分化，追求平等的暴力革命必然剥夺有产阶级的财富，结

果因生活改善而激发的对财富的疯狂追求，不但忽略了民主、自由和人权，而且新的集权统治集团往往会纵容和利用民众的这种贪欲，从而在这种上层专权和平民追求财富二面夹击的合力下，民主、自由和人权往往会在后革命时代中产生异化。

4、 革命的暴力摧毁了政府机构、民事机构、法律体系、又改变了风尚、习

俗、甚至是预言；摧毁了政府机构后又动摇了社会基础，但又无法及时地构建新的、完善的、能够替代的新事物。于是，这一切就轻易地为集权统治开了方便之门。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暴力革命无法建立相对完善的民主宪政制度的主要原因。而客观事实是，英美逐步渐进的改革模式的社会效果要优越得多。在英美的改革过程中，不但保留了社会中产阶级和社会自治团体，或者说是社会自治力量，同样相对有效地达到了民众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和平等的社会结果。这也就给予当代面临社会转型的中国一个明确无误的历史警示，当代中国必须避免暴力革命，必须通过全社会的上下互动和努力，来实现民主制度的平稳转型！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唯一出路！

最后，我拿托克维尔的话来作为本段落的结尾：“只要平等和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严格来说，人们对专制政府的爱好同他们对国家的轻蔑是完全一致的”此话说得完全正确，如果对专制集权政府的支持和爱好，就是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轻蔑、损害，甚至也可以说是犯罪！

三、暴力革命往往打着反宗教、反传统的旗帜，但结果领导暴力革命的集团自身往往异化为以宗教式的意识形态来对思想和行动进行宗教式的强制。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法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燃起而最后熄灭的是反宗教的激情。”为什么要反对宗教？就因为“基督教之所以激起这样的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自命要治理来世的事务，而是因为它是尘世的地主、领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位置，而是因为在正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它占据了最享有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随着大革命政治业绩的巩固，它的反宗教事业即告覆灭；……”

而中国革命也一样，正因为以儒、道、法为主的旧传统、旧文化，不仅仅是一种传统和文化，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专制的政治制度体系，所以，无论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还是1949年的革命，都无不打着反传统、反孔孟、反老庄和反商鞅、李斯、韩非的反法家旗帜。同样道理，无论是辛亥革命后的蒋介石政权，还是1949年后的毛泽东政权，在权力巩固后，就都非常一致地把它们捡回来，作为巩固集权统治的工具。而且，以毛泽东为首的集权政府，甚至继承的恰恰是中国传统和文化中最反动、最黑暗的专制的因素，（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它们批判和丢掉的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包括“仁、义、礼、智、信”、仁义道德、礼仪智信、诚实信用、助人为乐、慈爱宽恕、平和恬淡、中庸和谐、勤奋好学、崇尚知识等等，都属于应该努力发扬的文化理念。拿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就是：“就像今天一样，政府把全体法国人置于管理监督之下；……” 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为首的集权政府也把中国民众的吃喝拉撒，甚至性行为都完全彻底置于自己的管制之下！

这种暴力革命对宗教、传统和文化利用的历史类同的原因，不但因为暴力革命的宣传，本来就具有一种宗教式的鼓动：“大革命激发了传播信仰的热望，掀起一场宣传运动。由此，它终于带上了宗教革命的色彩，使时人为之震恐；或者不如说，大革命本身已成为一种新的宗教，……”甚至比宗教更具欺骗和鼓动：“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要调整人与上帝的总体关系，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权利和义务，而不顾社会的形式。”更因为“法国革命设计现世，宗教革命则为来世”，正因为暴力革命把信仰的基础，从调节来世转变为调节现世，所以，不但偷换了信仰的本质意义和价值意义，而且使信仰第一次能够成为争取自身利益的交易和对信仰对象的贿赂——把信仰作为获取私利的工具！

四、“当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国这座古老政府大夏几乎完好无损；可以说，人们在它原基础上建起了另一座大夏。”

