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外滩与近代宁波社会的变迁 孙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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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外滩与近代宁波社会的变迁

孙善根

孙善根,副教授,1986年毕业于杭州大学,获硕士学位,同年起至今一直在宁波大学执教。长期从事“宁波帮”及近代宁波研究,主编《宁波帮大辞典》、《论近代宁波帮》等论着多部(篇),其中《宁波帮大辞典》获宁波市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宁波外滩是西方列强侵略宁波的产物,它的存在是近代宁波半殖民地化的标志,但同时也对近代宁波历史进程产生了诸多积极作用,影响的范围甚至扩及浙江乃至全国,对此应予以客观地评价。

一、通商口岸中的“宁波模式”

宁波与上海等地是中国五个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但后来发展道路却各有不同,宁波成为不同于租界的“外国人居留地”。与有“国中之国”之称的租界不同,外国人居留地是指外国人已拥有一定特权但尚未发展成租界的居留、贸易区域,其基本特征是没有租界限制,居留地的建设与管理有中国地方当局参与。这一模式的形成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

长期以来,英国人一直看好宁波的商业地位,力图早日打开宁波这一庞大市场。为此,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即任命英军占领镇海时任民政长官的罗伯聃为驻宁波领事。1843年12月19日,罗氏等奉命“坐大小火轮船各一只,夷兵船一只,驶至宁波”。他们与宁波地方官员会商开埠事宜,议定在江北岸设立领事馆。随后,英人即租赁民房设立“宁波大英钦命领事署”,并授权管辖浙江全省有关英国的对外交涉事务。英国人之所以对宁波江北岸发生兴趣,主要基于江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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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雨江之间,对外贸易极为便利。另外,雨江沿岸商业发达,又无成有限制,有广画的发展余地,商船和军舰可以自由进出。宁波正式开单后,美国、法国、西班牙、德国、荷兰、挪威、瑞典、日本等国纷起效伤,在这里设立领事和副领事。到1850年,常住江北的外国人已达19人。1855年为22人,其中14人是传教士,5人是商人,3个是使馆工作人员。1859年为49人,大求具有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的双重身份。尽管当时中外双方没有签订协议章程,但清政府实际上"默认了外国人居留区的事实"

19世纪60年代初,西方列强利用太平天国战争巩固了他们在宁

江北岸外滩

波居留地的地位。1861年12月,太平军攻占宁波城,约7万华人为躲避战火,纷纷涌进江北岸。此时江北岸已完全为英法军队所控制。不久,即1862年1月13日,驻宁波的英、美、法三国领事开会订立协议,他们以保护外侨生命财产为借口,单方面规定了江北岸居留地的界址。会上,经过商议达成两个协议:第一,江北岸居留地界址为东起甬江边,西至余姚江边,南至三江口,北抵北戴河和寺庙一线,外国人自由居住,不受干涉。第二,将来必要时,领事有制定地域内规则

的权利。5月31日,英法联军协同清军夺回宁波城,三国领事又召开第二次协商会议,再次确认上述条款。同年8月间,法国领事埃丹(B·Edan)撤回他们原来的意见,提出在宁波建立法国专管租界的主张。对此,美英等国表示反对,使法国开辟专管租界的计划破产。这样,江北岸外滩一直成为外国人的公共居留地。

江北岸虽然未被辟为租界,但界内的市政建设已被外人控制,当地的警察组织也一度直属于领事团。为维护江北岸外滩居留地的治安,开埠不久即设立巡捕,由宁绍道台拨绿营兵勇8名,改为巡捕,驻扎江北岸,委任英国人戈林监带,受税务司节制。19世纪60年代后,由于大批华人进入江北岸,使这里的治安问题更加突出。为此,1864年(同治三年),宁绍道台禀经浙抚批准,在外滩设立巡捕房,行使江北岸商埠区的一切治安、刑事等权力。为更有利“巡捕查逐各国流氓”,英国人华生担任督捕,蒲克礼士任副督捕,巡捕数也增加到40人。1867年,英国费(Fittock)领事、法国席(Simon)领事委派葛参将为总巡捕官。宁绍道台委任葛参将以管训巡捕委员(简称武委员)职,加委浙海关林税务司为文委员,仍以英国人戈林为督捕。1880年制订《宁波重设巡捕办事章程》,中国方面部分收回了当地警察权。根据这一规定,巡捕房经费由中国政府承担,由宁绍道台任命外国人担任巡捕房督捕,逮捕居留地内的华人,手续如同逮捕华界中的华人;逮捕“无约国”的外国人,通常应由税务司商同地方官办理;逮捕“有约国”的外国人,通常应有该国领事签发的逮捕证。1894年(光绪二十年)订立《宁波增订巡捕禁令章程》,改变10多年前的规定,即中国差役虽然仍能入界“巡查地方”,但查拿界内人犯,其牌票须先送巡捕房签字,并须由巡捕房协拿。

1898年,经浙海关税务司提议,开始在江北岸成立负责道路、卫生、电气、水道等市政建设事宜的工程局。工程局设董事会,浙海关外籍税务司穆麟德(Mollendortt)任董事长,另有局董8人,中外各4人。

工程局的设立促进了江北外滩的建设与繁荣。工程局成立后即以码头捐收人在江北岸修筑一条长达数百米的码头,并对沿江堤岸与市面马路进行整修,加快了江北岸的开发与发展步伐。到十九世纪末,江北外滩已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当时,旗昌、太古、三井、怡和等许多着名的洋行都在外滩设有分支机构。1890年,在江北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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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国公司与洋行达28家。在此胸后,许多着名的中国金融、贸易、航运企业出粉纷进入江北。成立于1872年的着名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次年就在宁波江北岸设立分局,1875年又建造起码头。中国最孕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成立的第二年也在江北设立兑换处,后发展为除上海以外的第一家分行,其营业大楼是当时宁波最高、最雄伟的一座建筑物。

由于江北外国人居留地行政管理权名义上采取中外联合执掌的方式,而事实上中国地方当局也参与了居留地的建设与管理,中国主权丧失较少,这一所谓“宁波条约口岸模式”受到中国官方的信导与推广。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北被迫订立《马关条约》时,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奉旨议复时拟对策十九条,其中第一条即是推广宁波之做法:

宁波口岸并无租界名日,洋商所在居地名江北岸,即名曰洋人寄居之地。其巡捕一切由浙海关道出贵,雇佣洋人充当。今日本断开苏、杭、沙市三处口岸,系在内地,与海口不同,应当照宁波章程,不设租界名日,但指定地段纵横四至,名为通商场,其地方人民管辖之权,仍归中国,其巡捕缉匪修造,一切俱由该地方官出资雇人办理。

张之洞的建议受到清廷的重视,后来在开放苏州、杭州等城市时力图推行宁波的做法。

到20世纪前后,江北外滩已是五方杂处、商业繁华的洋场。据《申报》载.1915年常住宁波的外国人达130余人。他们中以传教士与商人为主。特别是传教士,在传教布道的同时还在宁波积极从事文化教育、医疗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这不仅为江北外滩增添了许多新鲜色彩,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宁波走向近代化的进程。

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20年代,随着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宁波人民要求收回外滩主权的呼声日益强烈。1909年,中国方面全部接管了江北岸巡捕房,并改名为宁波警察局,所有警察官员均由中国人担任。此后,人们把目光投向江北工程局,直到1927年宁波设市,国民政府最终收回外滩的行政管理权,从此所谓的外滩不复存在。

二,宁波外滩与宁波的近代化

宁波外滩存在了约80年时间,这对近代宁波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对此应该作历史的、全面的分析。毫无疑问,宁波外滩是