如托克维尔所说：“大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毁了君主制度这个庞大的的体制，但它于1800年重新恢复……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都恢复实施，而且巩固下来。”“1978年的勇士们曾推翻这座建筑，但是它的基础却留在这些摧毁者的心灵中，在这基础上，它才能突然间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往更为坚固。”和法国大革命非常相似的是，中国1949年的革命，就是在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制度基础上，“建起了另一座大厦”，而且“比以往更为坚固”。正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政府只是听从某种本能，而这种本能促使任何政府独揽大权，政府官员尽管多种多样，但这种本能却始终如一。……它利用某一人的惰性，又利用另一人的自私，以占据其位置；它利用旧政府机构的一切流弊，从不试图予以纠正，只是竭力取而代之，……”这里说的是什么本能始终如一？就是对专制权力的贪恋！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就是对权力的独裁！

那么，如何来体现“比以往更为坚固”？就如托克维尔所形容的：“其实即使他们真正挣脱了主子的统治，他们也无法摆脱主子灌输给他们的或听凭他们吸取的种种错误思想、罪恶习俗、不良倾向的束缚。人们有时看到，人民在行使自由权时，竟然把奴隶的好恶也搬了过去，对自己的行为不能控制，……”这是因为，暴力革命彻底摧毁了传统的宗教精神、文化理念、风俗习惯，甚至是所有社会基础，却无法及时地建立和完善新的事物来填补空缺，结果就是换汤不换药，旧瓶装新酒!

最显着的例证就是托克维尔指出的：“王国所有土地原本均依国家的条件被特许出让的，国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只不过是身份尚有争议、权利并不完全的占有者而已。……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看上去奇怪，社会主义首先植根于国王专制制度。”历史的重演就是1949年后的中国，当工农革命者在剥夺了乡村绅士阶层的土地所有权的同时，也同样剥夺了普通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神圣权利，结果就是几千万农民因饥饿非正常死亡的惨剧！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的刘少奇先生在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是在反右运动中，支持，或者同意对党内外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进行政治迫害的同时，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他自己作为国家主席的“宪法权利”！所以，就资本主义的，或者确切地说是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保护私有财产”而言，不但保护的是有产阶级的财产，同样也保护了弱势群体的财产，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护弱势群体的财产比保护有产阶级的资产要重要得多。正如刘军宁先生所说：少奶奶的项链被抢，只是她再买一根的理由，而乞丐的馒头被抢，甚至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

五、当代中国必须清醒而理性地认识18、19世纪英、法建立和完善工业化市场经济及其所必需的民主宪政制度的不同过程和不同模式的前车之鉴。

正如托克维尔所分析的，在整个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及其所必需的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和模式上，英、美走出了一条和法国暴力大革命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英国，……人们便会发现，自17世纪以来，封建制度已基本废除，各个阶级互相渗透，贵族阶级已经消失，贵族政治已经开放，财富成为一种势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辩论公开。所有这些新原则在中世纪都不存在。然而正是这些新事物一点一滴地渗入这古老的躯体，使之复苏和免于瓦解，并在保持古老形式的同时，灌输新鲜活力。17世纪的英国已经是一个现代国家，……”

“使得英国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并不是它的国会、它的自由、它的公开性、它的陪审团，而是更为特殊、更为有效的某种东西。英国是真正将种姓制度摧毁而非改头换面的唯一国家。在英国，贵族和平民共同从事同样的事务，选择同样的职业，而更有意义的是，贵族和平民间的通婚。最大的领主的女儿在那里已能嫁给新人，而不觉得有失体面。”“在英国领主家，可以请三四个庄稼汉来和主人全家一起吃饭，并坐在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当中。这种事我在英国至少见到过一百次。可是在法国，从加来到巴约讷，这种事哪里也寻不到。”“我不知道，封地获取税是否比其他捐税在加剧平民与贵族的分裂上起更大的作用，因为它妨碍了平民与贵族的融合为一，因为拥有地产是使人与人同化得最快、最好的事情。一道鸿沟就这样每时每刻在贵族所有者和他的邻人—— 平民所有者——之间重新划出。相反，在英国，自从17世纪以来就废除了世袭领地与平民占有土地之间的差异，从而空前加速了这两个阶级的凝聚。”“英国贵族的杰作是使社会各民主阶级长期地相信共同敌人是国王，因而使贵族终于变成了各民主阶级的代表，而不再是他们的主要对手。”