西方列强侵略宁波和浙江的基地与桥头堡,它的存在是对中国主权的产重侵犯,同时它也促进了宁波这个古老城市的成长与近代化。

宁波外滩在宁波近代化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外滩的存在是古老的宁波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助推器。江北岸被划为“外国人居留地”后,西方传教士、商人接踵而来,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化的西方文化以各种物质的或精神的载体直接呈现在宁波人的面前。教堂、报刊、学校、医院以及近代市政设施纷纷在宁波外滩出现。从而对宁波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外滩的存在使宁波经济开始直接面对世界市场,刺激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宁波经济的近代化程度。宁波开埠后许多洋行与公司进人江北岸,他们早期主要经营鸦片和棉纺织品。后来发展到航运、金融保险、编织等行业。在外商的示范下,领风气气之先的本地宁波商人也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利用江北外滩这一码头获取国际市场信息,积极从事对外贸易,使宁波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一些能主动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草帽、棉花、钱庄业迅速得到发展,如宁波草帽1868年出口仅4万顶,价值4百两白银,到1875年猛增到410万顶,1877年又增至1372万顶,价值18.3万两白银,十年间增长了250倍。宁波是浙江的重要棉区,但开埠后一度受美国棉花的排挤而出口不畅,1860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致使国际市场棉花价格大幅上扬。宁波商人抓住这一机遇积极从事棉花出口。1863年宁波出口棉花创下历史记录,达到12.5万担,价格从每包9元上升到28元。此后棉花出口继续上升,最高时达20余万担,

同时在外商企业的影响下,本地宁波商人纷纷创办新式企业。他们引进先进技术,开始创办近代企业。早在1854年,费伦志、盛植官等人集资7万两,向外商购买轮船一艘,定名为“宝顺”,护航于沪甬线上.这是近代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近代宁波最早的民族企业如机器制造、轮船航运、棉纺、印刷等纷纷在江北岸或其附近出现,从而使宁波经济近代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其次,在西方文化向宁波乃至浙江的传播过程中,宁波外滩起到了“窗口”与“桥梁”的作用。1854年宁波出版了第一份近代报刊《中外新报》,它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首批出版的中文报刊,比上海第一家中文报刊《六合丛谈》还早3年,为浙江省新式报纸之始。之后,又相继有传教士创办的《宁波日报》、《甬报》等近代报刊出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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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显的“文字布道”外,它们也刊载一些“西学”和“新学”,为长期处于闭关状态下的宁波人民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自此以后,宁波人自己的报刊纷纷出现。传教士也是宁波近代印刷出版业的始作俑者。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将原设澳门的印刷所迁至宁波,定名为“华花圣经书房”。同年9月,投人使用,印刷机器来自美国。1860年迁往上海,改名美华书馆,后发展成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所办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机械化印刷出版机构,在宁波的15年间共出版了100余种西方书籍,其中宗教类占81%,科学文化等占19%。

外国传教士在创办近代教育上取得了更大成就。1844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的传教士爱尔德赛从南洋来到宁波传教,自费创办一所女塾,这是浙江第一所洋学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之后,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江北槐树路开办了浙江境内最早的男子洋学堂(杭州之江大学前身)。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起,教会学校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不仅数量猛增,而且规模也不断扩大,开始出现中学,如1881年北美长老会在宁波江北岸设立的崇信书院,1912年改为崇信中学。据《宁波教育志》载,到1912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宁波已经开办了18所新式学校

这些按西方模式创办起来的学校,带有许多中国传统书院不管有过的新鲜气息,对宁波传统的教育体制产生了巨大冲击,促进了宁波教育的近代化。从教育的内容看,宁波各家学堂所学的内容开始采用西方的体系,教授曲线学、微积代数、三角几何、外语等,如华英书馆就有出国留学生教授英文、算学,洋文书馆教授英、俄、法三国语言。从教学方法看,也更为合乎学生接受知识的规律,强调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注意锻炼学生的体魄。近代中国第一个女留学生金雅妹、着名外交家王正廷以及杨坊、周宗良等“宁波帮”重要人物都曾毕业于教会学校。

西方传教士还积极在宁波从事医疗事业。早在1843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城内开设诊所,并在月湖书院内办班传艺,发展成为大美浸会医院,后改名为华美医院。随后,美国传教士麦嘉缔、英国圣公会相继在江北岸开设惠爱医局、体生(后改名天生)医院。从此,西方的医术与药物在宁波地区传播开来,在内地许多地方人们避之不信的西医为许多宁波人所接纳。到民国初期,中医一统宁

波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宁波城内中西医已平分秋色。

再次,宁波外滩对近代宁波的另一作用是促进了近代宁波市政与社会公益事业的兴起。外国人十分重视居住环境的改善。宁波开埠后,外国人在居留地先后设立工厂、学校、船埠、商店等,修建道路、码头、房屋、教堂、医院、电灯等公共设施,使宁波有了最早的城市市政体系。1898年江北工程局设立后,体现西方科学技术的各类机器、设施被移到了外滩,如宽敞的马路、电灯、自鸣钟、脚踏车、洋房、教堂以及银行等。这些物化了的西方文化,与宁波的原有器物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从而成为宁波人了解西方的窗口。宁波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及其优越性。江北岸外滩街面富丽、清洁、有秩序,洋房林立,商业繁荣,这些事实促使宁波人逐步地学习、模仿。

这一时期,外滩已经用先进的电力照明替代了煤气照明,这一进步趋势很快传到宁波其他地区,宁波人开始利用这一先进的技术。1897年,由旅沪商人孙衡甫投资,在城区战船街创办电灯厂向城区江厦街、东大街、甬江大道头等主要商业区和少数居民区提供照明用电。当时,甬江大道头新到奇巧水月电灯焰火亮如浩月,光耀射目,与市上灯烛比之相差天涯也。"

其他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也在适应城市人口大幅度增长的需要时应运而生。据统计,1900年,宁波城内人口已经达到30万,其中雇员12万,60%的人从业于商业。这个状况需要城市为大众提供医院剧院、保险、银行等新的公共建筑、设施和各种服务,而这些近代城市因素则恰恰是通过外滩传到宁波各地的。1864年(同治三年)在甬洋行达24家,其中怡和、恒顺、广元、悦来等洋行代理英商海上保险公司、联合保险公司等公司的保险业务。

在西方慈善观念影响下,近代宁波慈善事业也发生转型,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慈善机构由以养为主转为教养并重乃至以教为主,育婴、医疗等受到高度重视。当时民间溺女恶俗较多,穷人因无力抚养子女,只能将子女溺死。为此,宁波当局建立了保婴会,并颁布《严禁溺女恶俗告示碑》,提出要严禁溺女恶俗,“劝谕富绅,广设育婴处所,妥为收养,俾无力贫民,不致因生计艰难,再蹈恶习。倘仍不知改变,即治以应得之罪,毋稍姑贷。”此外,宁波当局还对无力就医的贫困者进行帮困、施医,施棺掩埋,在月湖附近设有水济施医局。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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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光绪二十五年)夏秋,宁波疫病丛生,苦乏良医,许多市民为此苦恼。宁波当局在府属东设立施医局,请江西名医来甬诊治。

总之,外滩的存在使西方文化对宁波的影响广泛而深人。显然,外滩是近代宁波人得以“领风气之先”的重要因素。许多后来在外部世界成就大业的宁波人不少都是在家乡接受最初的现代文明洗礼而逐步成熟起来,大步走向世界的。历史值得回味。近代宁波人在遭受屈辱的情况下没有沉沦,而是在困境中奋起,在落后中前进。近代宁波外滩的历史对现在大步走向世界的当代宁波人来说并不是没有启示意义的。其一,对外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在屈辱的条件下进行的,但对外开放毕竟是在世界市场基本形成条件下一个民族或地区走向富强的重要因素。对外开放有力地瓦解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提升了宁波经济近代化成分,成为推动宁波走向近代化的主要力量。其二,文化上的多元与宽容是造就人才辈出局面的重要条件。宁波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对外开放传统的通商口岸,各种文化都在此碰撞、交融,使近代宁波人在文化认同上表现出较大的宽容与开放心态。他们敢于并善于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努力吸收外来文明成果,又不抛弃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从而使近代宁波人获得长足的进步而成就宏大的事业。