“18世纪在英国享有捐税特权的是穷人，在法国则是富人。在英国，贵族承担最沉重的公共负担，以便获准进行统治；在法国，贵族直到灭亡仍保持免税权，作为失掉统治权的补偿。”但在法国“自国王约翰被俘、查理六世疯癫而造成长期混乱、国民疲惫不堪之日起，国王便可以不经国民合作便确定普遍税则，而贵族只要自己享有免税权，就卑鄙地听凭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几乎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它们折磨旧制度后期的生命并使它骤然死亡。”在法国，“捐税的不平等每年都使各阶级分离，使人们彼此孤立，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最无能力应付的人却得交税，当捐税以此为宗旨时，就必然要导致那一可怕的后果——富人免税，穷人交税”

那么造成法国这种历史事实的根源是什么呢？托克维尔分析得非常明白：“当国王第一次凭借自己的权威征收捐税时，他懂得首先必须选择一项看来不致直接损害贵族的捐税；因为贵族在当时是与王权敌对的危险阶级，他们绝不会容忍损害他们利益的革新；因此国王选定一项他们免缴的捐税；他征军役税。于是，在已经存在的所有个别的不平等中，有加上一项更普遍的不平等，从而加剧并维持所有其他的不平等。”

“英国爆发第一次革命（指1642-1649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震撼了整个国家的整个政治结构，直至废除了君主制，但它只是非常表面地触动次要法律，几乎丝毫未改变习俗和惯例。司法和行政保留原来的形式，照旧沿袭着昔日的习惯做法。据说在内战最激烈的时候，英国的12位法官仍在继续进行一年两次的巡回刑事法庭。因此，一切并未同时激荡。革命的效果受到局限，英国社会尽管在顶层动摇，基础却岿然不动。”

从上面托克维尔的分析论述中可以看出18、19世纪英、法两国的社会状况区别明显：一是，英国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现象，远远小于法国，尤其是在贵族特权方面，同样远远地小于法国。可见，在社会变革时期，这种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的特权，是引发暴力革命的最主要的根源。以史为鉴，我们中国当今如果真要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话，能不能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和消除不平等的特权，是避免动乱和暴力革命的最主要因素。

二是，英国贵族明智地承担社会责任，负担主要税负，并主动和第三阶级融合，走向大众，成为民众遏制和推翻王权的领导力量。但法国的贵族却在自私地贪恋特权，和民众保持距离的同时又反对王权，自我孤立，结果是自取灭亡。以史为鉴，中国的中产阶级绝对不能为了自我利益而倒向集权群体，把自己自立为民众争取民主权利的对立面。尤其是在当今中国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的客观现实中，中产阶级绝不能自私地把社会责任和税负推向民众。可以这么说，中国中产阶级在政改中的立场和倾向，将直接决定中国政改能不能有效地避免动乱和暴力革命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是，英国的税制和税负比法国要公平的多。以史为鉴，在当今中国税制和税负同样非常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客观事实中，那么，在政改过程中能不能有效地改变在这不合理和不公平的税制、税负，就同样成为能不能有效避免动乱和暴力革命的关键因素之一。

四是，当今中国必须借鉴英国的成功经验，在整个改革，尤其是在政改的过程中，必须逐步地渐进，在上层领导群体和政治体制变更和改革的同时，必须保持整个社会基础的基本稳定，尤其是保持行政、司法和法制“基础”的基本稳定。并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动乱和暴力革命！

网载 2015-08-23 08:3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