宁波是人类从事浅海活动的最早地区之一。河姆渡出土的独木舟木桨和陶船模型等充分表明,宁波先民早在7000年前,就来往于江河湖海之上,从事水上生产活动。宁波也是中国最早拥有港口的地区之一。春秋时期,我国拥有着名的碣石(今秦皇岛)、转附(今烟台)、琅琊(今山东胶南县)、会稽(今绍兴)、句章(今宁波)等海港,其中句章港在五个港口中占据显赫的地位,越王在该港设置造船工场,制造战船,兴办水师,同时吸引前来贸易的“海人”,当时已经成为具有军事和商贸双重功能的重要港口。

其发展的基础,那么,从汉代遗址中出土的为数甚多的舶来品,上林湖古窑址生产的大量外销陶瓷,则树起了一座新的对外交往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宁波的海洋文化已经进人到一个以东西方文明对话为核心的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强有力地推进了宁波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腾飞。至唐代,则是明州(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发展时期。明州依托港口,于长庆元年(821)迁治三江口后,扩建州城,兴建港口,设置官办船场,拓展腹地(筑它山壤,修杭甬运河)等一系列举措,遂使明州成为当时中国港口和造船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与广州、扬州、交州并称唐代四大名港。当时,明州商帮(团)将唐代佛教用品、香料、药品、茶叶、丝绸、陶瓷、书籍等大量运销日本、新罗及东南亚等地,其间包括鉴真大师等经明州东渡日本传教,日本最澄等遣唐使入明州等地求法回国弘布等,使明州成为“东亚贸易圈”中四大枢纽港(中国的明州、登州,日本的博多,新罗的韩国清海镇)之一。宋代是明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全盛时期,宋淳化三年(924)设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北宋元丰元年(1078)和宣和五年(1123),明州两次奉旨打造四艘万斛“神舟”和伴行客舟,其规模之大.制作之精,造船技术领世界各国之先,饮誉海内外。明州被朝廷指定为通往日本、高丽的特定港口,遂使贸易规模和文化交流发展迅猛。宋元时,明州、庆元(宁波)乃全国最着名的三大对外贸易港之一。清初弛“海禁”后,清政府在宁波设立的“浙海关”,是当时中国四大海关之一。

历史证实,宁波不但是与世界各国、地区进行交通贸易的名港大埠,而且是开展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3.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主要特征

为做好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工作,宁波市对区域内已发现的104处文化遗存,按照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72年颁布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的6条标准,在经分析、筛选之后,确认19处遗存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史迹,其中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10处,宁波市文物保护单位2处。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史迹具有以下三个显着特征;

第一,时空跨度大。从19处史迹看,自汉至近现代其跨度约2000年,源远流长,经久不衰。肇始于东汉的世界着名的上林湖越窑遗

端丁乐百的丁波地区。

以上所举关于梁祝传说的文字材料,一般都比较简单,现存较早、也较完整的是宋李茂诚(宋大观中知明州事)的《义忠王庙记》:

神讳处仁,字山伯,姓梁氏,会稽人也。神母梦日贯怀,孕十二月,时东晋,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分瑞而生。幼聪慧有奇,长就学,笃好坟典。尝从名师,过钱塘,道逢一子,容止端伟,负笈担签。渡航相与坐而问曰:“子为谁?”曰:“姓祝,名贞,字信斋。”曰:“奚自?”曰:“上虞之乡。”曰:“奚适?”曰:“师氏在迩。”从容与之讨论旨奥,怡然自得。神乃曰:“家山相连,予不敏,攀鱼附翼,望不为异。”于是乐然同往。肄业三年,祝思亲而先返。后二年,山伯亦归省。之上虞,访信斋,举无识者。-叟笑曰:“我知之矣。善属文,其祝氏九娘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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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踵门引见,诗酒而别。山伯怅然,始知其为女子也。退而慕其清白,告父母求姻,奈何已许贸城廊头马氏,弗克。神喟然叹曰:“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也。"后简文帝举贤,郡以神应召,诏为酂令。婴疾弗瘳,嘱侍人曰:“西清道源九陇墟为葬之地也。”瞑目而殂。宁康葵酉八月十六日辰时也。郡人不日为之茔焉。又明年乙亥暮春丙子,祝适马氏,乘流西来,波涛勃兴,舟航萦回莫进。骇问篙师。指曰:“无他,乃山伯梁令之新冢,得非怪欤?”英台遂临冢奠,哀恸,地裂而埋葬焉。从者惊引其裙,风烈若云飞,至董溪西屿而坠之。马氏言官开椁,巨蛇护冢,不果。郡以事异闻于朝,丞相谢安奏请封义妇冢,勒石江左。至安帝丁酉秋,孙思寇会稽,及酂,妖党弃碑于江。太尉刘裕讨之,神乃梦裕以助,夜果烽燧荧煌,兵甲隐见,贼遁入海。裕嘉奏闻,帝以神助显雄,褒封“义忠神圣王”,令有司立庙焉。越有梁王祠,西屿有前后二黄裙会稽庙。民间凡旱涝疫疠,商旅不测,祷之辄应。宋大观元年季春,诏集《九域图志》及《十道四蕃志》,事实可考。夫记者,纪也,以纪其传不朽云尔。为之词曰:生同师道,人正其伦。死同窀穸,天合其姻。神功于国,膏泽于民。谥文溢忠,以祀以里,名辉不朽,日新又新。(见清闻性道《鄞县志》)

山露水,逐渐大白天下。当地人们为这一突发的“事件”所震惊,开始探究问底,于是,民间才开始传说他们生前一幕幕凄婉动人的传说。或者“马言之官,事闻于朝,丞相谢安奏封义妇冢"之后,梁祝奇事才在民间逐渐流传开来了,然后经过民间艺人的不断加工充实,才演绎出一个流传千古的经典传说。

梁祝传说发展到此,已基本成型,只是还没有“化蝶”的结尾。此后比较重要的文献记载还有明代冯梦龙的《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和清(道光)邵金彪的《祝英台小传》,尤其是后者出现了化蝶的结局:

祝英台,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生无兄弟,才貌双绝。父母欲为择偶,英台曰:“儿出外求学,得贤士事之耳。”因易男装,改称九官。遇会稽梁山伯亦游学,遂与偕至宜兴善权寺之碧鲜岩,筑庵读书,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为女子。临别梁,约曰:“某月日可相访,将告母,以妹妻君。”实则以身许之也。梁家贫,羞涩畏行,遂至衍期。父母以英台字马氏子。后梁为鄞令,过祝家询九官。家童曰:“吾家但有九娘,无九官。”梁惊语,以同学之谊乞一见。英台罗扇遮面,出身一揖而已。梁悔念而卒,遗言葬清道山下。明年,英台将归马氏,命舟子迂道过其处。至则风涛大作,舟遂停泊。英台乃造梁墓前,失声恸哭,地忽开裂,坠入茔中。绣裙绮糯,化蝶飞去。丞相谢安闻其事于朝,请封为义妇冢,此东晋永和时事也。齐和帝时,梁复显灵异,助战有功,有司为立庙于鄞,合祀梁祝。其读书宅称碧鲜庵,齐建元间,改为善权寺。今寺后有石刻,大书“祝英台读书处”。寺前里许,村名祝陵。山中杜鹃花发时,辄有大蝶双飞不散,俗传是两人之精魂。今称大彩蝶尚谓“祝英台”云。

虽然“化蝶”的情节,在宋代薛季宣的诗中已有“蝶舞凝山魄,花开想玉颜”之句,但到这时才结合地方环境,有机地组成生动的结尾,从而将梁祝传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段记载的另一贡献是突出了东晋的时代背景。当时由于士族制度,门第相等才能互通婚姻。青年男女在这种严格的阶级对立情况下,纵然有缘相识,互相倾慕,但是由于门第、身份等的关系,婚姻不由自主。梁祝之不能成婚,恐怕由于传说中说梁山伯出身寒门,因家贫,推延婚聘之期,直等到后来做了县令,才至祝庄访友,是一个主要原因。当时有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之说。如梁时,王源嫁女给富家满氏。沈约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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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州与妈祖信仰的渊源关系

1.妈祖的生平及其影响

妈祖即天后,又称天妃,天上子母,民间俗称妈祖,是我国自北宋以来沿海百姓崇祀的海神,

妈祖原名林默,祖居福建莆田温洲岛。生于北宋建隆元年(960)三月二十三,班限四年(987)九月初九羽化升天。林默出生时,有祥光异香,因其弥月不哭,因此名“默”,她自幼聪慧,从师读书,过目成诵,深解其义。长大后,她决心终生行善济人为事,矢志不嫁。她专心慈善事业。精通医术,治病救人。她性情和顺,为乡亲排难解纷,引导人们避凶化吉。她还通晓天文气象,熟悉驾舟操舵,水性娴熟。传说,林默能乘席渡海,驭云驾雾环游岛屿间,也能预卜未来凶古。雍熙四年(987)升仙后。常着红衣显灵海上,于是乡民在湄洲建祠祭祀称“林夫人庙”。

自宋以来近千年间,天后的故事广为流传,天后的信奉日渐扩大,其要是人民群众对善力的崇敬。天后的信奉者们从最早企求天后救难扶危,保佑海上平安扩展到期望天后济世救难,庇民护国,并籍天后信仰倡导同舟共济、救死扶伤、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和忘我无私的大无畏精神。天后信仰,根植于民众之中,体现了千百万民众寄予的美好愿望。在天后信仰的精神支持、鼓舞下,沿海人民战风斗浪,开辟航线,不断开拓新的生活领域。

天后的影响还通过华侨波及到东南亚及欧美。数百年中,成千上万的华侨远涉重洋到世界各地谋生。每当一批华侨离乡之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要到天后庙进香以求保佑,希望航海平安,家人无恙,盼望有朝一日能返故土。据有关资料统计,现在世界上约有1亿人信奉天后,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兴建有天后庙,各国凡有华人聚居的地方,几乎都存有天后信仰。相当多的海外华人把天后作为祖国和母亲的化身,天后又成为海外游子寻宗问根的“桥梁”。

从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始到清道光为止,妈祖受历代皇帝赐

封26次,封号由“夫人”、“妃”“天妃”“天后"直至“天上圣母”。妈

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超信仰,经过千年的融合厚造,孕育成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成为中

2.明州(宁波)在我国妈祖信仰传播中的作用

宁波地处东南沿海,自古以来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唐宋以来,更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交通贸易港口,乃着名的“海上丝湖之路”发祥地和始发港之一。

据史料记载,北宋宣和年间,朝廷派徐兢等赴高丽,回国后,根据其本人赴高丽途中及在高丽的经历,撰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其中曾有一段重要记载:“宣和五年(1123),给事中路允迪等奉使高丽,因中流震风,七舟俱溺,独路所乘,神降于樯,安流以济,使还奏闻,朝廷特赐"顺济'庙额。"根据这一史料记载,明州与妈祖信仰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十分密切的关系,已演绎成真实的历史事件,其情节概述如下:

北宋宣和五年(1123)初夏,风和日丽,碧空晴天,繁荣的明州港迎来了一次远航盛事。遵徽宗皇帝的旨意,给事中路允迪等乘定海(今镇海)打造的两艘神舟,与数艘客舟组成庞大船队乘风扬帆,出使友好邻邦高丽国。

数日后,北宋远航的船队浩浩荡荡抵达高丽。高丽国王亲临欢迎,臣民万众,载歌载舞,倾国耸观,一片欢歌笑语,四处欢呼嘉叹。

返航途中,船队突遇狂风巨浪,茫茫大海天昏地暗。一艘又一艘的客舟在恶浪肆虐中惨遭吞噬,庞大的“神舟”也被巨浪拍打得危在旦夕,众人仰天求祷……忽然,妈祖身披着红衣,驾祥云显圣于船桅之上,刹那间,船队获救了,幸存的人们跪磕船头,拜谢神女妈祖救危解难之恩。

回国后,路允迪等将使团船队在海上遇难时受妈祖保佑之事察奏朝廷,徽宗皇帝闻后龙颜大悦,挥毫钦赐"顺济”庙额。于是,妈祖神佑的故事传遍朝野。从此,妈祖信仰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并且借助明州,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妈祖则成为中华民族的航海保护神。

明州与妈祖的渊源关系,根据上述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发生的背景及所涉诸相关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有;

(1)我国进人宋代后,由于对日本、高丽等国为主的海事活动日益频繁,以及无法通过北边的丝绸之路与外部联系,中外交流的通道渐渐转移到海上来。可是海上交通受到造船技术的限制,人们认

宁波历史文化二十六讲

识到性情暴庭的大海吉凶莫测,对海洋产生了一种提俱,追使人们必然找到一种力量支持自己,对抗大海的威胁,于是航海保护神南运而生,妈祖信仰从福建一隅向全国范围传播势在必行。

(2)妈祖信仰既是朝赶出于安定民心的需要,同时又正好符合广大民众寻求精神依托的愿望,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影响深广的民间信仰,而官府的不断崇祀、册封,又推波助澜地便妈祖信仰日臻完美,

(3)明州是我国宋代三大贸易港之一,朝五十分重视市舶贸易并专门在明州设立市舶司(用以征收商税,经营海货的专买专卖,以及管理海外诸如高丽等国的朝贡等事务)明州知州楼异,在朱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奏请微宗准许,在明州特设高丽司(即高丽使馆)

(4)宋时明州造船业十分发达,几次出使高丽的船都是由明州打造。如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曾派使臣安焘陈睦往聘高丽,就指令明州打造两艘大船,一曰凌虚致远安济神舟,一曰灵飞顺济神舟到宋徽宗宣和年间派徐兢出访高丽,朝廷又在明州打造了两艘巨型海船,一日鼎新利涉远康济神舟,一曰循流安逸通济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在首,屈服蛟螭。所以晖赫皇华,震慑海外,超冠古今。是宜高丽人迎绍之日,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也。"(徐兢《宣和

奉使高丽图经》卷四《神舟》)

(5)宋徽宗御赐“顺济"庙额是妈祖信仰传播中重要之事。从海船船名到妈祖庙额均以“顺济"命之,反映了宋代向往海洋,敬畏海洋征服海洋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心迹。

宋徽宗因宣和五年发生的这起海事活动而萌动对妈祖庙御赐“顺济”额,确立了明州(宁波)在我国妈祖信仰传播中的独特作用和重要地位。

3.源远流长的浙东妈祖文化

浙东是最早接纳妈祖信仰的地区之一。由于浙东地处沿海经济兴盛,商贾云集,各地商人依托宁波港优越的地理环境,开设商号、打造船只、经营货物,繁荣的海上贸易、海外交通促进了妈祖信仰的发展和传播。

宋绍熙二年(1191)即妈祖晋升为“妃”的第二年,福建船主沈法询在明州(宁波)建立了第一座天妃宫(现已毁),遗址在今东门口南侧的江厦街,在宋代这里为航运码头区,是舶商活动中心。

元朝朝廷对保护漕运安全的天妃特别崇敬,宁波是元代漕粮海运航线上的重要港口。天历二年(1329),皇帝遣使祭庆元天妃庙。

明清时期,政府施行海禁政策,抑制海外贸易的发展,宁波港窒息一时,但妈祖信仰在民间并没有因此而淡漠。

清代“开禁”后,宁波港口贸易获得了很大发展,妈祖信仰的传播达到了鼎盛时期。浙东地区的大多数天后宫都创建于这一时期,

仅宁波地区就有大小妈祖庙40余座,最着名的则推庆安会馆。

清代中叶,宁波私营海运贸易业得到了很大发展,航运商帮会馆纷纷成立,这些会馆往往与天后宫建筑合为一体,形成了极富地域特色的妈祖文化。


2022-12-08 19: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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